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未來20年的新型中美關係（下篇）

2011年，美國「再思機構」（RETHINK INSTITUTE)提出一個「中亞新絲綢之路的倡議」（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該報告完成於2013年8月。其主要內容是美國應該以國家戰略關注古絲綢之路上的中亞國家，促進經貿合作與交流，以增加美國在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塔吉克、吉爾吉斯斯坦、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影響力。因為這裡是全世界最大的一片大陸地區。

在該研究報告完成後一個月，中國國家主席習即在哈薩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所以某些西方輿論認為「一帶一路」是從「中亞新絲綢之路的倡議」（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衍生出的兩個分支。

美國不願介入中亞，是考慮到諸多因素，如寒冷的氣候、荒涼之地、沙漠、高山、恐怖主義、這些國家大部分政治和經濟混亂，社會正經歷變化，未來的發展是不確定的。

由美國國務院主持的一個「土庫曼—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氣管道計劃」（The proposed 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TAPI) gas pipeline），該計劃是把世界第二大天然氣儲存國土庫曼的天然氣由管道通過阿富汗、巴基斯坦送到印度。此計劃可以讓土庫曼的能源出口更加多元化。然而100億美元的投資計劃再三被土庫曼推遲，最後不了了之。

據美國國務院統計，奧巴馬政府從2010年以來，美國在阿富汗投資了17億美元用於能源設施，20億美元興建全國公路，620億美元用於阿富汗軍隊，最後全部打水漂。

另一個中國的例子，就是中國在緬甸投資興建的密松水電站工程（Myitsone Dam project）。該工程於2009年動工，部分前期建設工作已完成。在2011年中國國慶節的前一天，時任緬甸總統的吳登盛在國會突然宣布將在其任期內擱置密松水電站工程，並稱這是「尊重人民的意願」。「以人民的名義」決定了中國在前期工程已經投入的36億美元化為烏有。

來看看1972年2月24日下午中美會談記錄中，美國總統尼克松對周恩來說的一段話：「德國和日本都具有進取心，中國人民也是這樣。他們具有共同的品質。但是，那些生活在次大陸的人，大概由於環境的因素，似乎從來就不具備這樣的品質。我非常真誠地對總理提出一個忠告，如果貴國政府決定對印度施援，千萬不要期待會有任何回報。（中國人笑）基辛格博士是力主對印度施援的人，但是，我成功地改變了他的立場。」

尼克松所說的次大陸的人不具備進取心的品質，包括整個中亞和中東都是如此。所以千萬不要期待會有任何回報。可惜他的後任們把他的話都忘記了，僅在阿富汗這樣一個小國，如此巨大的投入，卻沒有獲得分文的回報。

因此美國對「中亞新絲綢之路的倡議」（THE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S IN CENTRAL ASIA)疑慮重重的最重要因素：當地的對手、物流障礙、安全風險和政治不確定性（local rivalries, logistical roadblocks, security risks, and political uncertainty）是其考慮的核心。中亞這些國家都是從蘇聯解體時分離出來的，被俄羅斯視為其陸權戰略的一部分。所以該戰略與俄羅斯這個當地對手在中亞的地緣戰略相衝突，而這是美國想避免的。

2015年，「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國家級頂層戰略願景正式成型。

該戰略的「一帶」，即穿越中亞一系列伊斯蘭教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土耳其，抵達歐洲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不僅面臨上面的諸多問題，還有嚴重的宗教問題，在戰略上與俄羅斯的地緣戰略的陸權是相衝突的。

該戰略的「一路」，即穿越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抵達歐洲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不僅要經過海灣一系列的極端伊斯蘭國家，在戰略上與美國的海權戰略也是嚴重衝突的。

「一帶一路」看起來是一個跨越2000年時空的浪漫宏大敘事的戰略構想，在實際操作層面卻面臨被迫要與沿途最極端的伊斯蘭國家打交道，並與美國的海權和俄羅斯的陸權衝突的危險。

美國是一個傳統的海洋國家，它一貫認為航道安全和制海權是其核心利益和生存權，是對國家安全生死攸關的挑戰，是不容妥協的地緣威脅。美國海軍軍事理論家馬漢早就說過：「海上力量決定國家力量，誰能有效控制海洋，誰就能控制整個世界。」

