重構？抑或解構？——讀《華夏邊緣》

王明珂先生的《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一書，最早於1997年由台灣允晨文化公司所出版。但是一經出版，即在學界引起巨大反響，隨後在大陸又推出了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和2013年的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增訂本。在此書中，作者試圖以「族群理論」、「集體記憶」等理論，通過「華夏邊緣」這一獨特視角來回答「什麼是中國」、「什麼是中國人」這一問題。

王明珂先生畢業於台灣師大，於1992年在哈佛大學（Harvard）東亞系拿到博士學位，長期擔任台灣「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長期從事歷史人類學研究，其主要著作有《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游牧者的抉擇》，以及《尋羌》和《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等田野雜記及隨筆集。而王明珂先生的人類學學術旨趣和學術訓練主要萌發於哈佛讀博期間，據其自述：「在哈佛讀書期間，當時東亞語文系缺少中國古代史的老師，我因此因禍得福，修了許多人類學的課程，族群理論學說也是在修杜磊（Dru Gladney)的課時了解到的。」而其考古學的知識則來源於其指導老師張光直先生。可以看出，博士期間的課業和訓練於其學術旨趣的確立擁有重大影響。

以下討論，筆者主要基於1997年台灣允晨版的《華夏邊緣》，其關於第四部分的修改則加之參以2013年版的浙江人民版的增訂本。

《華夏邊緣》一書主要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邊緣與內涵」，分為三章，主要介紹了作者所依據的「族群理論」「結構性失憶」等社會學、人類學學說，以及作者從「華夏邊緣」的視角出發，討論華夏的形成及變遷。「族群理論」是由巴斯為代表的學者所提出的觀點，即：「族群」是由它本身組成分子的認定範疇，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邊界」，而非包括語言、文化、血統在內的「內涵」，一個族群的邊界，主要指社會邊界。在生態性的資源競爭中，一個人群強調特定的文化特徵，來限定我群的邊界以排除他人。隨後又出現了強調「資源競爭邊界」的「工具論」，和強調「根基性情感聯繫」的「根基論」兩大族群認同理論，但前者容易陷入「社會分層」的無限循環之中，後者則成為一種無法琢磨，難以表述的「族群情感」。而「結構性失憶」是由人類學家埃文斯·普里查德所提出，在P.H.古立佛的研究而為大眾廣為認知。所謂結構性失憶即是在族群認同中，通過忘記或虛構祖先的方式來重新整合族群範圍。在社會學研究中，則屬於「集體記憶」或「社會記憶」的範疇。而所謂的族群「文化親親性」正是通過不斷的集體記憶所形成的。

第二部分則是「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分為三章，以青海河湟地區、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和西遼河地區三個區域的游牧社會的形成，論述了在生態變遷的大環境下，該地區怎樣由農耕社會轉變為兼涉農耕與游牧的生產方式，又如何最終選擇了游牧社會的這一變化趨勢。新時代晚期河湟地區的馬家窯、半山、馬廠、齊家文化遺存均顯示在這一地區農業與定居生活的形成與發展，而齊家文化時期（約公元前2200-1700年），這一地區的農業活動也發展到了巔峰，並發生了一些轉折，而這很可能是隨著養羊取代養豬的放牧方式的變化，一些農民可以遷徙的較高海拔地區，於是以農業為主的齊家文化生活方式開始瓦解。隨後的辛店、卡約文化時期，據考古發掘的生產工具和墓葬動物骨骸發現，這一時期的游牧活動的逐漸擴大，從而形成了河湟地區的游牧社會。而在農業資源不足又不穩定的情況下，游牧可以成為一種特殊適應，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進步。而這樣的生產方式則產生了一種平等自主的「分枝型社會結構」，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決策權」分散在每一個牧團中，甚至每一個游牧家庭中。而這樣「不立君臣，無相長一」的社會狀況又成為「夷夏之別」的重要特徵，成為「華夏邊緣」。

在鄂爾多斯及其臨近地區，由於新時代早期與南方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生態環境的相似性，這一地區成為了這些農業文化的邊緣地區，但是隨著公元前2500年以後的氣候持續乾旱化，這一地區的農人被徹底趕走，直至公元前1400年，晉陝北部山地地區從事混合經濟的武裝化人群的出現，如李家崖文化人群，而這正說明了氣候乾旱化迫使農業邊緣地區的農業南移。同時，由於生態環境的所限，不能久居一地，也要不斷爭奪生存資源。並且隨著馬匹的馴化，最終成為春秋以後所見的北方游牧社會。

在西遼河地區，夏家店下、上層文化的缺環則明白的指出了這中間出現的社會變化，而這一變化很可能是夏家店下層文化晚期氣候乾冷化導致。夏家店下層文化是從事農業的文化類型，並且從考古遺存發現，其與商文化的交流也十分密切。而夏家店上層文化則變為，粗放農業的盛行，鬆土工具的消失，定居遺址的減少，武裝化傾向的出現。同時由於南方燕國的分封及其附近地區的逐漸華夏化，這一地區也開始游牧化，也開始變為華夏邊緣。尤其春秋時期尊王攘夷為代表的華夏認同的強化，終於造成了這一邊緣的確立。而燕長城、秦長城的修繕則是這一邊緣的具象化。

第三部分是「華夏邊緣的形成與擴張」，作者首先通過大量的考古學者的觀點來探索周人的族源，但通過考古器物的相似性或者相異性來構建古代社會人群的時空分布關係實際上是很成問題的，客觀的考古文化現象如何與人群主觀認同建立起聯繫成為考古學者面前的大問題。然後對周人與姜姓之間關係的論述，講述周人如何一步一步成為華夏，又是如何對西方的「戎」進行異質化論述的。

