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最新演講：2025年中國很可能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附全文）

1、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現在的發展中經濟體中，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非常少，目前為止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台灣。到2025年的時候，中國大陸很可能會變成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

2、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的這段時間，按照新自由主義去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政府干預結構主義的時代還慢，並且危機發生的頻率還高。

3、東亞這些比較成功的發展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4、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場也要有有為的政府。結構主義失敗的原因是它想倡導發展的產業違反這些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市場當中沒有比較優勢就沒有競爭優勢，這些項目競爭效益不好，經濟就會停滯，就會危機不斷。

5、我們八十年代轉型為什麼成功？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來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所以轉型給它保護補貼，維持穩定。對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產業准入，積極因勢利導，所以它就能夠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經濟就能穩定快速發展。

6、新結構經濟學的參照系180度轉變。原來都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現在是以發展中國家自己做參照系，先看你自己有什麼，就是它的要素稟賦。根據你有的，你什麼東西能做好，就是比較優勢。然後把能做好的，透過市場跟政府把它做大做強。

以下為演講實錄：

林毅夫：林校長、各位老師、同學們，在網上的老師、同學、朋友們，大家晚上好。我非常榮幸能夠在國發院這個「講述」專場來談談我這些年在倡導的新結構經濟學。

新結構經濟學是2009年我在世界銀行當首席經濟學家一周年的一個活動上面正式提出的，作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提到的問題。

我們知道新結構經濟學是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我稱為第三波的思潮，發展經濟學在現代經濟學當中是個相當年輕的子學科，大家知道現代經濟學從亞當斯密1776年以後形成現代經濟學的體系。但是作為發展經濟學從現代經濟學當中分出來，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統治，在他們國家第一代領導人的帶領下追求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希望他們國家能趕上發達國家，實現民富國強的目標。那麼因應這個需要，才從現代經濟學當中獨立出來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思潮或者說發展經濟學的第一版，現在成為結構經濟學。因為發展經濟學剛剛獨立出來的時候，前面講是希望發展中國家能夠民富能夠國強。如果要一般老百姓都富有起來的話，它的物質基礎是什麼？這個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必須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怎麼樣才能夠讓發展中國家的勞動生產率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就必須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先進的，當時是資本很密集規模很大的現代化的重工業。怎麼才能國強呢？必須像發達國家的經濟實力那麼強。你的經濟實力要像發達國家經濟實力那麼強的話，就必須有發達國家的槍炮、發達國家的飛機、發達國家的戰艦，那些現代化的武器也都是當時發達國家先進的資本密集型的大規模重工業生產。

所以當時發展經濟學剛剛分離出來的時候，發展中國家要民富要國強就應該去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的現代化資本密集的大產業。可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是在市場的經濟狀況、市場資源配置之下，這些產業都發展不起來。所以當時的認識，發展中國家有很多市場失靈，因為文化的因素、風俗習慣的因素，導致市場上沒有辦法把資源配置生產現代化的資本密集大產業。他們把這種市場認為是結構剛性造成的。那麼發展中國家它要發展現代化大產業，既然市場失靈，就應該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發展現代化大產業。

其實二次大戰以後，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它們的發展戰略、發展的路徑基本上都是沿著當時的結構主義，用政府的干預來克服市場失靈去發展現代化大產業。那麼在這樣一個指導思想下，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把一些現代化大產業建立起來，並且在建立大產業的時候通常有一段時間經濟發展比較快，但是把那些大產業建立起來以後，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就開始停滯了，就開始危機不斷了，然後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學習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結構主義在發展中國家為什麼落後好像說的很清楚，但是按照這個認識去做的結果並沒有縮小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經濟學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就開始問世。發展中國家下了那麼大的力氣做了那麼多的努力，為什麼跟發達國家的差距擴大了，不是縮小了呢？當時認為發展中國家有太多對市場的干預，對市場的扭曲。我們知道要是有對市場的干預就會導致資源錯誤配置，有市場各種信號價格扭曲等等就會創造租金就有尋租。這是經濟學術語，就會有貪污腐敗現象。這種情況下，經濟發展當然非常差。所以第二波思潮現在稱之為新自由主義，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它們為什麼經濟發展不好，當時的看法是說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政府對市場做了太多干預造成資源錯誤配置，造成腐敗、造成社會各種問題。所以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就形成了第二波發展經濟學的思潮，認為發展中國家要改善經濟績效就應該把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各種扭曲取消掉，然後建立一個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現代市場經濟體系。

用什麼辦法呢？就是我們大家知道的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而且當時還有一個認識，如果你要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你必須把這些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一次性到位。當時有一個看法，政府主導的經濟不如市場經濟，如果政府主導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必須一次到位。如果說你養一條小狗，你覺得它尾巴太長，把它的尾巴砍掉，必須一次性砍掉，不能一段段的砍。所以當時有一個看法，如果是三心兩意的漸進的，改一點留一點，那是最糟糕的方式。

