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需要多大勇氣，才敢把死亡當遊戲

After Great Pain,a Formal Feeling Comes

———Emily Dickinson

Yulia Konstantinova似乎已經分不太清此刻是凌晨還是黃昏了。她只知道她終於完成了「藍鯨」布置的50項死亡任務，她所剩的只有最後的「解脫」。凌晨1點54分，她發出生前最後一條INS「該結束了」。隨後人們在附近的工業區發現了她的屍體，死因為墜樓身亡。對了，這女孩剛滿15歲。

50項遊戲任務，通關即死亡

「藍鯨」是2015年11月起流行於俄羅斯的死亡遊戲。遊戲參與者被要求加入網路群組，一起完成由幕後boss布置的50項死亡任務，任務包括每天早上4.20分起床、獨自在家呆一天（期間不與任何人交談）、獨自觀看恐怖電影一天（期間不與任何人交談）、在手臂上用刀刻下「藍鯨」標誌…任務全部完成後，遊戲者即進入最後的「死亡實施」階段，在真實世界裡結束自己的生命。自2017年2月以來，俄羅斯先後發生了數起自殺現象，死者均為「藍鯨」遊戲的忠實參與者，且以12-15歲青少年居多。2015年11月至次年4月，有約80人在「藍鯨」組織的指導下選擇自殺。目前，俄羅斯警方已聯合多國警力對「藍鯨」組織展開調查，並於去年逮捕幕後組織者，21歲的俄羅斯人PhilipBudeikin。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藍鯨」組織開始在世界各地悄然生長，目前已蔓延至中國，主要依靠的社交平台是騰訊QQ群、微信群。群成員一旦進群便不可退群，並必須完成死亡任務，而且目標直指10-15歲青少年。目前，騰訊方面已在第一時間對「藍鯨群」（或「4.20叫醒我」）實施封群、檢查等相應措施，目前尚未有相關自殺事件發生。但據報道，被解散的「藍鯨群」或已改頭換面以新的形式活動。

死亡遊戲與「自殺社交化」

其實「藍鯨」死亡遊戲類型對一部人來說應該並不陌生。2004年，廣州重慶等地中小學出現「假死」挑戰賽，挑戰者必須先下蹲並連續深呼吸數次，數次後，挑戰者需屏住呼吸站起來，由別人擠壓其胸部，此時挑戰者會突然失去知覺，長達數十秒，即稱為「假死」。南京一中學生「挑戰者」在挑戰後進入重症監護室；同年，日本警方在東京近郊的停車場內發現4男3女死在一輛租來的有篷貨車中，車內有4個燃有蜂窩煤的火爐，而車窗從內部用絕緣帶封住，事故被判定為集體自殺，車內男女通過自殺網站結識並相約自殺；2009年，韓國江源道接連發生數起集體自殺事件，均為室內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死亡者年齡不超過20歲，系自殺網站相約一同自殺。

經比較會發現，兩類「死亡遊戲」存在質性不同。「假死競賽」的參與者事先沒有自殺年頭；而後者則是已有自殺傾向的人群通過自殺網站尋找「夥伴」。而「藍鯨」死亡遊戲與前兩者都不同，它更像是二者的「結合」——已經具有自殺傾向的人集結在一起，通過「遊戲」形式使自己進入死亡模式，自殺正式成為一種「社交化」行為。「藍鯨」群對群員入群資格有嚴格規定，成員一旦萌生退群念頭會遭到隱私泄露甚至是生命威脅。這也就是說，對於大部分人來說，他們參加遊戲前就已有自殺念頭。三類自殺遊戲也有相同之處，第一，參與群體以青少年群體為主。不論是現在的「藍鯨」還是以往的殺人遊戲，明顯特徵是參與者均為10-15歲青少年，其中年紀最大的也不超過20歲。他們往往還不具備成熟的世界觀，但卻又喜歡嘗試、冒險，最要命的是他們還不具備承擔後果的能力(Eillen Kennedy-Moore，2016)；第二，自殺「社交化」。在「假死」挑戰賽中，三種類型的自殺另一個共同特性是將自殺變為一種集體行為，這突破了以往人們關於自殺者是錯亂的、孤獨的傳統認知。在網路社交媒體爆炸式發展的前提下，自殺者能夠進行理性的社交，找到「志同道合」者，而這些「志同道合者」之間做的不是互相建立互助支持體系使彼此擺脫自殺陰影，而是彼此鼓勵自殺行為，甚至有方放棄自殺念頭時，還會被對方視作「背叛」。而這種自殺的社交化又意味著什麼呢？ 它意味著對死亡恐懼的消失與對死亡本身的敬畏的喪失。

