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馬】關於魯迅與托派關係的一樁公案（上）
文/蔣洪生
引子近年的魯迅研究界有一個熱點問題，就是魯迅與托洛茨基的關係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研究成果，其中還不乏出色的學位論文和專著[1]。在處理魯迅和托洛茨基的關係問題時，存在著幾大研究重點，重點之一就是托洛茨基的《文學與革命》對魯迅的影響問題；另外一個重點，便是原題為「（魯迅）先生口授，O.V.筆寫」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的問題。在第二個問題上，又以《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署名和著作權問題討論最烈。但是在近年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上，實際上形成了一邊倒的輿論，就是認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是馮雪峰的「越俎代庖」之作，其著作權應該歸於馮雪峰，而不能歸於魯迅[2]，這兩篇文章不能代表魯迅的意見，而只能代表擬寫人馮雪峰，以及馮雪峰背後的中國共產黨的意見，而主張將兩篇文章從《魯迅全集》中剔除出去。本文試圖根據現有的資料，也來談談這兩篇文章能否歸在魯迅名下，能否代表魯迅本意的一己之見。
答托派信的寫作與發表背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發表的背景，是此前在上海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作家聯盟內部，發生了「國防文學」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兩大口號之爭。「國防文學」這一派以周揚、夏衍等為代表，他們是當時左聯的主流派，也佔據了左聯的主要領導位置；另外一派，則是以魯迅為代表，包括胡風、聶紺弩等人。魯迅等人雖然贊成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抗日形式下所採取的「聯合戰線」的方針政策，但是對上海左聯的領導層周揚、夏衍等人所倡導的「國防文學」非常反感，認為是周揚等人在文化上採取的是一种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有利於國民黨的「投降主義」路線，是無原則的和機會主義的。想來，周揚等人受的主要是中國共產黨內王明一派（留蘇派）的放棄獨立自主、「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思想影響。而魯迅等人所採取的立場，則接近於中國共產黨內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本土派的立場。這一派不是對蘇聯的所有立場都完全接受，在關於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則更是如此。而周揚等左聯領導層對魯迅的這一立場非常不滿，認為這是魯迅反對中國共產黨的「聯合戰線」的方略，甚至是有意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表現。在論戰中，周揚等人甚至有意無意地暗示魯迅是「托派」分子[3]。要知道，在當時的共產黨輿論內，宣布某某人是「托派」，這是一種後果非常嚴重的指控。對於周揚等人的這一行徑，魯迅為著左翼作家的團結，遲遲隱忍未發。但是，該來的總是會來的，也就是說，魯迅遲早會在周揚等人試圖將自己打成「托派」這一點上表明自己的態度，遲早會對無原則的「國防文學」的口號發動猛烈的反擊的。
《魯迅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附錄）》 現實文學 1936年第1卷第1期
《回答托洛斯基的問題》 紅旗 1930年第91期
當時在上海真正的托派團體，雖然人數很少，但是也在勉力維持著。中國托派團體的一大特點，就是「拳打國民黨，腳踢共產黨」，尤其致力於針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鬥爭。所以，中國共產黨的文藝組織「左聯」內部的紛爭，他們也一直非常關注。在周揚等人伺機將魯迅打成「托派」之際，陳獨秀的追隨者、上海一個托派小團體的負責人之一陳其昌認為有機可乘，在1936年6月3日以陳仲山的化名給魯迅寫了一封信，試圖拉攏魯迅，同時對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化群體進行分化瓦解。這封信雖然是一封私信，但是裡面談的內容基本上都是關於「我們這個團體」即陳其昌為中央委員之一的中國一托派團體的「政治意見」。根據馮雪峰的回憶，收到這封信之後，正在病中的魯迅非常生氣。魯迅對陳其昌的信，一方面覺得「可惡」和氣憤，另一方面也覺得寒心。[4]「可惡」和氣憤的原因，可能一方面是出於陳其昌在信中對中國共產黨以及在魯迅心目中總體形象是正面的斯大林[5]的謾罵和攻擊，另一方面可能是出於陳其昌對自己進行拉攏，庶幾引自己為「同志」的行為。「寒心」則應該是針對周揚等人的，對周揚等人企圖將自己打成「托派」，將自己視為政治上的仇讎而感到「寒心」。
魯迅為良友圖書公司編選的《蘇聯版畫集》中，特意收入了多幅斯大林的畫像
馮雪峰當時是陝北的中國共產黨派駐上海的代表（他於1936年4月下旬再次入滬），也是魯迅多年的好友，他主張反擊。可是其時魯迅正在病中，魯迅這次生病比較厲害，乃至於「艱於起坐」，1936年6月6日到6月30日之間，魯迅連日記都停了，所以無法親自操持此事。但是這封信不得不反擊。根據馮雪峰的說法，魯迅把回信的事情交給馮雪峰去全權處理。對此，馮雪峰在1966年8月10日（1972年馮雪峰又再次確認了這一說法）回憶說：
「
