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子桓典論絕口不及陳思，臨淄書尺只語無關文帝」？

——兼談建安七子的範圍問題

胡應麟說過：

曹氏兄弟相忌，他不暇言，止如揚榷藝文，子桓《典論》，絕口不及陳思，臨淄書尺（與楊德祖書），只語無關文帝，皆宇宙大缺陷事。而以同氣失之，何也？至如魏文以文章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陳思不欲以「翰墨為功勛，辭頌為君子」，詞雖冰炭，意實塤篪，讀者考見深衷，推驗實歷可也。

曹丕《典論·論文》只論建安諸子，曹植《與楊德祖書》也是點評時人，兩位文壇領袖都不曾評價過對方，胡應麟認為是宇宙天壤間的大缺陷事，反映出「曹氏兄弟相忌」。

魯迅說：「文學的意見上，曹植和曹丕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說文章可以留名聲於千載，但子建卻說文章小道不足論的。」不過胡應麟非常敏銳地看出了丕、植的文學觀念其實是殊途同歸的，所謂「詞雖冰炭，意實塤篪」。

曹丕《與吳質書》言及「七子」後的文壇現狀曰：「今之存者，已不逮矣。」鍾優民認為曹丕意在影射曹植不如建安七子，「曹氏兄弟論文上門戶之見，相輕之意，較之建安諸子，實有過而不不及。」

結合建安時期曹丕、曹植親和友善的關係，我認為以上不過是皮相之談。王瑤在《中古文學史論》中給出了我比較認可的回答（詳見《政治社會情況與文士地位》一章）。他先是論述了當時文人學士的社會地位只決定於他的門第和官爵，而不一定在於他所構詩文的優劣高下，文士們的地位也是以門第和宦位做標準的，然後得出結論：

他們（三曹）父子兄弟都是當代的著名文人，為什麼《典論·論文》於述「今之文人」下，都省略去了呢？這絕不是自謙，而是「自尊」。建安七子都是曹氏的掾屬，他們在政治地位上是屬於同一等級，所以在文學地位上才可以相提並論的。曹丕的《典論·論文》，是以魏太子之尊的居高臨下的態度來批評得失的；這自然不便論到曹氏自己。曹植《與楊德祖書》中，於敘述王粲、陳琳諸文人後，即接言「吾王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這種口氣正是《典論·論文》的口氣。七子中孔融、王粲、應瑒、陳琳，皆東漢以來的士族；所以文學一直是保存在士大夫的手裡，而文士的地位也是依他的官階轉移的。

在《曹氏父子與建安七子》一章，王瑤還重點討論了建安七子的範圍問題：

向來講建安文學的，都注重敘述所謂「建安七子」。七子之名，源於曹丕的《典論·論文》，他說：「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照中國文學史發展的情形說，同時代的文人們常常在生活和作風上，都形成一個集團；所以作品風格間的差異，也是時代的因素遠超於作者個性的因素；因為如此，所以傳統的這些「建安七子」、「竟陵八友」、「初唐四傑」、「大曆十才子」等名稱，實在是一種最方便和最簡單取巧的辦法。它有它存在的根據，如上所說；但也自然有它的毛病，因為歷史畢竟不是數學，選出幾個人很難代表當時文人的全部，而這幾個人當眾也常常情形各不相同。《典論·論文》雖然是一篇著名的文學批評的文字，但曹丕論述的對象既是他的幕僚們，文中避免敘述到曹氏父子，則所謂七子對於時代的代表性，已有缺憾；而七子間的情形也並不盡同，例如把孔融列在裡面，便是件很不調和的事情。從年代說，孔融誅於建安十三年（208），年五十六，比曹操還大兩歲。時曹丕只二十二歲，其餘諸人皆三十餘歲（王粲三十二歲，徐幹三十八歲）。阮瑀卒於建安十七年，王粲、徐幹、陳琳、應瑒、劉楨皆卒於建安二十二年，是七子並列，孔融較其餘六人顯為長者，並非同儕。魏文帝《與吳質書》所謂「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的，也只是指徐、陳、應、劉諸人。《魏志·王粲傳》言：「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陳壽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曹丕以建安十六年春正月始為五官中郎將，同年植封平原侯，而孔融已於建安十三年被誅，遠在諸子共集鄴下之前；所以就史實上考察，陳壽所言甚確，其中不能包括孔融。《謝康樂集》有《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也只有丕植兄弟及其餘六人，並無孔融。從作風說，孔融文多范蔡邕，不作五言詩，仍是東漢以來的傳統風格，所以《文選》只錄其書表。……曹丕將孔融列於七子之首，只是為了他自己的特殊愛好。孔融實際上是不能和其餘諸人並論的。

但當時的著名文士，也並不以次六人為限。《文心雕龍·時序》所評列，除此六人外，即尚有「文蔚、休伯之儔，於叔、德祖之侶」二句，指路粹、繁欽、邯鄲淳、楊修四人。《魏志·王粲傳》亦云：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可知建安七子的代表性也是有限的。如果說曹氏父子是盡了對於建安文學的提倡和領導作用，則「建安七子」這一詞的用處就在它可以表示出當時鄴下文風的盛況來。它雖不十分妥帖，但的確可給我們一種「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的感覺。

韓格平在《建安七子綜論》中論證了《典論·論文》的寫作時間可以大致判定在建安二十四年三月至八月之間，然後論述了在他看來的，曹丕規定「建安七子」的依據：

此前，孔融等七人作為建安時代的著名文人均已先後去世，曹丕有感於一個文學高潮的終結，作文以敘哀憫之情，這是其撰寫本文的動因之一，或者說是情感動因；此前，曹丕已經被正式立為太子，為了擴大自己在士人中的影響，曹丕以先前文學盛事的參與者與組織者的身份，對七子做出蓋棺論定式的評價，將自己置於文人領袖的地位，以利於下一步接管政權，這是其撰寫本文的另一動因，或者說是政治動因。由於有這兩個原因，《典論·論文》中情感濃郁而深沉，且能克服顧忌，站在總結一個文學時代的高度，對孔融等人做出較為客觀的評價。同建安二十一年曹植《與楊德祖書》中以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楊修六人為當時文人俊傑，及楊修《答臨淄侯箋》盛譽王粲、陳琳、徐幹、劉楨、應瑒、曹植六人相比，曹丕從俯視一個時代的整體著眼，選定孔融七人作為其傑出代表，暫且擱置當時健在的曹植、楊修，則顯得視角高遠，公允穩妥。所以，將建安七子的稱謂賦予孔融七人，除了少數文人持有異議外（如明代楊德周編輯《匯刻建安七子集》，以曹植取代孔融），得到了歷代絕大多數文人的認可。

綜上所述，「子桓典論絕口不及陳思，臨淄書尺只語無關文帝」，既囿於評論對象的身份，使丕、植兩人不便互相提及，又有是否可以蓋棺定論的因素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