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汴城

在一千年前，假如從太空望向地球，會覺得有些黯淡冷清。城市作為文明聚匯的生息地，看上去稀疏寥落，遠不及今日這般星羅棋布、明耀喧囂。11世紀前後，美洲仍在酣睡，歐洲在黑暗中苦等人文意識的歸來，那些曾經擁有過偉大文明的地區，都已經沉寂了數個世紀。唯獨在遙遠的東方，九曲黃河的中下游處，一座北宋王朝的帝都——東京汴城，傲然屹立在時代的文明之巔，綻放出曠世絕倫的物質創造力與精神氣度。

汴城方圓近百里，由三重固若金湯的城牆層層相衛，將城市區隔為皇城、內城和外城。皇城坐鎮正中，統御天下，是汴城的心臟；汴、蔡（惠民）、金水、廣濟（五丈）四大運河，猶如城市的動脈，晝夜不休地將天下財富匯聚於此；城中超過百萬的人口、則是它的血肉；共同演繹出大宋王朝民豐物阜的繁盛景象。

一千年前的繁阜，在今人的眼中，場面似乎熟悉，細節卻很陌生。雖然在汴城中，同樣充塞著通宵達旦的商業活動與游娛享樂，但繁榮的背後，涌動的生命追求與生活觀念卻有別於今日——宋都的繁華，在物質上遠離著電力與馬達的驅動，而從精神上打量，則是儒治觀念下民豐物阜的典範。

時代的觀念，總是潤物無聲地浸滲在城市的細節當中，不曾親歷的人，很難真切地品味其生活習俗、風教倫理。史學大師陳寅恪曾說過，如果想真正地理解傳統文化信息的用意，就必須神遊發想,將自己置身於古人的氛圍中,用他們的心思去認識環境，考量事物。那麼，若想真正地領略大宋城市的富庶風華，不妨去做設身處地的聯想，思接千載，視通萬里，到北宋的都城中遊歷一番，體驗真實的宋城風情。

晨起的街景

在汴城的第一道晨光照進之前，倘若想為這趟穿越之旅選擇一個起點，那麼皇城東側的東華門一帶，無疑是最佳的地點。原因很簡單，因為這裡有天亮之前就能嘗到的美食。

每日五更時分，住在城內的官員們便匆匆起身，由待從們掌著貼有官職名稱的長柄燈籠，聚集到皇城東華門外的待漏院中，準備上朝。在等待的時間裡，有翰林司官會供給酒果，附近也有攤販聚集在此，買賣各式粥飯點心、煎點湯茶，彙集成一處熱鬧的早市。此外，早市中另有一些圖畫、花環、領抹等小物的買賣，天亮便散，被人稱之為「鬼市子」。

宋代的米飯一般是屜蒸的麥飯，飯上撒有槐花、嫩韭等香蔬，看上去星星點點，葉綠芽黃，不論滋味如何，瞧著便勾人食慾。麵食類，有餶飿（gǔ duò）、餺飥（bó tuō）、饊（sǎn）子等，花樣別緻，可水煮，也可裹餡油煎。粥類則是從佛門中演化而來，其中加有松子、板栗、乳菇、柿餅等材料，喝上一碗七寶五味粥，不僅裹腹養生，更有助禪的意味。來到這裡，不妨就坐到商販的攤位中，嘗一嘗宋代的各色早點，領略一番晨市的街巷氣氛。

每天這個時候，城外的商販紛紛拉著「浪子車」或「串車」，聚守在內城的城門之外，等待入市；寺院中的行者、僧人，敲打著鐵牌子或木魚，循門報曉；外城軍廂中的禁軍業已起身，準備著日間的負米重訓。雖然天色未清，但整座城市已經被喚醒，在日出之前緩緩蠕動起來。

早餐過後，沿著皇城的城牆向南逛去，手中不忘打包著一串餶飿，邊吃邊行。這時天色已明，路上的行人漸多，臨街的店鋪也紛紛開市交易。舉目但見雕樓畫閣，繡戶珠簾，香車寶馬穿行街上，綉飾華美的軟轎停候在路旁。茶坊酒樓中，傳出悅耳的琴簫曲調，行走在市井坊陌之間，滿眼儘是各地商旅調集來的四海奇珍，或薈萃九洲的美味佳肴，不免令初次來京的旅人眼花繚亂、心神蕩漾。