我回來後，即以「0. V. 筆錄」形式擬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都是完全按照他的立場、態度和多次談話中他所表示的意見寫的。發表後他自己都看了，認為符合他的立場、態度和意見的；並且從刊物上剪下來，放到他的積稿堆中去，準備將來編進他的文集。[6]」馮雪峰擬寫的這兩封信中，《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直接駁斥托派陳仲山及其所屬的托派團體的「政治意見」，旨在劃清魯迅與托派的界線。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則正面闡述魯迅關於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和領導責任的觀點，明確地解釋了魯迅所倡導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實際上也是對「托洛斯基的中國的徒孫們」[7]反對中國共產黨「聯合戰線」的「新政策」的駁斥。這樣來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都可以視為對中國的托洛茨基派的公開的政治答覆。
一些論者以為，從馮雪峰這段話可以見出，因為《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不是魯迅親自撰寫，而是馮雪峰擬寫的，所以著作權不能歸於魯迅，也不能代表魯迅的意見，更不能收進《魯迅全集》中去，而只能是馮雪峰自己的作品，代表馮雪峰自己的意見或者是馮雪峰背後的當時的中國共產黨的意見。這種意見乍看起來不無道理。如果一篇文章不是自己撰寫的，似乎一般不能算在自己名下。但是細想起來，如果一篇文章是受自己委託，別人根據自己的「立場、態度和意見」以及相關的「多次談話」來代筆，自己又認可，同意以自己的名字發表的，則這篇文章不能不算成是這個委託人的作品。這在政治人物的著作集中，這樣的授權別人代寫（通常是秘書或友人）而經授權人認可、以授權人名字發表的文章比比皆是，人們並不會由此懷疑此種署名的正當性問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主要是一種政治表態，前者主要針對中國托派的拉攏，旨在劃清魯迅與中國托派的政治界限；而後者以訪談錄的形式發表，主要是針對左翼內部的兩個口號論爭，看起來是一個文學問題，但實際上不僅僅是，或者說不主要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關於「聯合戰線」的「新政策」在文藝界如何運作的大的政治問題。這兩篇文章，主要是要表達魯迅的政治態度和政治意見，文辭、語氣等什麼的倒還在其次。按照政治性文章署名的慣例，委託別人（比如秘書，在魯迅的例子，是自己的多年好友馮雪峰）代筆的文章自然可以不署代筆人，而署委託人的名字。又有論者暗示說，因為馮雪峰是代表黨去的，馮雪峰代表黨的意思寫的擬稿，作為左翼作家的魯迅，自然是要接受的。這就是不了解魯迅的性格了。魯迅認的是理，認的是他以為正確的立場，而不是任何外在的權威。如果魯迅不認同的東西，就是黨的領導人親自找他去談，都一樣是要被駁回的。這樣的情形其實也確實發生過。據馮雪峰迴憶，在左聯成立之後，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曾經在1930年5月7日與魯迅在上海爵祿飯店會談過。馮雪峰寫道： 「 李立三約魯迅談話的目的，據我了解，是希望魯迅公開發表一篇宣言，表示擁護當時立三路線的各項政治主張。李立三在談話中曾經提到當時法國作家巴比塞，因為巴比塞不久前曾經發表過宣言（《告知識階級書》？待查），意思是希望魯迅也這樣做。魯迅沒有同意，他認為中國革命是不能不長期的，艱巨的，必須『韌戰』，持久戰。他表示他不贊成赤膊打仗，說在當時那樣的時候還應多採用『壕溝戰』、『散兵戰』、『襲擊戰』等戰術。在我印象中，他們談話的要點就是這樣。談話的時間約四五十分鐘。兩人談話的詳細內容我已不記得了，原話也沒有一句能夠照原樣地記得。但上述的要點是記憶得確實的。（如李立三提到希望魯迅發表一個宣言和提到巴比塞，我是記憶得確實的；魯迅說中國革命艱巨，不能不長期的，他不贊成赤膊打仗，以及『韌戰』、『持久戰』、『壕溝戰』、『襲擊戰』等，我也是記得確實的。[8]」
1930年，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曾與魯迅會談，希望魯迅效法法國作家巴比塞發一個政治宣言，被魯迅拒絕。
在馮雪峰在場的情況下，作為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的李立三尚且無法說服魯迅作他不願意作的事情，那麼作為僅僅是中共中央特派員的馮雪峰本人，自然也無法強加給魯迅自己或者是中國共產黨的意思，即便是強加給病中的魯迅。
胡風的說法
一種反駁的意見認為，從馮雪峰1966年8月10日的回憶可以推斷，《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送去發表之前，並沒有送交魯迅過目，或者說，魯迅並不知道兩篇文章的具體內容，魯迅只是在發表後通讀一遍而已。這種論斷旨在證明，這兩篇文章馮雪峰雖然有魯迅事先的授權，但是關於兩文具體的內容，馮雪峰是對魯迅做了隱瞞的，也就是欺騙了魯迅，馮雪峰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魯迅之上。但這種推斷也不一定靠得住，因為馮雪峰1966年的回憶錄里並沒有說，這兩篇文章在發表之前，魯迅不知道兩篇文章的具體內容。馮雪峰1951年的回憶文章《黨給魯迅以力量——片斷回憶》中則說，《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是先由魯迅說個大意讓馮雪峰筆錄的，馮雪峰還說，自己主張早日答覆，是認為打擊托派固然重要，而同時也實在為了魯迅可以早日減輕憤怒以免加重他的病。[9] 作為這兩篇文章的當事人之一的胡風，在1984年2月的回憶錄《魯迅先生》（最初發表於1993 年《新文學史料》第1期）中，也否定了魯迅在文章發表前不知道其內容的說法，胡風說： 「 他（按指馮雪峰）約我一道拿著擬稿（按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擬稿）去看魯迅，把擬稿念給他聽了。魯迅閉著眼睛聽了，沒有說什麼，只簡單地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10]」這就是說，馮雪峰不僅事先從魯迅那裡獲得了擬寫（或整理[11]）《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全權授權，而且在擬寫好之後，特意找了胡風一起去魯迅那裡，念給病床上的魯迅聽，魯迅對該信的內容表示了同意。