俄羅斯是一個傳統的大陸國家，它的整個作戰思想和陸軍的建制都是按照絕不喪失陸權所設計的。俄羅斯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國家，它非常清楚陸權對俄羅斯的戰略安全和利益意味著什麼。俄羅斯雖然現在對「一帶一路」不表態，但俄羅斯這個民族一向是玩弄地緣政治的高手，在歷史上向來是後發制人的，對拿破崙如此，一戰如此，二戰也是如此。

這就意味著「一帶一路」可能與美國在海上，和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發生潛在軍事衝突的可能性，也意味著「一帶一路」即使建成，也極其脆弱，隨時可能被切斷。

「一帶一路」耗資多大，是否有尼克松所說的回報暫且不論。「一帶一路」是背向太平洋，面向歐洲為目的地的戰略構想。但是21世紀的繁榮之地並不在歐洲，歐洲被福利化、老齡化、穆斯林化、難民化等一系列制度和社會問題所困擾，整個歐洲正失去創新、創造和製造的能力，正在走向解體和淪陷，歐盟的解體和淪陷可能將是隨蘇聯解體後21世紀最大的一場崩潰，而且目前看來難以避免。

而美國在信息化、人工智慧、生物醫藥、航天航空、智能化電動汽車等這些代表未來創新、創造和製造領域遙遙領先，美國人口結構也處於最合理的分布狀態，沒有歐洲老齡化、穆斯林化、難民化這些結構性的問題，這些因素都將保持美國的進取性、創新和活力，仍將是21世紀的繁榮之地。

也就是說，「一帶一路」通向的戰略目的地的方向不是繁榮之地，而是即將解體、淪陷和崩潰之地。退一萬步來說，歐洲即使不解體、淪陷和崩潰，它正失去走向繁榮的一切創新和活力，病魔纏身。一個穆斯林化的歐洲，就不是真正意義的歐洲。一個不是真正意義的歐洲，意味著西方文明帶來的繁榮和財富將會走向黃昏。

繁榮之地的歷史坐標，就是500多年前哥倫布大航海發現美洲大陸的最大意義，而美洲大陸將是西方文明的延續之地。

1971年，周恩來跟基辛格談判時曾說：「所以我想考慮一種構想。我們不必匆忙，但是方向必須搞清楚。」（1971年10月25日晚中美會談記錄）

正因為周恩來和基辛格搞清楚了歷史方向，才有了中美關係破冰，才有了後來的中美建交和中國加入世貿。

這就是毛澤東再三強調的：

「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

「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

七、大國崛起和大國博弈

一個國家的經濟體量達到一個臨界點，必然意味著一個新生大國力量的崛起。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意味著要與其他大國博弈，這不是想與不想的問題，而是為歷史潮頭的浪尖所推動逼迫。中國目前就在歷史潮頭的浪尖上。

當今大國崛起，大國博弈，要有起碼的幾個綜合條件：

核武器、戰略縱深、人口、健全的工業體系、石油、鐵礦石、糧食、信息流、資本流、物流、一套能為世界絕大多數人接受的價值觀和文化軟實力，還有最重要的一個，制海權。

全世界只有三個國家夠資格參入大國博弈，美國、中國和俄羅斯。但是中國除了前四者外，後面幾個條件都不具備，人口、糧食和文化價值觀更是俄羅斯的短板，只有美國具備全部的條件。

中國和俄羅斯相比，俄羅斯除了核武器、戰略縱深、石油和鐵礦石佔有優勢，其他都不如中國，至於價值觀和文化軟實力，俄羅斯可能略佔一點優勢。制海權上，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黑海艦隊和波羅地海艦隊都受制於美國的制海權。俄羅斯好在還有一個位於北冰洋的摩爾曼斯克軍港，其北方艦隊出海不受控制。而中國的北海、東海和南海艦隊都受制於美國掌握制海權的兩條島鏈的困鎖。

中國和美國相比，除了人口數量佔有優勢，人口綜合素質遠低於美國，它吸引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移民美國。據聯合國數據，過去30年，僅中國人就有220萬人移民美國。石油儲藏量更是處於絕對的劣勢，中國是個貧油國，現在60%的石油需求需要通過最危險的海域進口。美國現已探明的和尚未探明的油田中的石油儲存量高達2640億桶，超過了俄羅斯和以及中東地區石油霸主沙特；俄羅斯和沙特的儲量分別為2560億桶和2120億桶。而另一重要戰略物質鐵礦石，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和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公司背後的資本都是英美，而中國鋼鐵行業鐵礦石的進口基本靠這兩家。

