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讓我很挫敗的網癮戒斷個案丨清醒故事

文/Ring?Jane

在我做社工的路途上，最感到有挫敗感的，應該就是有關網癮戒斷的個案了。

那是4年前，我拿著可憐得根本不像重點大學畢業生、也完全不能養活自己的工資時，為了謀生，我開始了苦逼的兼職。兼職，是在一個社區里開展個案。為了配合政府開展的社工項目，每個社區必須找出兩個「問題人或者家庭」。當然，如果沒有，那社區的大爺大媽就得想法設法，就是變也得變出兩個來。聰明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就會先問問我們，社工點頭了，再上報：「姑娘，我們這裡有個孩子天天逃學，還騙家裡錢，你們能管嗎？」「小夥子，我們社區有個脾氣壞，還有嚴重腎病的下崗女工，你們能給治治不？」……

每每此時，我總會幻化到有一個白環環懸在我們腦頂，還有對兒白絨絨的大翅膀忽閃在背後——難道，我們真的是斬草除根、妙手仁心的醫者？噢，可是，專業告訴我們：我們社工，不是醫誰的，而是「用生命感染生命的人」。在怎麼也和居委會大哥大姐、大爺大媽講不明白的時候，我接受了人生中的第一個網癮戒斷個案——一個二十四、五歲，高高壯壯的男孩兒又失業在家了。據說這已經是他第N+1份工作了。爸爸早逝；媽媽病退在家，每天不是和兒子話不投機半句多，就是牢騷滿腹。

當我開始請社區工作人員幫忙和案主約見面時間時，當頭一棒迎面而來「你可千萬不能自己一個人去他家啊，小姑娘自己去，很危險的。你要去，就帶上個男同事。」這個話，是該讓我感動，還是該讓我頭疼呢？也許，他只是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沒有一技能養家糊口之長；也許，他只是沒有自我認可、沒有獲得肯定，變得沒有自信；也許，他有很多想法，和媽媽因為缺少溝通，就此變得話不投機；也許，……社區的工作人員，作為每日與這對母子低頭不見抬頭見的人、作為引薦人，這麼輕而易舉不負責任的貼標籤，有沒有想過：負向的標籤，只會讓破罐子越來越破摔呢？！

第一次見面，案主的媽媽還是很尊重我們的，說話總是客客氣氣的。案主就像一個調皮的孩子，時而喝喝飲料、時而在桌子上寫寫畫畫，要不就是收收菜。記得因為媽媽提示他要有基本的禮貌，兩人當場就小開戰了。

從第二次個案起，案主一直在約定的時間待在他自己的房間里，一般會在個案結束前的5分鐘隔著門和我進行幾句交流。過程中，我能隔著門聽到他玩遊戲時的興奮。這樣的情況，我一直很難和他建立起專業關係，更別說開展專業工作啦。每次，案主的媽媽都會和我反覆的述說她的身體怎麼不好、她兒子怎麼不聽話。為了能取得她的信任，我和我同事在個案時，甚至看見阿姨要吃藥，就馬上有眼力價兒地給她倒水；她在非飯點準備食材，我就馬上幫她摘菜；她想說柴米油鹽醬醋茶，我就以一個也常常要買菜、但又什麼也不懂的姿態，馬上向她請教；她想說兒子不聽話、不爭氣，我們也要先表示出認同，再進行否定……。想想那會兒，為了能儘快建立起專業關係，真是什麼招兒都使了。

可是，努力總是看不到成效。每次在督導會上，我還總是會被督導責備。督導並沒有一起去個案，她也沒有充分了解個案開展情況。記得一次督導會開始時，督導上來就說「建立專業關係的方法很多啊！她要做飯，你就幫她摘菜、洗菜，必要時，你也可以炒完菜再走！」

那時候覺得：不僅僅是案主不懂得、不接納社工是幹嗎的、為什麼要找到他們；督導也是參差不齊。連手下的社工，都不能給予傾聽，那督導怎麼建議案主呢？怎麼教社工呢？明明是自己儘力做了的，卻被責備為沒有這樣做，所以才不能推進個案。心中又替自己委屈，又為社工專業委屈。四年後，我在一個著名的醫療救助機構工作時，發現整個機構只有我一個社會工作專業背景及經歷的人。當主管說：「所做的事情，不用按社工理念、方式來，擺擺樣子就成了」、「一周內，你不能讓項目開展到中期，我就找別人」這樣無知、威脅的話的時候，我對中國大陸的社工情景，甚為擔憂，但不再感到撕心裂肺的疼了，因為已經疼了很多年，麻木了。