魯迅的這一同意非同小可，因為信里提到了「毛澤東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僅完全認同「毛澤東先生」的「一致抗日論」，而且認為「毛澤東先生」們是「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擬稿中魯迅將「毛澤東先生」們「引為同志」且「自以為光榮」。根據馮雪峰等人的回憶，在平常的談話中，魯迅也經常說起毛澤東，但是以魯迅的名義將「毛澤東」這三個字行諸正式文字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恐怕是唯一的一次。如果不是魯迅對毛澤東有著肯定的看法、有過相應的言談，馮雪峰斷不敢也不應在擬稿中提到毛澤東的名字，更不會把這種作重大的、公開的、而且是有可能危及到人身安全的政治表態的擬稿念給魯迅本人聽。魯迅雖然身在病中，但既然能夠聽讀文章，那麼說明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要不然馮雪峰和胡風也不會去找魯迅宣讀擬稿的。如果魯迅不滿意擬信的內容，尤其是不同意點出「毛澤東」的名字，那他是絕對不會點頭認可的。
根據胡風的回憶，《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不是同一天寫就的，也不是同一天念給魯迅聽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正式發表時署的日期是1936年6月9日，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署的寫作日期是1936年6月10日。胡風回憶說，他們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擬稿念給病床上的魯迅聽，兩人告辭魯迅回家後，馮雪峰覺得「對口號問題本身也得提出點理論根據來。於是又擬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所以第二天晚上兩人又一起去找魯迅，將《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念給魯迅聽。胡風寫道： 「 魯迅顯得比昨晚更衰弱一些，更沒有力氣說什麼，只是點了點頭，表示了同意，但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一道出來後，雪峰馬上對我說：魯迅還是不行，不如高爾基；高爾基那些政論，都是黨派給他的秘書寫的，他只是簽一個名。[12]」胡風在寫《魯迅先生》這一回憶錄時，已經82歲高齡了，回憶的是近50年前的往事。他對當晚細節的回憶（魯迅「略略現出了一點不耐煩的神色」，及馮雪峰拿魯迅與高爾基比較[13]）能否確當姑且不論。但即使魯迅當晚的不耐煩是真的，也可以做不同的理解。通常的理解，是病人不願意被打擾，所以魯迅顯露出「略略」的不耐煩的神態。其實這一點，胡風也點到了，就是：「魯迅病得這樣沉重，應該盡一切可能搶救他，應該盡最大的努力避免刺激他打擾他。」胡風接著說，「魯迅在思想問題上是非常嚴正的，要他對沒有經過深思熟慮（這時候絕不可能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擔負責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對病情產生不利的影響。」[14]但是胡風在這裡也是馬後炮，因為在擬寫、刊發這兩篇文章的事情上，胡風也是當事人之一。馮雪峰兩次去病院向魯迅宣讀擬稿，胡風兩次都在場。在他1984年的回憶錄中，胡風並未提到自己是否規勸過馮雪峰，讓馮雪峰不要以這樣的重大事情去「刺激」和「打擾」魯迅，來引起魯迅「精神上的不安」。馮雪峰事後的解釋，是之所以以回信之事打攪病中的魯迅，是他覺得，早日回復托派的信實際上有利於減輕魯迅淤積於心的憤懣情緒，以免加重魯迅的病情。但是胡風在其82歲時的回憶里作了這樣的暗示，就是《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可能也包括《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馮雪峰不應該「用魯迅的名義匆忙地作出斷語」。胡風這也就是間接否定了這兩篇文章是屬於魯迅，因其不是魯迅「深思熟慮」的結果，所以不能代表魯迅的意思，只是馮雪峰使用魯迅的名義匆忙下的「斷語」。
但是這也就是胡風在近50年後的一種事後推測，而據他自己的同一個回憶，胡風提到： 「到病情好轉，恢復了常態生活和工作的時候，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語氣倒很像……」魯迅淡淡地笑了一笑，說：「我看一點也不像。」[15]
」在這裡，不管是當時的胡風，還是魯迅本人，都沒有對兩篇文章的內容提出質疑，都沒有表示過這兩篇文章的主旨不符合魯迅本人的意思；魯迅和胡風的分歧僅僅在於，魯迅認為文章的語氣與自己的不相符合，而胡風認為文章的語氣和魯迅平日文章的語氣很像。至於胡風提出的文章是否「深思熟慮」的問題，這倒是一個問題，但「深思熟慮」似乎也很難界定。作為論戰性的文章，尤其是要在短期內（三日左右）作復的文章，到什麼程度才能算是「深思熟慮」呢？胡風認為因為魯迅在病中，所以對馮雪峰的擬稿不太可能「深思熟慮」地加以評判；但是如果馮雪峰說的是對的話，那麼這兩篇文章是「完全按照他（魯迅）的立場、態度和多次談話中他所表示的意見寫的」，則又似乎不能完全算是沒有經過魯迅的「深思熟慮」，因為馮雪峰依據的是魯迅的「多次談話」，在文章中表達的是魯迅其時的一貫立場。實際上，一般作為即時論辯性的雜文文章，即使對健康人而言，也是很難做到完全「深思熟慮」的。魯迅本人一向是把這種雜文當成是「匕首」和「投槍」來看待的，這就是說，文章的目的不在於以嚴密的邏輯和充分的論證來爭取對手，而在於消滅敵人，在於鼓舞同儕的士氣，這樣的雜文，能夠做到「深思熟慮」當然更好，不能做到「深思熟慮」，也不太要緊。馮雪峰提到了魯迅的類似態度： 「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正如無產階級文學的口號一樣，大概是一個總的口號罷」一句裡面的「大概」和「罷」三個字，在措辭上就不夠妥當和肯定；發表後我也對魯迅說到過這一點，魯迅卻說：「這也不要緊!」[16]」這就是說，只要主旨不違魯迅本人的意思，魯迅是不會計較文章之個別字詞、語氣等枝節問題的。從現存的資料來看，魯迅此後一直到逝世前，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表示過這兩篇文章不是自己的文章，不能代表自己的意見。
