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走向絞刑架的改革家——納吉與匈牙利事件（作者：趙啟強）

走向絞刑架的改革家——納吉與匈牙利事件

作者：趙啟強

本文系作者著《光榮的荊棘路——改革家們》第二篇

　　作者：1956年，如果匈牙利人民不過於感情用事，您的那次改革會不會有更多的冷靜和成熟？

　　納吉：沒有人民的行動就沒有1956年的改革。

　　作者：1956年是失敗的年月。

　　納吉：悲壯的失敗。

　　作者：這是一回事。有人說，人民給您幫了倒忙。

　　納吉：對於社會主義，我苦苦思索了一生，卻沒有在1956年10月短短几天里得到的理解深，我與官僚政治苦苦鬥爭了一生，卻沒有在1956年10月最後一周取得的成果大。我為此而感謝人民。

　　作者：您至今不悔？

　　納吉：不，從1949年到1955年，我兩次失敗，因為我企圖靠權力鬥爭來實現我的改革思想。

　　作者：1956年您依靠民主力量進行改革，而失敗卻更加慘重。

　　納吉：那是因為在改革的敵人背後，有另一個大國的武裝力量，在這個武裝力量後面，還有更難跨越的歷史障礙。

　　作者：對了，對了，正是人民的狂熱才把您推到了歷史所不允許的地步。那一次，您走得太遠了，以至被認為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

　　納吉：您是指取消一黨制？

　　作者：是的。

　　納吉：您是指實行普選？

　　作者：是的。

　　納吉：我為我經有過這些政績而驕傲。

　　作者：一位社會主義政治家的的驕傲？

　　納吉：社會主義的。難道一個社會主義者竟然害怕讓更多的社會階級和更多的社會成員參與國家的管理？

　　作者：人民的參與會造成混亂；無論怎麼說，1956年匈牙利流血了。

　　納吉：不為民主流血，就會為專制流更多的血！

　　作者：除此，別無選擇？

　　納吉：有，再付出兩代人的代價！

　　作者：……（沉默）

　　一

　　匈牙利悲劇的13天震撼了歷史，分裂了共產世界。流血的雙方都以社會主義名義進行戰鬥；勝利者以社會主義名義進行審判，失敗者在臨刑前呼喊，社會主義萬歲。

　　1956年是共產世界的災年，重災區在匈牙利。

　　1956年10月23日到11月4日，13天時間，匈牙利內政兩次受到外國軍隊的干預；有上萬公民死於動亂；兩次撤換和推翻國家首腦。

　　這13天內，匈牙利宣布過解散共產黨（匈牙利勞動人民黨）；宣布過取消一黨制；宣布過退出華約組織；宣布過中立。

　　這13天內，它的一屆政府向聯合國呼籲，要求給予援助以保衛它的中立；而另一屆政府卻致電聯合國，堅決反對把匈牙利問題提交安理會或聯合國大會會討論……

　　這13天震撼了全世界——聯合國成立了匈牙利問題特別委員會；全世界所有的共產黨都發表聲明，對這13天進行表態……

　　一位政治家甚至說過「只要你告訴我對匈牙利事件的態度如何，我就可以判斷你是什麼樣的人。」

　　這13天震撼了歷史，使它無法再以半個世紀形成的慣性力量來主宰這半個世界了。

　　這13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很簡單，學生和工人上街遊行，要求一位政治家執政，要求另一位領袖下台；他們要這樣的改革，反對那樣的體制。這種介入和干預造成了騷動和流血、死亡……

　　如此而已，儘管嚴重，但自從有了政治，這種動亂就在所有的國家發生過。

　　然而，這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騷亂？歷史會給這13天一個什麼樣的定性呢？

　　美國共產黨說，匈牙利事件使它「碰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錯綜複雜的問題」。

　　面對這個難題，有著共同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共產黨，卻有完全相反的立場和態度——

　　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喬治烏—德治說：匈牙利時件「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革命』，而是反革命」；

　　南斯拉夫共產黨總書記鐵托說：匈牙利事件是「勞動人民對社會主義進步的願望和國家與政治領導機構的活動之間產生了矛盾，最後導致武裝鬥爭的爆發」。

　　荷蘭共產黨中央說：「這次事件是一場暴動，一場企圖以武力來摧毀和玷污匈牙利人民民主新政權的事件。」

　　美國共產黨說這是「一種爭取民主化、爭取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和爭取在他們同蘇聯的關係中取得完全的國家主權和平等地位的人民起義」。

　　中共領導人周恩來說：「帝國主義者和他們指使下的匈牙利國內外反革命分子……利用人民正當的不滿情緒，發動了武裝暴亂，企圖摧毀匈牙利人民社會主義制度，企圖恢復資本主義和法西斯的恐怖統治。」

　　如果再加上西方國家的宣言和聲明，這個複雜的問題會變得更加複雜，我們只能從許多聲明中尋找這樣的相同點——這是一場災難，一個悲劇。

　　這悲劇的13天，這難以評說的13天是伊姆雷·納吉執政的。

　　納吉於1956年10月23日由人民擁戴上台，成為半年來匈牙利第三位國家領導人。13天後，納吉和他的政府被推翻；一年後，為了追究他當權13天的責任，他被處以死刑。

　　看到這兒，或許讀者會認為這是一場革命與反革命、社會主義與反社會主義的鬥爭，是一個復辟事件——社會主義的匈牙利被武裝暴動顛覆，後來複辟被粉碎，反革命頭子納吉被處以死刑。

　　然而，這樣理解過於簡單——因為納吉在紋刑架前的最後一句話是；「社會主義的、獨立的匈牙利萬歲!」

　　二

　　拉科西是斯大林的優秀學生；匈牙利是斯大林牌的社會主義。拉科西也採用了最有效、最省力的統治手段——政治恐怖。

　　共產黨在匈牙利執政的歷史並不長，扣除戰後頭幾年與其他政黨共同執政的聯合政府時期，共產黨的匈牙利不過7年歷史。但由於匈牙利共產黨的領袖、「斯大林最優秀的學生」拉科西·馬加什照搬斯大林的統治方式——優先發展重工業，強迫農業集體化，用政治恐怖推行極權統治——把一個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原封不動的搬到匈牙利，7年時間倒是綽綽有餘了。

　　它的災難性後果是「基本食品和許多日用品憑票供應。經常調整勞動定額意味著降低工資，年年發行和平公債，實際上就是苛捐雜稅。1954年職工的實際收入比1949年下降20％。」人民怨聲載道，只是迫於政治恐怖才不敢進行反抗。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對斯大林發動的那次具有歷史意義的突然襲擊，一下就粉碎了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神話。這在匈牙利引起了巨大震蕩——討論經濟政策的錯誤，揭露政治恐怖的罪行並追究責任。

　　1956年7月，拉科西被解除第一書記的職務，由他的第一副手格羅接替。

　　拉科西是1956年第一個被趕下台的領袖，但不是最後一個。

　　新上任的格羅並沒有帶來新的施政方針。他不可能與過去決裂。作為拉科西的得力助手，他同樣對過去的政治和經濟錯誤負有責任。所以1956年7月，當那位被稱為「匈牙利的斯大林」拉科西下台並於第二天去了莫斯科時，格羅只是以一份拉科西因「患了高血壓症，必須離職休養」的公報，就輕鬆地把拉科西過去對人民的欠債一筆勾銷了。

　　群眾的不滿情緒迅速增長，尤其是對新任領導遲遲不給恐怖時代的受害者平反反應強烈。

　　在許多重大冤案中，拉伊克冤案成為全國議論的中心。

　　拉伊克是前政治局委員、內政部長、外交部長、人民陣線主席。這位1909出生的文學院學生，早在30年代初期就從事著黨的組織和工人運動的領導工作。他是青年和知識分子的良師益友，因為拉伊克了解他們並同他們有共同語言。40年代起，拉伊克就是匈牙利共產黨主要領導人之一。

　　1948年斯大林與南斯拉夫決裂，於1949年通過共產黨情報局批判南斯拉夫並形成決議，說南斯拉夫領導人復辟資本主義，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行顛覆，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

　　這一事件在共產世界造成危機，使東歐各國內政發生急劇變化。

　　拉科西利用這一事件在匈牙利掀起清洗鐵托分子和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鎮壓運動。拉伊克是這次運動的受害人。他被指控為美國情報機關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間諜和特務。這個案件中涉及到的國防軍將軍、警察部隊軍官還被安上企圖暴動的罪名。

　　1949年5月，國家保安局對拉伊克的逮捕，意味著匈牙利開始了專制和政治恐怖時代。1949年9月20日，拉伊光被判處死刑，10月被絞死。

　　拉伊克一案牽扯到8個匈共高級幹部，其中5人被判死刑。

　　緊接著，全國展開了清查「鐵托分子」、「拉伊克分子」的大規模清洗運動。被捕被殺者竟有20萬人之多。匈牙利進入了歷史上的黑暗時期。

　　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20年後，才把社會主義蘇聯拋入政治恐怖的深淵，而拉科西只用了兩年時間就完成了他的血腥暴政。

　　他真不愧為「斯大林的優秀學生」。

　　在那個恐怖年代，許多蒙受冤屈的人被打成殘廢，精神被徹底摧垮。

　　拉伊克——這位多次蹲過敵人監獄的老共產黨員，這位多次領教過警察特務各種審訊、拷打而從未屈服過的老地下工作者，在拉科西的保安局的摧殘下，精神完全崩潰了。他站在擴音器面前，毫無表情，嘴裡不停地念著別人替他捏造的口供：他是美國特務，是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準備搞政變，他要謀殺共產黨的領導人……

　　在1938年的蘇聯，我們也見過相同的場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承認了他是帝國主義間諜的指控。

　　到底是什麼手段能使共產黨的保安人員達到連法西斯暴徒都難以達到的目的——迫使如此優秀的人物就範？

　　這是一個迷。

　　看到這些令人尊敬的領導人被剝奪了尊嚴、信仰，精神被徹底摧垮後，沒有一個共產黨員還能在夜裡睡得安穩；沒有一個正直的公民還敢說出一個正直的人應該說的話。這正是政治恐怖製造者的目的——恐怖氣氛可以使統治者睡得安穩，可以使他為所欲為。