自東華門南行至大內的東角樓，繞行向西，再走幾十步，就能夠看到宏偉壯觀的宣德門。作為皇城的正南門，宣德門是宋代帝王最常出入的一座城門。門前鋪開一條御街，寬達300米，算是古今中外少見的特大型街道了。只可惜此路是皇家的專用路，不讓遊人近前。兩側的水道中栽種著粉荷青蓮，隨著御街一路向南延展出去，將它裝扮得像裹了織綉一般。御街穿過內城南面的朱雀門和兩條城南運河，直通向外城的南薰門，成為汴京城的一條中軸線，將整座城市分為了東西兩大城區。

城西並不是旅客遊玩的首選，雖然這裡靜卧著風光秀美的金明池，但密集的軍營設置與官衙分布，卻擠壓了美食與娛樂活動的空間。西部的外城，是軍營設置得最為密集的地區，在不同的年代裡，軍營的數量或有增刪，但這裡始終保持著在京禁軍數量的最高比例。內城西部則多為官署機關的所在地，尚書省、御史台、開封府等都設置在此，居民的游娛活動自然較少，紛紛涌到了城市的另一邊。

內城的東部，靠近御街，建有政府的財政機關和一些寺廟、道觀、學校。城中大型的商鋪榷站、酒樓茶肆，以及倉庫邸店皆交錯雜處於其中。汴河作為東京的生命線，將江淮一帶溯河運至的物資，紛紛卸落在城東，咸聚天下財貨於此。這裡商鋪林立，行販不絕，奇珍百貨，無所不有，人煙熙攘浩鬧，叫賣之聲不絕於耳。《清明上河圖》中所描繪的畫面，便是汴河兩岸的富庶場景，而那不過是汴京外城中的東南一角而已。

在喧鬧的街市中，抬頭可見數座高聳的望火樓立於城中，這是用來望火報警、防範火災而建的。每隔數百步，又設軍巡鋪一棟，鋪中有巡警數人，這應該是中國最早的巡邏警制了。巡警們日間疏導交通，夜裡警衛街宅，防盜防火。一旦遇到火災，便有馬軍奔報，城中禁軍、馬步軍、開封府各領軍汲水滅火，甚至不須驚擾百姓。

汴城中的官衙與商鋪、民宅交相雜處，耳鬢廝磨，在前代都市中是從所未見的。即使在開放的唐代，市場也須定時關閉，以冰冷的坊牆將民宅和市場隔離為兩個獨立的空間。封閉的街區結構在宋代逐漸瓦解，是中國城市發展史中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自此以後,商業與民居的連結，才變得像今日這般緊密而便利。坊牆制的崩塌發生在宋代，一方面是城市經濟洶湧發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可以察覺到,宋代在城市的空間構造上，對於市民生活中經濟合理性的人道考量。

大相國寺內的萬姓交易

自宣德門外，沿著御街向南走去，穿過秘書省和南稅院等官署駐地，便能看到宏偉的大相國寺迎風探出的飛檐挑角，上面鋪著的黃琉璃瓦，在陽光下閃爍著熠熠光輝。

相國寺本名叫建國寺，在唐代睿宗時更名為相國寺，並賜御書「大相國寺」之匾額懸掛於寺門。北宋之後，汴梁成為帝國的首都，歷代帝王皆對相國寺特別崇奉，多次巡幸。寺中的各院主持，皆由帝王的詔旨親自任命。每屆的新科進士，也要題名刻石在相國寺內。這使得相國寺成為汴城內四大寺院之首，被稱為「皇家寺」。

相國寺在北宋深得厚遇，寺中的建築與神像自然會得到反覆的增修，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竣工於真宗時期，修造歷時七年之久。重修後的相國寺，畫棟飛甍，富麗堂皇，一連串壯麗絕倫的殿宇、樓閣組成寺庭，立於中軸，兩側禪院鱗次，是平日僧人修行的地方，殿中的壁畫雕塑、鑄像裝像，皆出自唐宋名手，如吳道子、楊惠文、王溫等人。正殿前的廣場開闊寬廣，與兩側的廊廡一併可容納萬人之巨。由於相國寺位於全城最繁華的地段，南臨汴河，交通便利，遊人如織，在北宋繁盛的商品經濟促動下，這裡逐漸成為了汴城商業貿易乃至文藝娛樂的中心。

