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理想居所？我們用五天找到了一個平凡、溫暖又充滿奇蹟的地方

02-11

因衰老和疾病放棄生的希望是人類精神極端而普遍的狀態，一家好的養老院恰恰能告訴你，當人進入這種極端狀態時，到底是什麼會讓他走出封閉，重燃對生命的希望和熱情，而這種力量或許恰恰是我們生命最重要的密碼，也是最值得保護的東西。

今年5月，當我開始著手收集URBAN MATTERS居住案例的思路，探討何為理想住所時，我從事建築設計相關工作的朋友林播（化名）以一種特別的角度給了我啟發。

林播的視角偏重哲學與人文，去養老院看看人在生命最後時刻最需要的是什麼便是他給我的第一個建議。在他看來，死亡和衰老是人類終極命題，在那一刻，消費社會的種種欺騙已失去作用。當人返璞歸真、剝離那些花花世界後，只需要去面對自己和生命時，流露出的終極需求到底會是什麼？解決這一問題，關於「人最需要什麼樣的居住環境？」也將迎刃而解，衰老和死亡總在告訴我們那些也許我們遺忘已久、但卻是生命密碼里最本真之物。

「紅日」便是我在林播啟發下選擇的養老機構，在為期5天的採訪過程中，我去了紅日在上海的兩家養老院和南京的一家養老院，並在南京紅日住了一個晚上。

這家養老機構成立於2006年，是上海第一家把「家」理念引入服務文化的養老機構。「家」理念既意味著要在養老院里為老人打造家一樣的環境，又是一種對工作人員在情感上的要求。丁苗（化名）是位於上海虹口區紅日家園老年公寓的護理總監。她已經在這裡工作了11年，工齡和紅日的年齡一樣長。「和老人成為家人」是包括她在內每個紅日人常會掛在嘴邊的話。之所以如此強調「家人」並非出於營銷，而是對老人長達11年的密切相處和研究後確立的一種明確需求。

李宏（化名）是紅日養老院南京銀都分院院長，他告訴我，在老人護理上，失智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這代表老人飲食、排泄都開始需要人幫助，大大影響老人的生活質量。失智多發生在老人喪偶一年後，如果老人性格孤僻，之前沒有參與過任何社區活動，那麼他就很容易讓自己的生活進入到一種有害的孤獨和靜止中。在這種靜止中，他們的腦萎縮會加速，導致他們迅速失智，李宏告訴我。

「紅日」工作人員發現：對老人健康影響巨大的是老人的精神進入到了一個封閉世界。封閉代表著對人世間的放棄，哪怕老人擁有健康的身體，一旦選擇封閉都會令他們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而家的意義也就在這時便凸顯出來：好的養老院既要進行物質上的服務，也必須進行精神服務。如何避免老人選擇自我封閉便成為紅日在照顧老人時的主要工作之一。

丁苗談吐不急不緩，一看便知是位細緻鎮定的職業女性。如果你和這裡和她一樣經驗豐富的護理人員交流，那麼，「抓住」一定會是在交談中常會聽到的詞語。就像優秀的即興室內樂演奏者會從樂器隨性的碰撞中找到一個動機，再順著這個動機把整個曲目從雜亂無章的音符中一下子拉拽而起，形成美妙的樂曲，「抓住」就是護理人員行使上帝之手的神奇時刻。只不過，他們要從中拉拽而出的不是樂曲，而是讓老人的活下去的動力。

在紅日，專註幾乎是首要被強調的，一天工作開始時，所有護工都要把手機上交，他們必須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老人身上。「有可能你低頭回一個微信，你都會錯過一個細微而關鍵的細節。」丁苗說。捕捉到這些細節正是護理人員被反覆訓練的，比如老人眼神的走向——老人的眼神因為哪些事情表現出了細微的興奮。這些吸引老人眼神的事物構建了他們繼續熱愛這個世界、活下去里最核心的吸引力。