　　在那個時代，許多人未經法院判決，就被隔離拘留，富裕市民及其家屬被遷出首都布達佩斯並沒收了他們的住宅和財產。在農村建立了類似黑名單的富農名單。「提高警惕性」成了主要的政治性要求。人民在經常出現的「抓敵人黑手」的威脅下，對統治者的暴虐保持著沉默……

　　政治恐怖是最有效，最省力的統治手段。

　　三

　　平反——不僅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人民要為拉伊克平反，要為那個時代數十萬受害者昭雪，並要求追究政治責任。

　　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曾經提出要直接責任者以命償命的口號。

　　這是匈牙利人的遠見，他們並不滿足僅僅可以自由呼吸，而是要求向那個時代永遠告別。比起一年前蘇聯人的平反運動，1956年匈牙利人民則有更強的歷史批判意識。

　　如果沒有對過去罪惡的聲討和清算，一代人的犧牲便成了一場毫無意義的災難。

　　為了拉伊克案件的平反，由黨的幹部和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召開了兩千人大會，聲討拉科西時代的罪惡，敦促格羅檢討並結束靠政治恐怖所維持的專制時代，為民主化進程拉開序幕。

　　在這次大會上，拉伊克的遺孀、前全國婦聯秘書長、律師尤莉奧·拉伊克揭露了她6年監獄生活的非人遭遇，以及拉伊克被處死前所受到的駭人聽聞的摧殘。她的演說使全國為之震動。

　　在這種普遍憤怒情緒的迫使下，格羅立即將300名「鐵托分子」釋放出獄，並正式為拉伊克平反。

　　但格羅不願意為拉伊克舉行隆重葬禮。他在政治局會上不耐煩地打斷關於這項提議的發言，說不知道遺體埋葬在什麼地方。

　　經過一個由受害者家屬參加的小組的徹底尋找，終於在通向巴拉頓湖公路旁的一個小樹林里發現了拉伊克的遺骸。

　　黨內反對派和拉伊克的遺孀尤莉奧·拉伊克堅持要舉行國葬，並要求允許群眾參加。最後，匈共中央決定：於1956年10月6目隆重安葬拉伊克·拉斯洛和其他烈士的遺骨。

　　10月6日是一個劃時代的日期，它證明拉科西和他的繼任者無法逾越犧牲者的遺骨，它證明歷史終將為犧牲者的生命和無邊苦難索討報償。

　　受害者的遺體將把不受法律制約的專橫阻隔在10月6日，並憤怒地拉開了匈牙利事件的序幕。

　　10月6日，匈牙利為拉伊克等4名原黨的領導人舉行國葬。

　　布達佩斯有30萬人排著長隊靜靜地向飾有鮮花的4口棺材致哀。守靈者每隔5分鐘換一次。

　　當輪到政治局委員們守靈對，頓時狂風大作。在這種肅穆悲憤的時刻，即使是堅定的無神論者都會認為，這是亡靈在對黑暗時代參與過非法審訊拉伊克、當今仍留在政治局的人表示憤怒。

　　人們的注意力落到了這些人身上。

　　接著是送葬。30萬人的悲憤組成了一次無聲的反政府示威，30萬人的沉寂使空氣變得象鉛一樣沉重。它壓迫著幾十萬顆心臟，只要稍加一點壓力，空氣會爆炸。人群會爆炸，匈牙利會爆炸。

　　走在送葬隊伍最前面的兩個人是，拉伊克夫人和納吉。

　　納吉就是在這種時刻回到人民中來的。

　　四

　　伊姆雷·納吉——這位布哈林的學生，在政治鬥爭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信便增高几分。現在，他既無官銜，又無黨籍，但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眼裡，他是一個救星，一位能體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為之獻身的英雄。

　　1956年10月6日，數十萬匈牙利人把拉伊克的棺材送往墓地。他們用深深的敬意和哀傷埋葬受害者的同時，也用無聲的憤怒埋葬了那個時代。

　　在匈牙利人看來，拉伊克葬禮象徵著舊制度的覆滅；同時，布達佩斯人並不僅僅滿足於過去的終結；在普遍哀傷、憤怒的情緒中，尚有小心翼翼升起的希望——迎接一個新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為了這個希望，幾十萬人都注視著走在送葬隊伍最前列的伊姆雷·納吉。

　　納吉儀錶莊重，中等身材，體型肥胖。一副學者式的夾鼻眼鏡賦予他一個教授、一個可以信賴的長者形象。

　　他確實是長者，1956年他剛滿60歲；也確實是學者，他是尼古拉·布哈林最勤奮的學生，曾被共產國際委任為「布哈林國際農學院」的研究員。他曾努力地將布哈林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尤其是農業經濟理論運用到匈牙利的社會實踐中去。為此，他在1949年被指責犯有「布哈林傾向的錯誤」而被撤銷政治局委員職務。

　　在納吉身上，很難找到紅色官僚常有的咄咄逼人的氣勢，儘管他的黨齡與匈牙利共產黨的歷史一樣長久，他1918年加入共產黨，1944年從蘇回國後任農業部長、內務部長、國民議會議長，1948年任匈共政治局委員，1953年任共和國總理。

　　然而此時——1956年10月6日，在匈牙利人心目中，象徵著新的希望的納吉，卻是一個沒有任何頭銜的平民百姓。他在一年前被開除出黨。

　　納吉政治生涯中的戲劇性變化，幾乎在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領導人身上都出現過：監禁，平反，再下台，再平反；而且非常相似的是，政治家在權力鬥爭中失落一次，在人民中的威望使增高几分。

　　人民總是盼著下了台的領導人重新執政，以中斷現行政策。

　　不同的是納吉的沉浮最多——三起三落。因此，他的威信最高。人民對他的期望最多。這種期望使他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心，使他走得比他所願走的、所能走的都遠；最後，如果不是絞刑架的阻擋，他到底會將匈牙利人引向何處，確實難以預料。

　　我們不能說人民對納吉的期待是盲目的。

　　納吉第一次下台是1949年；他批評了農業集體化的速度和強迫措施。他指出：「強制實行集體化，必然要以災難而告終。」這無疑是正確的、大快人心的批評。

　　在共產世界，犯強迫集體化錯誤和對這個錯誤的批評，匈牙利並不是第一次——20年前斯大林犯過這個錯誤，布哈林批評過這個錯誤；納吉的批評也不是最後一次批評，以後在波蘭、在捷克、在中國都出現過這樣的錯誤和批評。

　　這是共產黨國家的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即使最偉大的政治家也難免犯錯誤，但為什麼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要在農業集體化問題上，重複這個明顯的、被歷史和無數災難證明了的錯誤？而且所有的結局部一樣：失敗的永遠不是這些理應失敗的錯誤政策，而是中肯的批評和正直的政治家。

　　這真是社會主義國家難逃的劫難，它造成冤獄，造成恐怖，造成民主空氣的窒息。

　　1953年，斯大林去世，斯大林主義對東歐的控制略有鬆動。為了對斯大林時期的政策進行檢討，赫魯曉夫對東歐國家的政策進行了檢查、批評，納吉得到了復出的機會。

　　1953年6月，莫斯科召見了拉科西和納吉。

　　會見時，馬林科夫冷淡地問拉科西，「您在貴國擔任什麼職務？」彷彿他竟然不認識這位有著一個光禿禿的圓腦袋這樣明顯特徵的匈牙利統治者似的。赫魯曉夫的批評更加尖銳，直截了當：他指責拉科西強迫命令組織合作社造成農業生產停滯不前，指責他違反法制、判刑太重，在黨內搞個人崇拜和個人專制。

　　赫魯曉夫甚至指著這位匈牙利國家元首的鼻子罵道：「你極大地損害了你的人民！你罪行累累！常此以往，人們將用武力把您趕出這個國家！」

　　這次召見的結果是拉科西留任總書記，改稱第一書記，讓出總理職務由納吉擔任。

　　1953年，納吉一出任總理，便開始實行改革，他表示要結束警察恐怖，為受害者平反；制定合理的投資政策；少建一些地鐵、高爐，多給人民一些食品；更重要的是，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農業經濟，納吉宣布「農民可以自由地在私人耕種和集體耕種之間進行選擇，可以退出集體農莊」。

　　在今天看來，這些改革措施或許並無多少驚人之處，但如果想到在50年代初期，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用宣傳、統計數字和政府文件證明農業集體化的優越性時，一位共產黨領袖敢於在黑暗和孤獨中一語道破這項政策的荒謬以及給人民帶來的災難。這不僅需要魄力和遠見，更需象能體察人民疾苦的政治責任。

　　一個統治者的過失並不在於他有別墅、汽車，而老百姓都幾代人擠在一間房子里；也不在於他享用美味佳肴，而老百姓連豬肉都吃不上。人民並不要求統治者與他們同甘共苦。儘管有許多美麗的政治童話總是把一些政治家描繪成這樣，其實只是一種虛構，一種宣傳。人民並不如此苛求。

　　一個統治者的罪惡在於他無視國家的利益，無視人民的苦難，甚至強迫輿論也象他那樣裝出似乎一切都平安無事，一切都美好幸福的樣子。於是，假話成了司空見慣，真話要以自由為代價。

　　這是納吉不同於拉科西之流的主要之處。

　　1953年，納吉的改革思想還不僅僅局限在經濟領域，他明確提出民主和法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他尖銳地批評匈牙利的社會主義到目前為止的發展是專制獨裁性質的。

　　納吉說：「政權內部所貫徹的不是社會主義或民主主義精神，而是少數人獨裁的波拿巴主義精神。確立政權目標不是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而是根據千方百計鞏固獨裁統治的種種觀點。」

　　納吉走的太遠了，他超越了拉科西，超越了提攜他上台的赫魯曉夫；更主要的是他超越了歷史。

　　超越歷史！單就這一條，他的失敗也在所難免。

　　1955年初，拉科西重新大權在握，他解除了納吉的總理職務。納吉表示抗議，要求莫斯科裁決。

　　這一次，納吉被蘇共拋棄了。

　　到底是赫魯曉夫與斯大林主義者的拉鋸般的鬥爭此時正處於劣勢，而無暇顧及納吉，還是因為赫魯曉夫擔心納吉的改革步子太快會造成混亂；甚至，這僅僅是赫魯曉夫反覆無常的性格使然？這些都是1955年留給我們的一個謎，一個遺憾。