作為汴城中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大相國寺每月開放五次，這或許便是今天廟會的雛形。在每月初一、十五的附近幾日，相國寺定期開市，一時間百工齊列，集客如雲，「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食品、藥品、雜什、書畫、古玩，乃至卜卦、雜技、評話、傀儡戲，分別在寺內不同的地點設肆經營。京城內各色人等，都會來瞧上一瞧，湊個熱鬧。如果碰巧在禁軍的假期中開市，那麼交易的場面則會更加震撼。

來到正門，馬上被這裡販售之物吸引駐足。此門是至道二年宋太宗敕令重建，修門三座，上有門樓，甚為宏壯。門前是販賣飛禽貓犬、貓窩狗糧的攤鋪，興旺異常，甚至一路擴張到附近汴河上的相國寺橋上。宋人養貓養狗、豢養寵物的行為非常普遍，不單只為了捉鼠護院，更有觀賞、行獵的意圖寓於其中。

進入寺中，處處是商販架設起的彩色帳幕，或露天的鋪位，買賣屏幃、簟席、香爐、火箸、熨斗、漏杓、簾鉤、冠梳、腰帶、扇柄、花卉、果盆、酒盞、球杖、彈弓、鞍轡、銜勒、樊籠等日常用品，從這些貨品中，或許可以勾勒出一戶宋代尋常百姓的家中情貌。走到鄰近正殿的地方，是一些出售筆墨紙硯的攤位，許多舉業子弟在此流連賞看，旁邊甚至還陳列著一些道教用具銷售，如道冠、法衣之類，看來只有在商業的範疇里，三教合一的理念才會被參悟得如此透徹。廣場兩側的廊廡中，是各寺院中的師姑所賣的綉作、領抹、襆頭、帽子、絛線之類。逛到佛殿後面的資聖門前，則能看到書籍、古玩、圖畫，以及各地被罷任的官員所販賣的土特產。

宋代對商品的定價，是在官署集合行會以及商戶三方，共同商議而定。成本價格加上平均利潤是定價的標準。官府對於哄抬物價、擾亂市場、巧取豪奪者，都會施以一定的處罰。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交易買賣中已經有了「托」的出現，而宋代的政府對這些「在旁高下其價，以相惑亂」者，也明令有「杖八十」的嚴厲刑罰。一旦遇到荒年為了避免百姓「用物少而民食難」，政府也會規定對於油、炭、面、布等生活物資免稅降價，以解時難。而對於一般的「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之物」，則直接被劃入免徵稅商品之類。

相國寺集市中的商品可謂咸集九州、無所不容。寺中開設著一些專業的書鋪，經營者都是些具有鑒賞眼光的版本專家，他們不僅售書，而且集編輯、刻印、出版、發行於一身。汴城內的士林中人也常常被吸引來此，在集市中搜購心儀之物。黃庭堅就在這裡淘到了史學家宋祁的《唐史稿》的親筆手跡。《楓窗小牘》的作者袁褧，也在此處找到了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完整抄本。今天看來，相國寺集市中最耀目的文學名星，當屬詞人李清照及其夫君趙明誠。二人常在寺中搜購古籍碑帖，並且時有收穫。每當集市開放的謁告一出，他們便匆匆跑去質鋪，典當衣物換得幾百錢，相攜步入相國寺，用去一整天的時間尋覓碑石古籍，搜得後，回家相對展玩研究。此中的樂趣，被二人自謂為可直追上古的葛天氏之民矣。

樊樓百味

從相國寺出來，已經日正中天，晨間入肚的食物早就在擁擠的集市中消化一空。去哪兒吃飯？是常在購物之後會想到的問題。

中國人的三餐制始自於宋代。夜生活的精彩延長了宋人每天的活動時長，豐富的貨品供應又保障了他們的生活消費。於是，前朝一日兩餐的就食習慣，便被宋人增加的一頓晚飯所打破。宋祁在《出野觀農》中說：「果然庄腹三餐飽，悒悒深耕不顧人」。可見無論城市鄉村，宋人一律是日食三餐。即使是遇到災年，政府的救賑也是按照三頓的標準來發糧。

在歷代食家的美食推薦表上，北宋東京汴城的小吃無疑名聲最著。孟元老在他的《東京夢華錄》里，隨意便介紹出了幾百種特色小吃，花樣別緻，品類繁雜，且大多數都是今人無法猜出其材質以及做法的特色美食。但是想品嘗一下正式的宋代大餐，就要光顧城東那些豪華的大酒家了。汴城裡一等的高檔酒樓有七十二家，其中佼佼者有任店、長慶樓、會仙樓等，而最負盛名的，當屬「巍然適構千齡運，仰止常傾四海心」的樊樓了。來到汴城，自然要去此處領略一番正宗的傳統華夏飲食，方不虛此行。

