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薩珊波斯：伊朗沙赫爾的經濟和行政（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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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來源於2009年出版的Touraj Daryaee的著作《Sasanian Persia：The Rise and Fall of an Empire》

該文翻譯是由loyola於兩年前（甚至更久）組織的長期接力翻譯活動，旨在推廣薩珊帝國歷史（以及百度貼吧薩珊王朝吧，雖然我不確定裸哥現在還在不在貼吧玩了）。因為時間較長，參與人員較多（裸哥跟我說他已經不記得到底有哪些人參與了），所以我只能在參與人員中列出記得的人（希望有參與的人跟我說一下.......）。同時也因為上述原因和人手短缺問題，所以本文在翻譯上肯定存在著前後譯名不統一，錯譯、漏譯等等問題.......因此特將原文附上，以便各位遇到問題時及時拿原文作比較（有一些字詞無法正常粘貼，大家可以去我的資料貼以sasaiand為關鍵詞搜索下載原文）。

第五章翻譯者： @高萬博

校對：蘭斯洛特

至此，全書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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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珊帝國各行省的組織並不完全清楚，因為許多資料相互矛盾。這是兩種現象的產物。首先這和幾次改革—即早期薩珊體系在西元6世紀通過卡瓦德和庫思老一世的改革而完善—有關。第二個問題和詳細地描述了薩珊政府的資料的本質有關。因為大部分資訊來自於伊斯蘭時代，人們應該對這樣的資訊的採用應該保持謹慎，因為其中的記述似乎和阿拔斯王朝的東部地區的行政體系而不是薩珊晚期的更相近。

就中古波斯文獻而言，最重要的文獻是編纂於曼蘇爾哈裡發時期（西元754-775）的《伊朗的行省首府（Shahrestanihai Eranshahr）》，它應該是基於真實的薩珊資料。2許多行政機關和官員在《判決千條書（Madyan i Hazar Dadestan）》中被提到，這本編纂於庫思老二世統治時期（西元590-628 ）。最重要的是這上面有可以當作主要資料的行政印章和硬幣。它們對重建行政體系的基礎而言是無價的，而且要感謝R. Gyselen的重要工作，大部分薩珊時代晚期的情況已經被清理出來。只要可能，文字資料可以被用來證實或質疑銘文證據。然而，印章史料是不全的，而且只有在未來的發掘中發現更多的印章，我們才能對西元6-7世紀的情況有更好地把握。

已穩定的帝國的行政區和軍區正在被瞭解。所有人都接受晚期的薩珊帝國被一分為四的理論。文獻資料有關於四大區的充分證據。不僅中古波斯資料中有記載，《Xorenats`i》等亞美尼亞資料中也有。四大區的體制中仍舊有矛盾之處。比如《Xorenats`i》把法爾斯和錫斯坦劃分到k`usti nemrog中，而《Thaalibi》把錫斯坦放到東方大區（trust i Xozasan）中而法爾斯在（trust i nemroz）。不同情況的原因也許是因為不同時間和情景下的各種改革和劃分。四大區似乎沒有和世俗政府之間的線索，因為沒有行政印章來支持這一概念。在軍事和宗教上是存在四大區的，每個大將（斯帕赫德）管理每個「四分之一（kust）」。宗教上，kust由「精神導師（rad）」控制。在西元5世紀晚期到6世紀的卡瓦德和庫思老一世的改革前，伊朗的大將（Eran-spahbed）控制整個帝國的軍隊。但是後來他的權利被打碎並分給四個斯帕赫德。

一些錢幣證據也能指出卡瓦德一世統治下的帝國的四大區。薩珊硬幣的反面通常記錄硬幣被製造的日期和地點或鑄幣廠的簽名。這裡有許多薩珊和阿拉伯-薩珊的鑄幣廠簽名，這些並沒有用來確定生產地點。最近，Gurnet計畫閱讀薩珊的鑄幣廠簽名DYNAW—這已經被認為是指Denavar城，而DYW-AO以及其他三個簽名DYW-AT，DYW-AS，和DWY-KR已經被發現了。關於DYW-AO，由於中古波斯字母表的混亂本質，有時一個字母可以有多種解釋。前三個字母DYW已經被認為是divan(dewan)的縮寫，而在波斯-阿拉伯語中，divan意為「政府機構」，而後兩個作為尾碼的字母指代著地區。Gurnet認為AO是指西南部，AT指西北部，也許代表Adurbadagan；AS指首都，也許代表Asurestan（亞述）；而KR指東南部，代表克爾曼。通過把AO等同於西南方向，四大區的體制變得可疑，但是真正的問題是AO代表著什麼。Gurnet並沒有給這個反常現象一個明確的答案，而且的確有人能把尾碼讀作AN，從而變成DYWAN，但是另一種說法也許更合理。在中古波斯語中，首碼的aleph也能被讀作het，而O被寫作waw，因此，它也能被讀作w。這裡，人們可以把XW理解為呼羅珊，因此DYWXW意為東北部的「呼羅珊政府」。

這些卡瓦德一世在位期間鑄造的錢幣，恰恰可以和剛開始的行政改革對應。因此，文字資料能得到硬幣的補充，一同來印證事實上的確存在行政和軍事上的四大區。這四大區也許是卡瓦德一世因為所經歷的戰敗而做出的反應。東方的白匈奴的入侵和西方的拜占庭邊境戰爭以及南方的阿拉伯人對帝國的劫掠讓帝國處理各個前線上的問題的能力變得十分重要。這也許是把軍權分散到四個大將手中的原因，這些人因此能解決入侵和戰爭。這裡分成的四大區和羅馬帝國晚期的劃分很類似，後者有Praefectura praetorio per Orientem（東方道），rafectura praetorio per Illyricum（希臘和巴爾幹道），Praefectura praetorio Illyrici, Italiae et

Africae（義大利和拉丁非洲道）以及 Praefectura praetorio Galliarum（羅馬不列顛和伊比利亞半島道），這個共同點很有趣。因此，我們知道3-4世紀的薩珊舊劃分，其後的四大區以及後來6-7世紀的庫思老一世和庫思老二世的劃分。

三世紀銘文中的行省(provinces)被稱為沙赫爾（中古波斯語為stry），而行政區（districts）也被稱為沙赫爾，而行省首府被稱為沙赫爾斯坦（shahrestan）。沙赫爾由shahrdaz管理，他也許在3世紀是當地的小王。由王中王指派的他們是這些行省的統治者。各地區由沙赫拉巴（shahrab）和穆貝德（mowbed）統治。穆貝德處理財產權和其他法律事務，法爾斯行省的的一個行政區Ardashir-xwarrah的穆貝德的職能就是如此。這裡也有「會計師（amargar）」，他們處理一個或幾個行政區的金融問題。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關注各行政區的行政劃分。沙赫爾（行政區）被進一步細分為魯斯塔克rustags（也許由幾個村莊組成），而最小的單位是以德赫幹（dehgan）統治的德赫deh （村莊）。這種劃分顯然來自於後來的中古波斯銘文，其中一條基督徒Hormuzd-Afarid之子Khordad，他以這個順序回憶他的產地：1) man i Eran-shahr, 2) rusta calakan, 3)

deh Khisht：「伊朗沙赫爾的Chalagan魯斯塔的Khisht德赫」（存疑），在Sirat Anushirvan中保存的伊本?米斯凱韋的Tajarib al-Umam中，也存在同樣的順序，其中庫思老一世以一下的順序列舉行政單位：1) bilad「地區/國家」，2)庫拉（kura），3) 魯斯塔克（rustaq），and 4) qazya相當於deh的qazya。

