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獨為何都親日，這些歷史是你應該知道的

2016年1月16日，台灣地區領導人進行換屆選舉，蔡英文獲勝當選，5月20日，蔡英文正式就任新一屆台灣地區領導人。

民進黨上台，蔡英文對「九二共識」的態度模稜兩可，使得兩岸關係蒙上一層陰影，社會普遍開始表露出一種擔憂的情緒，其原因在於我們傾向於相信民進黨是支持台獨的，他們上台後將不利於兩岸的和平統一進程。

當我們談論台獨的時候，我們總是認為台灣的老一代人是不支持台獨的，支持台獨的是台灣的年輕一代，因為他們從小就和大陸沒有交集，和我們的文化認同感不強，我們甚至認為台灣的年輕一代根本就不了解大陸。

事實真是如此，台獨真是近些年才產生的么？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台獨可以追溯到更遠久的過去——很多時候我們忽略了一段歷史。如果我們重新了解了這段歷史，我們才會對台獨有更清醒的認識，也會明白一個一直困擾我們的問題——為什麼台獨都親日？

這段歷史自然和我們的鄰國日本有關。

台灣是我國最大的島嶼，歷史上，由於台灣地區孤懸海外，與大陸隔海相望，因此與大陸聯繫並不緊密，直到明清以後（尤其是清朝在台灣建省後）才逐漸得到開發，與大陸的聯繫也才日益緊密。儘管自明清以來，大量國人從大陸移居台灣，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台灣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但台灣與大陸在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距仍然很大。直到國民黨敗退台灣，大量大陸人移居台灣前，台灣土著少數民族在當地人口中仍佔有相當大的比率，他們受到教育的程度較為有限，受中華傳統文影響較弱，這使得台灣是相對較為薄弱的環節。

1894-1895年，歷史出現了重大的轉折，中日間爆發了著名的甲午戰爭，結果中國戰敗。

根據戰後簽訂的《馬關條約》，日本割佔了中國領土台灣及其附屬島嶼。日本因而直接將台灣劃入了本國版圖，台灣自此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種統治狀態一直持續到了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到台灣光復時，日本已經在台灣實行了長達50年之久的殖民統治。

腐朽的滿清政府不顧台灣人民的強烈反對，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拱手送給日本侵略者，這在台灣人民心目中也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

1. 台灣社會認為自己「被拋棄」了，民眾內心產生了無助感，甚至是絕望感，進而變成了怨恨感。怨恨是需要對象的，最初的對象是腐朽的清政府，因為當時簽到條約的正是滿清政府，然而，隨著清政府的倒台，這個對象轉而變成了大陸，這使得台灣部分民眾的民族認同感逐漸缺失；

2. 《馬關條約》儘管是日本強迫腐敗的清政府簽訂的，然而清政府是中國當時唯一的合法政府，這為日本殖民台灣提供了「合法性」，至少對部分台灣人而言是這樣，這使得台灣部分民眾的國家觀念逐漸淡薄。

民族認同感的缺失、國家觀念逐漸淡薄，對於想要殖民台灣的日本當局而言，應該是夢寐以求的。

在佔領台灣之初，日本當局即確立了將台灣地區同化為日本本土一部分的大方針，開始實行「日本化」改造。《馬關條約》也為日本對台灣進行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控制創造了條件：

1. 台灣被「劃歸」日本，名義上已經是日本的領土，因而，日本在這裡設「總督府」，實行直接統治，而不需藉助什麼傀儡；
2. 日本還可以「名正言順」地鎮壓台灣地區的民間反抗，在日本的瘋狂打擊下，台灣被割讓後最初幾年的反抗活動也漸趨消失。

日本人在台灣因而很快建立起了較為穩固的統治。

不過，日本當局也深深意識到，要實現「本土化」目標，單純依靠暴力鎮壓和殘酷統治是不行的，他們必須改變台灣民眾的「國民性」，因而「教育」是關鍵。為此，日本很快便確定了將台灣人民培養成大日本帝國「忠順臣民」以供其驅使的奴化教育方針，並在這一地區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的奴化教育政策。

這些政策所形成的殖民教育體系在日本的奴化教育體系中有著特殊的地位——對日本而言，台灣只不過日本在中國取得的第一塊殖民地，日本最終想要佔領並統治的是整個中國，因而，台灣其實是他們在中國推行奴化教育的試驗場。

此時，台灣已經被「割讓」給了日本，日本輕易獲得了台灣整個教育系統的控制權——完全控制了教育權利機關，能夠制定各種奴化教育的政策、方針，並幾乎實現了從小學到大學的教師構成的日籍化。對教育系統的完全控制實為日本殖民者實施奴化教育打下了基礎。

由於國際形勢和台灣社會情況不斷發生變化，日本進行殖民統治的要求也是不斷深化，因此，在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時間裡，日本當局在台制定和推行的具體奴化教育政策也進行了一系列調整，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同化時期」和「皇民化時期」。下面我們具體來就這兩個階段聊一聊：日本到底在台灣實施了哪些奴化教育政策？這些政策又產生了什麼不利效果？