自相國寺到樊樓尚有一段路程，如果實在腹鳴難忍，不妨到附近的街巷橋頭，便有車轎鞍馬的租憑服務候在那邊。租馬車腳程較快，價錢也公道，趕車人會詢問單程還是雙程，若要返回，租金便多付一倍。乘上馬車向東行進，快馬加鞭，在甜水巷折向北，穿過潘樓街，臨近東華門街時，便能遠遠地望到樊樓的金碧樓台了。

站在樊樓門前，一派金玉滿堂的富麗之氣迎面而來，其中夾雜著陣陣庖廚酒香，令人食指大動。樊樓是汴城的第一高樓，在堅實高固的磚石台基上，共建有五座三層高樓，彼此相向，參差錯落。樓與樓之間，以飛橋欄檻相連，明暗互通。門前扎縛著綵綢裝飾，兩側飄動的綉旗掩蔽天日，迎客相招。

進入廳中，面前是一條百餘米的主廊，兩側殿柱林立，柱上皆是名人字畫，四周彩壁畫閣，珠簾綉額，被今人奉若珍寶的宋窯名瓷、銀杯漆盤，在身周傳來遞去，不可勝數。樓下的廳院被稱為「門床馬道」，供應一般的酒菜。上樓則美名為「登山」，可登一山、二山、三山，樓層越高酒菜食具就越加精緻。樊樓的高度已經超越了皇宮，站在西樓的最高層，可以越過宮牆窺視到大內的生活，因而此處後來被禁止登樓眺望。

入坐之後，便有酒博士上前招呼，幫襯酒菜。菜單乃是掛在牆壁上的木牌。塞北的羊肉，淮南的蟹，明州的江瑤柱、青蝦，松江鱸魚，漳州車鰲，江南的筍以及鹿獐，在這裡都能吃到。由於牛肉在農耕社會常受保護，羊肉就成為了宋人葷食類的首選，菜牌上提供有羊肚羹、入爐羊、虛汁垂絲羊頭、鬧廳羊、旋煎羊白腸、酒蒸羊、羊蹄筍、羊頭簽、軟羊包子、乳炊羊、羊肉脯等各式使人流涎的菜色。宋朝缺少牧區，羊肉須從契丹進口，契丹人不事農耕，卻喜食豬肉。於是，澶淵之盟後，運豬的牛車便絡繹不絕地駛向塞北，再拉回鮮嫩可口的肥羊，雙方各取所好。

有肉便須有酒。宋代的釀酒，大多是未經蒸餾的黃酒或果酒，度數不高。即使是不好飲酒之人，也可略飲幾杯，不會輕易醉倒。釀酒所用的酒麴，在宋代由國家專權製作。官府將酒麴定量賣給樊樓這樣的規模較大的「正店」，由它們釀出各自獨具風味的美酒，自售以外，還可批發給城中規模較小的「腳店」。幾間正店競爭激烈，以致名酒輩出。張能臣撰寫的《酒名記》中，列舉了北宋美酒223種。其中包括有任店的仙醪、清風樓的玉髓、高陽正店的流霞，以及鐵屑樓的瑤靈，樊樓所釀的酒則有眉壽、和旨兩種。和旨的名稱出自於《詩經·小雅》中的「酒既和旨，飲酒孔諧」，意指此酒醇和而甘美。

中國被稱為美食天堂，多緣自其對於食材的理解運用，以及獨到的烹飪方式中所包含的文化底蘊，而事實上，中國的食物利用與烹調方法大多是成形於宋代。宋人的美食製法有煎、炒、炸、燒、烤、燉、熘、爆、煸、蒸、煮、拌、泡等不下幾十種做法，臘、脯、熏、膾等對食物的預處理方法也都廣泛普及。包括碟子、瓷勺、棱筷等更趨精緻的膳器，也都成為後世食具的濫觴。只是在元人截斷文明之後，許多宋人的美食都已失傳，後人只能參照著一鱗半爪的記載，去憑空想像當時的情景。所以，假使有機會置身於樊樓座中，一定要把握良機，大塊朵頤一番。例如宋人最常食用的「羹」「簽」類食物，都將當時技巧精妙的烹食方法運用到了極處。在當時，羹類就有頭羹、石髓羹、三脆羹、百味羹、群仙羹、造羹、合羹、饒齏頭羹等各種吃法。簽則是模仿古代的炊具形狀，以蛋糊或網油裹住肉餡，炸製成各種鴨簽、羊簽等，外皮兒的脆香與肉餡的酥嫩相互滲透，在口中融為一種獨特的風味。如今，「羹」已經不再是食物中的主角，「簽」更系豫菜以外難得一見的食物。至於一些特色果蔬，如櫻桃煎、來禽、霜蜂兒、稠膏蕈、玉薤等，今人就更加瞠目不識了。