在伊斯蘭早期，這些術語中的一些似乎已經被混淆在一起而且互換使用。例如，魯斯塔（阿拉伯語魯斯塔克）有時被等同於tasug（阿拉伯語Tassuj）或uahiya。然而一些文書證明上文的同樣的術語在薩珊時代和伊斯蘭早期都存在。回溯到薩珊王朝的起始，Balami指出Ardaxsir是伊斯塔克爾的沙赫爾，且是本土人。他記述伊斯塔克爾有一個魯斯塔而其中包括一個德赫。因此，我們瞭解了薩珊銘文中的確切的劃分資訊：1)沙赫爾，2)魯斯塔，3) 德赫。這也許也代表了伊斯蘭早期的劃分。其他資料也證實這一點，比如《Tarikh Oom》中記載庫姆城（Qom）由七個聚集在一起的德赫組成。

其他的區域包括皇室土地—以ostandar為長官的省（ostan）。這詞對應亞美尼亞， Marzpanate王朝時代（西元428-652）這個ostan就是皇室土地。一些領土被劃入ostan，而ostan被細分為gawar。沙赫爾和德赫中包含有祭司們（Mogwed）控制的神廟。另一個劃分是延續至7世紀的由「法官（dadwar）」掌權的tasug。地區祭司的權威在dadwar之上。Tasug是來自阿拉伯語的tassoj的一個借詞，而且已經被認為是魯斯塔克的四分之一。它的含義也比較清楚，來自中古波斯語的tasum（四分之一）。問題是，tasug是一個行政劃分的地區/單位的哪個部分的四分之一。Morony認為沙赫爾（地區）被分成以小城鎮或村莊為中心加上周圍土地的次級行政區，這些就被稱為tasug/tassoj。人們會問這些地名（toponyms）之間是否有不同。根據Madiyan i Hazar Dadestan (MHD 100, 5-7)，沙赫爾由祭司管轄，而tasug 由dadwar管轄。

重要的官員/行政官及其職能

這裡有一些關於帝國的機構/官員的印章。他們分別是：

·shahrab

·Mow

·mowbed

·driyosan ja daggw

ud dadwat

·handarzbed

·dadwar

·amargar

·dibir and karframan.

Shahrab: "provincial governor

行省總督是管理王國中的大行省的人。在波斯早期歷史（阿契美尼德時代）中，shahrab是王國的監護者或王國領土的統治者。在帕提亞時代，這個官職也出現在蘇薩（Susa）的銘文中，地位相比阿契美尼德時期下降了。亨寧明確指出「他（總督）現在統治的區域很小，也就是一個城鎮和周邊的領地」。在3世紀的銘文中，這個官職從阿契美尼德時期的衰落很明顯，在Kaba-i Zardosht的沙普爾一世的銘文中有一個shahrab的名單。例如，哈馬丹，Niriz和Weh-Andew-Shabuhr的總督。這個shahrab在第七位，在「司令（ftamadar）」之後，「駐地司令（dizbed）」之前。在 Paikuli的銘文中，shahrab在11行配提到，在「地區長官（kadag-xwaday）」之後和「會計師（amargar）」之前。在4世紀的沙普爾二世（311CE）的銘文中，在錫斯坦的小王的隨從名單中，shahrab位於mow（祭司）之後和文吏（dibiz)）之前。這個銘文體現了這個官職在行省內的重要性，其中它僅次於MLK （小王），「顧問（handarzbed）」和mow之後，而在「文吏（dibir）」，「自由人（azadan）」，「信使（frestag）」和「酋長（sardar）」之上。這也許顯示了這個官職的復興以及它在薩珊晚期的重要性。shahrab的印章上描繪了一個頭戴滿是珠寶的帽子的人，這顯示了這個官職的重要性。

Mow:"priest"

mow在宗教和國家機構中行使職能。大量的有這個頭銜的印章也證明這個官職對國家的官僚機構中的重要性以及薩珊波斯的神廟經濟和宗教機構的規模之大。我們有早在4世紀mow就在為行省效力的證據，其中一個為錫斯坦的小王服務。mow是祭司階級中地位最低的，他們在地區，城市，村莊和神廟中以各種身份行使職責。他似乎負責控制經濟交易。在一個有薩珊晚期的草書銘文的大罐子上，一個mow據說因為說謊和犯『罪』（winah）而被監禁，winah是來自宗教詞彙的法律術語。他葉許在罐子中的商品的數量或價值上撒了謊。

Mowbed: "chief priest"

這個頭銜在3世紀就很引人注目，在霍爾木茲一世統治時Kerdir被稱為奧赫馬茲德的大祭司（Ohrmazd mowbed）。他後來獲得了更多的頭銜「Kerdir，神聖的巴赫拉姆和奧茲馬茲德的大祭司（Kerdir i boxt-rwan-wsahram i ohrmazd mowbed）」。許多諸如此類後來被授予Kerdir的虛銜表明它們是在此時期誕生的。它們包括「帝國的首席祭司和首席法官（hamshahr mowbed ud dadwar）」和「首席典禮官（ewenbed）」。到了4世紀，大祭司的官職變得重要起來，而且地位在「chilarch（hazarbed）」之下，而在「財政大臣（shahr-amardibir）」之上。這種權勢的增長也許伴隨著瑣羅亞斯德教的祭司組織和其等級制度的力量的增長。似乎，祭司和大祭司大量參與到帝國和各行省的行政機構中。這裡也有主管下級分區，火神廟和城市的大祭司的印章，這顯示他們資歷的程度和地位的高低。

到了薩珊晚期，大祭司也要處理公文，並在其上印上其名。《關於大祭司的職責的書（xwes-namag i mawbedan nibist）》中闡述了他們的職責和職能。大祭司掌管幾個重要職權。大祭司和shahrab一同管理一個沙赫爾。由於我們有城市的大祭司的印章，我們可以假定這些區域都由一個大祭司來掌控。雖然首席大祭司（mowbedan mowbed）的印章並未發現，這個頭銜出現在許多書面材料中，所以我們可以假設最終有那麼一個人有權掌管所有大祭司。這個頭銜似乎早在4世紀就出現在敘利亞的資料中，其中有一個「首席大祭司（resa de maupate）」

羅馬晚期的資料也證實了他們日益增長的權勢和地位。例如，在六世紀，阿加提阿斯（Agathias）記述：「然而，現在的Magi是極度受人敬畏和崇拜的物件，所有公共事務根據他們的判斷和預言來處理，而且在他們的評判下，沒有糾紛不被平息。事實上，在波斯人眼中，如果沒有一個Magi的認可，結果沒有任何合法性。」他們不僅在行政上活躍，而且獲得更多權利。敘利亞的資料甚至記載，大祭司們有時能統治一個行省，比如阿迪亞波納（Adiabene）省，而其他行省在宮廷的控制下。這也得到了敘利亞人的記錄的支持：在薩珊早期，大祭司和瑪律茲班（marzbans）被派去掌控行省。這也許是對過去的回憶，但是這也許反映了伊朗的「非伊朗人」行省的控制方式，而我們從亞美尼亞的資料中得知薩珊人讓首席祭司（hazarapet，chief mow，比如mowbed）掌管亞美尼亞，他的職能是地區法官。以利沙也記述到：薩珊人通過祭司的宗教來統治他們的帝國。在中古波斯文獻中，一個有趣的資訊指出大祭司掌控阿維斯坦（awestam）—這也能被翻譯成行省，但是比魯斯塔克大比kmst.小。

Driyosan jadaggow ud dadwar: "advocate and judge of the poor."

