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互聯網思想的三個基石與一個困境

導讀

互聯網正以驚人的速度、廣度和深度改變著我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我們想知道，它還會在哪些方面顛覆和改造我們所熟知的一切？這些令人氣喘吁吁的變化，到底意味著什麼？

正文

1984年春夏之際，我心潮澎湃地看完了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編導的專題片《信息時代》。片中有一句話：「窮國和富國，從此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同一起跑線」，就是指「信息時代」。時至今日，互聯網正以驚人的速度、廣度和深度改變著我們的工作、學習和生活；我們想知道，它還會在哪些方面顛覆和改造我們所熟知的一切？我們更想知道，這些令人氣喘吁吁的變化，到底意味著什麼？

帕斯卡爾（Blaise Pascal ，1623－1662）說：「思想成就人的偉大」，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其實，人們對思想的理解，除了「史詩般的激情」之外，還有一個強烈的動因，就是試圖獲得橫掃一切的能量。在我所親歷和見證的互聯網歷史中，總有一個疑惑如鯁在喉，那就是：對於信息時代，我們憑什麼「這麼說」？我們何以真切地確信，所言不差？我們可以從文本中接受來自大洋彼岸的信息，從眼花繚亂的數碼產品中領略強勁的科技旋風，但我們卻總是「聆聽者」、「接受者」、「讚歎者」的身份。

在細究互聯網發展史，考察消費社會的興起，以及重新審視現代性和後現代性之後，我認為，可以把複雜性思想、社會網路和公共空間看作互聯網思想的三個支柱；而隱私與知識產權則是互聯網思想的一個困境。

複雜性思想

凱文 · 凱利在《失控》一書中強調：失控並不可怕，反倒是秩序湧現、生命誕生的活的源泉。複雜性思想啟示我們兩點，第一是要擁抱不確定性，要同我們腦子裡根深蒂固的確定性、還原論的思維方式做鬥爭，學會超越確定性和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第二，互聯網是「活」的，充滿了有機體、生命的特徵，是多樣性的、自組織的、共生演化的。互聯網已經成為這個世界存在的背景，「交互」、「湧現」都是很重要的關鍵詞。

已經有很多比較成體系的知識描述複雜性，主要集中在突變論、分形幾何、非平衡熱力學、非線性動力學、凝聚態物理學、流體力學、協同論等領域。但是，複雜性拒絕將「複雜」一語收編在任何既有的知識體系中，它本身就是結論：這原本就是一個悖謬叢生的世界。複雜性是介乎秩序和混亂之間的邊緣狀態，是意蘊豐富的狀態，活力四射，充滿各種可能性。目前，微博、微信、淘寶都積累了大量數據，大家覺得這些數據都是金礦，希望深入挖掘，但是怎麼挖呢？目前的思路還停留在探索現象的階段，還是還原論的方法。還原論往往對應著同質化，排斥異質性，所以應該用複雜性思想去研究微博、微信中湧現出的行為。

複雜性有五個特點。

第一是「高度結構化」。結構，是20世紀下半葉流行開來的語言、文本、組織、生態、宗教和社會形態常用的分析用語。比如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對能指和所指的劃分，列維—施特勞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對文化結構的劃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對人的自我結構的劃分等等。高度結構化，強調觀察和思考的視角必然是整體論的，無論這種結構我們是否能夠辯別、釋讀出來。

第二是「非高斯分布」。高斯分布，即正態分布，假設所有個體獨立存在，並且是均質的。《爆發》一書的作者巴拉巴西（Albert-László Barabási）發現，在互聯網中，這種獨立、隨機的分布場是不真實的。互聯網世界，越來越呈現出真實世界中的差異性、異質性、多樣性，是符合「冪律分布」的。無論是安德森的「長尾模式」，還是「二八定律」，或者「佔領華爾街」的口號「99%：1%」，都是巴拉巴西所言冪律分布的一種表現形式。