不過在宋人的菜單中，也有被今人發揚光大的美味。「撥霞供」與「孛婁」便是其中精華。「撥霞供」借名於「浪涌晴江雪，風翻晚照霞」的詩中美景，其實便是「吃火鍋」。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里記述了時人爭先效仿的吃火鍋法：「山間只用薄批，酒醬、椒料活之。以風爐安桌上，用水半銚，候湯響一杯後，各分以箸，令自夾入湯擺熟，啖之，乃隨意各以汁供。」與今天的火鍋吃法基本並無二致。

「孛婁」則是宋代的爆米花，范成大記述吳郡風俗時說「上元，……爆糯谷於釜中，名孛婁，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年之休咎。」將食物與問卜風俗結合在一起，為其增加了豐富的民俗內涵。

老百姓有句俗話，叫做：「人生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句話最早便是出現於宋代。對於百姓來說，最重要的事情莫過於生活。從生活的細節中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文明程度，見微知著，以小見大。當然，在美食中，我們也可以於精細處尋味深廣。

太 學

滿足了口腹之慾，歇坐在樊樓上，憑欄眺望，心中便生遊興。

汴城中，北有艮岳，東有上清觀，西有金明池。而向南跨過相國寺橋,出保康門，便可看到一片軒峻清雅的建築群，鱗次櫛比，裝飾華麗。國子監、法雲寺、太學、看街亭、五嶽觀都坐落在此，聚合為汴城宗教與文化的中心。

宋代是中國古代建築體系的大轉型時期，其建築一改唐代的雄渾之姿，變得精巧、雅緻，注重結構上的變化。這是在理學精神的漸染下，宋人含蓄內斂的審美風向使然。尤其是國子監、太學、禮部貢院等官學機構的建築群落，在端靜明寂的殿堂結構以外，殿脊、屋角做起翹之勢，給人以輕靈、秀逸之感。此外，梁、柱、欄杆處則加仿古雕飾，使整棟建築更添儒雅風致。

崇寧元年，宋徽宗為了崇儒興學，仿照周天子之制，在國子監南面起建辟雍一座，以充太學之外學。辟雍本是古代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宋代的辟雍模仿《周官》外圓內方之制，將辟雍建在圓形水池正中，四面架橋，有屋舍1872間。各地赴考太學的貢生來京，都先安置在這裡，等到考試合格，就可以補入內舍、上舍，升入太學。

辟雍是徽宗一時心血來潮的產物，僅作為太學的預備學校而短暫存在。太學，才是匯聚天子門生的宋代最高學府。崇寧年間，外學加上內舍、上舍的生員共有太學生3800人。走進太學的中庭，但見白衣卿相，書聲朗朗，「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宋代龐大的文官集團，便是仰仗著這裡不斷地輸送著濟濟人才。當國家陷於憂患之際，此處也曾掀動過一幕幕激烈的政治風波。

太學的校舍建築相當完備，學校中軸建有講堂與藏書樓，射圃、齋舍分布在兩旁，是太學生運動與生活的場所，設有齋長、齋諭專門負責學生的後勤工作。宋代乃真正的士大夫時代，書生指點江山。國家對未出學門的貢員也優待有加。太學以及其他州學皆有學田供養，一旦學田所產不足，則由政府撥款，以保障學子生活。太學生的屋舍舒適，伙食也不錯。宋神宗在視察太學時，品嘗了太學廚房的饅頭，頗為滿意，曾說過：「以此養士，可無愧矣！」從此，這種帶餡的饅頭就成為了太學生每個月的補助餐。

太學的正副校長，被稱為祭酒與司業，管理著學校的課程安排、升舍考試，以及學籍處理等事宜。其下設博士、學正、學錄等數人，擔負著傳授經術和言行訓導的責任。古代的太學是為貴族子弟而專設的，宋代開始將庶民納入了招生範圍，只要通過地方的考試，都有機會進入太學。學業的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兼及文史、治事。比起入學試，通過畢業考試更加艱難。