隨後從華夏邊緣——吳越地區的華夏化歷程講述一個地區的主觀認同對族群認同的重要性。太伯奔吳成為了一個追溯祖源，不斷強化的歷史記憶，並對當地產生了重要的華夏認同影響，如季札的事迹。同時由於這一地區的「華夏認同」，考古學者有意挖掘「北方青銅器類型」而忽略當地的文化遺址類型，文獻文物成為了集體記憶的媒介。

而羌族地理概念的向西漂移，則表明了華夏邊緣這一不斷動態的變化，而由於河湟地區的不適宜農業的地理環境所限，華夏邊緣也就止步於此，而這裡的生態也孕育出賴移動、分裂性社會結構、平等自主的游牧社會，而這樣的人類生態，與定居、中央化政治權威、階層化的中原帝國適成對比。因此，中原帝國難以將此地納入華夏。

而漢代華夏對四方異族的多元意象也標誌著自我與他者之分，標誌著漢人的族群認同的形成。但是華夏一直在變化，邊緣也在變化，對四方異族的想像也在變化。對於朝鮮、越南等地，華夏也從未放棄同化認同的努力，但這些地區由於資源的競爭關係，不願進入華夏之中，並且通過創造的族群認同（檀君朝鮮）對抗華夏的族群認同（箕子朝鮮），並創造一系列客觀文化（文字語言等）來標明異質性，最終也成為華夏。

第四部分是增訂本與允晨本差異較大的部分，允晨本通過兩個具體的實例，台灣的族群認同變遷與新中國後的羌族族群變遷，來重述其觀點，而增訂本則是以史語所的民族志調查為例子，論述近代華夏邊緣的再造及其微觀過程，並提出國族理論的認同概念。

以上就是本書作者的基本內容。筆者草草總結了一下。簡而言之，就是作者認為族群認同主要在於人們的主觀性而非客觀的特徵，並且通過集體記憶的手段，強化或者改變其族群認同，達到要麼分享政治資源的目的，要麼確立我者與他者的區別，確保自我資源。作者所依靠的巴斯的「族群認同理論」與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頗有幾分相似之處，但是正如安德森所承認的那樣，「中國的情況有些不同」。所以族族群認同與國族認同的區別是什麼？尤其是對於中國這樣特殊的歷史情境。並且是否是單一的民族國家理論能夠推翻中國歷史緯度上的王朝觀念？

第二點，作者以「華夏」代替了「中國」的稱呼，可能一來由於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實體指稱古代中國的歷史論述可能會出現不必要的麻煩。二來則是由於作者的特殊情境，身在新的「華夏邊緣」，對中國一詞的運用可能會惹來詬病。大概於此，作者使用了更偏於文化意義上的「華夏」一詞來論述其理論。但這樣論述又存在很多問題，一來，「華夏」無法取代「中國」一詞的豐富含義，「華夏」可能更偏重於漢族文明一種文明中心自謂，作者天然就把「華夏」與「蠻夷」進行了分離，構建華夏與華夏邊緣的認同，這樣論述歷史是否符合歷史真實？一種大的中國認同，歷史上是否就不存在呢？如果不存在，正統之爭又是為何？南北朝時期，北方政權呼南方政權為「島夷」，南方政權呼北方政權為「索虜」，運用作者在「建構的史實」背後看其觀念，這樣的稱呼是否就是有一種中國認同的矛盾之爭在背後呢？再者，如果只有華夏與華夏邊緣，那麼「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歷史現象又代表了什麼呢？

第三點，可能限於作者的學術旨趣，作者未對「國族認同」之前十分重要的「帝制晚期」作出論述，元清二代以異族入主中國，華夏邊緣成為了「龍興之地」，這樣的變化對華夏邊緣的族群認同又產生了何種影響呢？而且，在這一時期，真正意義上的「近世社會」開始孕育、塑造著，經濟發展對中國認同是否會產生一種積極的影響呢？而且如作者所言，有邊緣才有我者與他者的確立，那麼宋代中國出現的邊界意識，和多次堪界的歷史事實，代表一種什麼樣的「國家認同」呢？

誠然來說，《華夏邊緣》一說最大的價值在於較早的向中國學界介紹了人類學理論和社會學理論學說，而且加之作者豐富的田野經驗，羌地、羌族的描述與介紹大大豐富了歷史學的書寫模式，作為人類學考古學中重要的田野方法，運用的歷史學之中，對歷史人類學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但與側重民間文獻的華南學派不同，作者所代表的學術流派則更重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華南學派更像是歷史學研究，而作者則更像是人類學研究。如何將歷史文獻更好運用，無論是史實的考訂還是歷史觀念的探討，都將推動著歷史人類學的進一步發展。

看似作者想要重構出「什麼是中國」這一重要問題，但是在解構了傳統中國後，作者筆下的華夏邊緣與華夏的對立意味開始了擴大，作者不知是有意或是無意，忽略了中央政權對華夏與華夏邊緣的融合所做的主客觀努力，並且由於歷史環節（帝制晚期）的缺失，作者也無法很好的提出作者想要解決的問題—「什麼是中國」。從先秦直追近代，但近代華夏邊緣是否是「再造」？還是有沒有所謂的「華夏邊緣」，以本書代表的後現代主義特點的質疑結束本文—「華夏」與「華夏邊緣」是否也是一種歷史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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