第三是耗散結構下的非線性。耗散結構表明開放系統不可避免，表明任何試圖描述某個對象的符號體系，都註定是「降維」後的結果，即降低難度係數之後簡化的結果。非線性，意味著不可重複。傳統科學總是假設光滑的、可微的數學物理方程，但是事情並不總是「如此簡單，如此漂亮」！

第四是臨界相變和自組織、湧現。物質的「相」，是格局的轉變，也就是結構的轉變。相變，就是這種存在樣貌、架構的轉換。液相到固相、氣相的轉變，就是相變，不是種性層面的改變，只是樣貌不同了。《金剛經》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裡的相，就是指外在的樣貌、表徵。臨界相變，要特別關注內外條件作用下，相的轉化和遷移。這時候所激發出來的狀態是豐富的，也是最好的洞察事物本來面目的機緣。

第五叫「結構變異」，時空不對稱。古希臘哲學家如亞里士多德，將萬物歸結為水、火、風、土四大元素；東方聖哲們則認為這個世界就是太一。太一之下，萬物都是「象」。結構變異，其實說的是「結構的可變異性」，即可以相互轉化。這種看上去玄虛的哲學思想的背後，是生生不息的、萬物有靈的思想情感。這個思想情感需要完全不同的時空觀。時空不對稱，正是讓萬物之聯通、扭結、聚合、生化，有了一個生機盎然的所在。

研究複雜性無非是回到事情本來的面貌，這種原貌是沒有經過簡化處理的，保持了「毛髮叢生」的狀態。你不能用奧卡姆的剃刀把它剃光，在這種情況才能能夠真正「解決」複雜性的問題。不，複雜性的問題不是需要「解決」的，是要「超越」。那麼，複雜性給我們帶來哪些啟示？

第一，複雜性提示我們還原論還有很大的生存空間。但是，如何理解還原論和整體論的關係？貝塔朗菲（Ludwig von Bertalanffy，1901－1972）創立的系統論，其實是一種「巨型」的還原論。它還是希望用清晰的、光滑的方式，來刻畫所謂「終極真理」，並且相信我們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思維來駕馭它。這些信心滿滿的理性主義還原論，骨子裡有強烈的「收編慾望」，相信所有新的發現，新的原理，終將歸併入同一個宏大的科學體系。這種科學的理性精神或者說信仰，已經深入骨髓。這種不可遏止的理性衝動，是現代性的來源。正如鮑曼（Zygmunt Bauman，1925—）分析的那樣，它會讓壟斷企業、權勢集團，讓政治上的極權主義、集權社會，讓老大哥式的宏大敘事生產出來。所以，傳統科學在給我們諸多成果之餘，也使得我們的思維模式根深蒂固，以至於很難與另外的語境對話。

第二，複雜性告訴我們「確定性」和人的關係，以及「可知的限度」是什麼。文藝復興解放了人，甚至「殺死」了上帝。從此，人失去了宗教意義上的確定性。確定性以及附著在確定性上的意義，都被生動的、現實的世界一一粉碎。但是傳統的科學精神卻許諾我們一個確定性的世界，好像宗教教義許諾我們的那樣。再想一下，互聯網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呢？是秩序井然的嗎？我們希望它如此嗎？這個問題可以從複雜性角度來思考。我不認為這種思考是反智的，因為理性最可貴的品質不在於它能計算很多問題並且分毫不差，而在於它可以用來懷疑自己。理性的思考是建立在悖論的基礎上的，而不是驅逐和迴避悖論。

第三，我們可以用複雜性思想理解科學與藝術的關係。文藝復興之後 ，人文與科學的分野日趨嚴重。互聯網能否迎來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匯合？我相信，這種匯合不是表面上的一團和氣，而是深層次的、痛苦的融合。為何痛苦？傳統的科學往往致力於驅逐悖謬，致力於尋找乾淨的、純粹的、自洽的科學圖景，這種科學觀也許需要改變。這個問題在當今的科學界尚未取得廣泛的共識，但互聯網有機會促成這種轉變。互聯網可以容忍差異性，丟棄理性基礎上的共識，更多的交流發生在「會意」層面而不是「同意」。