但是現在發展經濟學怎麼樣？按照當時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做的國家，遭遇到一個共同命運，它們經濟崩潰了、停滯了、危機不斷。而且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盛行的這段時間，按照新自由主義去轉型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比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政府干預結構主義的時代還慢，並且危機發生的頻率還高。

所以第二波思潮跟第一波思潮從問題認識上面好像講的很清楚，也有說服力，但是按照這個認識去改造世界的結果沒有達到原來的預期。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到現在兩百多個發展中經濟體中，從低收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非常少，目前為止只有兩個，一個是韓國、一個是台灣。到2025年的時候，我們中國大陸這部分很可能會變成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到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只有13個經濟體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當中有8個是歐洲國家，本來和發達國家差距就非常小。另外5個是日本跟亞洲四小龍。所以二次大戰以後真正能夠實現二次大戰以後大家共同追求的民富國強的發展中經濟體非常少。從東亞這些比較成功的發展經濟體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它們的政策在推行的時候，從當時的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

比如說我前面講的有五個從中等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它們在五六十年代推行的政策是什麼？當時的主流思想說你要趕上發達國家就應該發展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產業。但是東亞經濟體它們就從傳統的勞動力密集型小規模的製造業開始，不是一下子就開啟現代化的大產業。當時對這種做法是非常批判的，發達國家發展先進產業，你去發展傳統小規模製造業，生產率水平那麼低，怎麼能趕上發達國家？今天真正趕上的就是它們。在八九十年代轉型的時候，當時普遍看法是要轉型的話必須一次性把現代市場制度所需要的安排一次到位。當時認為最糟糕的是像中國那樣漸進的雙軌的改革方式。當時學界有一個共識，說這種方式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要糟糕。但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到現在，少數幾個轉型過程當中維持穩定跟快速發展的，像中國、越南、柬埔寨，在東歐國家當中表現最好的波蘭、斯洛維尼亞，前蘇聯國家表現最好的是烏茲別克，都沒有按照休克療法。都是一種漸進的、雙軌的，大型國有企業普遍沒有私有化。而且這些表現好的經濟體還有一個共同特色，它們一般是市場經濟或者是轉向市場前行，東亞經濟體本來就是市場經濟，我們是轉向市場經濟。所以新自由主義講的市場很重要，它們沒有，但是它們政府又不是像新自由主義那樣的，它們更像是結構主義所講的一種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干預的政府。

這種狀況下，我們知道理論是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幫助我們改造世界的。現代主流理論好像能夠幫助我們認識世界，但是還沒有辦法幫助我們改造世界。對這些成功的經濟體，主流理論不管是結構主義、新自由主義都沒有辦法解釋它們的成功。所以，我覺得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分子，有責任根據發展中國家自己成功跟失敗的經驗來了解背後的道理，而提出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新結構經濟學就是往這方面在努力。

那麼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我常講我們應該回歸亞當·斯密，但是我說回歸亞當·斯密不是回歸國富論的結論。國富論強調分工、強調一隻看不見的手。我說回歸亞當·斯密是回歸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亞當·斯密的研究方法其實在他的書名上邊已經標的一清二楚。國富論上說對國民財富的本質跟它的決定因素原因的研究。作為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現代經濟的發展，它的本質是什麼呢？本質表現是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背後的決定因素是什麼？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是因為勞動生產水平不斷提高，技術不斷創新、新的附加價值產業不斷湧現。在創新產業升級過程當中，由於規模經濟擴大、市場範圍擴大，所以基礎設施電力供應、港口供應、道路基礎設施要完善。軟的制度安排，金融、法律也必須不斷完善。這樣才能夠用經濟學家的術語講降低交易費用，勞動生產率水平提高部分能夠真正實現它的價值。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現代經濟增長的本質是一個技術、產業、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結構不斷改變的過程。所以在提出新結構經濟學的時候，我倡導用新古典的方式來研究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的這些結構的變遷。它背後的決定因素是什麼，它產生的因素是什麼。那麼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命名方式，我如果用新古典的方法來研究結構跟結構變遷，我應該稱為結構經濟學。就像用新古典的方法研究金融，叫金融經濟學；我既然用新古典的的方法研究結構跟結構的變遷應該叫結構經濟學，那我為什麼稱之為新結構經濟學，是因為前面有結構主義。為了區隔結構主義，所以我稱為新結構經濟學。這在現代經濟學也有先例，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倡導用新古典方式研究制度跟制度變遷說是新制度經濟學。二十世紀有一個制度學派，為了區隔制度學派，稱為新制度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的新是為了和結構經濟學做區別。