人們主要通過查看印章史料，《Madiyan i Hazar Dadestan》和亞美尼亞資料來認識這個頭銜。根據《Madiyan i Hazar Dadestan》（93.7），在卡瓦德時期，大祭司和會計師擁有官方印章，而法官dadwar的印章則是在庫思老一世的命令下製作的。法爾斯行省的大祭司的頭銜被變成了「窮人的保護者和仲裁者（driyosan jadaggow ud dadwar）」。這個官職似乎與社會，法律和宗教領域都有關。從印章上，我們知道這個行省的法官負責『司法』（jadaggow），沒有證據表明driyosan jadaggow ud dadwar是個被分出去的官職（separate）。在庫思老一世時期，法官們獲得了印章，而且在行政區和城市中行使功能。文獻證據也許會解釋這個問題，因為我們遇到了這個頭銜—「擁護者（jadag-gowan）」，這可以被解釋為「幫手（ayaz）」和提供「保護（panahih）」。這個詞彙的意義還不明確，而且它的職能也許是代表人們或事務的仲裁者。在瑣羅亞斯德教的世界中，jadag-gowan的地位被認為是和天堂中的指引和平者的地位一樣。De Menasce是第一個對這個官職的職能作出解釋的人，而且證明這個官職屬於法爾斯的大祭司。現在我們有6個這個頭銜的印章。帶有這個頭銜的印章的數量之多讓謝克德（Shaked）的假設—這個官職只屬於法爾斯的大祭司—難以置信。對法爾斯而言，這裡有掌管各種地區，比如比沙普爾，伊斯法罕和Ardashir-xwarrah的driyosan jadag-gow ud dadwar的印章。也有driyosan jadag-gow ud dadwar在同一時期負責三個地區，比如，達拉歌德（Darabgerd），比沙普爾和Weh-az-Amid-Kavad的。

謝克德(Shaked)證明這個大祭司的道德權威和窮人的福利息息相關，而中古波斯文獻中記載：「第七位的是擁護者（jadag-gowih），這個人要為寡婦，饑兒，火焰，牛羊和其他無助的造物，特別是自己的靈魂，來說話。」顯然，這個官職必須有一些特殊的職責以區別於其他大祭司，比如管理給予窮人和困苦的人的善款。對這個頭銜來說，宗教權威（大祭司）顯然也得到了法律權威，這等同於亞美尼亞的聖Nerses的頭銜—「所有窮人的仲裁者（ jatagov amenayn zrkeloc ）」

driyosan jadaggow ud dadwar也許是幫助窮人和生活困頓的人的慈善基金的監督者。這是有權勢者應該作為己任的宗教義務(《宗教行為（Denkard）》，VI.142)：

The powerful means are not harmful to that man or to (other) people. In whatever comes about he is driyosara jadag-gow advocate for the poor and does good to them. He praises the poor and acts in such a manner that (his) wealth and riches are open to all men, and that they hold them as their own and are confident.58

有權勢者註定不會傷害任何人。無論怎樣，driyosara jadag-gow會為窮人辯護並為他們做好事。他讚美窮人，而且通過向任何人開放他的財富和財產來踐行。他們可以毫無愧疚拿走它們作為自己的。

在地方上，祭司也許負責宗教捐獻，而人們奉獻pad ruwan 是為了拯救靈魂。這和基督教的基金會很相似，當然，也和伊斯蘭的瓦克夫(Waqf ) 制度有聯繫，後者在伊斯蘭早期是有同樣職責的宗教捐贈。

Handarzbed: "councillor"

handarzbed有許多職能，或者是上層人士的顧問。在波斯波利斯的4世紀早期的中古波斯銘文中，我們見到了「錫斯坦的首席大臣（Sistan handarzbed）」這一頭銜，其僅次於錫斯坦的小王而在大祭司和Shahrab of Zarang之上。因此，從早期起，他似乎就在宮廷機構中有重要的職能，比如提出建議或處理道德事業。我們有Ardashir-xwarrah的handarzbed的印章，那麼也許也有有為行政區服務的另一些handarzbedan。也有可能是，一個handarzbed可以同時管理其他幾個地區。

「宮廷閣員（dar handarzbed ）」是國王的臣子，而且是宮廷扈從的一份子。根據《Karnamag i Ardaxsiz i Papagan（X.7）》，宮廷扈從還包括「首席大祭司（mowbadan mowbed）」，「軍隊大將（eran spahbed）」，「騎兵大將（pustaspan sardar）」和「首席文吏（dibiran mahist）」，他們的地位在「顯貴/要人」之上。mowan

handarzbed對和婚姻有關的法律事務給出建議（《Hadyan i Hazar Dadestan (57.12; 59.10; 98.3)》）。由於宗教階層的權力增長，mowan handarzbed在薩珊末期應該是重要的職位。在中古波斯文獻《 Abar Stayenidarih i Sur Afrin (157.9-14)》中，他被列在了這些官職的後面：「王中王（sahan sah）」，「王子中的長子（pus i waspuhr i sahan）」，「首席大臣（wuzurg framadar）」，（東北的呼羅珊，西北的xwarwaran和東南的nemroz）的「軍事指揮官（spahbed）」，最後是「首席法官（dadwaran i dadwar）」。他之後的有mowan handarzbed和 hazarbed "chilarch"。mowan handarzbed是mowbedan的顧問，而且在Yasna的巴列維語譯本中，mowan handarzbed被注釋為mowan的老師。在波斯-伊斯蘭文學中，宗教人士被視為第一階級，而且分成4個階層，其中最後的是moaliman，即「祭司教師（handarzbed）」。我們也有這個官職以及錫斯坦的mowan handarzbed的印章。「顯貴/要人的顧問（ handarzbed i waspuhragan）」在國王的領地內擁有權利。在沙普爾一世時期，王后也有一個handarzbed，此外還有「騎兵顧問（handarzbed i awaragan）」。

亞美尼亞的《Lazar P』arpec』i的歷史》中，記載了movan

anderjapet被派往新沙普爾的一個堡壘，在那裡關押著亞美尼亞的教士們。他把他們帶到一個荒涼的地方來折磨他們，但是這更可能是為了改變他們的宗教信仰。最重要的是，這個文獻中記載movan anderjapet在movpetan-movpet（即mowbedan mowbed）的領導下。一個中古波斯文獻中記載mowan handarzbed和mowbedan mowbed的地位在掌管魯斯塔克的dadwaran，控制地區「（awestam）」的mowbedan和統治「大區（kust）」的「宗教大臣（radan）」之上。根據《Madiyan i Hazar Dadestan》，mowan hamlarzbed掌管現有秩序和管理靈魂（pad ruwan）的基礎。