複雜性，是理解互聯網精神的重要支柱。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認識互聯網的信號燈、標誌線將會是模糊的、混亂的，你一不小心就會落入兩分法、確定性、還原論的慣性軌道。這時候你會很愜意，很舒服，也很習慣，但這會離「互聯網狀態」越來越遠。我們要對今天世界的種種變化跡象保持敏感，要知曉這種變化絕不是數量的變化、質量的提升，而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只不過，它暗藏在毫釐之間。保持敏感，你才能看到更細微的頻譜。在這個過程中，要學會在不同語境中跳轉，邏輯未必會連貫，語義也未必清晰，但是，你會越來越習慣在雙重、多重語境下思考問題。還原論的邏輯思維並未完全失效，但是我們要學會超越它。

社會網路分析

互聯網的第二個重要的基石是：社會網路。

自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創立社會學以來，這門學科一直遮蔽在經濟學的光輝之下，其基礎首先是經濟學。經濟學給出了人性假設，傳統社會學只不過是研究「經濟基礎」的一部分「上層建築」而已。1968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艾倫 · 巴頓（Allen Barton）曾經這樣評價社會調查方法：「在過去的30年里，經驗性的社會研究被抽樣調查所主導。從一般的情況而言，通過對個人的隨機抽樣，調查變成了一個社會學的絞肉機——將個人從他的社會背景中撕裂出來，並確保研究中沒有任何人之間會產生互動。」「社會學的絞肉機」，形象說明了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所言社會學研究中的「低度社會化」問題。這種「把個體從他的社會背景中抽離出來」的方法，在今天的互聯網環境下受到挑戰。

從「低度社會化」到「過度社會化」，社會學的傳承經歷了一番波折，主要表現在對人際關係的發現。從1924年到1936年，科學管理深入企業管理實踐，美國西屋公司在霍桑工廠進行了一場斷斷續續的著名實驗。實驗的初衷是想證明電力、燈光等工作環境因素，對人的工作效率是有正面激勵作用的，然而實驗結果卻並非如此。勞動者的生產效率跟車間的燈光亮度並非顯著相關。為什麼如此？1927年冬，哈佛心理學家梅奧（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等人受邀參加了中途遇到困難的霍桑實驗。在實驗的基礎上，梅奧分別於1933年和1945年出版了《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和《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兩部名著。霍桑實驗指出，人不是經濟人，而是社會人，不是孤立的、只知掙錢的個人，而是處於一定社會關係中的群體成員，個人的物質利益在調動工作積極性上只具有次要的意義，群體間良好的人際關係才是調動工作積極性的決定性因素。後來，研究霍桑實驗的盧因（Kurt Lewin，1890－1947）到了麻省理工學院，創立了群體動力學研究中心，繼續進行情境研究、群體動力學研究。

格蘭諾維特於1980年代指出了「低度社會化」和「過度社會化」的問題，「低度社會化」指大量數理分析、大量模型的運用，離社會學真的很遠。「過度社會化」，則忽略了人的自由意志，強調大一統的理論架構。社會網路分析還談不上有一致的理論體系，清華大學羅家德教授的《社會網路分析講義》將其總結為七種理論：機會鏈理論、二級傳播理論、弱連帶理論、鑲嵌理論、結構洞理論、強連帶理論和社會資本理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社會資本不像貨幣資本、實物資本有明確的所有權，而是必須在使用中存在，也必須在與他者的關係中存在。社會資本是越用越有價值，越分享越好。這跟互聯網的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社會網路分析方法，是把群體和個體納入相互連接著的網路環境下研究，但限於客觀條件，之前的研究範圍往往局限在小樣本、局部環境的個案空間內。互聯網提供了大範圍、大尺度、複雜網路分析的可能。無論微博互粉結成的好友網路，還是微信呈現的熟人圈子，獲取關係數據、展現豐富多樣的可能性，已經不再困難。同時，將不同的網路結構疊加起來，組成有耦合的複合網路（超網路）的研究，也日益成為網路分析的熱點。以下七種問題，是社會網路分析中最基本的。