從秋天，北京很快進入到了冬天。那時候，每個周日，我都會起大早兒，從東城區趕到丰台區，做完第一個個案，湊合一口午飯，再趕到第二個案主家。有時候因為時間緊張，甚至連口飯都吃不上，晚上再整理完當天的記錄，只能和夜宵合併到一起。

那天的運氣好像是手裡的風箏突然斷了線，飛跑了，不再屬於你一樣的差。前一天因為住在朋友家，就5點多起床，6點出門，從通州趕到丰台，路上花費了3個小時，但第一個案主的奶奶死活不讓案主再做個案了。無奈，我也只能約定下次再見。可是之後，社區的工作人員除了表示千分萬分對不起外，也表達了案主奶奶堅決迴避個案的無奈。

不同於往常，那天我只能等時間耗過，熬到下午個案的時間，開始下午的個案。吃驚的是，敲門，毫無應聲。再等5分鐘，還是一樣，從地下室爬到太陽下，哆哆嗦嗦的掏出手機給案主媽媽打電話，還好她說十分鐘後就會回來了。曬著太陽等十分鐘，也還是不錯的！

二十分鐘後，案主媽媽趕回來了。看起來，她的氣色比以往要好些，但談話一開始，她就在反覆地說她最近怎麼怎麼身體不好、時日不多啦。當我和同事把話題引到案主身上時，案主媽媽就會再把話說到她自己身上。當我直接說想與案主直接對話時，案主媽媽說他其實根本沒在家。也告訴我們；個案就這樣吧，以後也不打算再繼續了，就讓案主自生自滅吧。

在案主媽媽的直視下，我和同事離開了他們居住的地下室。總感覺不對勁的我，又提議重新回去看看。同事尊重了我的判斷，陪我又返回去了。這次，證明我的直覺沒錯——案主和他媽媽的房間雖然分立兩側，但都鎖著門。貼近案主的房間，可以聽到遊戲的音樂聲、他激動的叫嚷聲。我開始敲門了，房間里傳來的依然是遊戲的聲音，沒有人應答，更沒有人開門。再試試案主媽媽的房間，靜得讓人毛骨悚然——連應和的聲音都沒有，透過不嚴實的門，可以聽到屋裡的人在躡手躡腳地移動。

半個小時過去了，再堅持下去也是無意義的等待。隔著門，我告訴案主媽媽：如果對個案有什麼不理解或感到不舒服，可以與我們進行溝通。如果覺得我們在工作中有問題，可以提出來或者進行投訴。希望下周能面對面地交流。

按照慣例，周三我和案主媽媽約時間時，就變成了直接的拒絕。記得我連續約過兩、三次，都是拒絕。那時，因為項目時間接近尾聲，督導下令個案訪談暫告段落。剩下的時間，用來完成報告。

訪談中的不配合，到達後閉門的不見、不應聲，項目的強硬指標，從個案開始時，就陪伴著我們。讓我在工作中壓力大到每天只能睡著3、4個小時。在對自我不斷的調整和對個案的分析中，雖然接受了個案結束的現實。但對那種無力的挫敗感，一直有一種懼怕。

「癮」的形成，往往和家庭氛圍相關。而這，也是中國人往往抱著「家醜不可外揚」的心態來迴避的。當案主選擇放棄時，社工也不能強行繼續。

社工對人、家庭的影響也不是立竿見影的，這往往需要3-4個月的時間，這是一個過程。急於求成、想越過過程得到結果的案主心態，讓我們往往敗給了時間。

第二年年初的某天上午，我的手機接連接到了大約十條錯字連篇、語句不通順的簡訊。是案主媽媽發給我的，她在信息中說：案主已經出去找工作了，也找到了一份工作。因此，每天玩遊戲的時間也減少了。現在，案主和她的衝突也減少了很多。這於他、於這個家庭都是一個喜訊。這是他自己的改變。

直到現在，雖然已經過去三年半了，但我仍清晰地記得案主媽媽簡訊中最後和我說的一句話：「這是他自己的改變。」

不是責怪，只是社工這個專業現狀就是這樣——不被認可、不被接納。但我相信這個專業、從業的人會像案主那樣有所轉變，也會像我對挫敗的認識一樣慢慢轉變。

（封圖攝影：Sigma Sreedharan）

作者介紹：Ring?Jane，姑娘一枚，首都師範大學社會工作本科。2007年至今，服務於北京多家NGO、社工事務所、基金會，服務不同領域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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