就在半年前，孫洪林還是一個處在危險狀態，極其孤僻的老人，「就坐在那裡，有可能一開始會講幾句，有可能到最後會一句都不講。人來的時候她都是沒有表情的。」丁苗記得。那時她剛從家來到這裡，一句話都不說，「你讓她坐下，哦，坐下，你讓她吃飯，哦，吃飯，你讓她到哪裡去洗澡，洗好還是坐在那裡，不跟你講話。她把自己封閉起來了。」丁苗說。老人的眼神是護工們需要密切關注的，他們要捕捉到眼神表現出的哪怕最微小興奮，剛來養老院時，孫洪林雖不說話，但還是被丁苗發現了一個小小的細節，她吃好坐在那裡，但當你開始做事時，「她的眼睛在跟著你走，她看著你在做什麼」，丁苗注意到。有一次，丁苗工作完，孫洪林忽然開口了，「你這個還沒做好。」試圖要去幫丁苗去做她還沒做好的事。

這讓丁苗很驚喜。很多老人陷入封閉狀態是因為覺得自己不再被需要了，按丁苗的經驗，孫洪林是那種非常需要被別人需要的老人。那次之後，丁苗會主動請教孫洪林很多事，讓她多去幫助別人，她很快發現，「孫洪林是很熱心的一個人」。當她開始對自己的兒子發號施令提要求，這就代表她又產生了活下去的動力。一位日本養老專家曾經來紅日指導，丁苗把這個案例講給了專家，「他說這應該是你們的護理讓這個老人轉變了。」丁苗記得。捕捉老人的興奮，就是捕捉他們生的動力，如果老人表現出了興奮，那麼就代表著他們對某件事動念了。護工們要做的就是牢牢抓住這種動念。

「人類的智慧可以歸結為一句話：希望與等待。」這是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名言，在老年人的世界裡，這句話顯得尤其有洞察力。

「老人的生命力都很強」，丁苗說，在她11年的護理生涯中，她觀察到，不管表象如何，哪怕得了絕症，在內心深處，也從沒有一個老人是真正願意承認自己已經不行了，「只要他有一線希望，他都會相信」，丁苗說。塑造這種希望便成為一家好養老院在精神層面要努力做到的工作。

「是不是我很不好？」在給一位老太太擦身子時，丁苗聽見她忽然問自己。

「沒有，你現在蠻好的，比昨天還好了！」丁苗肯定地說。

「你不要騙我。」

「沒騙你，是的！」回答的語氣更篤定了。

老太太已經快100歲了，當時她下半身的浮腫已經蔓延到胸部，醫生認為她不會再堅持太久。丁苗知道，她的狀態一天比一天差。「但我不會跟她說你現在的狀態比之前不好。」她說。果然，聽完丁苗的肯定回答，老太太相信了，「你勸她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她都是很配合你的。」最終，老太太活的遠比醫生的預計得長，100歲生日那天，院里所有領導一起去給她過生日，她笑得很開心，精神非常飽滿。和所有優秀的養老從業者一樣，丁苗明白希望的意義，一旦讓老人堅持活下去的動念被找到，生命經常會創造奇蹟。

「並不像醫生說的，今天宣布不行了，就只剩下一個月、兩個月左右的時間，這種情況很少，（多數）還能拖很長時間。」她說。在這種動念和希望下，很多醫生宣告的死亡倒計時就像一種根本不了解意志秘密的死板計算。

除了被他人需要，在紅日工作人總結的經驗之中，群體面前表演欲的滿足也會為老人帶來巨大精神愉悅。

紅日會頻繁為老人組織演出，「在舞台上有吹口琴的，有拉二胡的」，丁苗回憶道。在這些小組活動中，往往是工作人員發現老人興奮點的關鍵時刻。在活動進行時，工作人員會一直坐在老人中間，默默觀察。有一些不好意思上台的老人觀看演奏時會突然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是怎麼怎麼樣」。工作人員這時就會明白他有表演欲，會給他樂器，鼓勵他上台表演。一開始老人會很拘謹，但到了後來，「他還要自己把衣服穿好、把普通話說好，儘管已經行動不便了，他還是很顧及自己的形象。」丁苗說，「我們給他一個鼓勵，他就開心得很。」