據宋人蘇頌的記述，在太學課業中，《禮記》《儀禮》《周禮》皆為大經，要用二年的時間修完，《詩經》須用一年半，《周易》《尚書》是一年講畢，其餘的詩賦、文論，以及時務治事，仍需每日研習討論，在此之外，《論語》與《孝經》也要時時兼修。太學生們每日專心致志於各種先賢疏注之中，窮經皓首，做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功夫，同時又要兼通經世致用之道。這樣子熬出來的畢業生，與唐代以詩賦為先的進士科取士不可同日而語。在王安石的時代，學行卓異的太學生可以不需科舉，直接作官。至徽宗朝，太學更已成為仕進的主要途徑。

假使真的來到宋代的太學，漫步其中，就有機會見到大名鼎鼎的嘉祐石經的原貌了。這塊石碑刻於仁宗慶曆元年，畢工於嘉祐六年，以篆、楷兩種書體刊刻了儒家經書九部，共約六萬餘字。宋廷將其立於太學，是為了正定經典，為太學生樹立儒學典範。在宏揚儒家思想的同時, 嘉祐石經也見證了儒學在宋代的復興。儒家倫理對於世界的家庭式關懷、對理想社會的不懈打造，都經由太學生們的耳濡目染，最終輸送到國家最高決策中心的丹墀睿幄之間。

儒學自東漢起便落入了繁瑣注釋的窠臼，日見老態。唐代佛學大興，佛教、道教相比於儒家學說皆更受尊崇。儒學不得已而由外轉內，強調性理，重視心性研究，為宋儒開闢出一片新天地。及至宋代，理學開啟，新舊交替之際，儒學不僅于思想層面轉型，也在教育理念的實踐上有了新的面目。

慶曆三年，范仲淹、歐陽修等人有感於「科舉束於聲病，學者專於記誦」的教育時弊，推動慶曆興學運動，試圖導正學風，為國養士。在太學教育中，新政一反當時盛行的重視詩賦聲律的學風，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體制上參考宋初大儒胡瑗的「蘇湖教法」，創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分科教學與必修、選修學制，主張「明體達用」。課業之中，儒家經典為必修，屬「明體」之學。歷算、講武、堰水等科，屬於「達用」之學，可選修。並聘請石介、孫復等理學大師來此設席講學，將「理」「氣」「道統」之說引入官學體系，宣揚「以道統欲」的觀念，追求萬世常行的聖人之道。一時間從者甚眾，書香復振，為理學在南宋結出豐碩果實打下基礎。

但凡一個社會太平久了，經濟成就日益顯耀，便會生出種種嗜利奔欲、囂浮擾攘的風氣出來，使人迷智蒙心。但與此同時，社會也總應在精神的層面，提供一股反作用力與之抗衡，教化人心，匡正世道。宋代的經濟與金融成就，是公認的歷朝之最，卻能始終維繫著風雅時代的美稱。究其原委，其文教勛業自然功不可沒。宋儒道統，以匡扶正義為其使命。蔡京在朝時，太學生陳朝老，頂著被流放的危險，上疏列舉蔡京十四條罪狀，「時人爭相傳閱」，以致蔡京遭到免職留京的處分。

中國的儒家英雄，無論出身官學或私家書院，都經歷過艱苦的心性修鍊，出仕之後，赤心拳拳，不畏時難,以背負天下憂樂為己任。千載而下，世道輪轉。每當讀史至此，都不禁令人掩卷深思，喟然興嘆。

普天共慶的上元燈夜

宋太祖當年杯酒釋兵權時,曾坦率地對開國勛臣們說: 「人生如白駒過隙」,莫不如「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以頗為光明的方式，解除了長久以來的殿前兵患。從此,使民眾沉醉於歌舞樂游，成為貫徹宋代始終的安民良策。尤其在東京汴城，帝王們經常在節日里大設慶典，並親自巡行，與民共樂。遊人來到汴京，美食、購物、遊覽之餘，體驗到一次宋代的節日慶典，一趟旅程才算圓滿。