不同的發展程度國家的產業、技術、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安排都是決定要素稟賦結構，經濟學說稟賦是資本、自然資源。我們看到發達國家都是在資本很密集的產業，新結構經濟學角度來看因為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在資本密集產業有比較優勢。一般發展中國家資本短缺，不是勞動力多就是自然資源多，有比較優勢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或者自然資源密集型產業。不同產業是由要素稟賦不同造成的比較優勢造成的。經濟發展要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怎麼做呢？你就必須從勞動力比較密集的或者自然資源密集的農業向現代化資本比較密集的製造業不斷轉移、不斷升級。但是因為你不同的產業是由它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要讓這種升級能夠持續，那必須先改變你的要素稟賦結構。必須在資本相對短缺狀況之下想辦法讓資本相對多起來。怎麼辦呢？

按照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一區生產當中按照要素稟賦所決定的比較優勢選擇你的產業技術。如果你能這樣的話，你的生產成本會最低，再加上如果有軟硬設施也是合適的，你就可以把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有了競爭優勢以後就能夠創造最大的剩餘，創造資本最大積累，這種情況下你就有自發的能夠讓產業升級的基礎。這是新結構經濟學的思路。

但是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這是經濟學家才懂的語言，你怎麼讓市場當中的企業家在做自發產業跟技術選擇時候按照國家經濟的比較優勢來選擇呢？這種狀況下必須有制度安排，必須有有效競爭性市場。因為有有效競爭性市場所形成的要素相對價格就會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企業家在追求自己利潤最大化的時候，就會按照要素稟賦相對區間形成價格信號來選擇合適技術合適產業，這個合適技術產業是符合比較優勢的。所以經濟要發展好，要市場選擇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經濟要發展好也必須要有政府，技術不斷創新、產業不斷升級，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安排不斷完善，必須有願意採用新技術去冒險的企業家，這個企業可能成功可能失敗，不管成功失敗都給其他企業家提供經驗，這是所謂外部性，必須給他激勵，才會有人願意做第一個嘗試新技術新產業的企業家。第一個企業家能不能成功，還不決定於他自己有沒有企業家精神，決定的是他進入新產業所要的硬的基礎設施、軟的制度安排是不是更完善。基礎設施完善、制度完善，不管是金融還是法律，這不是企業家能做的，必須由政府來做。所以我前面講了少數幾個成功的經濟體，它們的一個共同特色就是政府都發揮積極有為的作用。所以新結構經濟學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場也要有有為的政府。而且從這樣一個理論體系來看，結構主義有什麼失敗？結構主義失敗的原因是它想倡導發展的產業違反這些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在開放競爭市場當中沒有比較優勢就沒有競爭優勢，這些項目競爭效益不好，經濟就會停滯，就會危機不斷。

現代市場體系為什麼失敗？因為在結構主義時候形成了很多比較優勢產業，如果不保護補貼，這些產業都會垮塌，造成很大的事業、社會不穩定、政治不穩定，當然經濟不能發展。而且還有不少產業跟國防安全有關，所以也不能讓它倒。這種狀況之下，政府必須及時給保護補貼。在這種按照私有化以後，把明補變成暗補。從理論跟經驗來看，給的保護補貼更多，所以效率更差。為什麼東亞經濟成功？因為它早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是符合比較優勢的。我們八十年代轉型為什麼成功？我們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原來的產業違反比較優勢，所以轉型給它保護補貼，維持穩定。對新的符合比較優勢產業准入，積極因勢利導，所以它就能夠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經濟就能穩定快速發展。資本積累很快，就給原來違反比較優勢的老產業慢慢變成符合比較優勢，給它保護補貼從雪中送炭變成錦上添花，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從這樣來講，前兩波的發展經濟學的思潮，從它的出發點、用意都是好的。但後來為什麼失敗？原因總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看發達國家有什麼、發展中國家沒有什麼，就讓發展中國家擁有發達國家有的。結構主義是看發達國家什麼做的好，發展中國家做不好，就要向發達國家那樣去做，相信自由主義。新結構經濟學跟它們有什麼不同？參照系的180度的轉變。原來都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現在是以發展中國家自己做參照系，先看你自己有什麼，就是它的要素稟賦。根據你有的，你什麼東西能做好，就是比較優勢。然後把能做好的，透過市場跟政府把它做大做強。如果這樣的話，每個發展中國家隨時有機會，每個發展中國家都能夠像中國那樣維持經濟穩定跟高速成長。這是來自於中國跟東亞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我想這個經驗對人類來講非常重要。因為今天全世界85%的人還生活在發展中國家，他們都跟我們有共同的願望，希望實現他們的國家現代化、他們國家的工業化，能夠實現民富能夠實現國強。

我們知道理論實用性來自於條件的相適性，發展中國家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通常是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問題。剛才姚院長說我們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要辦的比肯尼迪學院好，我有信心，因為肯尼迪學院教的是發達國家的理論，我們這裡教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理論，我們這些理論能夠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實現他們跟我們共同的追求，民族的復興人民的幸福。謝謝！

作者：林毅夫

來源：林毅夫於北京大學發表演講，由微信公眾號網易研究局、經濟學家圈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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