這種能把老人從致命封閉空間中解脫出來、讓他們繼續產生生的意志的希望多數來源於一種群體性。作為一種群居動物，基於群體性產生的美好仍是激勵人類善待自己、延續生命的重要動力。紅日對於人處於極端狀態的研究，很好的提醒了我們：在人遭遇諸如疾病、衰老、自我放棄等眾多絕境時，基於人類群體性這一本能產生的良好互動和情感，會生成巨大的幫助。它能讓老人脫離封閉狀態，重新恢復對人間的渴望、提高精神質量的重要手段都與激發出他們意識中的某種群體性相關，與人和人之間的良性關係密不可分。

而與之相反，糟糕的群體關係對老人的傷害是致命性的，這其中最具破壞性的就是來自至親的糾紛。

李彩霞是紅日南京分院一個護理組的副組長。剛邁進養老院大門，她就會和家屬強調千萬不要把財產糾紛和家人矛盾告訴老人，必須讓他們盡量遠離這些煩惱，因為這些負面影響會讓他們的悉心照顧前功盡棄。很多老人一聽到這些負面消息，都會消沉很久，進入長期失眠狀態，精神負擔極重。在處理負面情緒這方面，丁苗非常欣賞一位老人表現出的態度，「他明確地告訴子女，『我撫養你們長大已經對你們仁至義盡了，至於怎麼分配財產，你們無權干預』。」丁苗說，她在這當中看到一種超然。

養老院的空間設計也充分考慮到了老人的身心活動。能觸發大量、多種人際關係發生的的公共空間設計被證明非常重要。在南京「紅日」，老人們房間外的露台是打通的，出門便是巨大的共享大廳，在此之外，還設有一個巨大的公共露台。但在一個設計師朋友看來，除了房間外打通的露台，如果將這些公共空間設計成半開放式的就會更好地促進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由於中國老人大多比較羞澀，所以護理人員需要施加大量的人為干預，令老人們半推半就地參與到他們希望融入的群體中。而一個良性、有機的半封閉公共空間則能替代很大量人為干預，自動發酵出人和人的關係，促成互動。

《交往與空間》是丹麥建築師楊·蓋爾的著作，在這本被《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的作者簡·雅各布斯盛讚為「睿智、完美並極富啟發」的書中，楊·蓋爾在書中提到過一個位於荷蘭住宅項目，被很多設計師看作是完美半封閉公共空間的範本。這棟住宅的精妙之處在於它將一樓院子的牆只設計為半人高，這樣牆內的人在喝下午茶時就有了非常大的自主性，他既可以專註在自己院內的朋友們身上，也可以在心情好的時候，輕鬆地和路過的人交談。在這種半封閉空間中他有了足夠的主導性。這種帶有自主性的公共空間在中國人的居住空間里便顯得更加重要。

在養老院或一些社區的活動室里，如果採用這種只有半人高，而不是完全封閉起來的牆進行區域劃分，那麼，這個空間就會變成既非完全封閉、卻又需要通過推門才能進入的空間——因為推門而入就必然意味著主動加入，因為害怕被拒絕，這就會引發某些人的羞澀；同時，這個空間也不是完全開放，完全開放意味著一進去就被告知是要和別人社交的，要表現出在社交場所的禮儀，這會給很多人帶來心理負擔。

相較兩者，半人高的牆營造出的半開半閉式公共空間賦予了一種更自在的日常社交：當你不需要走進它的時候，由於牆的遮擋，你裝作視而不見直接路過也無所謂，而不必像走進一個全開放公共空間那樣，不打招呼會顯得很不禮貌；但如果你想加入，你又可以裝作恰好路過；在狀態好或契機恰當時，自然地同裡面的人開始一個話題，順勢攀談交流，最終走入其中；即便話不投機，也無需感到尷尬，直接離開即可，因為這本來就是隨機聊起而不是你走進一個封閉的公共空間刻意製造的一場交談。人們會認定你一旦進來就是想去融入，如果想融入卻沒融入成功，會讓很多人在做這件事前就會產生巨大心理壓力，最終不了了之。因此，半封閉公共空間在促成人際交往上是最有效的，當空間賦予了人進退自如的自主權後，會更容易促進社交發生的幾率。