Dadwar:」judge"

法官必須接受法律教育，而且由mowbedan任命。Dadwar也有長官—他的頭銜是「行省的最高法官（superior）」。敘利亞文獻《Patriazch Mar Aba (西元540-552 ) 的一生》中也有這個的證據，其中提到Mar Qardag擁有兩個頭銜兩個頭銜—「典禮大師（ewenbed/ayenbed）」和「帝國法官（shahr dadwar）」。這意味著兩個頭銜會組合或合併在一起，比如「首席法官由shahr dadwar和dadwaran dadwar」兩個頭銜組成。al-Masudi證實了首席法官的存在，他些許奉承拍馬地聲稱首席法官Qadi al-Qodat是所有大祭司的上司。因此，法律機構似乎一直由宗教階層控制。如前所述，《Madiyan i Hazar Dadestan (100,11-15) 》中記載dadwar受大祭司控制。這個頭銜的一些印章已經被發現了，因此我們不能從印章圖案的實例中得知這個官職的普遍程度。這也許意味著到了西元6世紀，mowbed已經有法官的職能了。根據中古波斯文獻，dadwar處理各種案件，比如產權，記錄和供詞，還要進行訴訟，拆封信件和保留無人認領的財產。他們一定熟悉瑣羅亞斯德教的法律並且這裡有一系列的文書來讓他們參考過去的法律判決。以訴訟案為例，他會有一本「訴訟之書（Mustawaz-namag nibist）」來回顧過去的案例。

Amargar: "accountant"

在璽印中，「會計師（amargar）」和「法官（dadwar）」似乎控制著經濟，行政和法律等事務。全部行省都有會計師，這得到了卡斯爾·阿布納斯爾（Qasr i Abu Nasr）(D209) 發掘出的「法爾斯的會計師（pars amargar）」的印章的證明。此外，一些會計師掌控著行省內的一個或多個沙赫爾。一個例子就是伊斯塔克爾和達拉歌德的amargar，而另一個「Ardashir-xwarrah，比沙普爾和新達拉蔔」的amargar。Amargar的治權可以被改變，從其他的璽印中我們就能看出這點，比如(Z3 Gyselen) 「伊斯塔克爾，比沙普爾和Weh-az-Amid-Kavad」。除了各行省和各地區的會計師，還有「宮廷會計師（dar-amargarand）」和負責帝國財政的「財政大臣（Eran-amargar）」。

Dibir: "scribe"

文吏（dibiran）是那些可在不同場合和事務運用閱讀和寫作的能力的人。簡短的中古波斯文獻《寫書信的方法（abarewenag i namag nibesisnih）》中闡述了書信應該怎樣寫給不同階級的人，比如領主（xwadayan），和統治者（padixsay）；去調查某人的痛苦（bes-pursisnih）並且為失去愛人的人帶去快樂（hunsaudih）；以及應該使用那種格式和如何結尾。如果要學習這些事情，他們要加入dibiristan，從那裡出來的人被宮廷和行省行政機構雇傭。根據伊斯蘭資料，這些在宮廷效力的文吏被要求不同外人接觸。這也許是為什麼我們聽說了一些奇怪的手稿，這根據伊本·納迪姆的記載是被用來書寫密信的，即「密記（raz-dibiri）」。那些知識較少的人被視為karframanan或kardraran，他們需要多學習一個。

SASANIAN ECONOMY AND AGRICULTURE薩珊的經濟和農業

主要的生產模式和收入來源以及生計是養殖業和農業。農作物中包括大賣，黑麥，小米，豆類等穀物，草料，紡織用的纖維作物，葡萄，無花果，棗，堅果等水果和蔬菜以及水稻，杏樹和橄欖樹。薩珊人對農業建設很感興趣，而且我們知道在胡齊斯坦和伊拉克中養殖和農耕用地不斷擴張。弗萊正確的意識到近東的土地佔有制（或封建制）的特徵和歐洲的封建制度有所不同。這得到了來自西南的伊蘭沙赫爾（Eranshahr）的考古證據的證明，在那裡不存在城堡或堡壘附近的村莊。這是因為那裡有幾種不同的土地所有制，比如「國家土地」，「捐贈土地」，「集體所有的土地」，而且人們還提到了「作為慈善捐贈的土地」。但是比土地所有權更重要的是水源的控制，這使得對坎兒井的開發和擁有更為重要。坎兒井的維護和建造告訴我們薩珊人對農業發展的重視程度，特別是對於那些乾旱地區和丘陵地區。一些坎兒井有數千米長並且被設計來為大型定居點供水。和中世紀歐洲的封建社會不同的是，水在薩珊波斯是更重要的多的商品，而且它的來源和控制在法律文獻中有詳細討論。《Madayan i Hazar Dadestan》的第二十章是關於坎兒井的使用的，其中記述了一個擁有坎兒井份額的人和其他個人之間的糾紛的法律案例。

胡齊斯坦和伊拉克是兩個重要農業行省。胡齊斯坦土壤最為富饒和水源充足，而且它有已建成的灌溉系統來確保對水資源的最大限度的使用。在這裡，水稻，甘蔗，果樹和其他農作物被種植和出口。這確保了政府的徵稅能力的最大化，為皇家官員提供金錢。因此，伊蘭沙赫爾的灌溉系統的發展能告訴我們許多關於國家對農業的發展和對其的控制上的反應。蘇薩平原上的證據證明較小的灌溉水渠被更大的需要花費更多金錢且更費人力的大型灌溉系統取代。

CITIES

帕提亞人開始而薩珊人延續的城市化進程帶來了伊朗高原其他地方的人口的湧入以及來自近東的遭遇武力脅迫的移民。後來的伊斯蘭資料和中古波斯資料都證明了波斯諸王對城市建設的極大興趣。《Shahrestaniha i Eranshahr（伊蘭沙赫爾的首府）》提及了遍佈中亞，伊朗高原，美索不達米亞和近東的城市，讓我們能很好地審視波斯的行動。被翻譯成行省首府或大城市的許多沙赫拉斯坦據說是由薩珊諸王建造或重建的，因此以國王的名字命名。哈姆紮·伊斯法罕等波斯的穆斯林歷史學家也提供了由薩珊的各個王中王建造的城市的名單，這印證了《Shahrestaniha i Eranshahr》中的內容。

西南的伊蘭的考古證據提供了鄉村的定居點衰落並向伊拉克，胡齊斯坦和北部遙遠的德赫洛倫（Deh Luran）平原等地的城市移民的證據。尼利聲稱人口增長和城市化是薩珊政府促進的有計劃的擴張和增長的直接結果，這似乎對大部分已開發的行省而言是準確的。這樣的人口流動的特徵也許還基於新定居點的商業發展能力和位置——道路的地方經濟活動十分繁榮。

