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的選擇

02-11

「非常感謝規劃師對我的書的推薦。但我也需要為格雷澤（Edward Glaeser）說句話，他的意思肯定不是僅僅要GDP的價值。保護古建築和歷史街區等價值，肯定是在經濟學考慮範圍之內的，只是不同的目標之間是有權衡的。經濟學只告訴你，這些價值之間的權衡結果，不是有任何人可以規划出來的。」——陸銘

文章來源：閱時、中國青年規劃師聯盟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朋友圈被關於姚晨及國際難民的文章刷屏。在目睹歐洲頻發的恐怖襲擊與安全事件之後，大眾對於「難民」、「移民」的政策表現得十分敏感。暫且不提「國際難民」如此「高大上」的話題，視野回到國境之內，我們自己也有已然不得不面對的「移民問題」。當然在習慣的語境中，我們不常用「移民」這個稱謂，我們用的更多的是如「農民工」、「外來務工人員」的字眼。

正如本篇推薦的書——《大國大城》中介紹：至2014年底，中國「農民工」群體數量超過2.7億，其中，跨地區遷移的「外出農民工」數量超過1.6億。與之相關，據201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全國農村的留守兒童數量超過6100萬。

如何妥善的處理以上「城市移民」以及這些分離的家庭，成為了如今最重要的社會議題之一。已經出現的諸多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社會事件以及人間慘劇，總在不時的敲打警鐘：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也會面臨一場自己的「移民之殤」。

就上述議題，陸銘教授在《大國大城》這本書中試圖給出一個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正如題目，該書主要討論了兩個議題：「大國」與「大城」。其中「大國」是起因、初心，「大城」是結果、歸宿。

「大國」的初心很好理解，除卻所謂的「大國情結」，作為一個國家或集合體，「變大」有很多的現實利益，比如：大國可以藉助其經濟規模去發展「戰略性產業」；較大的市場規模也能給很多細小的技術創新提供生長的土壤；大國在提供公共品方面有規模成本優勢等。更重要的是，大國因其貨幣統一，既可以帶來國際貿易結算的方便，又可以防止經濟和幣值波動太大帶來的風險，而其貨幣如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也就意味著在國際上的話語權，以及對持有本國貨幣的國家徵收鑄幣稅的權利。所以不難解釋為何諸如歐洲這樣的區域一直在尋求通過區域合作以結成一個較大的經濟綜合體的動機。

但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大國也有它需要面對與解決的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如何實現「公平」。一國之內，因為地理、歷史等因素，很難做到均衡的發展，作為大國獲得的好處也並不能自發的在國內被平均分配，回到我們當下的情況，就是例如「東西差距」、「農民收入低」等問題。

政府也一直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畢竟當年許下「先富帶後富」的諾言還得兌現。三農問題始終是政府工作的重點，每年分配給西部等發展落後區域的資源和資金規模也不小，但是效果似乎並不怎麼明顯。據書中介紹，大約自2003年以來，政府希望通過給予欠發達地區更多建設用地指標的方式來鼓勵這些地方的發展，不少地方因此能夠實現以幾乎「零地價」的方式招商引資，一些地方甚至還為進駐企業配以商業地產開發權，但結果卻並不足以抵消這些地區的地理劣勢。這樣的做法並沒有推動產業集聚，雖然高速的開發使土地完成了城市化，但是「人」並沒有跟上，這樣就反而拉低了全國層面的土地利用效率，而且使落後地區的發展長期依賴於政府補貼，給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財政負擔。