公共空間中的人際關係既然對人的生命維持如此重要，那麼是不是所有公共空間都有利於生命？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到底什麼樣的公共空間能更好的提升生命質量、愉悅程度，構成美好感？帶著這個問題，我請教了位於上海雙陽路的紅日養老院總部負責臨終關懷的孫女士。大部分養老院會按健康等級為老人安排房間，臨終關懷房間最具終點感，因為那是即將辭世的老人最後的人間停駐處。

孫女士告訴我，人在接近終點時，通常普遍會有兩種表現。作為臨終關懷專業人士，這些表現是她判斷老人生命狀態，以及是否建議家屬開始準備後事的關鍵信息。「如果他突然很想找之前從來沒有想過的人，（那就）快了」，孫女士告訴我。

2013年11月，孫女士護理過一位老海軍，這位老人有4個女兒，只有一個外孫不是女孩，「他就一直叫著那個名字」，孫女士說道。在此之前，這位老人從來沒有提起過這個孩子，「我也聽不懂，我問老人他是你家什麼人？他一直在找。」從他女兒那裡，孫女士知道了答案，「那你快叫她帶來看看」，按照經驗，孫女士立刻判斷這位老人快不行了。

「不要緊，阿姨」，他的女兒回答。

「如果他很想找哪個人，那可能說明他快要離世了，他捨不得」，孫女士告訴家屬。

果真，看完孫子，老人十天後就去世了。「這個就是我們學出來的經驗」，孫女士說。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那幾天，林老先生突然開始不斷提起他意識清醒時從沒提到過的一個住處，「你可以帶我回趟家嗎？回海寧路那個家。」孫女士記得老先生這樣問道。但當她問及老人的女兒時，女兒很吃驚，因為海寧路的「那個家」在20多年前就已經被拆遷了。

第二種表現和空間有關，很多老人臨死前會突然想再回到曾經的住處看看，這個住處甚至是很多子女都已經遺忘的，很久遠的住處。

但即便年代十分久遠，老人卻忽然很清晰地回憶起來，卻忘記了現在的住處。「他就記得原來的那個家，新家他都記不得。你要是能帶我回家一趟啊，我就開心了，他就這麼講。」孫女士說道。

後來問了老人的經歷才知道，老人是十幾歲就來上海闖蕩的寧波人，「他做銀器生意，打銀飾、銀項鏈。」孫女士說，海寧路是那時來上海做各類生意的寧波人的居住地。哪怕後來住進了條件更優越的小區，林老先生忘不了的還是當年的海寧路。對他而言，那裡記取了一群背井離鄉的同鄉人在上海團結互助、相互關心的歲月，更是一段美好人間關係的發生地。在林老先生此後的人生當中，這樣一種大家共同幫襯、朝同一個目標奮進的記憶再也沒有出現過。在孫女士經驗里，很多老人臨終前最懷念的恰恰不是他們的事業曾多麼成功的階段，往往都是像林老先生的海寧路這種曾發生過的一段人和人相互關愛，沒有任何利用、芥蒂的居住空間。這種居住空間中人際關係特質大多和金錢、利益無關，它整體是陪伴和歲月靜好式的。除了在林老先生的同鄉之間，一種無用、安寧、潤物細無聲的鄰里也是這種關係最常誕生的地方。

「你有什麼心愿？」

「我就想回家聽聽街坊鄰居的那個聲音。」在李彩霞回憶中，這是一段經常發生在她和臨終老人之間的對話。而在許多老人臨終前，再次回到回憶中那個美好的鄰里空間中也是身體已經衰老的老人們最渴望回去的地方。「他會具體說，街上這家鄰居是誰誰，那家鄰居是誰誰，這家小孩子怎樣怎樣，那家小孩子又怎樣怎樣……反正就嘮叨那些。」李彩霞說。在身體允許情況下，李彩霞會盡量滿足老人們這種最後的願望。讓她難忘的是，在「回家」的路上，雖然很多老人眼睛已經看不到了，但他們的感受力卻在這時變得出奇敏銳，「她說我能感覺到那環境，她能感覺到自己到了什麼地方了，到了什麼橋了。哎呦，那老人開心的不得了。街坊鄰居一看她回來，見到都客氣的要命，」李彩霞說，「然後，在那坐著，（天）都黑了，蚊子都咬人了，她還捨不得走。」