　　如果沒有這次撤換，如果納吉的改革能穩步持續下去，或許1956年的匈牙利悲劇是可以避免的。

　　納吉的改革很可能會引起某些混亂，甚至造成一些損失，但這只是一個民族復興所必須經歷的痛苦。如果不願意為民主和改革付出代價，就必然為專制和腐敗付出更大的代價，以至矛盾更加尖銳，災難更加深重而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這就是1955年匈牙利給我們的啟示。

　　1955年的反覆是一個隱蔽的災難，受害者是匈牙利民族，而不是納吉本人。當人民知道了納吉的改革綱領，當人民已經比1949年更加了解這位政治家並把他當成救星的時候，納吉第二次下台了，這更加深了人民對他的敬意和期望。

　　官方越是指責納吉和他的改革，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危機越發加深，納吉在人民中的威信越是提高——

　　我們讚賞納吉的改革精神和措施，並不能說明納吉在1955年的改革措施是無懈可擊的、是肯定會在實踐中獲得人民的支持和成功。

　　如果他真能有較長的時間執政，他的改革思想未必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但納吉的下台卻使人民對此深信無疑了。

　　這些，使納吉在1955年第二次下台後，從人民那裡得到了或許超過了他應該得到的支持和信任；何況，納吉在被免除總理職務和撤銷他的學術頭銜後，蘇聯和拉科西都要他作自我批評，納吉拒絕了許多政治家在逆境中常採用的妥協態度。

　　納吉重申：把無辜者從監獄裡放出來；把土地歸還給農民；增加消費品生產的改革措施沒有錯。為此，他在1955年底被開除出黨。這就在政治和人格兩個方面都使納吉在人民心中挺立起來，成為匈牙利民族的英雄和救星。

　　到這裡，一出悲劇的一切條件都具備了：潛伏著深刻危機的歷史情勢；一位崇高的、能體察人民痛苦而又多次為之獻身的殉難者；還有，一個被憤怒和希望鼓動著的民族……

　　沒有哪一個領袖可以引導這種狀態下的人民。

　　這就是匈牙利，這就是1956年10月。

　　五

　　人民已進入與歷史決戰的亢奮狀態，他們的第一個戰役使是攻打斯大林塑像；然而，格羅卻把這次行動的幾十萬人民稱為暴徒。

　　10月6日拉伊克的葬禮就是那樣有力地衝擊著格羅政權。以至他不得不在10月13日下令逮捕判處了拉伊剋死刑的前國防部長、武裝警察部隊司令法爾卡什·米哈依和他的兒子。

　　這個作惡多端、身材矮胖、說話結巴的法爾卡什是匈牙利的貝利亞。他在四個月以前的中央全會上已被解除職務。當時，他發言為自己辯護，把執行恐怖政策的罪責推到時代身上。最後，他竟放聲痛笑起來。但沒有人憐憫他。他被開除黨籍，併當場就彎曲著身子離開了會議廳。

　　10月14月，中央政治局宣布撤消1955年上1月開除納吉出黨的決議。

　　這些大決人心的決定已經不能安撫民眾，反而激起了人民更強烈的希望和參政意識。

　　拉伊克平反了，直接責任者已逮捕入獄，納吉恢復了黨籍。缺乏政治敏感的格羅便以為該做的都做了，人心已經安定，於是便放心地訪問南斯拉夫去了。

　　格羅太不了解他的人民。政府的讓步既為時過晚，又沒對匈牙利社會問題有實質性解決。事態急劇發展著。

　　10月17日匈牙利作家協會通過決議，要求召開黨的特別大會以討論人民的政治要求。

　　10月22日，裴多菲俱樂部執行局向黨中央提出「十點要求」，要求通過民主選舉產生黨的新領導；要求進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同時，要求吸收納吉參加最高領導。

　　同一天，布達佩斯大學生聯席會議提出「16點要求」，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要求撤走駐紮在匈牙利境內的外國軍隊。

　　這些團體實際上都把納吉作為政治領袖了。

　　10月23日，數千名大學生上街遊行，聲援波蘭的哥穆爾卡。

　　哥穆爾卡是波蘭前領導人，既是主張改革的政治家，又是斯大林路線的受害者，他因不同意農業集體化和親蘇政策而蹲了好幾年監獄。幾天前，在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哥穆爾卡被選舉上台執政。

　　波蘭的勝利使匈牙利人受到鼓舞。

　　遊行隊伍穿過整個首都街道，他們一邊揮動旗幟，一邊呼住口號——

　　「工人學生團結緊，匈牙利人一條心！」

　　「不再容忍欺騙！公審法爾卡什！」

　　「錯誤我們已經厭倦，新政策趕快執行！」

　　「黨要民主化，納吉要執政！」

　　中午，布達佩斯廣播電台播出了內務部的一條公告，宣布在目前這一時期禁止任何公眾集會與示威遊行。

　　這個禁令反而激怒了民眾，起先只是站在人行道上向學生遊行隊伍眾致敬的工人也加入到遊行隊伍中來。遊行隊伍很快增加到十萬人。

　　下午兩點，政府又只好宣布取消遊行禁令。這種朝令夕改的做法使事態更加嚴重，布達佩斯人要採取更加積極的行動了。

　　傍晚，遊行隊伍兵分三路——

　　到國家電台，要求播出他們的政治主張；

　　到國會大廈，要求與上層對話；

　　到英雄廣場去攻打斯大林塑像。

　　在布達佩斯的英雄廣場，聳立著25米高的斯大林巨型銅像。這座銅像是斯大林的影子，就象格羅是拉科西的影子——斯大林死了，這座銅像還聳立著；拉科西下台了，他的親密戰友還在執政。

　　格羅是舊時代的證明，這座銅像是專制的象徵。

　　銅像下聚集了一二十萬人。人們仰著頭，個個磨掌擦拳，幾乎進入了與歷史決戰的亢奮狀態。人們擁擠著，亢奮而又茫然，還有幾分膽怯。無論怎麼講，人們面對的是一位歷史巨人，是一個不久前還讓他們誠惶誠恐、心驚膽戰的時代。

　　人們在等待勇氣。

　　終於開來了幾輛卡車，那上面有切割機，有粗大的鋼絲繩。有人爬上塑像，把鋼絲繩套在斯大林的脖子上，有人點燃切割槍在斯大林的靴子旁大幹起來。

　　這是一些工人；只有工人才有這些工具，只有工人才有這種膽量。沒有工人階級的力量，這座極權政治的象徵是無法推翻的。

　　晚上9時半，這座高25米，有好幾噸重的龐然大物轟然倒下了。

　　望著這個倒下的巨人，人群出現了緊張而又不安的沉寂；隨後，人們鬆了口氣，歡呼起來，並且立即知道下一步該幹什麼了。

　　在電台大廈，由遊行群眾派出的20名代表走進電台，要求停止正常節目，廣播學生的「16點要求」。

　　電台未能通過有關撤走蘇軍和民主選舉的條款，談判破裂，事態更加嚴重。

　　晚上8時，電台播放了第一書記格羅的講話。這個講話不僅沒能制止事態擴大，反而使激憤的群眾騷動起來。

　　格羅是23凌晨才從南斯拉夫訪問歸來的；當來到車站迎接他的領導人要求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時，格羅目瞪口呆，根本不知道國內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從車站直接驅車到黨中央。

　　會議上，格羅依然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他啰嗦地介紹訪南情況。會場上，總有人進進出出，這些人並不是政治局成員。

　　格羅的介紹被打斷了。開始討論遊行問題。起先通過不準遊行，但也不準向遊行群眾開槍的決議；後來，又因為內務部長宜稱，不準開槍便不可能制止遊行，於是，又作出准許遊行的決定。中間只有兩三個小時的間隔。

　　格羅就是在這種非常情況下出來向人民講話的。然而他卻採用了慣常的口吻和解決問題的方式。

　　格羅說：「我們希望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而不是資本主義民主。」

　　這等於把呼喊民主口號的群眾劃入資產階級範圍，他說：「人民公敵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階級的政權，鬆懈我黨和光榮的蘇聯黨之間的關係。我們譴責那些濫用國家給予工人階級民主自由權利來製造民族主義示威的人們！」

　　這完全是一副救世主的腔調！到此時，格羅還以民主自由的恩賜者自居。

　　還象以往一樣，格羅要人民只能把他所恩準的民主用在他允許乾的事情上。

　　格羅的講話無疑是火上加油。

　　南共領袖鐵托在評論格羅這次講話時曾說：「他把當時只不過是在舉行示威遊行的幾十萬示威者稱為『暴徒』，這樣就幾乎侮辱了全國人民。想一想他是怎樣的一個領導者！」

　　格羅比不上斯大林的權威和魄力，但他比斯大林的銅像卻頑固得多：布達佩斯人在10月23日推倒了那座巨像，格羅卻正在這個時候還能用他那粗暴的方式訓斥人民。

　　人民騷動起來，在電台大廈的廣場上響起了匈牙利事件的第一槍……

　　誰也說不清這第一槍是誰先打的——是守衛電台的警衛部隊，還是示威群眾？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和關於衝突流血的描寫往後放一放。

　　我們得停一停，先思考一下。在這兒，情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匈牙利流血了；重要的是這許多鮮血將會淹沒人民對民主和改革的希望，還是會淹沒那個斯大林牌的社會主義？

　　這才是舉世關注，而且至今仍需重新探究的一個難題。

　　六

　　幾十萬民眾呼喊納吉，是在呼喊一個真正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當人們攻打斯大林塑像、並與格羅的專橫對峙的同時，數十萬人卻聚集在議會廣場呼喊他們的政治家——

　　「我們要納吉！」

　　「我們相信納吉！」

　　「格羅下台！」

　　人民在求納吉出來講話，納吉沒有出來。因為他沒有任何職務。群眾等了很長時間，並派出一個又一個代表團請納吉出來與代表們見面。此時，斯大林塑像已被推倒，那裡的群眾也來到議會廣場。

　　據當時的官方估計，廣場上集聚了30多萬人，這將近布達佩斯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幾十萬民眾齊聲呼喊一位政治家，那場面真是既壯觀又可怕。