作者認為，之所以目前的方法無法解決發展失衡的局面，是因為我們在面對這個問題的「格局」上出了狀況。我們在考核每個區域政府經濟工作的成果時，都以該區域整體的GDP水平為主要指標。在這個背景下，地方政府都不願意其他地方把自己的經濟資源吸納過去，也不想註冊地在「外地」的企業到本地來參與競爭，所以地方政府就要分割市場來保護自己本地的經濟。另外，每個地方都想做些未來可能有大發展的產業，結果弄得全國各地產業同構。麻煩的是，最終這些產業還是要面臨市場競爭，於是總有一些地方發展的產業缺乏競爭力，這樣，他們就更有動力通過市場分割和加大補貼的方式來保護本地產業了。從地方角度來講，分割市場有利於自己的經濟增長，但是從整個國家來講，卻損失掉了規模經濟和地區間分工的優勢。雖然大家都認識到市場整合的好處，但市場整合的政策卻不能被實施。其中最重要的表現就是，每個地方都想要更多的建設用地指標，想要中央給更多的轉移支付和政策扶持，想要更多高教育水平的勞動力，而對於已經流動到本地的低技能勞動力卻不願意接納其為永久市民。

作者建議，政府應該將追求總GDP這一指標，調整為追求更高的人均GDP（總GDP/常住人口）。畢竟，公共政策的終極目標，應該是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與生活質量，而不該是提高一個區域的生產總值。其次，因為不同產業對於人口的密度訴求不同，以第一、第二產業為主的區域，受限於一些客觀因素，總GDP的提升是比較困難的（比如農業的產能受制於土地的數量），但是通過降低人口，仍然可以實現人均GDP的提升，然後傳導至人均收入的提高。如上的轉變有利於提高落後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有利於形成區域間差異化的產業結構。

當然，要與上述的政策配套，就需要對目前的戶籍制度下手，允許人口的自由流動，向大城市彙集。至此我們就到了第二個議題——「大城」。

戶籍以及其所涉及的購房、教育、醫療等制度，是當前大城市阻攔人口流入的「護城河」。反對大城市繼續擴大人口的觀點主要在於：城市的承載能力已經達到極限，交通、污染、擁擠等問題已經不能容忍。作者認為，以上觀念是站不住腳的。首先，橫向比較發達國家的大型城市，我國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並不能算過於密集。其次，因為有所謂的「城市病」（擁堵、污染等）因素，一個城市的人口規模有自發的調節機制，通過行政的手段，只會造成市場的扭曲。而且，我們也要思考為什麼發達國家的人口在空間上更集聚？那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是以工業和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為主，這些行業以知識、信息和技術為核心競爭力，需要密集的人口基礎，這些產業更多集聚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這就導致了發達國家經濟集聚程度更高的現象。那如果我們同樣要發展現代服務業，城市的人口密度又怎麼可能降低呢？

我們城市承載能力低的根源，是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沒能對城市的發展規模做出準確的判斷，因此沒能配套足夠的基礎設施，而並不僅僅是因為人口增長過快。目前中國的城市大多處在環境惡化再改善的轉折點上，只是簡單的回顧歷史，當然就很容易得到污染是經濟發展後果的看法。問題是，接下來怎麼辦？是往回退，回到更好的環境嗎？絕對不是，停止發展只不過是因噎廢食，如果「城市病」是問題，正確的思路應該想辦法通過技術、規劃等手段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而不應該是限制人口的流動。

農民工將青春貢獻給了城市，換來的是時不時被拖欠的工資，其中一部分人帶著不健康的身體回到了故鄉，這些現象的本質是在城市社會中的身份歧視。而且一個僅有高教育水平勞動力的城市也是無法運轉的，服務人員的配套註定了在大城市中將會有大規模「農民工」群體的存在。對於一個大國來說，自由移民的重要性遠不只是保障人們的權利。更為重要的是，只有當勞動力流動起來的時候，不同地區才能形成相互之間的分工與合作，地區之間形成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是保持國家統一和市場整合的最有效途徑。

作者講：「任何大國的存在，都是因為這個國家的人民願意通過協調地區間的矛盾來追求全體人民的公共利益，而這個公共利益在更小的國家不能實現。」目前我們就面臨這樣的矛盾，如果不能用智慧的方式化解，必將給未來埋下一個重大的隱患。所以如作者所言：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最終實現地區間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均等，或是一個大國發展唯一可行的戰略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