進行城市化進程是有若干重要原因的。其一就是薩珊為了獲得更多稅收，因此他們必須發展紡織，玻璃，金工和其他工藝品和行業，而這些都需要大量居住在城市中的勞動力。俘虜的羅馬工程師，技術工人和工匠們被驅趕進了新建的或古老的城市中，而這些新勞動力能填補人口短缺並訓練波斯人。大規模的遷入城市不僅得到了文獻資料的證明，而考古工作也可以證明。許多城市的名字上冠有Eran或xwazrah，而這也證實了薩珊的思想傾向—薩珊人用它們來命名或重新命名城市。這可以回溯到「Avestan aizyanem xvareno（雅利安的榮耀）」和王權概念之間的關聯，而且這些城市接受王中王的直接控制。因此，城市化在薩珊時代有經濟和政治上的意義。

為了建造新城市和將人口引入各地，薩珊人需要在經濟上投資，特別是能養活迅速增長的人口的農業。由於農業是主要的生產模式，人們需要審視薩珊帝國內的土地所有制。在各種資料中，我們可以說這裡有幾種類型的土地所有制。小農場的個人所有權是一種類型的土地所有制度，而隨著第二種土地所有制（即集體所有制）的不斷發展，這漸漸難以維持。這些參與集體所有制的人是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例如，伊拉克的猶太人村莊雇傭奴工來出產農產品。他們以及其他人都有權共有奴隸並且買賣他們所有的城鎮和其周邊的土地。這種公共的宗教的土地所有權也適用於基督徒，而美索不達米亞的修道院和教堂也有同樣的分類並使用奴工。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薩珊早期的經濟利益通過幾個重要的活動來表現。薩珊經濟發展的第一要素就是控制波斯灣。我們知道這在阿爾達希爾一世是就搞定了，而且在波斯灣的波斯和阿拉伯沿岸建立起了港口。據說，阿爾達希爾在擊敗了阿達旺並控制了伊朗高原後就入侵了阿曼，巴林和亞瑪瑪並且擊敗了巴林之王Sanatruq。然而，在沿岸建立堡壘的原因並不清楚，因為很難相信薩珊海軍會駐紮在這些堡壘中。不過，它們還可以作為收容所或倉庫。阿拉伯資料記載在薩珊時代波斯人控制了海岸和海灘，而阿拉伯人生活在山區和沙漠中。我們對薩珊海軍知之甚少，而且它似乎不是主力軍隊。不過，資料中還是提到了阿爾達希爾時代和庫思老一世時代的薩珊海軍。

在《Karnamag i Ardaxsir i Pabagan》中，我們得知了這些港口中的一個—Boxt-Ardaxsir（現在的Busihr），而這和其他證據一起證明了薩珊早期的波斯灣的重要性。這個港口的重要性在於它是通過陸路連接著內陸的卡澤倫（Kazerun）和沙拉茲（Seraz），而且商品在這裡被出口到其他地區。而且由於離波西斯的中心即沙拉茲近使得它成為重要港口。另一個重要港口是西拉夫（Siraf），它的陸路通往費羅斯艾巴(Feruz Abad)以及沙拉茲，而其中的陶片和硬幣以及其他發現證實了這個薩珊港口存在。其他港口包括霍爾木茲海峽的霍爾木茲港通過Lulfar 到錫尓詹（Sirjan）從而連接東北一帶。Guzeran或Kujaran-Ardesir的港口位於Bandar i Lengeh附近，後者在貿易上扮演重要角色，並要滿足波西斯的達拉蔔城的必需品。我們還知道哈爾克島（Kharg），其在Busihr的西北部的37公里外。它似乎在西元4世紀成為薩珊的定居點。

這些港口也許是重要的貿易中心，在這裡，商品會被轉運進內陸城市，而從美索不達米亞前往亞洲和東非以及返程途中的商隊也能將此地充作落腳點。我們知道伊斯蘭早期時西拉夫港的房屋由來自印度和桑吉巴的被稱為Saj的木材建造，這裡是面向亞洲和東非的進出口貿易的重要節點。西拉夫發現的薩珊錢幣證明了薩珊時代對這個港口的佔領。然而，也可以看出對海上的控制似乎並不是由薩珊海軍或政府積極推行的政策，而是波斯商人在沒有過多的國家干預的情況下主導了貿易。

薩珊人和拜占庭人進行競爭，他們間的遠至達斯里蘭卡——薩珊商人在馬來西亞有殖民地——的貿易路線都能看到。波斯馬匹被船運到錫蘭，而且在島上有一個波斯人殖民地，而從波斯來的船隻進入其港口。薩珊對信德地區的控制也能從最新的硬幣發現中看出來，這些是卑路斯類型的複製品，反映了5世紀的薩珊勢力的存在或影響力。波斯人建造了其他的港口來擴大貿易，比如6世紀的阿曼的馬斯喀特；這個港口中波斯商人的重要性一直延續到伊斯蘭時期，從印度前往亞丁灣的船隻停靠在這個港口。

在阿曼海的波斯灣出口處的蘇哈爾，有一座薩珊堡壘，它在貿易活動中葉有一席之地，而達馬和Jurrafar也有一樣的堡壘。霍爾木茲海峽的加南有一個波斯哨所，來監視航運和想要進入波斯灣的船隻。信德的 Banbhore和東非海岸的基盧瓦也存在一樣的哨所——這裡發現了一些薩珊-伊斯蘭製品。在烏姆瑪地區也有薩珊存在的證據，這裡發現了來自伊拉克的綠釉陶盆。而在拉斯海瑪（Ras al-Khaimah）的Khawran附近的Salihiyah也有薩珊製品的存在。這些港口中的波斯人的存在證明了這裡有控制這些前哨附近的航運的活動。

6世紀，波斯人不僅一心想控制波斯灣和阿拉伯海，而且還把手伸向了遠東，這使得他們和羅馬發生了衝突。絲綢似乎一直是羅馬人感興趣的重要商品。羅馬人似乎一心想要繞過波斯商人來獲得更便宜的絲綢和其他商品。因此，拜占庭人不得不尋求基督教的衣索比亞人的幫助，而後者則被擁有薩珊的支持的葉門人趕跑。

我們也有關於薩珊人同中國貿易的資訊，在西拉夫港發現了唐朝製品和來自羅馬的其他物品在內的進口商品。同中國的貿易要通過兩個途經，其一是我們熟知的著名的絲綢之路，另一個就是海上航線。值得一提的是，這兩個貿易途經的貿易效率取決於所在時代。每個途經上的貿易效率並不是恆定的，而往往是波動的。阿米安·馬切利努斯告訴我們：在4世紀「【波斯灣】沿岸密佈著城市和鄉村，而許多船隻來來回回」。海上貿易由於政治局勢而變得更加重要，因此波西斯的港口對這個貿易的重要性在增加。從這些港口出發的波斯商人們前往中國尋找絲綢，而羅馬人也決定去這樣做。我們得知波斯商人並沒有不做應對，而是在中國建立了自己的中心。隨著東亞的港口和波斯殖民地的建設，羅馬人無法獲得更多，甚至到了6世紀的查士丁尼讓從事貿易的衣索比亞人去幫助他。但是我們得知「衣索比亞人無法從印度人那裡買到絲綢，因為波斯商人總呆在在印度船首先來到（因為他們定居在鄰近的國家）的好海港中，而且習慣於買下所有貨物」。