「自殺社交化」意味著什麼？

? 「集體行動」邏輯麻痹個人的非理性信念

19世紀法國大眾心理研究學家勒龐認為，群體是承載個人非理性情緒的容器，人在群體中會自動切換成「群體人格」，這個人格可能變得暴躁、獨斷甚至殘忍，總之，集聚的群體增強了個人的膽量，而集聚的人格也似乎擁有了「空前的正義感及使命感」，因此集體的行為也變得合理且有力。美國學者Sheftall在對自殺未遂的青少年進行採訪時發現，在他們之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表示他們做出自殺行為的初衷並非真的想死，他們無法良好的與他人溝通真實想法，到最後覺得自殺「似乎成了一件必須要做」的事。這不禁讓我們回想起不久前發生的幾起性質惡劣的校園霸凌事件，幾個初高中女生竟然能彼此配合的、有組織的、長期的對同學施暴，有部分女生甚至還是老師眼中的「好學生」。在事後的採訪中，女孩們表示「大家都在這麼做，我覺得我也必須這麼做，當時覺得這件事沒什麼，甚至還有快感」。自殺的社交化最可怕之處也在於此，個體一旦找到群體的依附，心中的「非理性情緒」便得到支撐和加固，非理性信念也被合乎邏輯的「合理化」。

? 他們有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美國天主教大學研究者Abby Ridge Anderson 及他的同事研究發現那些擁有自殺念頭的青少年同樣會表達被接納、被同情、被承認、及促進人際信任的渴望，但他們卻無法像其他孩子一樣用十分「正能量」的態度表達自己的渴望，甚至他們都不知道這些想法該像誰傾訴。於是自殺似乎就成為了一個手頭可實施的、最有效的選擇。通過對有自殺傾向青少年的採訪 三類人：控制的、憤怒的、偏激的； 悲觀的、被動的、懦弱的；初衷是希望能讓事情變好但卻以自殺為解決辦法的。Abby Ridge Anderson還進一步把這些孩子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懷有自殺傾向的青少年是暴躁的、易怒的、反叛的、外向的，他們往往有越軌行為史（比如偷盜吸毒等）；另一類則是膽小的、懦弱的、話少且較敏感的，他們渴望群體的歸屬感，卻又不知如何融入。這兩類人群在社交化自殺平台上所產生的效應即「控制」與「被控制」效應。社會學家齊美爾（Simmel）認為兩人及多人群體的互動與個人生活最顯著的區別是，兩人及多人群體交往必然會出現「權力」及「控制」問題。近日，一名卧底潛入「藍鯨」死亡遊戲組織的記者就親自揭露了群組裡的「威脅」與控制。除此之外，「遊戲任務」的設置也起到了將人脫離死亡語境轉而關注遊戲體驗的效果，而遊戲設置本身對參與者造成的心理暗示又使其進入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悲劇的發生。

? 死亡的「不可試驗性」被顛覆

吉登斯（Giddens）說，人類所有的嘗試、冒險都應建立在風險控制的前提下。而這個風險控制的最基本也是最終極的準則即是保證人身安全，因為「好奇心害死貓」也是一個永遠不可質問的準則。很顯然，拿「死亡」當做遊戲，把自殺體驗當做任務，已經走的太遠。對於那些自稱懷揣著好奇、嘗試走進類似組織，或是類似「假死」競賽、「扒欄杆」競賽的參與者來說，他們的嘗試與好奇已經越過了底線，他們甚至有可能渾然不知，他們對死亡的信念可能都只是別有用心之人經過精心建構的產物而已。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有一個著名的理論，也是他許多理論的基礎——人有兩種與生俱來的本能，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生的本能象徵著愛欲、性與繁衍，而死亡的本能則引導人們控制、毀滅甚至自殺，而兩者有可能都僅僅只是在追尋一種「美好」。死亡的本能攜帶者打破禁忌帶來的歡愉，例如因好奇而吸毒，或因追求刺激而犯罪，追求的即是台灣女作家林亦含（其本人於近期自殺）所說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快感」。再回到「藍鯨」事件上來，50項任務、共同完成互相監督，把自殺及死亡偷換成了可被試驗的概念，並且還能有條不紊、制度化的實施，其實已經形成了對「死亡」在倫理意義上的顛覆。

是時候正經的談談「死亡」這件事了

? 缺乏對抑鬱的關注比缺乏「死亡教育」更可怕

馬東在《奇葩說》的現場回憶自己的父親去世時說，「我們這個社會的問題是，有太多人教我們如何面對生命，卻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們如何面對死亡」。面對生命的誕生，我們歡呼雀躍；而當生命隕落時，大多數人卻選擇了沉默，或是否認。在死亡這件事上，大多數人似乎都成為了事實的被動接受者，我們不曾，或者說是不願，真正走進它、了解它。當悲劇發生時，我們咋舌、痛婉，除此之外，只能留無助與嘆息。白岩松說，中國從沒有過真正的死亡教育，我們對待死亡的看法還太稚嫩，死到底是什麼，別說小孩了，成年人又有多少真的理解的呢？是的，死，到底是一件多麼嚴肅、多麼嚴重的事，很少有人告訴我們，因為人的生存本能似乎是一件太簡單到不證自明的道理。