　　一位前農民黨的領導人登上陽台，要跟民眾講話。這個黨曾是戰後匈牙利聯合政府中的主要代表。它的綱領是「上帝、祖國、私有財產」。

　　1947年，這個黨被共產黨壓垮。現在，他們或許以為是一個東山再起的機會，一個爭取民眾的時機。

　　但廣場上噓聲大作，不讓這位小資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講話。

　　可見，即使在10月23日，在極度無組織的自髮狀態下，匈牙利人還是承認並接受社會主義這個現實。人民呼喊納吉，是在呼喊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

　　納吉終於被他的朋友拉到議會廣場。廣場上原來呼聲震天，納吉一出現在陽台上，幾十萬人頓時鴉雀無聲。

　　納吉神情焦慮，在沒有麥克風的情況下作了即席講話。

　　他剛喊了一聲「同志們！」就被人群打斷了。人群里傳來有節奏的呼聲：「我們不是同志，我們不是同志！」

　　或許有人會以此作為匈牙利人已經拋棄社會主義的證據，因為這是一個革命的稱號。

　　但如果想一想這個用得最濫的政治稱呼早就被歪曲和糟蹋了——就象「社會主義」和「革命」被糟蹋而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了它們的神聖性一樣——我們就應該理解人民一時的感情用事；其次，這也是民眾的一種反叛姿態，他們希望納吉能徹底地與他過去的「同志們」決裂。

　　納吉咬著鬍子，等待著喊聲停下來。即使他能理解，心裡也很不是滋味，他畢竟有40年運用這個稱呼的習慣了。

　　納吉要求人民要有耐心，要相信黨能把一切安排就緒……

　　顯然，在此時納吉只能這樣講。他並沒有為了增添自己的政治資本，為了給政敵增加壓力而去煽動盲目的熱情；顯然，這樣的講話不能滿足焦灼地等待著重大變革的人民。

　　人民總是性急的，總希望在一夜之間得到一個新的世界。

　　這次會見就這樣結束了，雙方都沒有給歷史留下驚人之筆。

　　有人泱泱地離開了廣場，但更多的人不甘心就此罷休。他們仍然期待著，仍然在廣場上遊逛，希望還能發生些什麼事。

　　事情發生了。晚上，有人來到議會廣場，說是國家保安局的武裝人員在電台大廈前槍殺群眾。這些人還出示了手中的廢子彈殼作為證據。

　　這個消息將布達佩斯人點燃了，人們迅速湧向電台大廈。

　　匈牙利事件就在這個時刻，這個地方正式拉開了帷幕。

　　七

　　當人民表達自已意志的一切渠道都被堵塞，他們有無權力用暴力去表達自已的意志？這是一個難題。匈牙利人民這麼做了，並且受到了本國軍隊的支持。

　　1956年10月23日晚上，在布達佩斯電台大廈前響起了槍聲，流出了鮮血。

　　全世界都在追究：誰開了第一槍？電台警衛、保安部隊、還是人民？彷彿這是問題的實質似的。

　　這不是問題的實質。當國家電台受到襲擊的時候，權力機關用武力保衛電台，有什麼錯？世界上任何一個政府都會這麼做的；另一方面，當人民表達自己意志的一切渠道和可能都受到堵塞時，他們為什麼不可以用暴力去表現自已的意志？人民又有什麼錯？何況，倒下去的人民畢竟比保安戰士多；何況這些年輕的保安戰士也屬於人民。

　　總之，倒下去的是人民，流血的是匈牙利。

　　當我們從許多回憶和當時的資料中搜尋並描寫開始武裝衝突的細節時，並不是為了以此來判斷是非，而僅僅是敘述事件的經過。

　　當電台拒絕了播出群眾的政治要求，當格羅那種愚蠢的講話激怒了群眾後，人們推倒並焚燒了包括一輛電台錄音車在內的幾輛汽車，並要衝進電台直接向全國播出人民的政治呼聲。

　　守衛電台的警衛戰士端著上了刺刀的槍，阻擋人群。但戰士們不得不後退，因為人們用胸膛逼近他們的刺刀。

　　公平地說，守衛人員並未接到開槍的命令。沒有人敢於在數十萬人民面前開槍。

　　群眾進逼著，戰士步步後退。他們互相大聲喊叫，但都聽不清對方的聲音。一些年輕的戰士因為恐懼、緊張而在發抖。這時，從附近的樓頂上射來了子彈，那上面有裝備著重機槍的保安部隊。

　　這也不是奉命開槍——沒有人有勇氣在這個時刻下開槍的命令。這很可能是因為慌亂而失去了控制，很可能是哪位在驚嚇中失去理智的保安戰士先打了一槍。

　　混亂髮生了，悲劇發生了。

　　人群在街上奔跑，也有人奪槍還擊。正式衝突開始了。

　　沒多久，街上出現了一支陸軍摩托車隊。這是國防部派來制止騷亂的。

　　士兵們看到群眾被槍殺的場面後，不知如何是好。他們馬上被絕望的人群包圍了，人民要求士兵把槍給他們，以便對保安部隊的殘殺進行自衛。

　　這些士兵大多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子弟，他們沒多加考慮就交出了自己的槍，因為他們了解保安部隊的殘暴，眼前的事實又給他們提供了新證據——火藥的煙霧還籠罩在廣場的上空。

　　一位士兵交出了自己的槍，其它人也學著他的樣子交出了自己的槍。

　　陸軍部又派出了部隊去制止流血事件，結果是士兵們到了現場，不僅沒有驅趕群眾，反而向保安部隊開火，並同群眾一起向電台守衛部隊發起進攻。

　　陸軍總部束手無策，一位陸軍將領竟斷言：「派去的部隊越多，投向進攻者一邊的人也就越多。」

　　匈牙利瀕臨內戰的深淵。

　　匈牙利事件是從電台大廈前武裝衝突開始的，暴力和流血一開始就是這個事件的主要特徵——沒有冷靜的思考，沒有嚴密的計劃。當幾十萬人擁擠在一起的時候，我們不能指望理智。然而，這股非理性的力量，卻比任何理智、謀略更具有威力，它迅速地改變了政治家的命運，改變了匈牙利的命運；也改變了歷史的進程……

　　八

　　請外國軍隊來鎮壓自己的人民是一個錯誤。一涉及到民族尊嚴和獨立，匈牙利事件變得複雜了。

　　10月24日凌晨，匈共中央採取了兩項非常重大的步驟：解除安德拉什·赫格居什的總理職務，由納吉接替。格羅留任黨第一書記。

　　另一項重大決定的結果是，一百多輛炮簡很長、車體很大的坦克在24日凌晨開赴布達佩斯的街頭。這是約瑟夫·斯大林到的巨型坦克，它們屬於蘇聯坦克後備隊，駐紮在布達佩斯西南的巴拉頓湖邊，距首都只有一小時的路程。

　　一小時後，這些坦克在布達佩斯主要建築物旁、在匈共政治局駐地、在國防部、內務部擺開了陣勢。

　　早上，國家電台公布了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決議，同時宣布兩項命令：

　　一、禁止集會；二、請蘇聯出兵恢復秩序。

　　這個政府公報是從國會大廈播出的，那裡的一間傳達室被當著播音間。廣播大樓已被放棄了，人們可以自由出入。昨晚死於動亂的一具具屍體仍然扔在院子里。

　　這次公報的播出沒能制止事態，反而使動亂向全國蔓延。

　　不錯，人民的政治理想實現了一部分——納吉又一次上台執政，然而這個勝利是被蘇聯坦克送來的。請蘇聯出兵，顯然是針對著正與政府處於對抗位置的人民的。這無形中使他們為民族命運的奮鬥受到玷污而淪為需要鎮壓的暴徒；更重要的是使他們的民族感情受到傷害。

　　這個民族幾個世紀以來，為了自己的獨立，一直在為推翻土耳其人和奧地利人的統治而浴血奮戰。他們的民族自尊心是那樣的敏感。

　　現在——1956年10月24日，面對著街頭的蘇聯坦克，憤怒的人民更加憤怒了，盲目的力量更加盲目了，被動亂模糊的目標更加模糊了。匈牙利事件將脫離任何政治家和任何階級的控制而向前發展。

　　中午，雙方的火力減弱了，布達佩斯一度趨於平靜。新任命的政府首腦納吉要發表首次廣播講話。

　　人民緊張地等待著。這是匈牙利民族生死攸關的時刻。納吉面臨著一個政治家所能經歷的最嚴重的考驗。

　　納吉開始講話了：「布達佩斯市民們！我現在宣布，所有今天14點以前放下武器和停止戰鬥的人將不以軍法論處；」

　　僅僅是這個開場白，就使人民過於急切的希望受到了傷害。幾乎同時，布達佩斯又響起了激戰的槍聲。

　　納吉以後的講話是在槍聲的伴隨下傳來的。納吉答應他將盡一切力量實行三年前的政治綱領——儘快使匈牙利人的政治和經濟生活民主化；同時，他呼籲停止戰鬥，停止流血。

　　納吉的呼籲已經不能平息被死亡、流血和外國坦克所煽起的憤怒和復仇情緒了——人民要求對拉科西—格羅時代的罪惡進行徹底清算；要求對保安部隊的屠殺進行審判並動用軍隊進行剿滅；人們要知道此時在布達佩斯街頭巡邏的蘇聯坦克到底是誰請來的；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形勢下，人民不需要保證、許諾，而需要一位政治家和一個政府採取切切實實的行動。

　　外國軍隊到底是誰請來的？這個問題與電台大廈前的第一槍到底是誰放的同樣難回答。只是它比前一個問題重要，它使匈牙利事件更加嚴重，更加複雜了。

　　許多材料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不一致的，有的說是格羅，有的說是赫格居什，還有的說是納吉。但我們寧願相信10月24日出現在布達佩斯的蘇聯軍隊是格羅請來的，因為他當時擔任著第一書記這個最高職務。

　　鐵托曾經為此對格羅進行了直接了當的批評。

　　鐵托說；「軍隊是格羅請來的，當示威還在進行的時候把蘇軍請來，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請別國的軍隊來教訓自己國家的人民，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這個舉動結果更進一步激怒了人民，因此發生了自發的暴動。」

