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學派（東洋史學）三大創始人略記

（一）前言

京都學派這一概念，根據相關研究的不同，在各個領域有不一樣的指代意義。具體來講，有哲學京都學派、近代經濟學京都學派、東洋史學京都學派和憲法學京都學派等不同指代範圍。

從時間上講，「京都學派」一詞最早出現時，是指以西田幾多郎、田邊元、朝永三十郎、波多野精一、西谷啟治等京都大學教授為代表的「哲學京都學派」。該學派旨在以西田哲學為出發點，闡發在西化的日本社會中東洋思想與西洋哲學思想中融合統一的部分，同時也有諸如田邊元一類的學者，從西田哲學中創立了自己的治學思想與方法。

而在中國學界，一般把「京都學派」看成是「東洋史學京都學派」的簡稱。

東洋史學京都學派（以下簡稱「京都學派」），由於其在東洋史學特別是在中國史學上，具有獨特的治學方法，豐碩的治學成果以及在全球漢學界所具有的非凡影響力，加之京都大學長期是日本左翼思想的發源地與大本營，曾贏得了幾代中國學人的尊敬。

接下來，將就京都學派中的幾位主要人物及其成就作簡要介紹。

（二）人物介紹

①內藤湖南（ないとう こなん）

• 簡介：

內藤湖南生於1866年8月27日，卒於1934年6月26日。秋田縣鹿角市人，本名為虎次郎，字炳卿（へいけい），號湖南，別號黑頭尊者，與白鳥庫吉（東京大學東洋史文獻學派代表人物）同是戰前具有代表性的東洋史學者。

• 人生略歷：

1866年，生於陸奧國毛馬內村（今秋田縣鹿角市），父親內藤調一（號十灣），母親內藤容子。

1872年-1882年，先後學習了《大學》《二十四史》《中庸》等，並通讀了賴山陽所著《日本外史》，同時開始嘗試作詩。朋友曾稱讚他「學有所成卻不自滿，連一次架都沒打過，值得欽佩。」在進入秋田師範學校後，開始來往於基督教會，跟隨美國人加斯特?史密斯學習《萬國史》等書。

1884年，用兩年半的時間了修完四年的學業，從秋田師範學校畢業，成為了綴子小學的首席訓導（實際上就是校長）。

1887年，成為佛教雜誌《明教新志》旗下記者。其後由於其編輯的《三河新聞》《日本人》《大阪朝日新聞》《台灣日報》《萬朝報》等報紙雜誌而出名。

1907年，成為京都帝國大學（現京都大學）史學科東洋史學講座講師。

1909年，成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

1910年，教授任期滿一年，在時任京大校長狩野亨吉的推薦下被授文學博士學位。（有意思的是，內藤並無博士論文，還曾因為學歷原因被文部省發難，被認為沒有資格做京大教授。他能去京大任職，也是因為狩野亨吉的力薦。後來，為了與所得的文學博士學位相對應，內藤撰寫了《清朝史通論》作為其博士論文）

1910年-1926年，一直主持京大東洋史講座，與同事狩野直喜、桑原騭藏一道創立了東洋史學京都學派，被稱為「京大的學寶」。與東京大學的白鳥庫吉並立，有「實證學派的內藤湖南，文獻學派的白鳥庫吉」之稱。

1926年，年滿60，從京大退休，居住在京都府瓶原村（今京都府木津川市），以讀書著述度日。同年被選為帝國學士院院士。

1934年，去世，墓地在京都左京區的法然院。

• 著作與成就：

1.主要著作：《中國近世史》《中國繪畫史》《中國史學史》《中國目錄學》《清朝史通論》《中國上古史》《中國中古的文化》《燕山楚水》等。

2.內藤史學的核心——近世說及其唐宋變革說：

內藤考察了中國古代社會形態，認為中國在政治體制和經濟制度上，從宋到清保持著一致性，而從漢到唐則表現出相似性，於是這兩個時間段之間的時期可以看成是一種過渡。他鎖定宋代為中國歷史變化的中樞，以唐宋變革而宋清一體的近世說為立足點，形成了著名的內藤假說（Naito Hypothesis），這一假說至今仍是日本學界一面難以撼動的旗幟，在國際學術界具有重大影響。