第一叫關係研究。傳統網路分析中的所謂關係，是對連接節點之間連接屬性的描述。這裡所說的關係研究，一方面包括這種關係屬性，另一方面要看關係場，即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說的「場域」（field）對關係的影響。場域是結構層面的概念，首先需要度量一個完整的網路連接，如何形成了具備一定「場力」的輻射能力，比如家族血統的強弱、人脈勢力的強弱。關係研究還有濃厚的文化背景，比如中國本土社會的結構，費孝通（1910－2005）提出了著名的「差序結構」——以血緣為紐帶、長幼尊卑為圓圈，向外逐級遞減。

第二類問題是關係怎樣影響行為。我們把網路區分為兩種：個體中心網路和企業組織網路。當個體納入某個網路結構之後，他的行為受網路的制約、規定和影響，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社會網路分析通常採集一個人的社交圈和他的行為數據，來分析個體行為的影響因子，「易感」指數等等。企業組織網路也是如此，個體在網路中行為，並非只是受與之直接相連的節點的牽制、影響；事實上，還有整個「氣場」的影響，而且有時候這個「場力」還更重要一些。

第三類問題是場力如何決定個體的位置。當個體處於一張大網中的時代，勢必會受到各種影響，有些影響會改變個體行為，有些則會改變個體所處的位置。個體在網路中的位置，一個是靜態的位置，就是你目前所在的位置；另一個是潛在的位置，就是你非常有可能下一步落在哪裡。關係如何促使一位置生成？機會鏈理論和結構洞理論告訴我們，位置並非是「空」在那裡，而是等待你去識別、發現。影響一個公司重要戰略決策的可能是小圈子裡的某個人，不見得是總經理本人，甚至可能是局外人把握著話語權。位置的變化，既是對個體的影響，又是對結構的再造。

第四類研究是個體在結構中的位置如何影響行為。這個問題是對前兩類問題的進一步深化，舉個例子來說。微博比較火的時候，有投資者說：考察一個創業者的能力，有個很好的指標，就是看他過去半年的微博。為什麼呢？第一，發微博不是那麼刻意，能夠比較真實地反映創業者的狀態；第二，微博上的關注與被關注，可以刻畫出創業者的社交網路；第三，關注微博的時間點，會反映其工作與生活習慣；第四，根據對其微博的文本分析，可以了解其知識和興趣圖譜。這些，其實就是一個人在社會網路中的位置，與行為之間的連鎖關係。

第五類問題是個體行為如何影響網路結構。如果個體行為是大幅度、大範圍，或者是關鍵性的，就可能改變整個網路的結構。比如一個關鍵節點，如橋（Bridge）節點、中樞（Hub）節點的變化，比如微博上大V的行為，就可能引發網路結構的動蕩。

第六類問題是網路結構如何影響群體行為。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較少。網路結構的變化可能引發網路節點的多米諾效應，引發大面積崩潰的重大事故。電網、交通網路、流行病網路，都存在這種可能。多米諾效應可能暗示了某種邏輯鏈條，事實上，在複雜網路上，更多的情形是，你可以發現某個區域、某個網路結構崩塌的臨界點，但你未必能抓住所謂因果的鏈條。面對複雜的社會網路、生物網路，我們可以鎖定網路的穩定性、脆弱性，給出某種可能性的描述，但很難寫出確定性的議程來表達這種複雜現象。