　　人民暴動了，開始是為了民主自由，後來又為了民族獨立。與任何民族一樣，只要問題一涉及到民族尊嚴和獨立，這個民族的階級關係便會立即發生急劇的變化。到此時，更難以給匈牙利事件定性了。

　　各個階層的人都在行動；因此，各種立場的人都不難為自己對匈牙利事件的定性找到根據。

　　九

　　共產黨員被殺是事實，殺共產黨員的人中有共產黨人這也是事實。這兩類共產黨中，哪一類的政治主張更能體現社會主義原則和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呢？

　　匈牙利沒有爆發全面內戰，這或許與10月24目的蘇軍出動有關。然而混亂的政治局面卻加劇了：民眾與政府的對話基本中斷，上層和下層各行其是，雙方的相互影響都減弱了……

　　這幾天，我們看到過爬上政府機關大樓摘下紅五星——那是革命的象徵——的人，這些人，是仇恨革命的反動分子，還是對革命失去了信心的人民？說不清楚。

　　我們還看到過巨大的、被挖掉了國徽——政權的象徵——的國旗。挖掉這個由拉科西親自設計的國徽後，那面紅白綠的三色旗便可以充當匈牙利任何時代的國旗了。國旗上的這個大窟窿，是妄圖復辟的反動派挖的，還是對現政權不滿的人民乾的？也說不清楚。

　　在一些地方，保安人員和一些黨的幹部遭到殺戮，這到底是敵人的階級報復，還僅僅是人民對一些平時作惡多端的人的懲罰？或許，兩種答案都是正確的。

　　最令人震驚的是暴動者對布達佩斯市委大樓的進攻。

　　大樓的數十名保安人員和警衛戰士在被圍困的情況下，與群眾發生槍戰。後來，由於寡不敵眾，無法堅持，於30日下午由市委書記——農民出身的共產黨員麥澤和他的戰友打著白旗率領下，戰戰兢兢地走出了大樓。

　　走在最前面的麥澤立即被一梭衝鋒槍子彈撂倒。其餘人幾乎剛走出大樓便被擊斃，屍體遭到了殘忍的蹂躪。

　　這個事件是所有給匈牙利事件定反革命性質的人必定引用的證據。他們說，匈牙利在殺害共產黨人。

　　這是匈牙利悲劇的一次高潮。因此，我們有必要來看著市委大樓是由什麼人，用什麼方式攻下來的。

　　10月30日上午，群眾包圍了市委大樓。出於對一個暴戾政權的內幕的好奇，許多人要衝進樓里去看看。警衛從樓上向接近大樓的人開槍射擊，於是發生了槍戰。

　　被圍困在市委大樓的守衛和市委領導在絕望中向國防部求援，但由於駐紮在首都的坦克部隊拒絕與人民作戰，國防部只好從外省派去三輛坦克。

　　坦克剛到現場，群眾便說服了坦克手，說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禍首是「保安部的人」。坦克兵沒有多加考慮便掉轉炮塔向大樓轟擊，第三炮就打開了缺口。於是出了我們前面描寫過的悲慘結局。

　　這是共產黨的軍隊，我們不能說裡面沒有共產黨員；在以後的戰鬥中，我們還能從武裝組織的組織者和成員中找到共產黨員。因此，共產黨員被殺是事實，殺共產黨員的人中間有共產黨員也是事實；就象人民要推翻的拉科西、格羅是共產黨人，而他們要擁戴上台的納吉也是共產黨人一樣。我們要探討的是這兩類共產黨員中，哪一類的政治主張更能體現社會主義原則和工人階級的歷史利益？

　　當然，如果象西方那樣，說匈牙利事件是一場革命，是一次純粹的人民起義，那是不嚴謹的。

　　各階級的人都在行動，都妄圖插手這場開始時純粹是自發的群眾運動。連拉科西這具政治殭屍也不例外。

　　在莫斯科的拉科西知道了動亂的消息後，以為是他的一個機會，他報告莫斯科說，他要回到匈牙利去幫忙。

　　赫魯曉夫的回答是：「您可以回匈牙利去，但那裡的老百姓將把您弔死！」

　　然而，拉科西懷著被希望鼓起的政治熱情要求與國內通電話。蘇聯電話員拒絕給他接通。

　　馬林科夫事後挖苦這位前國家元首的政治衝動說，這表明電話員在政治上比拉科西成熟。

　　拉科西沒能得到行動的機會，但其他的反動階級確實行動了。

　　由於動亂期間邊境的開放——尤其是西部邊境，許多流亡國外的霍爾蒂政權時期的軍人、政客潛回匈牙利，企圖利用動亂復辟舊的統治。然而，這些右翼法西斯分子只是隱藏在人民之中，不敢公開暴露自己的身份，更不敢喊出他們的政治口號。說這些人能在事態的發展中佔據優勢，並操縱了幾十萬參加暴動的人民，是令人懷疑的。

　　在匈牙利事件中，具有一定權威又公開過反社會主義綱領的，是匈牙利紅衣主教明曾蒂。他是10月30日政治犯大赦時被釋放的。

　　這個在解放前被稱為「國家第一旗手」的紅衣主教，顯然懷念著幾個世紀以來紅衣主教所擁有的不低於國王的政治權力；他顯然妄圖利用這次機會要把廢除了君主制的共和國廢除掉。

　　明曾蒂確實採取了行動。在最混亂的11月3日——也就是蘇聯第二次出兵的前一天，他曾發表廣播講話：呼籲恢復資本主義，恢復教會的經濟、政治權力，號召趕走納吉政府……

　　這也證明納吉沒有使他的復辟願望得到滿足。

　　不過明曾蒂主教的行動也不過是呼喊而已，第二天，他就由他的隨從護送到美國大使館避難。並且很快就明白了一個主教對國家事務指手劃腳的時代是永久地結束了。

　　所有這些都被作為「反革命在匈牙利行動」的證據。

　　然而我們並沒有看到這些行動對匈牙利事件產生了直接的、舉足輕重影響的證據。

　　另一個反面的證據，是鼎鼎大名的「裴多菲俱樂部」。

　　無論從哪種意義上講，裴多菲俱樂部在匈牙利事件中確實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拉科西曾經在下台前夕，稱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是「反黨反人民的」，說它的成員是「集合在納吉周圍的右派分子」。

　　在匈牙利事件後，幾乎所有將匈牙利事件定性為反革命的人都說，裴多菲俱樂部是資產階級的文人組織，是反革命的輿論工具，是反革命事件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之一。

　　實際上，裴多菲俱樂部的領導機構——執行局的20名成員中，有13人是共產黨員。其中有匈牙利共產主義青年組織——青年聯盟的中央書記、宣傳部長和布達佩斯青年聯盟書記；還有一些科學家、新聞記者、作家和大學生。這個旨在爭取民主自由的團體，從1956年3月成立以來，多次組織召開群眾大會，就拉科西的政治路線進行討論和批判。拉科西的下台，拉伊克的平反，納吉的上台；尤其是對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的思考和批判，對社會主義民主、改革的爭取等，裴多菲俱樂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裴多菲俱樂部，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位叫佐爾坦·多哈尼的保安部中校，工人出身，行為粗野。保安部軍官身上所有的專橫、優越感他身上都有。他說過，一個保安部的下級軍官勝過一個警察局長，甚至一個部長。

　　1956年春天，多哈尼中校和另外幾位保安部軍官被派到裴多菲俱樂部參加各種集會，並要求他們將那些演講者的思想言論記錄下來以向保安部彙報。

　　後來，他們參加各種討論的次數越多，受到他們從未聽到的改革思想的影響越大。結果，他和另外被派往裴多菲俱樂部的保安部軍官共同寫了一份備忘錄，表示贊同裴多菲俱樂部的觀點，贊同黨內改革派的主張。

　　拉科西為這件事大發雷霆。在拉科西的責令下，保安部要這些人選擇：要麼撤回簽名，要麼受到審判。

　　許多人屈服了，只有佐爾坦·多哈尼拒絕改變自己的立場。他被撤銷職務並開除軍籍……

　　這位中校的下落沒有人交待過，他會不會在10月事件中成為一位有軍事經驗的戰鬥者呢？

　　這就是裴多菲俱樂部，這就是裴多菲俱樂部的影響。但必須說明的是，即使裴多菲俱樂部確實對匈牙利事件有過我們說的這些重大影響，也僅僅限於運動的初期。

　　那麼，在10月23日事態擴大之後，除了蘇聯的坦克之外，到底哪一個人和哪一個組織能具有權威和力量，能在匈牙利歷史上寫下生死攸關的一頁？

　　這是納吉和他的新政府——儘管這個答案僅僅是相對而言。

　　十

　　該做的，納吉都做了——十分艱難地做了。他在一周內所做的事甚至比一個幸運的政治家一生所做過的還要多。

　　歷史上很少有哪一位領袖會比納吉在1956年10月24日後短短几天里所面臨的危機更深重，更多——

　　被仇恨、被希望、被流血、被外國坦克、被無政府狀態刺激得狂暴而又茫然的人民；

　　已經下台而懷著敵意的政敵；

　　準備上台而偷偷窺視的反對派；

　　想以武力維持秩序卻引起了民族衝突的蘇聯軍隊；

　　妄圖復辟舊制度的法西斯右翼分子；

　　趁機混水摸魚的流氓、犯罪分子……

　　這些就是納吉政府——倉惶中剛剛成立一天的新政權在10月24日所面臨的局勢。

　　處理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都需要政治家有冷靜思索、穩妥處理的時間和機會。政治常常需要耐心、需要退卻、需要等待，然後才可能決斷、進攻。這些納吉都沒有，他必須迎上去，沒有絲毫思考、迂迴的餘地——

　　10月25日，納古宣布免除格羅的職務；

　　10月26日，討論改組政府；

　　10月27日，宣布新政府成員名單，非共產黨人進入新政府；

　　10月28日，匈共領導由一個6人主席團接管；同日，納吉要求與蘇軍指揮員進行撤軍談判。

　　10月29日，為恢復布達佩斯的秩序，成立了由軍隊、警察和暴動者組成的國民警備隊；同日，宣布廢除一黨制，建立多黨制政府。

　　10月30日，宣布多黨制政府內閣成員名單，其中共產黨（勞動人民黨）3人，小農黨2人，民族獨立黨1人，社會民主黨1人；同一天，納吉代表政府促請蘇聯軍隊立即開始從布達佩斯撤退；也是這一天，納吉任命了國防部長、布達佩斯駐軍司令。