根據馮雪峰的回憶，這兩篇文章首先通過王學文在1936年6月15日之前送到洪深、沈起予主編，夏衍直接領導的《光明》半月刊，希望在該刊創刊號上發表，但是兩稿均被退回。[17]既然稿子在1936年6月15日前尚未有雜誌正式接納，那麼魯迅仍然有機會對此進行「深思熟慮」，口頭提出修改的意見。實際上，在這兩篇文章發表之前，魯迅有許多的機會收回和否定這兩篇文章。第一次機會，是馮雪峰和胡風在次晚一起去魯迅病床前宣讀《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的時候，魯迅完全可以對前一晚聽讀到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示不同的意見，尤其是可以收回對「毛澤東先生們」的高度讚揚和對托洛茨基「用敵人金錢」的諷刺和挖苦。但是第二天晚上，魯迅沒有對前一天晚上馮雪峰所擬寫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示過需要再加斟酌的任何意見。魯迅這晚沒有表達反對的意見，或許還可理解，因為根據魯迅1936年6月19日親手撰寫的《致邵文熔》的書信中所言，自己此次害病，「其間數日，頗虞淹忽，直至約十日前始脫險境，今則已能暫時危坐，作百餘字矣。」[18]這就是說，1936年6月9日左右是魯迅這次生病最厲害的時候；害病之烈，當然也不排除有托派陳其昌來信，企圖引為同調，使得魯迅急火攻心所致的因素。（不過魯迅對自己病情的描述，也有其不一致之處。1936年7月6日魯迅在給自己母親的信中，魯迅稱「男自五月十六日起，突然發熱，加以氣喘，從此日見沈重，至月底，頗近危險，幸一二日後，即見轉機，而發熱終不退。」[19]就是說病情最重的時候是5月底，到6月初的時候已見轉機，只是發燒不退）但是至遲至6月19日，魯迅病體稍好，能夠自己閱讀友人邵文熔來信，並不需要許廣平筆錄而親自複信，而這時《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二文並未發表，魯迅完全可以提出對這封信的修改意見或者全然收回。1936年6月份，對於病中的魯迅來說，是很不平靜的。6月7日，以茅盾為首的中國文藝家協會在上海成立，在當天的成立大會上，通過了茅盾起草的《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20]。6月10日該宣言在《光明》半月刊創刊號上公開發表[21]。由於魯迅認為中國文藝家協會實行關門主義路線，且不滿意協會所倡導的「國防文學」口號，所以他此前就拒絕加入該協會。在《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發表之後，巴金、黎烈文等不願意入會的人認為，有必要發表一個與此相區別的宣言，這就是由巴金和黎烈文起草、包括魯迅在內的數十人聯名在《作家》、《譯文》、《文學叢報》等刊物發表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其中《作家》月刊刊發魯迅等人宣言的時間在1936年6月15日（載《作家》第1卷第3號）。[22]根據宣言起草人之一巴金的回憶，病中的魯迅參與了該宣言的最後定奪工作。巴金說：「 《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是我和黎烈文起草的。當時《中國文藝家協會宣言》已經發表，魯迅、黎烈文、黃源和我都沒有簽名。我和黎烈文都認為我們也應該發一個宣言，表示我們的態度。這樣，就由我和黎烈文分頭起草宣言，第二天見面時我把自己起草的那份交給黎烈文。魯迅當時在病中，黎烈文帶著兩份宣言草稿去徵求魯迅的意見，在魯迅家中把它們合併成一份，魯迅在宣言定稿上籤了名。因此，正式發表的《宣言》很可能經過魯迅的修改，但魯迅到底怎樣修改的，我就不清楚了。[23]」
如果巴金的回憶是準確的話，那麼1936年6月10日至6月15日之間的某天，黎烈文探訪了病中的魯迅，魯迅審定了他帶來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的兩份草稿，並在宣言定稿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前面說到，這時《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這兩篇文章仍然沒有得到發表的機會。魯迅此時既然有精力審定巴金和黎烈文起草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假如他認為馮雪峰擬寫的答托派文不能表達自己的本意的話，那麼魯迅應該也可以對其進行修訂或全然收回，然而事實上，魯迅沒有。
答托派文章發表之後，魯迅的公開確認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最終於1936年7月1日由《文學叢報》月刊[24]第四期登出，同時也登載在《現實文學》月刊的創刊號上面。《現實文學》由尹庚、白曙編輯，經理林秩成，則以出版者代表人身份負責具名。出版時間也選在1936年7月1日，是因為編輯部同仁一致主張在中國共產黨建立15周年的7月1日出版第一期雜誌，以志紀念。《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也同時刊登在創刊號的《現實文學》上，但是沒能登載在《文學叢報》月刊第四期上。馮雪峰還將兩文通過茅盾送到「文藝家協會」的機關雜誌、由周揚主持的《文學界》月刊去，但《文學界》在其第一卷第二號（7月10日出刊）只刊登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卻在後面附了茅盾的一篇評論文章和一篇千把字的編者附記。茅盾的《關於<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給本刊的信》一文，試圖在兩個口號之間和稀泥，實際上仍然偏於「國防文學」的主張。