1. 同化時期

從時間上看，「同化時期」從日本當局在台統治基本穩定始到30年代末實施「皇民化」政策止，因而時間跨度非常長。

這一時期，日本當局的施政的目的非常明顯：首先，他們要弱化台灣人在被奴役之初的強烈反抗情緒，緩和雙方緊張的關係；其次，他們要讓台灣人在心理上逐漸認可其統治，增加其對日本的認同感。

日本人準備怎麼做呢？

時任台灣殖民政府民政長官談及台灣教育時說：「只要討論如何去普及國(日)語就夠了……對於智育開發，我們必須防止陷入荷蘭、印度之弊害……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開設學校，乃是貽誤殖民政策的做法。」

基於這一考慮，日本只允許中國人進入日本人開辦的以殖民奴化教育為目的的學校就讀，嚴格限制中國人設立私立學校，甚至連自己請家庭教師在家教授子弟也為被嚴格禁止，他們認為這樣也會開發年輕人的智力，台灣原有的私塾也基本被取締，到二戰結束日人投降時台灣也沒有一所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

學生都是由日本人教，自然就只能學日本人教的東西：

一方面，日本在台灣大力推行「國語話」——從娃娃起便儘力教授日語，以逐漸取代中文的地位。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通過強制性地推廣日語來滲透日本文化，培養民眾對日本文化的認同感，最終達到泯滅台灣人的民族文化精神和認同感的目的;

曾在台灣擔任民政長官的日本政客後藤新平在總結1898-1919年的教育方針時說：「國語（即日語）的普及就是一定不動的方針」，「(普及國語)是同化的必要手段，如欲使土人的思想、風俗、習慣等與母國人相一致，則應首先通過普及母國語這一捷徑來進行。這就是以普及母國語作為台灣教育核心的原因所在。」

從後藤新平中可見日本當局對推廣語言的重視程度。

另一方面，通過教育選拔的方式限制中國人接受高等教育。日本在台灣實行「差別教育」——日、台差別的雙軌教育制度。中國人只能進入專門招收中國人子弟的「公學校」，這種學校以灌輸日本民族精神和學習日語為主，而在台日人子弟則在與日本本土教學內容一樣的「小學校」就讀。由於選拔考試均採用日語答卷，雖然考的是相同的試卷，但中國學生的日語水平普遍不如在台日本人，「差別教育」也使得中國學生基礎遠比日本學生差，這樣便可以一箭雙鵰——既激勵中國學生努力學習日語，又通過看似公平的教育將中國學生擋在高等教育的大門之外，從而實現愚民目的。

那具體效果如何呢？

到1932年時懂日語的台灣人約100萬，佔總數的22. 7 %。雖然總人口22. 7%的比例看似不多，但如果排除那些語言文化習慣已經成型、基本無法改變固有語言文化習慣的中、老年人，22. 7%的人口總量幾乎佔到了可塑性極大的青少年的大部分，日本因而在台灣青少年中培養了一批自小受到日本語言文化教育、以日語為「母語」的一代台灣人，這為日後日本深化對台灣地區的奴化教育推行「皇民化」運動打下了基礎。

日本當局在台灣實施「不智不愚，似智又愚」的教育，台灣人被嚴格限制接受開化智力的高等教育，因而，即使民間存在反抗的種子，也找不到發芽的「合適土壤」，這就造成了日本殖民者雖然在殖民前期由於文化反抗慣性受到強烈反抗，但經過十餘年的治理，台灣民眾的反抗情緒日趨弱化，日本在台灣的統治已經基本趨於穩定，大規模的反抗基本上銷聲匿跡。

2. 皇民化時期

早在1895年5月29日，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抵達基隆港後，在對文武百官的訓令中，強調「台灣是口本帝國的新版圖，是還未接受皇民化之地，從現在開始，須以愛育撫宇為主旨，使其沐浴皇恩，樂意歸屬日本。」

早期，考慮到台灣民眾的強烈反抗情緒，日當局還不敢全面積極地推行皇民化運動，不過，「同化時期」三十多年的鋪墊為皇民化運動提供了基礎。

「七·七」事變後，日本的戰線不斷拉長，由於日本地域狹小，資源貧乏，兵源有限，為了支撐其不斷擴大的侵略戰爭，日本對台灣的期望不斷提高，因而開始在台灣強推「皇民化運動」。

時任總督小林躋造在一次內部演講中說：「從軍事上觀察台灣確為我國防上重要據點……台灣無論在政治、經濟和國防上都與我國有重大關係，倘若此居住的日本人(指台灣民眾)……惜力謀私，僅披著日本人的假面具，政治經濟方面暫且不論，國防上便猶如坐在火山口上。」

因此，小林提出必須「排除萬難，不斷致力於教化事業，使之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除此別無他徑。」