第七類研究，是群體行為如何凝聚為場力。在群體行為背後，是怎樣的網路場力？意見領袖、引爆點、多級傳播可能只是表象，背後的網路能量是什麼？如何進一步預測這種場力對其他個體的影響？這是很實際的問題，輿論傳播理論、流行病傳播理論都關注這個領域。

社會網路分析，一方面是結構對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是行為對結構的影響。群體行為與個體行為，到底會呈現什麼樣的格局？將這個七個問題循環來看，才是演化的思想，是真正動力學的思想。研究社會網路已經有很多成果。電子科技大學周濤教授有一篇綜述文章《人類行為的時空特性的統計力學》，對人類行為的時空變化規律，給出了詳盡介紹，在呼叫網路、社會推薦、交通問題、城市規劃、流行病學等領域，都有鮮活事例。我個人比較看好中科院王飛躍教授大力鼓與呼的人工社會和ACP方法（A指人工系統Artificial system; C指計算實驗Computational experiments; P指虛實系統的平行執行Parallel execution）。人工社會的基本思路是在計算機上建立某種模擬模型、模擬環境，同步捕捉過程信息，對特定對象的複雜網路過程進行模擬，並與真實的結果相比照，進而用於預測、機理分析、解釋等領域。ACP方法可以計算出不同的情景，並且實時監測平行系統的輸出狀態，給出預測、優化的對照結果，是一種探索結構複雜性的好方法。

公共領域的重建

互聯網思想的第三塊基石是：公共領域，或者叫公共空間。如果說未來會發生什麼重大的社會變局的話，「公共領域的構建」一定是相當重要的、重量級的一個歷史進程。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說了兩件事：一是十八、十九世紀公共領域的興趣，二是公共領域的衰落。我們今天所感受的，依然是「衰弱了的」公共領域。那麼，互聯網是否是公共領域重建的契機？怎麼理解互聯網背景下的公共領域？

十八世紀中葉，伴隨工業化興起的，是歐洲現代城市的膨脹。大量鄉村農牧場主的後代、手工業者的後代湧入城市。當他們與陌生的城市接觸的時候，他們需要模仿城裡人的言談舉止，需要將所有泄露自己身份的痕迹掩蓋起來，需要儘快成為某個社交圈子的一員。這時，劇場、咖啡館、公園、公共廣場等公共場所大量崛起，人們熱衷於無拘無束地交換趣聞，散布消息，打聽別人的隱私。然而，這樣的公共場所畢竟不同於雅典的廣場辯論和廣場政治。這裡沒有公共利益，只有小道消息；沒有對他者的關懷，只有對陌生人的恐懼和提防。所以，當這樣的公共場所「介質化」之後，就勢必使某種公共空間走向衰落。所謂介質化，就是公共場所成為某些固定圈子、確定的腔調、某些流派聚焦的場合。這種圈子使得人和人之間的相處，和陌生人的相處變得更加困難。這種圈子實際上對陌生感是恐懼的。

公共領域的衰落，導致了「逃逸」的出現，不光是理論的逃逸，還包括實踐的逃逸。理論方面，在後現代之後、現象學之後 ，理論不能正視和面對本質問題。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儘管主張「懸置」「終極拷問」，回歸到現象層面，但並不意味著理論可以從此不發聲。後現代的學者拒絕承認任何「主義」的標籤，但也存在著「建設性缺失」的問題。一旦你要建設性，你就必得構建某種基石、體系、假說、原則，就落入他自己唾棄、批判的窠臼。實踐的逃避又是如何體現的呢？那些與主流保持距離拒絕標籤的後現代主義學者們，如拉康（Jaques Lacan， 1901－1981）、德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等人，他們小心翼翼地與一切「格式化語言」撇清關係，沉醉於批判的快感之中。他們批判「宏大敘事」，消解中心，消解權力，消解意義，使得任何試圖重構中心、重構敘事、重構意義的圖謀，都變成「自反」的悖謬。