內藤的「文化中心移動說」由於爭議較大，故不再介紹，有興趣可以自查。

②狩野直喜（かのう なおき）

• 簡介：

狩野直喜生於1868年2月11日，卒於1947年12月13日。熊本縣人，字子溫，號君山，又號半農人、葵圓，與內藤湖南、桑原騭藏共為京都學派三大創始人之一，是日本中國學中的實證主義先驅者和奠基者之一。

• 人生略歷：

1868年-1899年，出生於肥後國（今熊本縣），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

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作為文部省留學生到北京留學，捲入義和團事件，與服部宇之吉一道躲在位於北京的日本公使館，被圍兩個多月後回國。

1901年-1903年，至上海，在中國江南地區待了三年。

1906年，主持京都大學新設的中國哲學講座。另外，在任期間，他與上述的服部宇之吉一起，供職於由義和團事件賠償金所創並由中日共營的東方文化研究院，就任該院京都研究所（即現在京大的人文科學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同時，作為京大教授，帶出了青木正兒、吉川幸次郎等著名的漢學家。

1910年，在《藝文》雜誌上發表論文《水滸傳與中國的戲劇》，對20年前一批著名的作家發起的關於《水滸傳》成書問題的討論重新進行再評價。

1911年，任期內赴法留學，與漢學大家édouard Chavannes、Paul Pelliot等交遊，吸收學習了當時世界上最前沿的文獻學方法。同時追蹤訪察被英、法、俄等國的探險家們所攫取的敦煌文獻資料，回國後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研究。

1916年，《藝文》雜誌連續以《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資料》為題，發表了他從歐洲發回的研究報告。

1920年9月與小島佑馬、青木正兒、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武內義雄等創辦《中國學》雜誌。

1923年，任外務省對中文化事業調查會委員。

1925年，被選為帝國學士院院士。

1928年，年滿60，從京都大學退休。

1933年，任滿日文化協會評議員。

1934年，任滿日文化協會理事。

1944年，被授予文化勳章。

1947年，去世。

• 著作與成就：

1.主要著作：《中國哲學史》《兩漢學術考》《魏晉學術考》《中國文學史》《清朝的制度和文學》《中國小說戲曲史》《論語孟子研究》《中國文學藪》等。

2.研究範圍：明清小說和戲曲、敦煌文學、中國學術史

3.重要研究方法：利用新發現的文獻，結合已有的古籍文獻，在訓詁學的基礎上進行版本勘校的研究。

4.建樹領域：中國文學史，中國思想史等。在中國思想史方面，他繼承了清朝考證學傳統，批判地借鑒歐洲漢學研究方法，通過對原典的訓讀和註解，進行文獻實證研究（實證主義）。而他的研究所表現的理念、方法論及其所取得的成績，構成了日本中國學實證主義學派中最重要的一個學術組成部分——"狩野體系"。

③桑原騭藏（くわばら じつぞう）

• 簡介：

桑原騭藏生於1871年1月27日，卒於1931年5月24日。福井縣敦賀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東洋史學者，與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共為京都學派三大創始人之一，以其精密嚴謹的考證功夫聞名於世。有名的宮崎市定便是他培養出來的學生，其子桑原武夫為法國文化研究者。

• 人生略歷：

1871年，出生於福井縣敦賀，是家中次子。父親桑原久兵衛經營一家和紙店。

18xx年-1892年，先後就讀於京都府尋常中學，京都第三高等學校。

1892年-1896年，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文科。

1896年-1898年，成為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院生（即研究生），師從那珂通世，專事東洋史研究。由於其擅長英語和法語，故選擇了冷門的東西交通史為主要研究範圍。

1898年，就職於東京第三高等學校，教授東洋史。同年，從大學院時期就開始撰寫的《中等東洋史》付梓並成為了當時的東洋史課程教科書。

1899年，辭職，轉而供職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現筑波大學）。

1907年，辭職，經文部省派遣，前往中國進行為期兩年的官費留學。在此期間，遊歷了陝西、山東、河南等地，並以日記形式作了詳細了考察報告。

1909年，結束留學，入職京都帝國大學，主持剛成立的東洋史第二講座，負責東西交通史和風俗史的教學與研究。

1910 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其後一直在京大工作。

1926 年，因其在學術上的巔峰之作《宋末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的事迹》(通稱《蒲壽庚考》)而獲帝國學士院獎。