離中國海岸一段距離外發現的薩珊錢幣再次證明了波斯和這一地區的海上貿易。薩珊錢幣在中國東南部有至少有三處發現地點，而商船也許是從波斯灣出發來到這裡。曲江，英德和遂溪這幾個地點和波斯灣有貿易聯繫。許多錢幣是5世紀晚期到7世紀的，這再次證明了薩珊晚期的波斯灣的重要性。錢幣的日期證明他們是在南齊王朝的（497-501）時埋藏在在是沿海省份的曲江，英德。反過來，我們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發現的薩珊錢幣也證明了這種交流的存在。雖然來自海上貿易的錢幣數量很。卡瓦德一世的錢幣被發現在沿海的廣東省，其鑄幣印章是來自波西斯和鄰近地區的，這似乎是通過海上貿易來的。在中國的波斯人殖民地的存在也通過在中國南部的長安地區發現的瑣羅亞斯德教的火神廟得到了證實。

陸路貿易有更多文獻，而且絲綢之路要被重點提到，因為這是連結東西方的道路，而波斯是這個國際化貿易路線的中轉站。從東西方的商品上徵收的各種稅費顯然讓皇家國庫收益，而後者為了有利可圖的路費而維護道路的暢通。Morony記載到我們看到的新定居點的創建不僅是因為薩珊人為了創建新城市和讓人口填入這一地區，還因為要將人口從偏遠地區向位於貿易路線上的貿易集中的地方遷徙。羅馬帝國所需求的和薩珊人試圖控制的產品是絲綢。薩珊人在蘇薩，貢德·沙普爾以及蘇斯塔爾建立工坊來對抗中國和敘利亞-腓尼基的工坊。他們通過進口生絲線並製成圖案，這後來被引入埃及而且延續到伊斯蘭時代。

五世紀末和六世紀的薩珊銀幣在中國的大量出土證明了薩珊同東方的緊密的貿易練下而且這部分被稱為「外交貿易（譯者註：應該就是中國的朝貢貿易吧）」。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人是粟特人，他們被認為是絲綢商人而且控制了中亞的貿易。雖然他們在貿易上十分活躍，貨幣政策的改變和薩珊人介入同中國的經濟往來是同步的。這個活動的準確開端是在6世紀，而且基於貨幣我們能發現在中亞特別是粟特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貿易水準達到了新的階段。

另一個重點是，相對於從敘利亞購買貿易玻璃等所需的商品，薩珊人決定將這個地區的技術工人和他們的家屬趕到新建設的帝國城市中，這樣就能對抗羅馬人。古典時代晚期的薩珊和羅馬之間似乎有穩定的商貿來往，但是波斯-羅馬-戰爭對各個貿易路線施加了壓力。例如，亞美尼亞是雙方爭奪的地區，那裡也是貿易往來的大市場。普羅科比記述：波薩美尼亞（5世紀中期後薩珊控制的東亞美尼亞）是薩珊和羅馬人貿易印度和伊比利亞（譯者註：此處的伊比利亞應該是高加索地區的伊比利亞）商品的重要中心。

現在，由於亞美尼亞的種種政治問題，美索不達米亞成為了重要的路線，而且貿易額不斷增加。當然，在6世紀晚期和7世紀的慘烈戰爭中，這些路線明顯衰落了，這反過來讓阿拉伯成為非常重要的路線，而這也許對阿拉伯的經濟發展和伊斯蘭教的產生了深遠影響。兩個帝國簽訂了各種條約，而且他們的經濟利益變得更重要而隨著時間推移，敵對關係更加緊張。到了6世紀，《查士丁尼法典（Codex Justinianus）》(IV 63/4)中記載羅馬和薩珊的商人都必須在兩個帝國已經指定的區域內貿易，而且雙方不能深入另一個帝國境內去旅行。這個協定被認為是為了保護國家的（經濟）秘密，從而讓波斯商人呆在波斯並向東方的中國遠行，而羅馬商人呆在羅馬帝國內並讓衣索比亞人等其他民族通過水路前去東方。雙方都收取高昂的關稅和過路費，有時在一些地區高達十分之一，而這個是通過商人會議同意的。這使得那些不在羅馬和波斯控制下的地區—比如，阿拉伯南部的希赫爾（ash-Shihr）—更受歡迎。

THE DOMESTIC ECONOMY

針對國內經濟，我們可以依靠印章和印璽來觀察薩珊的行政機構。這些資料告訴我們關於薩珊的官僚機構和行政組織以及部門的資訊，比如祭司們的介入程度和經濟活動的水準和範圍，負責這些活動的人和它們發生的地方。關於經濟活動，我們得知國內貿易生機勃勃，這是基於帝國境內發現帶有波西斯行省的地區或城市之一的名字的印章和印璽。四個重要的印璽出土地已經被發現，分別在塔科特·蘇萊曼（Taxt i Suleyman），喀什·阿布·納沙爾（Qasr i Abu Nasr），阿誇山丘（Aq Tepe）和第溫。從中，我們可以做出一些假設。在阿誇山丘發現的帶有波西斯的克爾曼和Ardashir-xwarrah的名字的印璽可以告訴我們波西斯同帝國的邊遠地區的經濟聯繫，而且只有波西斯能擁有這樣的地位，因為大量的帶有其所屬城市的印章和印璽已經被發現。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商品從作為港口的波西斯流出或波西斯作為商人們的旅途的起點。印璽被用來密封商隊或海路的包裹，而這得到了後來的歷史證據的證明。同樣重要的是，在東亞發現的印璽—特別是斯里蘭卡的滿泰的—也證明了薩珊的經濟活動。

貿易的性質以及參與貿易的人都很重要。貿易由整合了自己的資源並且形成了夥伴關係的行會和宗教團體來進行。中古波斯語中用於合作夥伴的法律用詞是hambayih，本意為進行會帶來更好回報和更大的購買力的投資的一般份額的持有者。這些合作夥伴也許也基於宗教社團，而瑣羅亞斯德教創建了自己的hambayih，但是也許通過他們地區外的其他宗教團體合作。關於這種在薩珊晚期普及的所有權形式，《Madiyan i Hazar Dadestan》以及敘利亞語的《Ishoboxt》的第五本中都專注於行會或合作夥伴的主體。我們充分瞭解了關於貿易和商業協議的法律問題。協議的草案被起草，簽署和蓋章，而且影本被保存在當地的登記官員的機關中。這些協議具有法律效力而且依據違法案件由低階的地方法官（dadwar i keh）或高階的地方法官（dadwar i meh）來審判，這些人都是一些高階的祭司。