這種理論和實踐的雙重逃逸，就是我們探討互聯網背景下的公共領域的一個初始條件。如果說工業時代的思維特徵是「自我中心」、「由內向外」的話，信息時代的思維特徵則是「關係中心」、「由外向內」。關係中心，即關注他者的存在；由外向內，即從關心外物到關注內心。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對構建公共空間可以有什麼樣的期許呢？

第一，我們知識工業時代的大眾媒介把公眾變成了大眾（mass），變成了大批量生產，那麼，信息時代的新媒介怎麼讓它重歸公眾？

第二，媒體人的把門人規則可能被顛覆。傳統社會裡，記者被稱作「無冕之王」，被視為天道良心的載體。對於媒體這個「中介」來說，互聯網首先會有一個含義叫「去中介化」。媒體首先是信息的中介。「去中介化」即意味著媒介的傳統信息中介角色，將被顛覆。互聯網在去中心化的同時，也在去中介化。每個人都可能成為目擊者、報道者，真相有賴於社會網路的長期質疑，而不是哪一個媒介觀察者的斷語。

第三，商業化浪潮帶來什麼？媒介與商業機構聯盟，在現代媒介誕生之後就存在了。媒介的「二次營銷」理論，就是基於與商業環境的共生關係。一次營銷把內容賣給受眾，二次營銷把有購買力和消費慾望的受眾，賣給廣告主。新媒體環境下，有人希望這個二次營銷模式依然奏效，即媒體人操弄著微博、微信、客戶端等新式的媒介武器，一邊更快地售賣內容，另一邊更精準地售賣廣告。這是媒介的未來嗎？商業該處於何種角色？

今天我們熟悉的商業環境，是與工業化進程相伴隨的商業化。在這個大框架下，你可以看到GDP主義、增長導向、創富故事、金融大亨，你也可以繼續看到對確定性的迷戀，對預測、控制的不可遏制的偏好。今天的商業化已經變成了癌症。很多拯救地球、綠色能源、救助欠發達地區兒童的事情，最後都不得不變成一個個項目，納入到工業化的滾滾巨輪中，苟且存在。在工業化話語依然強大的時候，探討未來新的商業生態、商業文明，我覺得註定是貧乏的。我們真的能從GDP導向轉變為「快樂經濟」嗎？互聯網時代最本質的經濟特徵，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合一；在「產消合一」的框架上，快樂最重要。也許互聯網會重塑人類，這種重生、新生、再造，並非全然褒義，也許還有貶義呢。

漢娜 ·阿倫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對公共領域的闡釋對我們依舊有啟發意義。凱文·凱利說：「在女性扮演更重要角色之前，Internet不可能更文明。」有學者評述阿倫特，說她顛覆了幾千年來男性學者沉思的裝模作樣。我高度認同。在公共領域裡，阿倫特的觀點是行動。這種行動並非單一的指稱某種具體的行為，而是與言說共同交織在一起的意義的存在。意義並不先於人而存在，意義也並不先於行動而存在。她認為所有與意義相關的東西，都蘊含在真正的行動中。並且，你不是一個人在行動，是人們在行動，這樣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她的公共空間。她說：「行動，是唯一無需藉助任何中介所進行的人的活動，它對應於人的複數性條件，即對應這樣一個事實，是人們，而不是單個人生活在這個地球上並居於世界之中。儘管人的境況的一切方面都以某種方式與政治相關，但這一得數性尤其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條件——不僅是必要條件，而且是充分條件。」

隱私與知識產權

「沒有秘密的社會」，這個說法令人嚮往，也令人恐懼。商業社會永遠在呼喚「誠信」，也永遠在與背信棄義做鬥爭；親情、友情永遠渴望「親密無間」，但卻屢屢受到「魯莽闖入者」的威脅；烏托邦的政治藍圖中，試圖用消滅秘密來達成最廣泛的諒解與合作，但同時為無所不能的老大哥留下地盤。「沒有秘密的生活」，即伊甸園的生活，是純粹生活的標誌。然而，真實的社會生活每每與此相背而行。孔子悲嘆「禮崩樂壞」，《聖經》稱之為「原罪」。爾虞我詐、弱肉強食，以及愛恨離別、勾心鬥角，使得人類代復一代地飽嘗「私慾」之苦。人類在「私」的問題上，事實上落入了精神崩潰的邊緣：意欲去之，心嚮往之。