和都市裡大多基於交換和交易的關係不同，美好、「無用」的人際關係帶來的是一种放空感，人們在這種關係中不會感到緊張，不會讓自己進入一種「計算」狀態。這就像在夏夜裡吹著微風漫無目的地散步，和偶遇的鄰居放鬆閑聊，這一切沒有任何預設，人的大腦是完全鬆弛的。在如今的都市中，我們很難做到給自己的腦子來一次放空。遠離工作中功利的人際關係，維護好美好而無用的鄰里關係是為我們帶來這種精神愉悅最直接、也最廉價的途徑，而那些臨終老人對這種愉悅的懷念恰恰也說明了它對於人類精神的寶貴。

《請回答1988》是韓國tvN電視台2015年製作的熱播劇集，這部劇直到去年在中國依然大火。它成功的秘密正是因為它準確締造出了一個在公共居住空間中人和人親密相處的美好鄰里關係。

在中國改革開放前，無論是北京大院、衚衕、上海弄堂，還是各個城市的單位分房，和這部電視劇中描述的居住空間一樣，這類鄰里美好關係並不鮮見。它完全符合養老院老人在彌留之際最懷念的那種人間真情：並非消費主義社會鼓動人們去追逐的那種成就感，或一定要超越眾人達到巔峰的成功學夢想；而是一段和理想居住有關，放鬆、無所求、人間真情默默發生著的無用歲月。對這種歲月的出色描述也讓這部劇理所應當地贏得了人心，最終得到華人世界的一致認可。

作為一個70年代生人，林播曾生活在改革開放前的北京大院。如今，他住在了核心地段高端小區的大戶型住宅中，儘管以如今約定俗成的邏輯來看他的居住空間已經非常豐富、圓滿，但林播時常會十分懷念默默瀰漫在北京大院生活中那歲月安好的溫暖。那時家家戶戶共用一個廚房間，父母們一起燒飯，小夥伴們在一旁一起玩耍，彼此陪伴。在一種人和人既能自然打交道又能控制分寸的公共空間尚存的居住環境里，他感到非常美好。

但在今天，這樣的公共空間、生活和人際關係幾乎已經蕩然無存。與過去相反，林播時常要面對的是一種強烈的孤獨——一回到今天的高端小區，似乎就被規定要面無表情、避免和路過的人搭訕地直接回到自己家中，因為那才是一個正常都市人的行為邏輯。但回到家中，關上門那一瞬，他卻時常感到空蕩蕩和失落，覺得自己把自己封閉了起來，生活永遠像缺失著什麼。

福柯曾說，商品社會裡，空間從不是單純的，它是資本和意識形態作用的結果，空間中的人際關係也因此常常是被異化和被改造。那麼這一空間的轉變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林播以自己的親身從業經歷告訴了我答案。

林播曾加入了某著名中國地產公司擔任建築設計總監，作為一個習慣追隨激情的人，林播從此的從業歷程正像這個國家在地產市場化之後所經歷的：在90年代，他為中國最有活力的開發商做事，立志在計劃經濟時期建造的千篇一律、火柴盒式的建築群外，為北京精英階層提供新型住所與辦公空間。但野心勃勃的新銳追求並沒有讓他幸運避免一個突然商品經濟化的時代普遍面臨的局限性：那時由於距離最近且土地又都是公有制，中國的地產開發迅速借鑒香港，於是立刻形成了一種由開發商主導的市場類型。這一類型堪稱「全能開發商」模式：投資買地、開發建設、營銷銷售、物業管理等，窗體頂端、窗體底端通常全由一家地產企業獨立完成。地產商一旦拿到土地後就擁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力，它能全權決定你的居住空間。關於設計和空間，其他人沒有任何議價權。