汴城中，最具狂歡氣氛的節日，莫過於除夕過後的上元燈夜。作為新年後第一個圓月之夜，這一天被宋人認為是天官賜福之日，政府也會在此節前後賑恤貧弱，營造節日氣氛與太平氣象。宋太祖曾下詔：「節日期間京城張燈五天，各地三天，城門馳禁，通宵開放。」屆時，官員們可以獲假三天，到街市中與百姓共賞花燈，帝王也會在元夜出現在宣德樓上，裝點氣氛。風流佻達的徽宗皇帝,還曾不滿足於只在大內賞燈，帶著妃嬪們一起跑出宮門，在街市中觀賞燈山舞隊，並下詔,凡到御街觀燈之人，一律賜酒一杯。

宋人一向喜歡熱鬧，愛過節。富庶的王朝，繁榮的城市，令休閑享樂之習尚相率成風。上元節在宋代發展為最熱鬧的世俗狂歡節，置身其中，就如同流連在宋代的風俗長廊，盡賞其人文景觀。

上元節慶典，早在歲前冬至便開始布置。在皇宮南面的宣德門前，用松枝、木料搭起山棚，高16丈，寬365步，以花朵、彩旗裝飾，喚為綵山。下面搭建台階式的鰲山以支撐，中間樹立木兩根，長24丈。柱子以金龍纏身，每個龍口處銜一盞燈，謂之「兩龍銜照」。御街兩側有御廊,廊下自除夕起，便逐漸聚集了各色歌舞百戲、奇術異能。蹴鞠擊丸、踏索上竿、猴呈百戲、魚跳龍門，一片連著一片，奇巧百端，常令人耳目一新。很值得一看的，有張九哥的吞鐵劍、小健兒的吐五色水、楊文秀的鼓笛演奏、趙野人的倒吃涼麵、尹常賣的《五代史》評書等，都是京城中有名的表演秀。聚集到此的遊人一日勝過一日，樂聲人聲嘈雜喧嚷，十餘里外的地方都能夠聽到。

待到元夜當晚，街市中處處張燈結綵，萬頭攢動，比肩繼踵。悠揚的樂聲從四處傳來，擠在人群當中，周圍穿梭著各式特色燈品，魚龍亂舞，錦繡交輝。蘇州的五色玻璃燈、福州的白玉燈、新安的無骨燈，紛集在此。不過最吸引眼球的，仍是鰲山上金光萬丈的彩燈。

皇帝準時出現在宣德樓上，隔著一層布簾，望不真切，簾內人影晃動，看得出有樂隊在演奏，偶爾可聽到妃嬪的嘻笑聲。在這個時候，帝王不過是節慶活動中一個遙遠而模糊的背景，如同戲台上的影像，甘願扮演著萬民狂歡的背景角色。此刻，由無數彩燈組成的鰲山燈火已經一齊點亮，金碧相射，氣勢恢宏。鰲山上繪有樓閣，神佛畫像，前面搭著舞台，有樂師伶官演奏樂曲。兩側是由彩絹紮成的文殊、普賢菩薩，分別騎著獅子白象，手指可以晃動，還能從中射出水來。原來在燈山的最高處，藏有一隻貯水的木桶，用轆轤不斷地絞水上去，定時噴洒下來，像瀑布一般，每次噴水，便能激起人群的一陣歡呼。

鰲山上的彩燈皆是以琉璃製成，外面繪有山水人物，花竹翎毛。底下的燈往往有燈謎貼於其上，供人猜測，猜著的便扯下謎條，領取贈品。如果走餓了，滿街都可見到「打旋羅」的小販，背著竹架，敲著小鼓，奉上香氣撲鼻的宵夜小吃。「打旋羅」乃宋代的推銷員之舞，是街頭小販用來吸引目光、表明身份的一種舞步。這種轉著圈圈前行的步姿，也是街市中一道獨特風景。

宋代的夜市小吃，被喚作「雜嚼」，四季內容並不相同。冬月里，最常賣的是盤兔、滴酥水晶鱠、煎夾子等。當此上元之夜，有兩種特色小吃是必須一嘗的。乳糖丸子，便是現在的湯圓，只是宋人在烹煮時，會在湯中加上蜜漬桂花，結合軟糯細膩的湯圓，令口感更加豐富。油錘，則是以麵糰包上豆餡，煮熟後，放在新汲的水中冷卻，再油炸，類似今天的炸元宵。湯圓正是起源自宋代，因為其造型團圓飽滿，所以被賦予了合家美滿的寓意，漸成為正月十五的必備點心。