人們在高聲反對老大哥的同時，其實無不幻想自己可以坐擁山頭、呼風喚雨。這其實是隱私的真相。強調保護隱私者，對窺探他者的隱私其實興緻勃勃。任何商業的競爭、政治的計謀，都離不了對他者隱私的窺探。聲稱隱私的放任主義者，無論多麼大膽，都會為自己留下一爿隱秘的保留地。窺視的背後其實是一種焦慮感——對不確定的焦慮感。假若窺視者所窺視的世界給他一個意料之內的回聲，他將因此獲得存在感；假若在意料之外，他會驚惶失措。所以，思考隱私、隱私權，我們需要新的視角，需要理解複雜性，需要超越在保護和放任之間二選一的困境。在互聯網的背景下，隱私的含義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施者與受者「同體」，是互聯網下身體、思想受到約束、規訓的總體特徵。當施與受無法分離的時候，隱私將不是一個個體與另一個個體的緊張、鬥爭，而是全部集中在個體身上的鬥爭。一方面，人們希望最大限度地保護自己的隱私（潛台詞其實是對隱私泄露帶來的危害的警惕、恐懼）；另一方面，充分連接的、無邊界的、彼此日益交互的互聯世界，客觀上已經在打破各種隱私的邊界。大數據、物聯網、社交網路，以至於腦神經網路的發展，已經日益將每個人的所謂「隱私」轉化為能見度很高的比特信息，透過你不經意的註冊、上傳、購物、瀏覽、轉發、點評等行為，「泄露」在公共平台上。換個角度說，隱私這件事將越來越難以確定，正是因為「個性化運動」的崛起。私密信息本身並不會給人帶來傷害，能帶來傷害的，是對私密信息的惡意濫用。所以，我認為未來互聯網的隱私邊界，將從定義什麼是隱私，轉向尋求對隱私的使用權、解釋權的界定。

在所謂公民記者時代、自媒體時代，媒體傳播已經泛化，任何一個架設網站、開設微博、微信賬號的個體或組織，其實都是在做傳播。廣義上講，人人都是傳播者。在微博等公共空間，你的轉發、評論，不能簡單地「快意文字」，而應該有所思考。一是要看清楚現狀，即，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下，在現行新聞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解讀、詮釋的框架之下，調整自己的行為。二是不滿足於表面的信息採集、故事還原、線索追蹤，藉助具體事例思考新聞事件的社會背景、理論價值，要善於從假設前提入手，推演它可能的變化。隱私權的立法實踐，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與時俱進的，小尺度上如此，大尺度上更是如此。

另外，在傳統媒體里，事實的核查是由媒介機構自行完成的。新媒體時代，事實的核查除了由自己完成，還可以藉助廣大網友的力量來「糾錯」、「糾偏」。當然，這種糾結機制、凈化機制存在一個問題：滯後性。它需要有一定的擴散量，需要擴散一段時間，才可能得到糾正。而且，是「可能」，不是「必然」。那麼，如何看待網路的這種糾偏功能？有些未經驗證的信息在網上散布，事後證明是謠言、中傷，那就可能給當事人帶來損害，甚至是無法彌補的損害。但是，如果僵硬地理解「事實核查」，甚至以此進行輿論干預，就大大偏離了我們討論問題的範疇。互聯網具有自我凈化能力，因為它註定是構建未來公共空間的基礎結構，這一結構更多是自組織的，而不是他組織的。在互聯網環境下，信息傳播的門檻是零。互聯網註定是越來越多的連接，越來越深的連接。裸露態，是互聯網無法避免的一種局面。