　　10月31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共產黨（勞動人民黨）重建新的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當然還是共產黨）；這一天，納古宣布蘇軍將撤離布達佩斯；宣布取消國家安全局；宣布起事者將編入國家的武裝力量組織；宣布提高工資和退休金，調整工資……還是這一天，以納吉為首的匈牙利政府代表團與以米高揚為首的蘇聯代表團舉行會談。納吉提出4項原則：

　　一、立即撤回蘇軍；

　　二、匈牙利退出華沙條約；

　　三、匈牙利重新確立多黨制政權；

　　四、準備自由選舉……

　　……

　　從10月25日到10月31日，一周時間，哪一個政治家，哪一屆政府處理過如此眾多的問題？這些問題中，哪一條不是涉及到一個民族的命運？不是涉及到半個世界的命運？

　　我們可以說納吉的這些措施不全是正確的——哪一個政治家敢說他面對如此紛亂嚴重的政治局勢，可以不犯錯誤？但如果說納吉在1956年10月的最後幾天是軟弱無力、束手無策則不公平！

　　納吉都做了——十分艱難地做了。他在這一周內所做的事，甚至比一個幸運的政治家一生所做過的都多。

　　可是採取了這些重大步驟，取得了這些明顯進展後，納吉就可以鬆一口氣、讀者也可以鬆一口氣了嗎？

　　本來是這樣的，連蘇聯都在10月30日發表政府公報說：「納吉政府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從匈牙利全國各地源源而來的報道表明，工人支持新政府，並贊同它的綱領。」

　　然而——這是一個該詛咒的然而——歷史上常常有許多說不清楚的謎，有許多無法預料的偶然。既然歷史一開始就給納吉和匈牙利安排了一場悲劇，匈牙利人便只好用鮮血來澆灌民主和獨立之花；納吉也只好為他的思想而犧牲他的生命。

　　誰能逃得過歷史的劫難呢？

　　十一

　　蘇聯大軍壓境，納吉採取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領袖所敢於採取的最重大行動——廢除華沙條約，宣布匈牙利中立；同時，納吉的好幾位部長失蹤了……

　　10月的最後幾天，儘管動亂尚未平息，儘管還發生了攻佔市委大樓的慘案，但有兩件事表明，匈牙利局勢的好轉已經指日可持：

　　一是民間分散的武裝力量正在組織起來，並逐漸控制到以工人階級為主的人民手中。許多軍工廠——尤其是全國最大的「蘭帕爾特」軍工廠——的工人都武裝起來，並用他們自己生產的武器把其他工廠和當地居民也裝備起來。

　　民間武裝力量中兩支最大的隊伍都是由工人組成：一支是由切佩爾島的青年工人山多爾·安喬爾指揮。他18歲參加匈牙利共產黨；另一支由布達佩斯附近的工人蓬格拉滋兄弟領導。他們擁有反坦克武器和十幾輛破舊的蘇式坦先。

　　在1956年10月，他們的名字是盡人皆知的。蘇聯第二次出兵後，山多爾·安喬爾被俘並被判死刑，他臨刑前的遺言是：「寧願死去，也不在恥辱中活著！」蓬格拉滋兄弟則在失敗後率領他們的隊伍撤到西部邊境並超過邊界。

　　軍官學校的學生也投入到人民之中。一些陸軍兵營打開了武器庫向群眾分發槍支。由於蘇聯坦克的出現，人民獲得了更多的武器並與警察和部隊並肩作戰。當然，與蘇軍的武裝衝突也干擾了人民儘快地控制局面、平息動亂。

　　另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是，所有的這些民間武裝力量都被編入國家的武裝力量組織——國民警備隊。

　　10月29日，武裝部隊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聯合司令部。國防部高級軍官基拉伊·貝拉少將被選為總司令，布達佩斯警察局長山多爾·科帕奇上校被選為第二司令。他們都是匈共的老黨員。

　　大會確立了武裝力量的任務——儘快恢復公共秩序！

　　僅一周時間，匈牙利形勢基本明朗，儘管各階層的人都在行動，「但行動的主力是工人階級」；儘管有反動分子干擾、有流氓地痞混水摸魚，但在10月的最後日子裡也有過這樣的奇蹟：在櫥窗玻璃被粉碎了的珠寶商店邊，有暴動者站崗，誰也不許染指這些貴重物品。

　　這是1956年10月一個非常輝煌的成績。在動亂初期的小混亂和蘇聯第一次出兵引起的大混亂之後，有了這些重大步驟，我們可以指望工人階級和新政府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匈牙利問題。

　　納吉政府加緊了與蘇聯關於撤軍的談判；蘇聯政府也於10月30日發表聲明：「鑒於蘇聯軍隊繼續留駐匈牙利可能導致局勢更加緊張，蘇聯政府已經指示自己的軍事司令部，一俟匈牙利政府認為必要，即將蘇聯軍隊撤出布達佩斯。」

　　這個聲明是值得稱道的，是鼓舞人心的。

　　匈牙利事件時期一直在兩國政府之間進行斡旋的米高揚在這個時候，曾對匈牙利新成立的武裝力量的負責人說：「我們現在必須離開貴國了，請你們儘力協助納吉同志。」

　　同時，米高場又握著納吉的手說：「納吉同志，凡是該拯救的都要拯救！」然後兩人擁抱，熱淚盈眶。

　　米高揚把匈牙利的命運交給了匈牙利人，把半個世界的命運交給了這位政治家的這次偉大實驗。

　　這是一個讓人落淚的場面。

　　大家都知道匈牙利人接過的這種囑託有多麼沉重。

　　納吉知道自己肩上的歷史重負，但他是滿懷信心的。

　　納吉在此歷史關頭宣布：「兩國的軍隊領導人將舉行會晤，坦克將撤離首都；3個月之內蘇軍全部撤離匈牙利。我們將舉行普選；各民主黨派可以提自己的候選人……社會主義成果當然不能倒退；土地、銀行、工廠將繼續掌握在國家手中。」

　　與蘇軍的談判開始了。匈牙利方面由國防部長馬勒特爾為首席代表。談判先在匈牙利議會大廈，後在蘇軍總部。馬勒特爾每隔半小時向政府彙報一次談判的細節。

　　會談的氣氛是令人愉快的。重要問題已經解決，他們進一步協商的只是關於撤軍的技術性問題：蘇軍的告別講話，向撤退部隊獻花，戰爭物資的運輸問題……

　　然而，就在這種喜慶的氣氛下，卻有消息傳來：更多的蘇聯軍隊正在向匈牙利挺進。

　　納吉召見了蘇聯駐匈牙利大使安德羅波夫，請他就此作出解釋。

　　安德羅波夫說：蘇聯政府將遵循有關撤軍的聲明，至於匈牙利政府所觀察到的部隊動向只是一種撤離的方式。

　　10月31日，納吉再次召見安德羅波夫。他說，「軍事專家已無可辯駁地證實，新的部隊已越過邊境，因此，匈牙利直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並立即生效。」

　　當天下午，安德羅波夫又被請到議會，正式將中立宣布書交給他。

　　11月1日，納吉致信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鄭重宣布：閣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以它指的外交部長身份榮幸地通知如下：

　　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已經獲得可靠消息：更多的蘇聯部隊正在開進匈牙利來。部長會議主席以外交部長的身份召見了蘇聯駐匈牙利特命全權大使尤·安德羅波夫，並且對更多的蘇聯部從開進匈牙利提出了他的最強硬的抗議。他要求這些蘇聯部隊立即馬上撤退。他通知蘇聯大使說，匈牙利政府立即廢除華沙條約，同時，宣布匈牙利中立。匈牙利人民共和國政府在1956年11月1日宣布中立。因此，我請求閣下立刻把匈牙利的中立和4大國保衛這種中立問題，列入即將舉行的聯合國大會的議程。

　　歷史向納吉政府和匈牙利民族顯露出猙獰的面目。

　　隨著這一令人心驚膽戰的凶兆出現的，是一個來自內部的更加兇險和不祥的消息——新政府的部長失蹤了。

　　11月2日，納吉召見了他的武裝力量負責人。納吉摘下夾鼻眼鏡，用深深憂傷的目光注視著他的部下說：「提一個簡單的問題：你們知道內務部長現在何處？」

　　沒有人知道。

　　納吉和他的辦公室主任交換了一下眼色後繼續說，「第一書記卡達爾也同樣無從尋找。」

　　所有的人都被這聳人聽聞的消息驚呆了……

　　十二

　　1956年11月4日是廣播史上的恥辱——政府在電台廣播里尋找國防部長以及去蘇軍總部談判而失蹤了的軍事代表團；總理在電台用四種語言向全世界通報外國軍隊攻進了匈牙利首都；作家在廣播中向全世界呼救：「救救我們……」

　　蘇匈兩軍領導人的談判還在繼續。到11月3日下午，國防部長馬勒特爾還電告政府，說談判仍在進行。而此時，蘇聯軍隊有20萬人，12個師——其中8個坦克師，正向通往布達佩斯的主要公路上的兩個作戰地集結。

　　將近午夜，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主席伊萬·亞歷山大·謝洛夫將軍帶領著幾名全副武裝的軍人，突然出現在特克爾的蘇軍總指揮部，他們衝進正在進行蘇匈會談的談判廳。