編者附記則認為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太籠統，不如「國防文學」的口號具體，魯迅的口號中的「大眾」一詞因「向來是被解釋作『工農大眾』的」，所以不堪用，這就實際上否定了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25]《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文學界》卻拒絕刊登，理由是「環境關係」[26]，意思是擔心登載這篇文章會引發國民黨當局查封雜誌。從茅盾的評論文章寫於6月26日來看，《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兩文不遲於6月26日送達《文學界》。但在6月23日，魯迅仍然能夠口授許廣平《<蘇聯版畫集>序》一文。可見在此之前，魯迅仍然不乏修正馮雪峰擬稿的精力和時間。1936年7月1日，魯迅恢復記日記。在7月5日的日記中，魯迅「得文學叢報社信並稿費廿」[27]，似指《文學叢報》第四期刊登《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一文的稿費，在魯迅的日記中和馮雪峰的回憶中，沒有魯迅將此稿費交給馮雪峰的記錄。也就是說，魯迅一方面對署名「魯迅」的文章「文責自負」，另一方面也享受領取稿費的權力。
周揚親自領導的《文學界》以「環境關係」為理由拒絕登載魯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對左翼知識人出版和傳播進步讀物的行為，當時的國民黨政權進行著大肆的迫害。以當時的進步書店、出版過《魯迅自選集》的天馬書店為例，其首任編輯樓適夷和第二任編輯葉以群，甚至一些書店的營業員都被捕入獄。書店經理韓振業因為出版發行了魯迅鼎力支持的《天馬叢書》二十多種，國民黨當局竟然使他突然「暴卒」[28]。在國民黨的政治和文化高壓政策之下，要公開登載左翼文壇領袖魯迅贊成中共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和高度評價共產黨領袖毛澤東的文字，在當時是要冒極大的風險的。實際上，刊載《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的《現實文學》雜誌的出版者代表人林秩成，就為此付出了年輕的生命。兩篇文章7月份刊出，8月份他就被國民黨特務不明不白地暗殺身死[29]。在這種嚴酷的、魯迅深有體會的血腥政治環境之下，魯迅授權和首肯以公開的署名文字讚揚中共及其領袖毛澤東，絕對不能說是沒有經過思慮的。鑒於僅僅在幾個月之後，魯迅就溘然長逝，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作為政治宣言的這兩篇文字可以視為魯迅之決絕的「政治遺囑」。
實際上，馮雪峰為魯迅代筆，這也不是第一次了。1930年魯迅在左聯成立大會上的講演《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事先並沒有文字稿，而是即席的講演。因為會議的秘密性，所以也沒有安排會議記錄。一些與會者，尤其是原創造社、太陽社中的一些人對魯迅的演講很不以為然，認為魯迅是「老調重彈」。基於此，組織者在會後也沒有安排專人整理魯迅此次的重要講演。但是參會的馮雪峰卻認為魯迅的發言非常可貴，是「空谷足音」。所以在過了三四天之後憑記憶追記、為魯迅整理和代寫了《對於左冀作家聯盟的意見》，「其中有些話在大會上未說過，是他平日談話時說的」。魯迅後來對馮雪峰的代筆作了審閱和修改，比如加上了「漢官威儀」、「峨冠博帶」這樣的馮雪峰當時不會用的文語。[30]可以說，正因為魯迅和馮雪峰之間有過這樣的成功合作，在1936年6月魯迅病重期間，魯迅才可能放心地授權馮雪峰去處理擬寫答覆托派的公開信這種重要的事情。1930年馮雪峰在為魯迅代寫《對於左冀作家聯盟的意見》時，加入了不少魯迅平日談話的內容；1936年馮雪峰在代寫《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時，也強調自己是「完全按照他（魯迅）的立場、態度和多次談話中他所表示的意見寫的」。如果此說屬實，那麼這兩篇文章實際上帶有記錄的性質，也就是說，可以算成是一種記錄稿。從這個意義上出發，馮雪峰在二文文末註明「先生口授，O. V. 筆寫」，也不為大過。何況根據胡風的回憶，這兩篇文章實際上在發表之前給魯迅聽讀過，獲得過魯迅的首肯。而根據馮雪峰自己的回憶，文章在發表之後，魯迅「認為符合他的立場、態度和意見的」，也就是魯迅對兩篇文章進行了再次的確認。魯迅在兩篇文章發表之後，不管是在公開場合，還是在私下場合，都沒有對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有過任何的否定性的暗示，而肯定性的說法，也就是有意無意地承認這兩篇文章屬於自己的作品的說法則不乏其例。舉其著者，則屬1936年8月初馮雪峰根據魯迅的意見草擬，由魯迅補充、修改後定稿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因其經過魯迅的仔細審閱和修改，這篇文章被公認為是魯迅的作品（馮雪峰迴憶說魯迅大約修改和加寫了一兩天時間；而魯迅與他人如姚克、曹白的談話中，則說自己共寫了（也就是修訂了）四天[31]）；到現在為止，似乎還沒有人主張把它從《魯迅全集》中刪除。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魯迅提到：「但現在文壇上彷彿已有『國防文學』牌與『民族革命戰爭大眾文學』牌的兩家，這責任應該徐懋庸他們來負，我在病中答訪問者的一文里是並沒有把它們看成兩家的。」這裡無疑是魯迅確認了自己對《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的冠名權。在反駁徐懋庸說魯迅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試圖將「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作為「統一戰爭的總口號時」，魯迅認為這是「胡說」，他駁斥說： 「 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們解釋「國防文學」的那一套來解釋這口號，如聶紺弩等所致的錯誤，那麼這口號和宗派主義或關門主義是並不相干的。