隱私的主體是人，機構、企業、法人不構成隱私的主體，沒有隱私可言。但是，機構有秘密，比如商業機密，比如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大致分兩種：版權和工業產權。版權和著作權最重要的體現是文學作品；到了電子時代，版權的外延有了拓展，除了傳統的小說、戲劇、音樂、繪畫以外，還包括遊戲、軟體。工業產權典型的就是商標權和專利權。在這裡，我們主要討論以軟體為代表的新型著作權。

作為新型著作權，軟體有目標代碼和源代碼之分。傳統著作權中，可以認為只有一種「代碼」，你無法想像狄更斯的小說《遠大前程》有1.0、2.0版。把軟體放到著作權法的框架里保護，有兩個問題：第一，軟體的版本是不停更新的；第二，軟體屬於「不完全交易」，你買到的是目標代碼，不是源代碼。傳統的版權體系拿來做軟體保護，根子上是有問題的。

1984年，斯托爾曼（Richard Stallman，1953－）創立了自由軟體基金會。他認為，軟體是人類共同的智力財富，不應該由商業公司據為私有。自由軟體的作者除了擁有署名權之外，放開一切權力，比如改編、編譯、重新裝置、分發、多次安裝等。自由軟體主張徹底的共享主義。這一做法除了與商業軟體勢同水火之外，也面臨一個實際問題：如何激勵志願者工程師？如何持續發展？1990年前後，自由軟體群體出現了分化，雷蒙德（Eric S. Raymond，1957－）提出了開源軟體（opensource software）的概念，承認軟體應當開放源代碼，但也不排斥軟體可以賣錢。時至今日，開源軟體公司的境況並不舒服。商業公司對開源社區的侵蝕、併購，也帶來了很多問題。開源都無法解決問題，說明自由軟體的確是一個烏托邦情懷的夢想。

在工業知識產權方面，萊斯格（Lawrence Lessig，1961－）提出了知識共享（Creative Commons，CC）協議，主張人們更靈活地進行知識共享。這方面的衝突似乎越來越小，而在隱私的問題則越來越擴大化。傳統的隱私觀，集中在對泄露隱私帶來的傷害的恐懼——無論是喪失錢財還是擔憂陷入窘境。互聯網環境下，新的恐懼感恐怕在於我們已經很難定義隱私。因為瞬息萬變的網路存在、錯綜複雜的網路關係、川流不息的網路數據，都使得任何一種試圖「遮蔽起來」的願望，變得不可能實現。門已經打開，不可能關閉了。

今天的互聯網，還只是互聯網的史前史階段。它脫胎於工業文明，繼承了工業文明的物質，比如對速度的熱衷。互聯網也有它獨特的、反叛工業文明的思想基礎，比如拒絕確定性、擁抱複雜性，因為複雜性才是孕育生命的土壤。複雜性要求用「活」的眼光看世界，社會網路希望網路世界是有溫度、有生命的，公共領域希望真正進入人的內心，這些都是圍繞互聯網的靈性復歸。這三個領域的研究都還在初級階段，互聯網也還稚嫩。思想可以是我們的拐杖，也可以成為借口。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1943－）在《數字化生存》里說：「預測未來的最好辦法，就是把它造出來。」 我們需要言說，也需要行動。我們正處於大變革的前夜——所以，我們既要承受痛苦，又要迎接曙光。

本文由鄭小晏改編自段永朝《互聯網思想十講：北大講義》，首發於《管理學家》雜誌，感謝商務印書館的支持；作者段永朝系財訊傳媒集團（SEEC）首席戰略官，中國「數字論壇」發起人之一及成員。杭州師範大學阿里巴巴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計算機學會高級會員、高級工程師，曾任《中國計算機用戶》、《軟體世界》雜誌社常務副社長兼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