　　謝洛夫手握大毛瑟槍，他的隨從立即包圍了談判桌。

　　「你被捕了！」這位蘇聯將軍向東道國的國防部長宣布。

　　馬勒特爾從座位上跳起來，迅速地摸到腰間的手槍。但他馬上改變了生意，只是仰天大笑一聲：「哈哈！原來如此……」

　　匈軍代表團成員全被解除了武裝。蘇聯人把他們單獨囚禁起來，然後用一架小飛機把他們送到一個兵營關押起來。

　　政府與談判代表的聯繫中斷了。納吉政府派出一輛匈牙利軍隊的坦克，炮塔上掛著一面大白旗，開往蘇軍司令部，去尋找參加談判的匈方代表團。

　　這輛坦克一路上不斷地用無線電發回消息；「我們已經到了特克爾……我們停車……有士兵向我們跑來……我們要下車向他們的指揮官報告了……」

　　守在無線電接收器前的納吉聽到了俄國人的說話聲，以後，便什麼也聽不見了……

　　人們面面相覷，然後把視線移到他們的總理身上。

　　納吉沉默著，沒有流露出絲毫驚慌的神情，有的只是疲憊和深深的絕望。

　　到此時，這位在蘇聯生活過15年的匈共領導人已經放棄了任何幻想。

　　蘇聯軍隊第二次開進了布達佩斯。這一天是1956年11月4日。

　　匈牙利人不會忘記11月4日。

　　11月4日曾經有過美好的希望。這一天是星期日，納吉政府曾經制定了「星期日行動計劃」——要在這一天徹底清查首都，要在這一天實現除士兵和國民警備隊外，將不再有任何武裝分子。

　　為了這個計劃，國民警備隊和80多個大工廠的工人委員會、十多所大學將採取聯合行動。

　　有了這樣的行動，匈牙利在分娩的陣痛之後，將開始新的生活；有了這樣的行動，布達佩斯街頭將不再有動亂，工廠將復工，機關將辦公，商店將營業，孩子們將背起書包上學——匈牙利人已經流過血、已經付出過代價了，他們應該得到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

　　然而，這僅僅是匈牙利人的計劃，僅僅是11月4日的理想；現實的11月4日是沉重的。

　　11月4日凌晨4時，轟鳴的坦克聲粉碎了這些理想和計劃。

　　頭天晚上，納吉沒有回家，他留在國會大廈，沉著地等待著最後的災難。這是具有深刻絕望的人所有的那種沉著。

　　納吉以極大的權威拒絕下達武裝抵抗的命令，他不願意讓匈牙利人無謂的流血。他對要向他彙報工作的戰友說，「已經毫無益處，我的朋友，謝謝，謝謝各位。」

　　他的政府歷經了13天艱難困苦的生存後，結束了自己的使命。納吉能做的只是向全世界宣布死亡前的最後存在。

　　納吉盡到了一個國家元首的最後職責。

　　清晨，納吉在國會大廈用4種語言向全國、全世界，向人類的未來廣播：

　　「我是匈牙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伊姆雷·納吉。蘇聯軍隊已於今天早晨開始進攻首都，公然企圖推翻匈牙利合法民主政府，我們的軍隊正在戰鬥，政府依然存在。我向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通報這一情況。」

　　但願世界上任何一個電台將永不再播放這樣的廣播，但願所有國家的人民都不會聽到他們的領袖作這樣的講話。

　　這真是廣播史上的恥記和不幸。在納吉的講話播出之前，電台一直反覆播出一個軍人的聲音：「國民政府主席納吉在呼喚國防部長帕爾·馬勒特爾、總參謀長伊斯特萬·科瓦奇將軍以及其他昨天22點去蘇軍總司令部、但現在還沒有回來的代表團成員。他命令他們返回，立即行使他們的責任！」

　　納吉的講話之後，廣播里傳出來的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哈伊震招人心的呼籲：「我向全世界，向全世界的知識分子呼救！請幫助我們吧！」

　　十三

　　納吉的改革——從取消國家保安局到廢除一黨制，即使是社會主義的，也是1956年的歷史所難以接受的社會主義。

　　蘇聯的第二次出兵也是應匈牙利政府邀請的。這個政府就是11月4日宣告成立的匈牙利工農革命政府。它的主要成員正是3天前失蹤的納吉政府的部長們。

　　我們不應該對一個國家的政權更替說三道四，何況這個政權的首腦卡達爾也是一個斯大林主義的受害者，一個在拉科西時代蹲過監獄、服過苦役的政治家。為此，我們必須將1956年留給我們的另一個難題——如何評價匈牙利在半年之內成立的第三屆政府——暫時放一放。而回到我們先前的思路：納吉的改革和失敗的經過。

　　納吉於11月4日和他的追隨者42人躲進南斯拉夫駐匈牙利大使館，並獲得了政治避難權。

　　納吉徹底失敗了，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只剩下失敗者自身的檢討和勝利者對他的命運的宣判。

　　納吉的改革方式與赫魯曉夫完全相反。赫魯曉夫主要致力於經濟體制改革，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幾乎無建樹可言；更重要的區別是赫魯曉夫的改革是用官僚反對官僚——即用技術官僚取代政治官僚，他沒有試圖以民主政治（這是社會主義的原則）去取代官僚政治（這是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或者說是社會主義的異化狀態）。這兩條是赫魯曉夫失敗的主要原因。

　　納吉是在匈牙利面臨著深刻政治危機時主持政府工作的，他當然只能從政治體制的改革著手而無暇顧及經濟體制改革；第二，納吉的改革一開始就由人民參與，可以說是政治家與人民攜手並進，甚至還可以說是被動於人民的政治熱情和政治願望。

　　在這主要兩點上，納吉與赫魯曉夫完全不同，然而他們的結局卻是相同的——赫魯曉夫失敗了，納吉也失敗了。

　　我們絕無責備人民的意思，我們絕不認為政治——尤其是社會主義政治，只是政治家的事；我們絕不相信沒有全社會的關切、參與，社會主義的改革就可以成功。

　　我們要說的是：在1956年，匈牙利人民所爆發出來的更多的是狂熱，卻很少理智；更多是對過去的仇恨與報復，卻很少對未來的思考。它不象10年以後，由捷克斯伐克全民族發起的那場偉大的改革運動。那一次，捷克斯洛克人不僅滿懷熱情，而且還體現出一個民族的智慧和意志，表現出經過幾十年痛苦思索的成熟。這些，在1956年的匈牙利人身上是不夠的。

　　這是歷史的局限，也是納吉的不幸，他被人民的狂熱推去攻打歷史，卻沒有堅固的後方陣地，沒有精心策劃的作戰部署。他只能前進，只能衝上去……

　　他取消了國家保安局，他改組了武裝力量。這些都沒有關係，儘管會發生一些混亂，但人民最終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維護社會的安定。

　　他徹底改組了政府。這是應該的，讓那些與人民對立、被人民憎恨的人退下去，讓一些人民信任的人站出來。

　　他直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實行中立。問題出現了：在那個誇大階級鬥爭的年代，在那個不是朋友便是敵人的口號下，這一舉動無疑使納吉成了「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成了匈牙利事件是資本主義復辟的證據，成了邀請蘇聯出兵干預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然而，在今天看來，不入伙、不結盟照樣可以干社會主義。道理就這麼簡單。

　　納吉直布了取消一黨制。問題嚴重了，這無疑取消了共產黨的領導，取消了社會主義。當時，即使在同情匈牙利事件、贊同納吉的許多的共產黨人中，都認為這是納吉對反動派的讓步，認為納吉走得太遠了。

　　這個問題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複雜的。今天，只有歐洲共產主義者才承認納吉在1956年實行的、在多黨合作的基礎上成立社會主義政府的可能性。我們暫時還說不清楚這個問題。現在能說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從來沒有說過社會主義的政治體制是一黨制；我們還能說的是，接任納吉的匈共領導人卡達爾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曾說過「如果當時保留了多黨制那就好了」。

　　為什麼好？因為取消多黨制不僅對反對意見，連不同意見都不能容忍了。黨內生活只剩下千篇一律的贊同，這對社會主義政治的毒害可以說是致命的。

　　納吉在人民政治熱情的驅使下所採取的這些改革措施，到底應該如何評價，也是一個難以說清的問題。我們只能說，即使這些措施是社會主義的，也是1956年的歷史所難以接受的社會主義。

　　我們說這些並不是要證明人民是盲目的，納吉是清醒的，也並不證明納吉超越了歷史，超越了他的人民。納吉最後幾天所採取的重大行動不能不歸之於人民的願望和敦促。這就是匈牙利人民在短暫的狂熱和混亂之後，所作的對未來的思考和選擇。

　　這也是1956年的另一個事實。在這裡，我們特別是提一下匈牙利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工人委員會在匈牙利事件中的作用。

　　十四

　　幾十萬人的自發行動難免有狂熱、有盲目、有混亂。但人民終於找到了表達自己力量和意志的形式——工人委員會。

　　我們已經說過，在匈牙利事件中，行動的主力是工人階級。這種狀況即使在11月4日以後的好幾個星期中也是這樣。

　　納吉政府被推翻了，新政權的領導並沒有立即回到布達佩斯。這時，在匈牙利由民主選舉產生的各革命委員會、工人委員會實際上領導著人民——組織反抗運動，與蘇軍進行談判。11月上旬，中央工人委員會成立，同時宜布，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總罷工，直到蘇聯軍隊完全撤離為止。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央工人委員會進行了公開的、有效的活動。它直接參与政府的政治事務，並以主人身份跟蘇軍接觸。一些重大會議也通知政府和蘇軍總司令部的人列席，以向他們宣布表達了工人階級意志的重大決議。

　　新成立的工農革命政府曾同意工人委員會和各革命委員會作為政治協商組織，幫助政府工作。

　　11月23日，不少蘇軍高級軍官被請到中央工人委員會參加會議。這天是匈牙利事件一個月紀念日。

　　下午4時，中央工人委員會主席山多爾·拉茨突然站起身來向全場宣布：

　　「從現在開始，一小時內，人們在首都大街上將看不到任何活的靈魂。我們用這種方式來紀念我們那些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陣亡的殉難者。我們在座的所有人要靜默一分鐘。」

　　這是匈牙利工人階級的覺悟、尊嚴和力量的體現，它迫使蘇聯軍官承認了匈牙利工人階級的權威。

　　蘇聯軍官也和工人一樣站起，唱匈牙利國歌，並同樣脫帽向一個月前死於暴亂的犧牲者致哀。

　　蘇聯軍隊承認了工人委員會是真正的工人組織。蘇軍總指揮部甚至還給工人委員發放了允許攜帶武器的通行證。

　　12月初，當在南斯拉夫使館避難的納吉走出使館並被蘇軍劫持後，中央工人委員會曾指示所有的工廠，在納吉返回之前實行總罷工。當時，所有的工業部門都停止了生產。連機關、學校、服務行業也關閉了。