THE PERSIAN WAZAR/BAZAAR: THE MARKET PLACE

城市的主要經濟活動由商人們（wazargana）進行，而這些人來自莊園（hutuxsan）。貿易（wazarganih）在巴紮內進行，而巴紮在現在依舊是波斯的大小城市中的經濟中心。和現在一樣，每群工匠都佔有巴紮的一個特點位置(波斯語raste)。這個資訊來自《Deukard》 (VIII，38章)，其中有一個特殊的規定是關於「巴紮內的一系列商店屬於各個工匠（abar an i kirrokkaran ek ek rastag i wazar）」的。在巴紮內有位置的不同職業的名單中有鍛工（ahengar），鑄工（ahen-paykar），銀匠（asemgar），銀工（asem-paykar），屋頂工匠（askob-kardar），繩匠（bandkar），灰泥工人（carugar），鐵匠（celangar），裁縫（darzig），禮服商（wastarg-kardar），陶鍋匠（doseugar或jamig-paz），木匠（duzgar），洗衣工（gazar），鞋匠（kafsgar），繩鞋匠（surgar），陶工（kulwazgar），麵包師（nanbag），書畫匠（nibegan-nigar），畫匠（nigargar），制杯工（payalgar），製革工（postgar），鐵匠（polawad paykar），染工（rangnar)），各種建築工（razan），理髮師（wars-wiray），帳篷商（wiyangar），在巴紮製作甜食和各種小食品的廚師（xwahligar），臺布商（？）（xwaugar），金匠（zarigar）和馬具商（zengar）。

還有其他的一些行業，但是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否在巴紮內。每個工匠（kirrog）行會都由行會會長（kirrogbed，敘利亞語qarubed）來領導。一些技術工人是來自敘利亞的定居民和羅馬囚犯，而我們發現一些行會大師是基督徒。Posi和Baraz等人擔任過這個職務。當然，許多更好的工匠居住在皇家工坊中，為王中王和他的家人提供每日的用品。巴紮的活動和價格由巴紮的會長（wazarbed）來監控，他也許代表了工匠階級。這個官職在西元3世紀已經存在，因為在沙普爾一世的宮廷中提到了這個官員。本地的產品在這些中心生產出來，而其他行省或外國的商品通過商隊（karwan）進入城市。這些商隊進入帝國的其他城市或更遠的地方，而且他們由商隊隊長帶隊，他是被商人們雇傭或作為合作者。

THE MERCHANTS

雖然瑣羅亞斯德教的商人們到遠至中國的市場里交易，但他們依舊被人看扁，即地位在三個傳統階層祭司，武士和農民之下。這個在與中古波斯文獻《Menog i Xrad (章30-31)》中的人們的各種職責有關的階級結構中很清楚。第30個問題中回答了祭司，武士和農民的職責：維持宗教，打擊敵人並保護帝國的安全，還有耕種土地。商人在下面的第32個問題中奇怪地被特殊對待，而且被負面對待：「工人們的職責是：他們不應該從事他們不熟悉的工作，而且做好做精他們知道的事情，並且得到公平的工資」。這樣的原因之一也許是因為粟特人和基督徒（波斯人或定居在帝國內的羅馬和日爾曼戰爭中的戰俘）在從事貿易的人數上要比瑣羅亞斯德教更多。

第三個重要活動是同薩珊人的掠奪一起的。從阿爾達希爾一世起，薩珊人就試圖影響並不是他們長期控制的敘利亞以及鄰近地區。這樣做是為了掠奪城市中的貨幣財富以及知識和科學，並把它們帶回帝國。這會讓薩珊王朝貫穿始終的活動的固定特點，幼發拉底河西部的城市被攻擊，他們的財富被奪去而且在很多情況下人口也被驅逐。這種掠奪性的戰術也被用來從羅馬人那裡獲得錢財。當然，如果薩珊軍隊戰勝羅馬人，那後者必須支付贖金來被釋放。沙普爾一世統治期間的3世紀，被選為新皇帝的菲力浦同意支付50萬第納爾左右。在4世紀，裡海隘口（Caspian Gates）的防禦成為羅馬和波斯雙方的問題。當尤裡安在西元363年割讓領土給薩珊（5世紀的狄奧多西二世奪回了這裡），而且同意向波斯人支付年金來維護城堡。當薩珊人強大時，他們向羅馬人守衛裡海隘口提供資金援助的請求是得到承認的。例如，在芝諾皇帝在位的5世紀晚期，卑路斯能說服他支持他對抗白匈奴的活動，而這在6世紀的卡瓦德一世統治時得到了延續。然而，這種援助依賴於薩珊的實力和羅馬人同北方的其他鄰居之間的問題。因此在巴拉什時期，羅馬人停止了付款。基於早期的條約的這個援助一旦停止，波斯人就得到了攻擊和掠奪敘利亞的藉口，而卡瓦德一世在西元502年就這樣做了，獲得了1千磅黃金，而且在接下的七年中每年得到5百磅黃金。當庫思老一世繼位時，在他統治的第二年的西元532年，他同羅馬人簽訂了被稱為「無盡的和平」的和約，根據普羅科比的《*Bell. 1.22.3-5 &16-18》，為此羅馬人不得不支付1萬1千磅黃金。這個和平只持續了八年，而且在重新調整時，波斯人在西元545年的休戰中獲得了2千磅，而在西元557年獲得了2千磅。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西元7世紀，而且羅馬人交出了越來越多的黃金，但是從來沒有規律性。

這產生的問題是薩珊人拿黃金做什麼，因為銀幣（drahm）是市面上流通的主要貨幣，而且他們鑄造的少量金幣主要用在儀式或紀念目的上。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以猜測王中王的國庫中滿是帝國中少見的金子。我們可以推斷出帝國從3世紀到7世紀都有穩定的黃金流入。此外，羅馬人在感覺無法擊敗敵人或忙於另一個敵人時，他們願意向敵人付錢。

MONETARY PRODUCTION
村莊一般進行以物易物的交易系統。薩珊的錢幣的重量和鑄造的標準，是由帝國政府直接控制。錢幣的單位和類型被薩珊政府分為：第納爾金幣，德拉赫銀幣，六分之一銀的當和銅幣巴斯茲，其中的銅幣用於。銅幣和青銅幣在帝國的一些地區使用的增長情況證明了政府控制和貿易的增長，銀幣的使用更為普遍。銅幣的使用讓我們知道薩珊時代，特別是薩珊晚期，存在貨幣經濟發展的趨勢。這些錢幣中，鑄造最多且在文獻中得到證明的是銀幣drahm，其重量是4.25克。從阿爾達希爾一世時起，我們知道錢幣的類型不同的銀幣的分別重量。在錢幣正面上是王中王的肖像和名字以及頭銜，比如「阿爾達希爾，伊蘭的王中王，神祇後裔」。在錢幣反面是有時只有聖火，有時在聖火兩側有兩個侍者。到了西元5世紀晚期，錢幣上並沒有標注鑄造地點，這使得統計各地的鑄幣廠的個數和鑄幣的數量很困難。雖然已知有超過100個鑄幣標記，其中不超過20個鑄幣是在薩珊帝國內的主要的鑄幣廠內生產的。這當然不能說明，薩珊早期法爾斯和首都也許有三個不同的鑄幣廠在運作。

錢幣上有明顯的反面的鑄幣標記和鑄造日期（日期顯示錢幣是在哪任君王的統治下被鑄造的），而我們開始瞭解鑄幣廠的規律性和哪個是最多產和穩定的。顯然，靠近經濟中心比如波西斯行省的那些鑄幣廠有大量的產出。鑄幣廠生產過剩的另一個時候就是戰爭期間。例如，在庫思老二世的統治期間（西元(590-628 ），大量的錢幣被生產出來為同羅馬的長期戰爭提供資金。雖然在庫思老統治的末期錢幣重量下降了，但是他還是鑄幣來為他的活動提供資金。