但有沒有想過，我們的生活里常常會有一批「消失的小夥伴」，他們沒有存在感，他們總願意獨自呆在角落，你無法知道他們在想什麼。而這一部分人，往往也有可能是抑鬱症患者，或其他心理疾病患者。在抑鬱症患者（或其他心理疾病）的世界裡，「死亡」其實變成了一種無法抵抗的衝動（irresistible impulse）。「藍鯨」的部分組織成員其實在入群前就表現出了消極、厭世的情緒，而他們身邊的親人、朋友有多少體察到了呢？有多少真正幫助過他們呢？美歐中小學不缺死亡教育，關於死亡的科普讀物在各大書店也都可以買到，但悲劇仍然發生了，這到底是缺乏「死亡教育」，還是缺乏對青少年心理疾病的關注呢？小說《無聲告白》開篇第一句話至今令我印象深刻——「莉莉婭死了，但他們不知道」。他們當然不知道，對於她的的父母來說，莉莉婭其實從未真正的存在過，她只是寄放了父母期待的實體而已，或是父母主觀願望的投射而已。而莉莉婭，誰知道她其實已經拼盡全力為自己尋找過生存的理由？沒人知道。莉莉婭死於「謀殺」，剛去世不久的台灣女作家林亦含也死於「謀殺」，喬任梁死於「謀殺」…這種謀殺是周圍人的漠視與忽視，它比缺乏「死亡教育」更可怕。

? 你應該知道的幾點「自殺干預」辦法

「藍鯨」這事其實與我們所有人都有關。每個人都有參與解決它的辦法和義務。

首先，千萬別覺得這事離你很遠。2016年，中國抑鬱症患者近百萬，2016年破千萬，2017年已過億。今年世界衛生日的口號是「一起聊聊抑鬱症」，而央視也在今年正式推出了關愛抑鬱症的公益宣傳片。很多人覺得抑鬱症、自殺離我們特別遠。是的，就是因為我們都這麼想，才有了親友離開時的那一幕幕突然、錯愕、痛惜、崩潰與不知所措，不是嗎？而後我們才後知後覺，如果早點察覺到，如果能為TA做些什麼，可惜了。因此關愛抑鬱、關注自殺的第一步，其實是「關注」。

其次，識別自殺傾向信號。心理學家經過對多年臨床案例的分析總結，梳理出了如下幾個象徵著自殺潛質的信號：

1. 無意談起對疼痛的感覺；

2. 長期依靠藥物維持生活/情緒（如安眠藥、鎮定劑）；

3. 常常提起（或拒絕提起）對死亡、疾病的看法；

4. 飲酒（或藥物用量）的增加、依賴；

5. 交際行為的減少；

6. 情緒變化的戲劇性。

最後，做出行為干預。心理學家ChristopherBergland提出了情緒干預的「3C」原則，即Connection、Communication、Care。

Connection。最原始的步驟，即與有自殺傾向的患者建立人際聯結，最簡單的理解就是不要讓這個人消失在你的視野里，時常與TA保持聯繫，並時常保持對TA的關注，特別是行為上的關注。只有先有關注，才會有後面的察覺、介入等一系列行為。

Communication。當然，與人建立了connection也並不代表真正的了解，許多有自殺傾向的患者甚至是願意與人保持連接的，或是將自己偽裝的很快樂。因此，溝通、深度的溝通變的更為重要，這種溝通，其實就是指傾聽。台灣女作家林亦含說，「人們都聽我談小說、談創作，但奇怪的是沒有人真正問過我內心的掙扎與痛苦」傾聽本身會帶給人帶來被陪伴與被理解的感覺，鼓勵有自殺傾向的患者向你傾訴、哪怕是最為黑暗與消極的想法，都勝過內心的消沉。。

Care。最後這個環節，是上述兩個環節積累後的執行環節，是我們拿出具體行動的時候了。對於自殺傾向患者來說，我們能做的其實並不多，而且我們也不需要做很多。有時太過刻意和緊湊的關懷反而會讓人無所適從。在與他們溝通的過程中，身為朋友（或親人）應該學會積累並利用基礎信息，比如他們是否對自己的抑鬱情緒有認知，要知道有的人有固定的心理醫生並定期服藥的；時刻反思，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理解」，我們的「理解」是出於安慰，還是真實的設身處地？最後，身體力行的幫助他們認識自我接納的重要性。千萬別以為義憤填膺的告訴他們「活著比什麼都重要！」「活著多好！」「天高任鳥飛」之類的話就是在幫他們，也千萬不要指責他們對生命的輕視，因為那不是真正的、建立在理解之上的幫助。

令我驚訝的是，剛剛提到的研究自殺干預的心理學家ChristopherBergland本人就曾是一名自殺未遂者。他說在他的研究中他曾無數次想自殺，深陷痛苦。但最終使他走出來的是Emily Dickinson的詩，「After great pain, a formal feeling comes.」他說那些經歷過巨大痛苦的人們，最嚮往的其實只是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