這裡的「大眾」，即照一向的「群眾」，「民眾」的意思解釋也可以，何況在現在，當然有「人民大眾」這意思呢。[32]」 根據現存這篇文章的手稿，對於上述這段文字，魯迅對馮雪峰的草稿作了特別的訂正，把原草稿中的「我問徐懋庸究竟讀過我的文章沒有？徐懋庸如果讀過我的文章」這一表述改成了「我問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沒有？人們如果看過我的文章」。在這裡，魯迅明確肯定了《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是「我的」文章。這裡對「大眾」一詞的解釋，應該主要是反駁《文學界》在刊發《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時所加的編者附記，附記中認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一口號中的「大眾」一詞不能用，因為「大眾」只能指「工農大眾」，不利於「聯合戰線」的「新政策」。這就是說，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這篇文章改就的8月3日至6日，對6月初由馮雪峰擬就的《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一文是公開認賬的，是擔負一切文責的。而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的後半部，也就是魯迅重寫和加寫較多的部分，魯迅著重提到當時的小報對他和胡風的造謠：「
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最近的則如《現實文學》發表了ＯＶ筆錄的我的主張以後，《社會日報》就說ＯＶ是胡風，筆錄也和我的本意不合，稍遠的則如周文向傅東華抗議刪改他的小說時，同報也說背後是我和胡風。[33]」 顯而易見，魯迅在此明確表達了同時發表在《現實文學》上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是他本人主張的意見，堅決否認了《社會日報》[34]所稱O.V.也即馮雪峰的筆錄與自己的本意不符的指稱。1936年6月份馮雪峰的兩篇代筆與魯迅的原意基本相符，這從馮雪峰的回憶中也能找到更多的線索。在談到為魯迅擬寫《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的緣由時，馮雪峰說： 「 當時魯迅在大病之後，我看他身體確實遠沒有恢復健康；又因為六月間我曾以「O.V. 筆錄」形式，代他處理過兩件事情，還符合他的意思，於是我看完徐信後就說：「還是由我按照先生的意思去起一個稿子吧。」但魯迅說：「不要了，你已經給我搶替過兩次了。這回，我可以自己動手。」（意思是說，他身體已經可以寫文章。）[35]」這段話經常被論者引為「鐵證」，說是魯迅因為不滿意馮雪峰為自己代擬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所以不再信任馮雪峰，從而婉拒了馮雪峰再次為自己代寫答徐懋庸信的請求。可是明明馮雪峰在這裡說魯迅覺得自己為魯迅代寫的兩篇文章「還符合他的意思」。而且從常理推斷，如果魯迅對馮雪峰6月份為自己代寫的兩篇文章表示過不滿的話，那麼馮雪峰是絕無膽量再次提出為魯迅擬寫文章的。魯迅在回答馮雪峰使用的「搶替」一詞，也明明白白地表達了魯迅對馮雪峰關愛自己身體的感謝之情，這哪裡有半點不滿的意思？！馮雪峰還回憶說，《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發表後，「他（魯迅）翻著那雜誌的時候是高興的；可是，過幾天我去看他時，他笑著說：「我們還是便宜了托派！他們的來信沒有比我的回信低兩格排，這樣，我們就把來信和回信平等看待了。我們當時沒有注意，便宜了他們!」[36]在另一篇關於《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回憶中，馮雪峰的回憶與此稍有不同：「魯迅看了，面帶笑容地說，『這次便宜他們了，來信也用同一字型大小，沒加區別，太便宜他們了。』」[37]但是兩處回憶的主要精神都是一致的，就是魯迅沒有對信的主旨（是否符合他的初衷）有所質疑，而只是挑了一些形式上的小毛病。如果魯迅不滿意6月份馮雪峰為自己擬寫的兩篇稿子，認為不忠實於自己的本意的話，那麼，8月份馮雪峰重操舊伎，試圖再次給魯迅代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時候，魯迅一定會斷然拒絕的。但是魯迅沒有，而是認為馮雪峰的稿子基本可用。馮雪峰迴憶說：
「 大概第三天，我（把草稿）拿到魯迅家去，說都是按他談過的話寫的，也許可以給他參考；不料他看了後說：「就用這個做一個架子也可以，我來修改、添加吧。」又說：「前面部分都可用。後面部分，有些事情你不清楚，我來弄吧。」其實，這也不足為奇，因為那些話都是他自己說過的，同「口授」的差不多。所以，這件事，關係很小。重要的是他原來要寫這篇文章。[38]」可以說，由於馮雪峰的稿子基本上都是「按他（魯迅）談過的話寫的」，馮雪峰再次為魯迅擬寫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也是基本符合魯迅本人的意思的。從馮雪峰忠實地依據魯迅的意思，擬寫約7000字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長篇文字來看，我們沒有理由相信他根據魯迅平日的言論，而為魯迅所擬寫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我們現在的文學運動》是不忠實於魯迅的本意的。