待到月上梢頭，喧鬧的氣氛接近頂點。鰲背上升騰起璀璨的焰火，舞龍舞獅的隊伍也愈加歡騰。街巷中、圍觀的、遊走的、嘻鬧的、吶喊的遊人，匯聚成沸騰的人潮,使整座城市的活力如火山般向夜空迸射出來。穿行其中，總會被人群不由自主地擠到更加洶湧的地方。為了應對如此澎湃的人潮。開封府在各個巷口設置了一些小棚子，由軍士駐守，裡面表演皮影戲，吸引走失的孩童前來，等待父母認領。負責治安門禁的「金吾軍」，也可在人群中見到他們巡察的身影。這一夜，無論市民商販鬧到幾時，都不會遭到干涉。及至夜闌更深，人潮漸退，路上就會出現一些手持小燈照路的拾遺者，這些是每次在節慶之後，便會出現於路上的「掃街」人，撿尋人群中被擠落的發簪墜飾。後人有詩描述此景說：

一派春深送管弦，九衢燈燭上熏天。

風回鰲背星球亂，雲散魚鱗碧月圓。

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

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

唐代時，人口超過十萬戶的城市共有十餘個，至宋代已經增長到40個。在農業時代，每戶5人算是保守的估計，那麼這些超過50萬人口的繁華城市，已經足以將宋代的疆域點亮。每一年的春社花朝、端午重陽，便是它們迸發活力、綻放此一幕幕盛世狂歡的最佳時機。終宋一代，三百餘年，不知曾有過多少燈燭熏天、墜鈿遺落。

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王國維則稱：「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動，與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漢唐，後之元明，均有所不逮也。」但是,宋代也常常被指責其冗兵冗費，積貧積弱，對外輸銀納絹，屢遭侵擾。靖康之難，二帝北虜，蒙古鐵蹄縱橫，終至國破家亡，以致於少帝由大臣背負，崖山投海。

歷史往往錯綜複雜，偉大的文明與強悍的武功並非總是相伴而生。沒有一個王朝是完美的，但是，可以從它們對現世生活的打造，以及理想世界的藍圖裡，去比較究竟哪一個更加迷人。

宋代的年財政收入曾高達16000萬貫，其中商稅的比重年年增長。龐大的商船艦隊，頻繁地遠航至阿拉伯、印度、東南亞，以及東亞的日本與朝鮮，出口絲綢、瓷器、書畫等工藝品，帶回香料、礦石等原料。

世界上第一次出現紙幣與銀行信用，發生在宋代。神宗時期，宋代每年鑄幣可達506萬貫。而在唐代最鼎盛的玄宗時期，年鑄幣也僅為32萬貫。

高額的工商業稅收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宋代三百餘年從未發生過全國性規模的農民起義，宋江、方臘，皆是一省之亂，其影響也遠不像戲文中渲染得那樣強烈。

中國歷史中，只有宋代始終施行募兵制。政府出錢招募禁軍，免除百姓兵役，歷代百姓深受其苦的沉重勞役，則由廂軍承擔。在元人撰寫的《宋史》中，也稱道說：「自景德以來，四方無事，百姓康樂，戶口蕃庶，田野日辟。」

宋代乃書生當國，知識分子的政治理想與文化抱負有著充分的施展空間。道德上的追求使其更關心百姓福祉。

北宋時設立了現代福利機構的前身——福田院，負責收養無法自存的老幼廢疾。安濟坊，是免費為窮人看病的機構，漏澤園則負責殯葬無力入土為安的窮人，以及客死異鄉的旅客。流落街頭的孤兒棄童，有慈幼局收留照顧，等到其年齡稍大，便「令入小學聽讀」。高宗時頒布的《胎養助產令》，規定對貧民家的嬰兒，由政府找穩婆照顧，其後不能養育者，皆有政府每年支付助養費，助其樂生。

南宋大儒朱熹總結宋代文化說：「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

四大發明之中，宋代佔有其三。儒學復振，濂、洛、關、閩之學，皆自成體系，立德立言，影響深遠。詩詞文賦，風格獨具，馳譽千載。文化名人大量湧現，歐陽修、范仲淹、二程、三蘇、張載、王安石，群星閃耀，光照後世。

以屢遭指摘的積弱國勢，卻孕育出如此恢宏之文化成就，個中關係，錯綜相連，相含相孕，實難評斷。回望千年宋都，曾經上演的盛衰功過，都已隨滔滔汴水一去不返。唯有汴河兩岸的聲聲叫賣，元夜燈畔的歡娛笑靨、樊樓上的珍饈美味，雖相隔千載，卻依然有餘音在耳，余香在心。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