　　要說明的是，這些工人委員會的組成完全是自發的，它的領導成員是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在1956年底，工人委員會確實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難道不是10月的成果？不是用鮮血換得的社會主義民主形式？

　　遺憾的是，這一民主形式只存在了一個多月。

　　1956年12月6日，中央工人委員會的領導成員被請到蘇軍總部。還是那位逮捕了國防部長的蘇聯將軍謝洛夫宣布了他的命令：「該結束了。你們不要再向我們提出任何過份的要求，也不要無限期地延長罷工。你們應該為我允許你們重新離開這間房子而感到高興。」

　　12月8日，政府明令取締各類工人委員會、革命委員會。

　　12月9日，中央工人委員會被宣布為反革命組織，它的一些由匈牙利所有工廠通過民主選舉出來的領導人也在家中被捕。

　　工人沒有屈服，作為回答，已被取綱的中央工人委員會幹12月11日宣布舉行全國新的總罷工。

　　12月中旬，工人、群眾在與政府的對抗中發生了武裝衝突。這結果是更多的工人領袖遭到逮捕；同時對納吉的個人命運產生了悲劇性影響。

　　作為一個新政權，為了儘快恢復秩序，儘快恢復瀕臨崩潰的經濟生活，而對動亂訴諸武力，或許可以理解。但我們不同意說這是唯一的解決辦法，除此別無選擇；而如果要給這種鎮壓打出捍衛社會主義的幌子，要給工人委員會安上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按反革命的指示行動的罪名——這幾乎成一切斯大林模式社會主義國家壓制民主的通用理由——則讓人更難接受了。

　　南共領導人卡德爾在1956年底就為匈牙利事件中的工人階級作過辯護。

　　卡德爾說：「硬說工人階級在獲得自己勝利的11年後，跟著反革命跑了，這難道會使社會主義的良心感到安慰嗎？即使我們假定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畢竟還應當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情況下應該對工人階級使用大棒呢，還是應該對把工人階級弄到使它不得不起來反對自己的歷史利益這種荒謬地步的政治制度使用大棒。」

　　為了恢復秩序，為了拯救社會主義而必須訴諸武力——甚至是外國武力。這是匈牙利事件自始至終所遵循的邏輯。可是人們忽視了這麼一個問題：如果恢復的是舊秩序呢？如果挽救的是他們正在批判的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呢？那麼匈牙利付出的代價就不僅僅是鎮壓中的流血和死亡了。

　　這一點不幸被事實證明了。

　　歷史剛跨入1957年，新的政治恐怖又籠罩著布達佩斯。

　　1957年元月19日，「一夜之間在布達佩斯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著名作家、工人領袖和黨內受尊敬的異議人士。」

　　當天夜裡，在福烏察監獄的大院內進行了屠殺。

　　這次鎮壓的結果是20萬匈牙利人——絕大多數是青年離開了匈牙利，這在人民中造成了「一種恐怖心理，好象雖然沒有了拉科西，但新的拉科西時代重新在匈牙利出現」。

　　這就是匈牙利付出的代價。

　　假設匈牙利人在1956年作另一種選擇；讓工人階級和更多的人民群眾參與政治、運用民主權力呢？很可能他們會犯一些錯誤——政治家不犯錯誤嗎？——會在初期出現一些混亂，造成一些損失，但我們能不能指望他們迅速成熟並建立一種新的秩序呢？

　　誰也不應該作否定的回答——如果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如果他願意相信一個階級的力顯、一個民族的智慧的話。

　　如果可以肯定這種回答，那麼我們要再一次說：不願為民主付出代價，便會為專制付出更大的代價。數千人被捕被殺，數十萬人逃離祖國，證明了這個真理；納吉的悲劇結局也證明了這個真理。

　　十五

　　納吉被判處絞刑。當這次以社會主義名義進行的處決執打時，這位中歐的偉大政治家為所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聲既痛心又費解的呼聲：社會主義的、獨立的匈牙利萬歲！

　　11月4日，納吉和他的41名政府要員及家屬，剛躲進南斯拉夫大使館，蘇聯的坦克裝甲車便包圍了使館大樓。

　　避難者和大使館都經歷著難以形容的困難。蘇聯向南斯拉夫施加壓力，要他們交出納吉；大使館受到機槍射擊，有外交官被打死；「難民」的治病、吃飯成了問題。

　　匈牙利新政府對納吉的態度比較寬厚和矛盾；有人建議同納吉談判，有人則認為不妨讓納吉去建立一個獨立的政黨。

　　納吉等人在大使館內渡過了17天後，由於南斯拉夫的多方調解、談判，匈牙利政府終於在11月21日致函南斯拉夫政府，表示匈牙利新政權「不想就納吉和他的集團的成員過去所做的事實行懲處，」「他們將自行離開南斯拉夫大使館並自由地返回自己的家……」

　　南斯拉夫和納吉都接受了這一條件。

　　11月22日，也就是在匈牙利政府發出保證的第二天，匈牙利政府派出一輛公共汽車接這些難民回家。車剛開出了大使館，就被蘇聯裝甲車包圍。

　　蘇聯軍官闖入車內，將兩名監督執行這一協議的南斯拉夫外交官拉出車外。

　　在蘇聯坦克的監護下，這輛公共汽車開到了蘇軍總司令部。納吉和他的朋友拒絕下車，但被強行拉出來。難民中的婦女孩子也遭到同樣對待，嚇得直叫。

　　第二天，新聞界發表一條消息說，納吉和他的朋友「根據自己的要求」去了羅馬尼亞共和國。

　　納吉被劫持的消息使全國為之震驚，中央工人委員會向全國所有工廠發出號召，實行總罷工，直至納吉回來；同時，中央工人委員會就納吉的安全向新政府提出質詢。

　　11月26日，政府通過電台答覆：「我們說過，對納吉和他的朋友們的言行不予法律追究……我們將遵守這一諾言，我們不認為他們的外出是永久性的。」

　　然而，人民的支持和政府的保證都未能挽救納吉的命運。

　　在羅馬尼亞，納吉和他的同志們受到了審訊。他們被要求承認13天的政權是反革命、反社會主義的。這是他們返回匈牙利的條件。

　　納吉拒絕了這場交易，並斷然否認了指責他的任何罪名。

　　於是一天早晨，這位政府首腦被拷上手銬，帶進一架蘇聯軍用飛機。機艙內，他的部長們已經坐在那兒，也戴著手銬。

　　納吉的政府就是這樣返回了他們的祖國。

　　對這位有40年黨齡的共產黨人、這位社會主義政權的最高領導人、這位對現代社會主義進行改革的政治家的審判開始了。

　　這是一次歷史對人的審判。

　　審判的另一方也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的法庭；審判是以社會主義名義進行的。

　　審判一開始，這兩個不同的社會主義就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較量。

　　檢察長以莊嚴、冷峻的聲音問了第一句話：「職業？」

　　納吉站立起來，扶正他的夾鼻眼鏡，平靜地說：「匈牙利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

　　檢察長愣了一下，大廳里一片沉寂。

　　此時，歷史膽怯了，法律也膽怯了。

　　庭長拉多輕輕地對不知所措的書記員說；「前部長會議主席。」

　　納吉立即給予反駁，但聲音依然是平靜的。

　　「不，據我所知，我被任命此職是在1956年10月24日。迄今為止，任何合法機構都沒有對此任命提出過異議。」

　　庭長又問：「被告是否認罪？」

　　納吉嚴厲地問答：「不！我無罪！」

　　審判台上的人又一次陷入短暫的沉默並且低下了頭。

　　納吉不象失敗者，納吉不是失敗者。

　　為恢復被玷污的社會主義，他走完了艱難的第一步。

　　納吉不僅是改革家、是領袖，也是人們的楷模。無論在政治鬥爭中，還是此刻在勝利者的法庭上，他都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和人格力量為他的部下作出榜樣。

　　緊接著是對國防部長帕爾·馬勒特爾的審判。

　　「職業？」

　　「國民軍總監，匈牙利共和國國防部長。」

　　「前國防部長。」

　　「不，匈牙利部長會議主席納吉從未撤過我的職。」

　　納吉證實了這一點。這位年輕的戰士與他的年老的總理相視微笑了。

　　他們相互從對方身上看到的不僅僅是氣節，還有深深的理解——他們在此刻依然為之奮鬥的，當然已不是職權和地位。

　　這是最後的鬥爭，是以生命為代價的鬥爭。革命死了，信念長存！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審判的時間並不長，這場喜劇的導演在這位偉大的政治家面前是那樣的難以確立自信，以至不得不草草收場。

　　納吉被判處絞刑。

　　納吉用沉默保持著自己的尊嚴。

　　當庭長問：「被告伊姆雷·納吉，您想提出赦免申請嗎？」

　　納吉只說了一個字：「不！」

　　他年輕的國防部長帕爾·馬勒特爾也作了同樣的回答。

　　生命已經顯示過自己的價值，已經輝煌地完成了它的人生旅程。失去它已經沒有任何遺憾。

　　使納吉遺憾和牽掛的只是社會主義的命運。

　　1958年6月14日，納吉在最後一次審判時，留下了他最後的政治遺言。

　　納吉說：「我曾兩次努力在我國維持社會主義這個詞的榮譽，那是1953年和1956年。第一次時，拉科西出來反對我；第二次時，反對我的則是蘇聯的整個武裝力量。在這個由熱情和仇恨構成的訴訟中，我必須為我的思想而犧牲我的生命。我願意奉獻它……我相信，歷史將宣判殺害我的劊子手。只有一點是違背我的意願的——將來由殺害我的人來替我平反昭雪。」

　　兩天以後——1958年6月16日，星期一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這一天太陽還會出來嗎？！在布達佩斯中央監獄的小拘留所院內，伊姆雷·納吉總理、他的國防部長帕爾·馬勒特爾和記者米克洛什·基邁什被送上了統架。

　　當這次以社會主義名義進行的絞刑執行時，當絞索還未最後絞斷這被稱為社會主義敵人的聲音時，這位偉大的政治家為所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的人留下了一聲既痛心又費解的呼喊：

　　「社會主義的、獨立的匈牙利萬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