中國和俄羅斯與美國博弈最大的短板是糧食。美國把美元霸權、石油霸權和糧食霸權三者結合起來，形成了一個以貨幣金融霸權為核心，石油和糧食為雙翼的「三位一體」的戰略體系。三種戰略武器者交互使用，彼此促進。這個「三位一體」戰略不僅助力美國維持其現有的國際秩序，也助其不斷鞏固世界領導地位。

所以基辛格說：「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口。」（「If you control the food supply, you control the people.」—Henry Kissinger）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三本五十六（Isoroku Yamamoto），在留學哈佛大學期間曾對美國做過兩縱兩橫的旅行。美國的富饒，一望無際沃野千里的糧田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日本軍部里唯一反對與美國開戰的人，他知道美國的資源和潛力實在是巨大。最後他獨木難支，敵不過軍部的狂熱的好戰派，被迫制定偷襲珍珠港的計劃，但是他很清楚這是日本帝國走向覆滅的開始。

三本五十六看到的僅僅還是美國的實力，而英美是一家，如果看看英美能動員的英語民族國家包括整個英聯邦，看看地圖就知道其掌握的資源

何為英語民族？攤開地圖看看，地球上有一個由講英語的人口構成的龐大帝國——包括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西方最強國和英聯邦54個主權國家和地區，它們歷經了漫長曲折的歷程而漸漸形成。英語民族的存在，深刻改變了世界的文明版圖，強有力地左右著人類命運和歷史的走向。因此，美國和英國，表面看只是單獨的國家，但它的資源是隱性的，它的背後是整個英語國家聯合體

英國前首相丘吉爾以深邃的洞察力和史詩般的筆觸花了長達30年的時間創作出一部偉大作品《英語民族史》，並因此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從丘吉爾這部洞穿千年的大歷史著作里，抽絲剝繭提煉出一句話：

與英語民族不能對抗，只能合作！

與美國的對抗，就是「世界上最魯莽的賭徒」與英語民族的對抗。

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中國一個戰略上的誤判，以為美國從此走下坡路了，中國很快將取而代之。近幾年，中國的自信心達到歷史上的最頂點，而天花板也是一間房屋的最頂點。

雖然今天的中國儼然成為世界工廠，但中國對美國製造業的整體實力顯然沒有清晰的認知。美國製造業依然具備全球最強的實力，美國製造業的絕大部分資產仍然在美國國內。有數據顯示，美國有超過9千億美元的製造業固定資產在美國境內，1千多億資產分布在歐洲，在中國僅有價值200億美元的固定資產。最重要的還不是製造業的資產，而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場在美國，還有美元全球金融霸權的壟斷地位。還要看清的一點就是，特朗普當選是其背後美國製造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博弈的結果，特朗普勝選意味著全球製造業和製造業資本要大量迴流美國。

大國崛起是偶然，大國博弈是必然；大國崛起是非常態，大國博弈是常態。中美是全球舉足輕重的兩個大國，出於國家利益的博弈是常態，但如果走到對抗交惡的地步，對中國而言，可以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這就是「我們有一千個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的全部含義。

如果中國精英集團沒有對美國全面的、正確的和清晰的認知，就不可能良好的中美關係。

八、新一千零一夜：毛尼會與習特會，歷史與未來的對接

4月7日，新華社發布的通稿《習近平同特朗普開始舉行中美元首會晤》，習近平對特朗普說：

「中美兩國關係好，不僅對兩國和兩國人民有利，對世界也有利。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中美關係正常化45年來，兩國關係雖然歷經風風雨雨，但得到了歷史性進展，給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實際利益。中美關係今後45年如何發展？需要我們深思，也需要兩國領導人作出政治決斷，拿出歷史擔當。我願同總統先生一道，在新起點上推動中美關係取得更大發展。」

習把與特朗普的會晤直接對接到45年前毛澤東—尼克松破冰的歷史坐標，以此暗示將決定未來45年的中美關係。

最重要的是，習呼籲兩國領導人要「作出政治決斷，拿出歷史擔當」，這是用大歷史觀和大視野在展望未來的中美關係。習強調，「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係搞壞。」，儼然是新版一千零一夜，這是暗示將像毛澤東和尼克松那樣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中國對美國的政策將會有大的調整，意味著過去一段時間的陰謀論和妖魔化美國將會隨風而去。