但與之相反，大部分發達國家都決不允許地產商擁有如此大的權力。就拿美國舉例，美國的房地產資金只有15%左右是銀行資金，剩下的70%是社會大眾的資金，其中35%是退休基金，35%是不動產基金，所以在房子要建成什麼樣這件事上擁有極少的自主權。由於房地產資金基本上來自私人投資，全國大多數人都可以通過不同方式參與投資，主要渠道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上市企業股票、MBS(房產抵押貸款證券)等。全民參與投資，既降低了房地產金融風險，也使行業利潤被民眾攤平，基本不可能出現如任由國內房地產開發商斂聚暴利的現象。開發商的權力被極大限制，因此，美國極少會誕生像中國萬科、香港新世界這種體量極大的巨型開發商。

但在中國這樣完全由開發商主導的市場中，當一個生意由一方完全說的算，這個生意邏輯往往就顯得異常簡單粗暴：政府把土地賣給開發商，開放商的優先考慮的首先是賺錢和方便快速交易，這決定了他們設計房屋的樣式——以大量區分明確、便於明碼標價賣給個人的獨立戶室為主，但較少涉及不好界定價格的公共空間。

也是從這時起，80至90年代那種帶有人性溫暖、更強交往性的公共空間日漸減少，或者被所謂有包裝作用、但並不能真正促成鄰里交往的景觀花園代替了。在這種邏輯下，人們對住宅理解的方式也被簡單粗暴地縮小到了一居室、二居室還是三居室，而無法進一步思考——除了我們目前能通過明碼標價買下的私密空間；除了通過花更多的錢擁有更大的私密空間這一被開發商簡單粗暴化的居住邏輯外，是否還有另外一種居住升級的可能？可悲的是，我們大多數人都在這一邏輯的奴役下將一種更合理、人性化的居住可能永遠遺忘了。

僅僅用套間數量規定的居住空間讓都市人漸漸忽略了很多可以讓住所更理想化可能，其關鍵便體現在對公共空間的設計和追求上：都市人，尤其是創意人群有其群體性和社交性的一面，他們需要更具設計性的公共空間，來為人們提供更多互動的可能性、豐富生活精彩度，而不是讓他們回到小區，就只能想將自己關在用金錢買下的所謂幾居室的私密空間里。一種對精神健康有傷害性的自我和私有觀念也在這種資本邏輯中被激發而出，從此，開發商邏輯構造出的居住空間競賽使人們走向了不歸路——人對居住空間的想像只變成用奮鬥去追求更大的居室面積和更多的居室房間。在這場競賽中，形成了人的競爭和虛榮感，而在這種自我中，更難形成良性的人際關係。

這同養老院給我們的啟示完全相反——這種邏輯扭曲了都市人對何為良性居住空間的理解，傷害了他們的精神健康。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過於強調自我，卻割捨掉了有效產生人與人關係的公共空間的居住環境，這並不是我們的自發選擇，而是商品化的奴役結果。

因為最接近死亡，養老院從誕生之初就具有某種終極性。實際上，全世界的養老院和醫療地產都在努力提供一種更美好、鼓勵交互的公共空間，研究中發現，它能極大地提高人們的愉悅度和精神質量。它被看作是最後的仁慈。而了解這種仁慈，也為我們今日的居住空間帶來啟發：當一個人已經不再受財富和社會階層的奴役，他在人性深處真正需要的是什麼。這一終點給出我們的答案是：人和人之間在居住空間里那種溫暖、平和與平凡的相處。

事實上，在80至90年代建成的住所在硬體上已經很難符合現代人的需求，但今天中國人的居住又走向以鼓勵人去佔有更大面積、更多房間、更多房產的方向，從而將自己隔絕在這些私有財產中，這構成人和人之間鄙視鏈的另一個極端，能不能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個理想居所的現代化樣本？這便成了我在接下來對理想居所這一命題探索中的最大懸念也是最大的期待。

（出於對職業信息保護，按照相關方面要求，林播及養老院工作人員為化名）

撰文：黃木攝影：羅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