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爾二世的遺產——當代學界對他的評價

一年多前，我翻譯了安高德教授的《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中的第二章並發表在專欄中，在哪之前我對其印象的了解僅限於貼吧文章的介紹和國內僅有的幾本拜占庭中文著作的隻言片語。安高德教授對他的批評是很嚴厲的，嚴厲到讓人覺得他就是頭渴望疆土和功名而毫不在意後來者的獨夫。

翻譯完後，@郇宇找到我跟我討論文章細節，文中有一個細節引起了他的注意：

巴西爾二世死之前，留下了巨額的財富——大概有20萬塔蘭特之多的黃金（譯者註：約90噸；疑有誤，應為20萬磅），不包括寶石和其他的貴重物品。

他計算之後跟我說，如果這筆數字（單位為塔蘭特）是真的，那麼當時帝國的國庫應該比肩當代美國的黃金儲備——這很顯然是不現實的；如果單位按磅來算，那又太過誇張。

再之後，當我翻譯凱瑟琳.霍姆斯的《BASIL II AND THE GOVERNANCE OF EMPIRE (976–1025)》的第六章時，我發現這本著作有關於學界關於巴西爾的看法和她本人對於巴西爾二世遺產的評價。令我意外的是在這本書中她是很嚴肅的反駁了安高德教授的觀點：

It is striking that Angold』s description of Basil』s hegemony is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identifying the origins of these later eleventh-century malaises rather than with the detailed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realities of the reign itself.

當然，詳細內容我在安高德與凱瑟琳的論戰——關於巴西爾二世（下）一文中已經簡略介紹過了。

那麼學界到底如何看他呢？是否只有凱瑟琳一人持相關看法呢？

後來我在看Paul Magdalino主編的《 Byzantium in the Year 1000》中由法國歷史學家Jean-Claude Cheynet編寫的《Basil II and Asia Minor》時，作者對巴西爾的遺產也是持積極態度——除了繼承人問題這點：

Basil II can with much greater certainty be reproached for not

having assured the continuity of the dynasty, for reasons which escape

us.145 In the end it was the struggle to establish a new dynasty, in

the absence of any dominant group of the aristocracy after Basil』s

subjugation of the Phokade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foreign invasions,

rendered the situation uncontrollable.（P108）

除此之外，他也與凱瑟琳一樣駁斥安高德的觀點（兩人都在駁斥安高德觀點，而沒有提及其他人是否已經足夠說明學界中對他持有批評看法的只有他一位？）。

以我的搜索能力和精力所能了解到的關於巴西爾二世的學界信息大概就是如此了，我有理由相信現在現在學界對於他普遍持積極態度。

那麼我希望我寫的這篇文章可以為早在十多年前就在學界有定論的問題作一個陳述，我也希望這篇文章能夠幫助大家簡單的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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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哪講起呢？不如我們從那20萬塔蘭特開始講起吧。

20萬這個數字最早是普塞留斯提出的，後來的史學家也將這個數據流傳下來了。雖然普塞留斯在十一世紀中葉擔任過高官，可能接觸了相關的文檔，但是這個數字還是過於誇張。如果這是真的話那就意味著帝國經濟會遭遇通貨緊縮，但現有的考古證據和史料全然沒有反應這一現象（《 Byzantium in the Year 1000》，P85），實際上當時的帝國經濟是在高速發展的（關於相關的經濟情況可以閱讀Alan Harvey《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900-1200》）。

這不得不讓我們考慮到另一種可能：這一數字可能出於修辭的需要，從而誇大了數目。這一情況在整個古典時代和中古是屢見不鮮的——無論是人數、軍隊數量還是財富數量都有可能出於修辭學的原因從而誇大。

換一個角度，普塞留斯的這個數據是不是可以用來說明巴西爾通過沒收財產和重稅積累大量財富呢？

恐怕也不能，尼基福魯斯二世就曾為了籌集軍費這樣干過，但他的下場是在首都修築堡壘防止民眾攻擊他。巴西爾時期的君士坦丁堡群眾則從未這樣對待過巴西爾。

那麼巴西爾的財富從哪而來呢？遺產、戰利品和強有力的稅收體系。內戰給帝國對帝國經濟的影響並不大，但其結果改變了安納托利亞高原上地產的分配，新的episkepseis（稅區）出現在被沒收的地產上。而無嗣的約翰一世的去世也讓巴西爾繼承了一大筆地產（位於亞美尼亞坎軍區），從而有餘力分配給心腹以及支持支持自己的事業。巴西爾.雷卡平的倒台也讓他的地產流入巴西爾的手中（既是雷卡平家的人，早年也作為將軍征戰沙場）。帝國近來攻入的富饒的兩河流域也給皇帝帶來了不少戰利品。更不用提跟東方與埃及的商業往來可以帶給帝國多少利益（見蘭斯洛特卿：巴西爾時期東部軍事體系發展）。