於是，總督府正式提出「皇民化」政策，並在1939年起全面推行。

1. 在語言文字上，禁止台灣同胞使用方言、中文，而一律使用日語、日文。各級學校停開漢語課程，一律使用日文教科書；所有報紙不準以中文印行，已出版的中文書籍和報刊一律清除；機關工廠和團體等公共場所必須使用日語和日文；在日常生活中不論男女老少都要使用日語。殖民當局還在各地設置日語講習所，強制普及日語。殖民當局規定，「不學日語者要罰金」，「執行公務時不講日語者要撤職」，「在火車站不講日語就不賣給車票」，並叫囂「不懂日語者滾回支那去!」殖民當局將講日語、讀日文的台灣人稱為「皇民」，准許他們就業和升遷，把經常使用日語的家庭稱為「國語家庭」，給予他們各種優待。據殖民當局統計，1937年台灣日語普及率為37. 8%，1944年則達71%。
2. 在宗教信仰上，禁止台灣同胞傳統的宗教信仰和神靈崇拜，強迫改行日本的宗教信仰。殖民當局下令拆除中國寺廟，搗毀各種民間神像，如焚毀玉皇大帝、天上聖母等中國神靈的神像，而大肆修建日式殿宇、神社，供奉日本神抵，強迫台灣同胞前往日本神社「參拜」。神道教是日本的宗教，崇拜象徵太陽的「天照大神」，視天皇為「天照大神」的後代和在人間的代表。為加強天皇專制統治，日本統治者把神道教定為國教，以此作為軍國主義的精神支柱。日本殖民當局強迫廣大台灣同胞信奉日本的神道教，強迫他們拆去家中廳堂里的祖先牌位，改供「天照大神」的牌位，家家戶戶都要奉祀。
3. 在生活習俗上，強迫台灣同胞的生活習俗日本化。殖民者禁止台灣同胞穿中國式服裝，強迫他們穿日本和服和木屐，吃日式料理;規定每家設置榻榻米、日本式澡盆；行日式90度鞠躬禮和乞討式的叩頭禮；採用日本式的嫁娶儀式和葬禮;不許過中國的傳統節日春節，而要過日本的新曆年不許貼春聯、貼門神和放鞭炮，而要在門口的兩邊插松竹，上方扎草繩、粘白紙；強制學生學插花、學日本茶道和服裝裁剪等等。
4. 在姓氏宗親上，推行「改姓名運動」。到1940年，殖民當局又推行所謂「改姓名運動」，要台灣同胞將中國姓氏改為日本式的姓名。姓氏是家族宗親的標誌，也是民族血統的象徵，台灣同胞不願背祖忘宗。殖民當局則採取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的手段。一方而，刻意突出大和民族的優越地位，稱獲得日本式姓名是一項「殊榮」，且以增加生活必需品等優待手段誘騙台灣同胞改換姓名。另一方而是採取強制手段，通過各地設立的「更改姓名推行會」和各級警察部門，強迫廣大台灣同胞改用日式姓名，尤其是強令公務員、教師、專賣商等相關職業的人，必須更改。日本殖民當局對不願改姓的居民不予登記戶口，對拒不改姓的教師、公務員和專賣商等處以解職、吊銷營業執照和充軍等懲罰。李登輝曾就改名為「岩里武則」。

除了這四個措施外，日本當局還從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推進「皇民化」，從這些措施就可以看出，「皇民化」運動禍害無窮。

我們可以從當時部分台灣人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來，當時有大量台灣人主動為日本當局在大陸偽政權中的幫凶，如「滿洲國的外交部長謝介石、汪偽政府的治安軍司令黃南鵬、還有當時的天津警察局秘書長張樂銀、廈門市長秘書張冠中等」。

由於長期在日語教學的環境下長大，沒有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的殘暴一面，加上日本當局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惡意低毀，台灣的青年一代受到「皇民化」教育的毒害最深，他們被殖民者貌似溫存的奴化教育所迷惑崇日、戀日心態與日俱增，對祖國文化的厭惡和離心力也越來越強烈。大量台灣青年報名參軍成為日本侵略戰爭賣力就是台灣青年受奴化教育毒害程度之深的一個明證，當年「血書志願從軍」的例子中，李登輝就是其中的「熱血青年」之一，於1944年被編入高雄高射炮部隊。

由於皇民化運動，台灣島內出現了大量「皇民化」分子，甚至出現了所謂的「皇民世家」，他們基本上已經認可了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內心中其實將自己看作是日本人。

由於「皇民世家」得到當時日本殖民者的扶持，因而他們在台灣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根基。國民黨敗退台灣後，為了維護其在台灣的穩定統治，他們需要藉助「皇民世家」的幫助，這使得大量的「皇民化」分子進入國民黨，有些甚至進入了高層，這是「台獨」重要的歷史根源之一，從這點看，「台獨」分子「親日」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

換句話，到底是先有「台獨」分子，還是先有「親日」分子，我們不能輕下結論，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思考，顯然，當事人的家庭背景和受教育背景顯得至關重要。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只能對這一段歷史進行簡略的描述。「台獨」為何親日，和這段日本統治的歷史有必然關係，當我們了解日本當時的所作所為後，我們或許能理解部分「台獨」勢力的內心想法，這能幫助我們更加客觀地認識「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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