經過魯迅審閱和訂正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和前此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相比，在內容上也有很大的一致性。《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方面不相信中國托派「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認為這應該算是謠言，另一方面，對中國托派不遺餘力地猛烈攻擊「史太林（即斯大林）黨」的政治路線，以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政策的作法，無可諱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隱隱流露出些許懷疑，懷疑這種行徑是否為日偽敵特所主使。而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中也有類似的表述： 「 （因為）據我的經驗，那種表面上扮著「革命」的面孔，而輕易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反革命」，為「托派」，以至為「漢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為他們巧妙地格殺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顧革命的大眾的利益，而只借革命以營私，老實說，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39]」 「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系敵人所派遣」一句，草稿作「我甚至懷疑過他們是否是敵人派遣來的」，魯迅作了現在的修正[40]。懷疑歸懷疑，在答徐懋庸的信中，魯迅對論敵的誣陷和無端攻擊，並不主張「以其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所以，魯迅在該文的定稿中，把草稿中的「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則要×以此道還敬於其人的」訂正為「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41]這句話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的下述一段話，其內在精神是相當一致的： 「 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造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本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能夠洗刷得很清楚么？這決不是因為從前你們中曾有人跟著別人罵過我拿盧布，現在就來這一手以報復。不是的，我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因為我不相信你們會下作到拿日本人錢來出報攻擊毛澤東先生們的一致抗日論。[42]」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在這裡說得很清楚，不能因為某些中國托派跟在自由派知識分子後面誣陷魯迅拿蘇聯的「盧布」，魯迅自己就反過來也要誣陷托派拿帝國主義的錢。這封公開信明確表示，魯迅「還不至於這樣下流」。如果沒有證據而造謠，那魯迅無疑是自甘「下流」了。這個精神，與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所申明的，即便對方誣陷自己為拿蘇聯的「盧布」，如果沒有真憑實據的話，自己也不能鑿空誣陷別人為「內奸」、為「卑劣」的意思是高度一致的。[1] 學位論文有張廣海《革命與階級視野中的魯迅文學觀——以魯迅對托洛茨基文藝理論的接受為例》（北京師範大學2007年碩士論文；劉曉靜《魯迅與「托派」關係研究》（陝西師範大學2008年碩士論文），專著有長堀祐造著 『魯迅とトロッキー』 (平凡社、二〇一一年)。長堀祐造有關托洛茨基與魯迅關係的不少文章也在中國雜誌上發表過。
[2] 持此論的代表性學者，有朱正、長堀祐造、田剛等。
[3]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29、230、234、237、265、282頁；胡風：《胡風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頁。當然，將魯迅指認為「托派」，可能也不是始於共產黨內部的周揚等人，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六日於上海刊行的《社會新聞》報紙中，就登載有一篇署名「少離」的短文《魯迅與托派》，文中煞有介事地聲稱：「魯迅翁加入托派的動機，主要的卻是被火一般的領袖慾所驅使著的。」（見《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 第1卷，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第943頁。）
[4]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5頁。
[5] 比如1936年4、5月間，魯迅為良友圖書公司編選的《蘇聯版畫集》中，就收入了多幅斯大林的畫像。根據當時跟魯迅聯絡的良友編務趙家璧回憶，在選畫時，魯迅「對於十月革命的歷史畫和列寧、斯大林的畫像一副都不刪。他說，這些畫，過去一直無緣同中國廣大讀者見面，這次既印成畫冊，就應當讓讀者盡量多看到一些。為了滿足中國人民對世界革命導師的渴望和崇敬，讓他們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革命鬥爭的歷史多留下一點形象化的印象，魯迅想得多麼周到啊！」（趙家璧：《編輯生涯憶魯迅》，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08-109頁。）
[6] 同上，第235頁。
[7] 《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中用語。
[8]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53頁。
[9]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17頁。