銀幣德拉赫廣為人知，甚至遙遠的印度也在仿造薩珊錢幣，這證明了薩珊帝國在它的鄰居們眼中的經濟實力和威望。重要的是，雖然我們沒有薩珊和羅馬之間的關於鑄造哪種類型的錢幣的協議，羅馬人把黃金作為首選的鑄幣金屬，而薩珊人使用白銀。這也許是兩個帝國之間的心照不宣的協議，而薩珊銀被被公認為是首選的銀幣，甚至還出現在中國西部這樣遠的地方。銀幣的純度也讓我們一窺出產的礦井和錢幣鑄造的地點。例如，我們直到產自東北地區的錢幣的純度比其他地區高，因此這一特徵有助於我們定位銀幣來自何處。事實上，伊斯蘭資料證明了這一地區有薩珊之後的諸王朝一直在開採的最大銀礦。例如，從那些和銀礦相關的名字里沒有能和呼羅珊的潘傑希爾匹配的（現在的阿富汗的東北部）。對這裡的銀礦的分析證明這裡的銀礦含金量很低，含銅量很低而且有超高的含鉍量。冶煉礦石需要大量木材，這也許是波斯東部和中亞普遍的毀林行為的原因之一。Agapius 記載瑣羅亞斯德教徒majus活躍於在呼羅珊的銀礦，里這也證明了這一地區的銀礦對鑄幣的重要性。這在證明了薩珊帝國全境缺少銀礦的中世紀文獻中十分重要。要不然法爾斯的鑄幣廠怎麼能穩定地出產銀幣德拉赫。

根據中國的記錄《格古要論》，薩珊波斯出產的鋼也之後出口到中國。羅馬人認為「波斯鋼」僅次於「印度鋼」。這在薩珊人自己的中古波斯文獻（其中提到了一把印度鋼劍）中也得到了證明。在《Karnamag i Ardaxsir i

Pabagan》中，阿爾達希爾用從帕提亞皇家寶庫中奪得的「印度劍（samser i hiudig）」戰鬥。雖然呼羅珊的木材在煉銀上快耗盡了，但在Adurbadagan，我們在靠近現在的大不裡士以及拉斯特和加茲溫的Massula的卡拉達格發現了冶鐵遺址。在波斯的許多地區能發現學者們證明的豐富的可開採的鐵礦。紡織業，特別是地毯製作也在波斯聞名。從阿契美尼德時代，我們知道波斯人有地毯（希臘語psilotapis），這是國王所用的東西。到了7世紀，當希拉克略在西元628年掠奪了庫思老二世的皇家寶庫時，地毯（tapis）也被提及。拜占庭人稱呼地毯織工的希臘詞彙「taxi-dyphos」也許就來自波斯。

RELIGIOUS ENDOWMENTS

瑣羅亞斯德教的慈善基金機構的運作方式是一樣的，神廟擁有可供耕種的土地，而奴隸和其他人在上面工作。基於薩珊法律文獻，我們知道許多來自不同階層和有特權的人為為數眾多的瑣羅亞斯德教神廟工作——這些神廟要麼為祭司階級所有或個人建立的這些神廟是為了人們的靈魂（pad ruwan）建立的慈善基金會。我們知道戰爭中被抓的外國奴隸（anshahrig）被用來從事粗重勞動以及種田。神廟中的奴隸或僕人的名詞是「神廟僕人（ataxs-bandag）」，這些人可以不是奴隸，他們將自己的一部分時間奉獻出來以清理他/她的靈魂或償還債務。這和其他的財政援助讓運轉神廟所必需的祭司們和其隨從們能夠免於經濟困難。顯然，瑣羅亞斯德教深受之前的近東的美索不達米亞的神廟經濟的影響。公有土地所有制和神廟經濟也有宗教上的意義，這在薩珊晚期變得更為明顯。

中古波斯的百科全書《Denkart VI》中，我們有修道院生活的證據——如果我們用基督教術語來說的話——兩個祭司（herbe）得到了作者的稱讚，而作者也給我們一些瑣羅亞斯德教波斯神廟生活的一些情形。我們應該記得耕種土地也是非常重要的宗教行為，根據中古波斯文獻《Dadestan i Menog i Xrad》的第四章，什麼時候大地最滿足的時間的列表和其中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薩珊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社會的思想心理。如果在土地上放養牲畜，大地就會滿足。當貧瘠的土地變得富饒且可耕種，未耕種的土地就可以耕種。但是關於神廟莊園，這裡也提到了如果建造火神廟在土地上，大地就會滿足。

這種形式的公有土地所有制也確保了建立這樣的基金的人的後裔能繼續從遺產上獲得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利益。此外，公有所有權解決了和繼承有關的問題以及和稅收以及土地所有權形式的問題。非宗教社區所有的土地主要由貴族們所有，這些人作為在外的地主生活在城市中並雇傭德赫幹（有地貴族）來管理他們的莊園。人們成為佃農，他們的部分產出要作為稅收上交給行省或政府機構，一部分上交給地主，剩下的自己保留。6世紀的改革前，這些種土地的人以固定的年金來上交產品，而改革之後，每單位的土地都被徵收了固定的土地稅。6世紀改革後，國家能獲得更可靠且更系統化的收入。土地被分割，而且大地主貴族的權利被得到授權的小地主分割，那些小地主有時有責任去作在外地主，即德赫幹。做到這一點是因為稅收是基於土地數量和種植的農產品的種類來徵收的。當乾旱或災荒時，國家願意免收稅款。這個系統為帝國帶來了一段時間的經濟穩定性，但是這個的基本問題是在薩珊晚期會創造出一個「封建」社會。這是因為當貴族們執意要控制他們的土地並從農民身上強取更多稅收是，如果當地官員被收買了，國王和宮廷制定的法律充其量就是個象徵。此外，作為新的地主精英的德赫幹對政府更忠誠，因為後者給與他們財富和權利來對抗公有土地貴族和大地主貴族。邊境伯爵（瑪律茲班）擁有的權利超過了控制，而且當政府軟弱時，他們能夠半獨立，而且通過利用遊牧民作為當地軍隊，他們甚至能創造一個封建的「國中國」。因此甚至有人建議瑪律茲班給與遊牧部落的首領土地來做封地，而騎兵被給與土地以換來服務。這讓他們和當地建立聯繫並保持忠誠。只有那些擁有公有土地所有權的人不會受到影響，甚至到伊斯蘭早期也是這樣。

CONCLUSION

雖然，我們的薩珊建國的第一個世紀的資料依賴於很少的薩珊帝國的銘文和硬幣，5世紀末之後，我們還可以發現印章和印璽以及文獻來幫助我們去理解薩珊晚期的政府。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帝國建立起龐大的完善的法律和行政體系。瑣羅亞斯德教祭司們成為了整個帝國的行政體系的一部分。這個體系似乎在應對對行政體系的挑戰時表現良好。隨著卡瓦德一世和庫思老一世的改革，這個廣為人知的重大改革不僅出現在薩珊資料和物質文化中，也出現在伊斯蘭資料中。這個系統被伊斯蘭時代接受並採用，許多職位和官職一直延續到中世紀的伊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