巴西爾的相當一部分財富與戰爭密切相關，而安高德也說他的獨裁統治離不開軍隊的支持。那麼巴西爾到底對軍隊做了什麼呢？他削弱了軍隊中跟福卡斯家族走得特別近的人的影響力，削弱了軍區部隊的重要性對其進行戰團化（tagmatisation)以及提高外籍部隊的地位。這幾條措施都非常的合乎情理及傳統。除此之外東部軍隊已經不具備獨立發動戰役的能力了。軍區部隊中精銳的部分隨時可以動員，而像不朽軍這種與小亞細亞貴族關係密切的部隊則直接被解散了。事實上皇帝有意限制軍隊的數量，而他的財庫則能夠讓他動員遠遠多於此的部隊——只要他願意。

由羅斯人組成的部隊和亞美尼亞人部隊深受皇帝親睞。前者僅忠誠於他一個人，這一傳統在伊蘇利亞王朝時期就存在了；而亞美尼亞人為尼基福魯斯.福卡斯所懷疑，且在986年大敗的時候救了皇帝的性命。

亞美尼亞人早在百年前就已經開始跟帝國關係密切起來，雖然君士坦丁七世時期還主張通過東部家族的關係網建立間接控制，但在數十年後的966/7年尼基福魯斯二世就開始吞併亞美尼亞。前者支持帝國在外高加索擴大影響力是出於防禦目的，而尼基福魯斯的眼光早已轉向安提托山脈以外的世界（關於10世紀的東擴其實很值得一說）。在近來的叛亂中，喬治亞大公是福卡斯家族的支持者，而亞美尼亞大公則是斯科萊魯的支持者。如果巴西爾不對兩者有所動作的話，估計東疆是不得安寧，將他們納入直接控制則是將地方精英吸納入君士坦丁堡中央政權最有效的方法（Jean-Claude Cheynet）。小亞細亞貴族和高加索勢力關係的緊密是不能被低估的，10世紀帝國東擴中，東部家族之所以壟斷東部地區的高級職位就是因為他們與外高加索王公貴族們的關係網是不可替代的（福卡斯、斯科萊魯等家族可能就來自亞美尼亞），而1022年尼基福魯斯.福卡斯叛亂，喬治亞也有支持。

吞併高加索部分王國還出於調控領土方便防禦等目的，在巴西爾之前的諸位皇帝就在此地建立了一系列小軍區，這是出於很多目的：作為防禦支點抵擋阿拉伯人的侵襲、建立直接對皇帝負責的小軍區而非併入東部現有軍區以及支持帝國發動遠距離侵襲。

當然有人（安高德）質疑這些舉措使得緩衝國喪失，削弱了帝國的戰略位置。但誰又能保證他們的存在就能有效阻擋入侵呢？亞穆克河之敗後，由於失去了對亞美尼亞精英們的控制，後者與阿拉伯人談判讓他們能夠自由的通過亞美尼亞進攻帝國。況且巴西爾做的遠不止這些（建立督軍區等），他竭力保護和法蒂瑪哈里發國的和平，並扶持阿勒頗的Mirdassi和Diyarbakir的Marwanid埃米爾國作為其盟友，這些小埃米爾國其居民大部分為基督徒（G. Hennequin, Catalogue des monnaies musulmanes. Asie prémongole. Les Salguqs et leurs successeurs (Paris, 1985), esp. 619–35.）。事實上塞爾柱人東進時就受到了他們的阻擊。

有人可能會疑問，為什麼巴西爾對敘利亞和新月沃地秉持著其祖父君士坦丁七世的消極態度，我個人猜測這可能是因為外部環境的變換：950s來帝國擴張最為迅猛的時候，其在東部的敵人只有連北敘利亞都控制不穩，親兄弟也不幫忙的賽弗.道萊。等萬事皆休時，法蒂瑪已自埃及而來。當然處理新征服地區的一性論問題已經夠諸位皇帝小心翼翼的處理了，更不用說嘗試納入更多的一性論人群。

從尼基福魯斯給帝國納入大量一性論人口時，帝國就面臨如何處理他們的這個問題。巴西爾將這個問題與小亞細亞的社會結構重建結合起來，他將大量保加爾人、喬治亞人和亞美尼亞人引入小亞細亞，授予他們土地，而原來的小亞細亞貴族也不再擁有像之前福卡斯家族那樣的影響力。雖然此舉讓其他地方的查爾西頓派淪為少數派，但這意味著這一政策的失敗么？

如果我們看到突厥人進攻帝國東南邊疆的場景我們就會發現這一政策很接近成功了：Kachatur與Philaretos Brachamios作為安條克都督坐鎮邊疆；塔爾蘇斯和乞里奇亞由Apellarip撐起防禦、Hethum在埃德薩奮戰；Gabriel在梅麗泰內；Thathul在馬拉什。

以上這些人都是亞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

當然，巴西爾之後的皇帝們並沒有尼基福魯斯、約翰一世和巴西爾這樣的執政合法性和聲望，他們必須依靠討好君士坦丁堡教會和首都群眾來延續他們的統治，因此對待異端們並沒有這三位皇帝這樣自如。

我們必須承認，巴西爾沒有留下一個繼承人和帝國也不再存在像福卡斯家族那樣具有統治力的大家族是導致帝國後續政治環境失控的重要原因（繼承製度實在是一個結構性問題.......），但除此之外還能再多責怪他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