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05的中日交涉（一）——同床異夢

2018-1-31 @菱形社會主義路燈

本文為史圖館專欄約稿，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與史圖館立場無關。

前言

長期以來，日俄戰爭對於大眾而言，只是在中學歷史教科書中提起近代中國「屈辱外交」的又一個例子。祖宗家業，龍興之地，竟然需要可恥的「中立」。日俄戰爭中的「中立」態度，也遺禍甚巨，將中國的主權和威嚴踐踏的一乾二淨，也為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伏筆，素來為學界和世人所詬病。清政府先後被俄、日耍的團團轉，似乎是失了智。但是哪怕再怎麼腐朽不堪，身為一個主權政府，清政府也始終有自己的底限和追求。當然，守不守得住是另外一回事。

近年來歷史學界對於以往的定論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對以往有所忽視的領域有了新的成果，關於日俄戰爭中中日交涉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小編在儘力搜看各路學者的論文成果的基礎上，力圖為大家重建當時的歷史。

一、 同床異夢

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沙俄出兵佔據了我國東北，並遲遲不肯退兵，想要實行他的「黃俄羅斯」計劃，「使滿洲成為第二個布哈拉」[1]，鯨吞東北。這大大威脅了列強在華的勢力與利益平衡，讓列強深感不安，尤其刺激了對我國東北同樣有野心的日本。同時，清政府在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中雖然遭到巨大打擊，但是亦不甘心將「祖宗基業」拱手讓人，1901年楊儒奉命出使俄國，在商討東三省的時候斷然表示：「東三省為『發祥之地,陪都在焉，列聖陵寢在焉，萬萬無不收復之理』。」[2]對東北的主權的態度較為堅決。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和中國有了共同利益——逼迫俄國從東三省撤兵。中日兩國開始迅速靠近。日本開始嘗試修復中日關係，中國也開始利用日本來遏制俄國在東北的擴張。

日本政府「拋出興亞主義，竭力宣揚『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3]，對中國官民大搞輿論攻勢，「清朝內部的態度發生了變動，從戰爭期間的極度仇日，還不到三年，許多重要人士變為親日甚至主張聯日：這些人中有光緒帝、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總理衙門大臣張蔭桓、湖南巡撫陳寶箴、上海道員蔡鈞以及康有為、譚嗣同、楊深秀、唐才常、梁啟超等變法維新人士。」[4]兩江總督劉坤一，原是李鴻章親俄外交的支持者，當初曾經支持李鴻章簽下《中俄密約》（這份文件甚至就是當時東北主權危機的重要由頭），但是在這個期間，深憤於俄國人背信棄義，又被日本人「懇切」的言辭所感動（大概沒親身經歷過，不知道沙皇對李鴻章也十分懇切），竟變成了鐵杆的親日分子。

在兩國關係迅速升溫的背景下，清政府在中俄談判中十分積極地聽取日本人的意見，連中俄條約文本都心甘情願地讓日本人過目。在1901年的新一輪中俄談判中，「慶親王奕劻將俄國約稿內容透露給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5]3月，「盛宣懷在18日將中方的修正案交給小田切，徵求日方意見。」[6]日本方面也給予了極大的熱情與回應，積極地給清廷出謀劃策、打氣，讓清廷堅定拒俄決心。「13日，加藤正式召見李盛鐸，表達了日本政府的立場：『此次議款，中國萬不可割地，如允割地與一國，或未明割而允其設官置兵，亦是暗讓；一經允定，他國必群起效尤，大局尚不可問，財政及各種權利亦然』。」[7]

這種關係的升溫，加上沙俄的咄咄逼人，造成的便是日本直接走上台前，直接與俄國交涉。「1903年7月，日本決定直接與俄國交涉，協議解決朝鮮和中國東北的問題」。[8]中俄談判，實際上已經讓位於日俄談判，日本終於意識到，僅僅站在幕後，已經不能趕走胃口極大的北極熊，因此直接插手中國東北問題。而中國清廷內部不少人卻仍然感念日本人的「好意」。

但是中國朝野並非對日本的野心沒有認識，「貴州巡撫李經羲於1905年2月15日上奏:『俄勝勢必吞併, 日勝無非索酬, 兩害相形, 則取其輕。』」[9]清駐日公使楊樞，亦有所察覺，「希望外務部與日本駐華公使提前開誠布公，『訂明一切，以免事後爭執』。」[10]報紙上也不乏提出戰爭後以東北各項權益來酬報日本人的聲音。雖然他們分析和設想不一定正確，但是朝野上下對於日本會大肆索取報酬早已有了心理準備，也有所戒備。對此，日本亦不是毫無反應，日本政府不得不一再強調自己對於大清國的領土毫無野心。在天皇的宣戰詔書中：「求文明於和平，與列國篤友誼，而保障帝國安全於永久」。[11]

可見這一時期的中日交涉，雖然看似親善，但實際上二者均有自己的打算。二者都能意識到，對方並不是真心想要幫助自己，二者基於有共同利益，在相互利用中迅速親近。這一時期的中日交涉，用「同床異夢」這個詞來概括最合適不過。其中，受限於國力等因素，在這種交往中日本明顯佔優勢，把握了交往的主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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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謝爾蓋·維特：《維特伯爵回億錄》，中譯本,83頁，轉引自丁名楠：《甲午戰後到日俄戰前日本對俄決戰「國策」指導下的侵華策略》，《東嶽論叢》，1981年05期，第89頁。

[2] 近代史資料編輯組：《楊儒庚辛存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0，第11頁，轉引自喻大華：《日俄戰爭期間清政府「中立」問題研究》，《文史哲》，2005年02期，第119頁。

[3] 劉永祥：《試論日俄戰爭中日本對華謀略》，《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第112頁。

[4] 茅海建：《甲午戰爭之後的遠東國際關係與中日關係（1895--1905）》，會議論文，北京大學，2015年，第5頁。

[5]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4卷，第136號文件，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29頁。

[6]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4卷，第202號文件，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33頁。

[7] 中國檔案彙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第60卷，第15頁，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27頁。

[8] 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54頁。

[9] 中國檔案彙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第75卷，第4頁，轉引自王剛：《清末中日關係研究——以日俄戰爭時期的中日交涉為中心》，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年4月，第60頁。

[10] 《小村雲萬一決裂望中國中立等語頗有可疑似宜於未宣戰之前預與日本訂明一切以免事後爭執由》，館藏號: 02－10－002－01－02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外務部檔案，轉引自安東強：《駐日公使楊樞與清末中日關係》，《近代史學刊》， 2016年02期，第80頁。

[11] 日本外務省:《日本外年表主要文書》(上),原書房1965年出版,第223頁，轉引自劉永祥：《試論日俄戰爭中日本對華謀略》，《社會科學輯刊》，1996年第4期，第1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