1930年，退休。

1931 年，獲京大名譽教授稱號，同年卒於京都塔之段町家中。

• 著作與成就：

1.主要著作：《蒲壽庚考》《中等東洋史》《東洋史要》《東洋史說苑》《考史遊記》《東西交通史論叢》《東洋文明史論叢》《中國法治史論叢》等。

2.研究範圍：中西交通史，中國風俗史

3.研究特點：綜合了清朝的考證學與西洋文獻學的方法，進行精密且嚴謹的考證，言必有據。

4.學術影響：桑原騭藏用與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等人不同的世界史的眼光來看待東洋史，並憑藉他在東西交通史和風俗史方面的研究在京都帝國大學站住了腳跟。當時內藤湖南擔任第一講座教授，因而桑原和內藤幾乎成了京都帝國大學東洋史的代名詞。同時，其精密的考證功夫極大地衝擊了中國學術界乃至世界學術界。

關於桑原騭藏，我想多寫幾句。雖然他對中國歷史有極其偏頗的批評與否定，甚至於蔑視中國文化與歷史，但他的治學方法的確值得學習。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他這個人。

以下引用劉正《京都學派》中的內容，看看桑原騭藏是如何在其學術巔峰之作《蒲壽庚考》中用精密的考證功夫震驚國際漢學界的：

在該著作一開始，桑原騭藏對「提舉市舶」一詞進行解釋：

市舶即互市舶，當時由華往外國或外國來華之賈舶也。此等賈舶，政府設署管理之，謂之提舉市舶司。主其事者即提舉市舶。

然後，他對「提舉市舶」一詞進行註解：

提舉市舶簡稱市舶使。又簡則曰舶使（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宋代制置使簡稱制置，招撫使稱招撫，經略安撫使稱經略安撫，提舉市舶司稱市舶司或舶司。提舉市舶官稱市舶官或舶官。據此以推，則所謂提舉市舶、市舶使，舶使者，恐皆提舉市舶使之簡稱。

到此為止，似乎可以終止了，然而，桑原騭藏在註解中再對這一問題進行詳細考證，他把它分成專任之市舶使、唐代之市舶使，市舶使名稱之初見、波斯僧及烈四節內容，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史料考證，把整個市舶使的形成歷史進行了梳理。這樣一來，正文中的「提舉市舶」四字，他就進行了將近兩千字的史料考證。

再比如，他介紹"行在"一名時說：

泉州開港後，約四十年許而宋室南渡。於是，杭州為南宋一代行在。中世外人謂杭州曰Khinzai或Khanzai，蓋行在之訛也。

然後，他在註解中又用了將近兩千字的篇幅，詳細考證了行在的由來、讀音的演變以及中外學者對於這一地理位置的考證，而本文卻只是上述幾十字的結論而已！

總之，該書行文都是這種格局，從正文到註解，緊密結合，相互印證，論證精密而結論真實可信。難怪此書一出，精湛的考證功夫立刻震驚了國際漢學界，對日本京都學派的東洋史研究和考證方法的確立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該書最大的方法論價值是建立了東洋史學研究的學術規範。該書光註解就佔了幾乎一半的篇幅，而每一條註解又是一篇相關術語和史料出處的考證論文。這一嚴謹的論證和著述方法，成了京都學派東洋史學著作的典範。

…… ……

還有他的嚴謹治學態度和學風。他甚至在《張騫的遠征》一文中利用手中掌握的資料精細地推算出張騫的每日行程。他一貫主張：「所謂歷史的研究就是逐漸逼近事件真相的過程……」他是這樣主張的，也是這樣做的。

<參考>

1.劉正《京都學派》

2.張明傑譯《考史遊記》

3.京都學派 - Wikipedia

4.內藤湖南 - Wikipedia

5.狩野直喜 - Wikipedia

6.桑原隲蔵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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