[10] 胡風：《胡風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頁。
[11] 如果馮雪峰1951年的回憶是準確的話，那麼兩篇文章實際上是由魯迅口述，馮雪峰筆寫的整理稿。實際上馮雪峰1966年和1972年的回憶中也說到兩文是「完全按照他（魯迅）的立場、態度和多次談話中他所表示的意見寫的」，也就是說，兩文都有對魯迅口述的整理稿的性質。但是為了下文行文的方便，我們一律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兩文稱為馮雪峰的「擬寫」或「代筆」。
[12] 胡風：《胡風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6-107頁。
[13] 前文說到，馮雪峰1930年5月7日參加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與魯迅的會談，會談以魯迅不贊成李立三的意見而無果而終。這充分體現了魯迅不盲目服從外在權威，不會因為領導人意願而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的個性。對於參加過那天的會談，親身領教過魯迅這一剛性特點的馮雪峰，是否會發牢騷，說魯迅不如高爾基盲從共產黨？胡風在此的說法，姑且存疑。
[14] 胡風：《胡風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頁。
[15] 胡風：《胡風全集》第七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07頁。
[16]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6頁。
[17]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6頁。
[18]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49頁。
[19]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52頁。
[20] 茅盾：《茅盾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第142頁。
[21] 載上海《光明》半月刊（每月10日、25日發行），1936年 第1卷 第1期，第 68頁。
[22] 《魯迅大詞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178頁。
[23] 上海師大中文系魯迅著作注釋組：《訪問巴金同志：談<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起草經過及其他》，載《新文學史料》第1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74頁。
[24] 《文學叢報》：月刊。1936 年4 月在上海創刊，王元亨等編輯，出至第5 期停刊。根據該雜誌每期的標識，《文學叢報》每月1日出版。
[25] 《文學界》第1卷第2號第12頁，1936年7月10日，上海出版。
[26] 《文學界》第1卷第2號第12頁，第16頁。
[27]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51頁。
[28] 尹庚：《魯迅先生與<天馬叢書>和<現實文學>》，載《魯迅研究資料 6》，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第92-94頁。
[29] 同上，第99-100頁。
[30] 陳早春：《為魯迅代筆——近四十年前聽馮雪峰閑聊(一)》，載《新文學史料》2010第2期，第80頁。除為魯迅整理《對於左冀作家聯盟的意見》外，陳文尚記錄了魯迅和馮雪峰之間更多的文字合作；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304頁。
[31] 武德運編：《魯迅談話輯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第51-52頁。
[32]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73頁。
[33]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75頁。
[34] 這份上海小報在1936年9月1日也摘要發表了陳其昌7月3日給魯迅的第二封信，署名「肖蓬」。見陳根生：《魯迅名篇問世之後》，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第254頁。
[35]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8頁。
[36]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17-218頁。
[37] 陳早春：《為魯迅代筆——近四十年前聽馮雪峰閑聊(一)》，載《新文學史料》2010第2期，第80頁。
[38] 馮雪峰：《1928至1936年的魯迅：馮雪峰迴憶魯迅全編》，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8-239頁。
[39]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171頁。
[40] 相關影印件見朱正：《跟魯迅學改文章》，嶽麓書社，2005，第176頁。
[41] 此句魯迅改定稿的影印件見朱正：《跟魯迅學改文章》，嶽麓書社，2005，第196頁。
[42] 李新宇、周海嬰主編：《魯迅大全集》卷10，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年，第2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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