不妨設想一下中美之間能夠建立一種什麼樣的新型中美關係

過去40多年，從尼克松到奧巴馬，美國奉行的對華政策是「遏制」（Containment）+「交往」(Engagement），即美國需要一個虛弱和分裂的中國以維持其在亞洲的霸權，必須得阻擾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政治擴張，同時又竭力避免雙方的衝突。美國必須要和中國周邊的國家建立合適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關係，阻擾中國和它們建立同盟關係和經濟夥伴關係。

這樣我們就看到美國在日本和韓國的軍事存在，在阿富汗、烏茲別克、塔吉克的軍事基地，和印度和越南關係的改善，及奧巴馬政府的「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的政策都是其「遏制」政策的一部分。

同時又鼓勵和中國發展雙邊關係，展開區域和全球性的合作，以彌補雙方的分歧，把中國引入美國建立的國際秩序內比讓它置身事外更能讓它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要避免雙方跌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

「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說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

「遏制戰略」（policy of containment）最早來源於1946年時期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向國務院發回了一份長達數千字的電報。在這份「長電報」中，凱南依憑自己多年在歐洲、俄國外交的觀察和思考得出了美蘇之間並無妥協共存的可能，這源自兩個國家極端衝突的政治觀。凱南認為對付蘇聯最重要的手段是通過「遏制」其外圍生存空間，從而激化這一制度內在的權力機構缺陷直至它消亡。「遏制戰略」最終被美國政府所採納作為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冷戰後又用來作為對付中國政策的一部分。

可見「遏制戰略」帶有強烈的冷戰思維，是基於中美雙方敵對的意識形態的基礎之上的。

但是特朗普的上台給中國一個擺脫美國長期奉行的「遏制戰略」的一個契機。他不談意識形態，而是認可利益的交換，他比尼克松已降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更務實，一切以美國利益為第一優先，而不是務虛的人/權和普/世/價/值，特朗普上台至今沒有提過一句人/權和普/世/價/值方面的話。而這些虛的東西比實的東西更難以讓中國政/府接受甚至難堪。

海湖會議是中美首腦雙方的一個戰略試探，中方希望特朗普為中國的「一帶一路」背書，尋求美國不要干預中國的核心利益，台灣、西藏和其內部事務。作為交換，中國將對美的「百日談判計劃」中提供一系列支持特朗普對內創造就業的投資計劃。

而特朗普則向中方提出尋求合作共同解決朝鮮核武問題的建議，並以在中美貿易問題上讓步作為對中方的回報。

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不會支持中國的國家級頂層戰略「一帶一路」，因為其與美國的海權思想相衝突，而這是美國構建國際秩序的核心基礎和利益。

一旦中方認知到「一帶一路」不是通向繁榮之地的方向性問題後，這一戰略可能會被修正，會把充滿風險之旅的穿越歐亞大陸的「一路」改變方向，由西改為向東，即通過東北三省，穿越俄羅斯的遠東地區，跨越白令海峽，穿越阿拉斯加，連通加拿大的溫哥華和整個美國西海岸。從加拿大的溫哥華到整個美國西海岸是整個北美經濟最活躍的地帶，是美國新型製造業和高科技的中心，將是21世紀世界經濟最繁榮的地帶。這一修改後的方向，不僅是一條沒有風險的安全之路，還將振興整個東三省，也與俄羅斯振興其遠東地區的政策吻合。如果朝鮮問題得以順利解決，再以高鐵打通朝鮮半島，將把韓國也帶入中華經濟圈的大循環，對日本也是巨大的壓力。這樣，一個環中美的太平洋的大經濟圈將建立，這將是中國通向21世紀的繁榮之路。

不過要達到上述目的，需要中美雙方有互信的基礎。而中美雙方聯手解決朝鮮核武問題就是一個建立雙方互信機制的很好契機。

中國如果能和美國聯手解決朝鮮核武問題，是爭取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獲得朝鮮半島永久話語權。和美國共管共治朝鮮，並以此為基礎和美國建立互信機制，最後達到中美共同應對、共同治理全球性的危機。中美只有成為二戰時期那樣的戰略盟友，才最符合兩國的根本利益。只有兩國共同利益結成的聯盟才是最可靠的聯盟。

如果中美之間能夠結成這種戰略同盟關係，台灣問題、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西藏問題都能夠迎刃而解，兩條圍繞中國的島鏈將不解自破，中國通往歐洲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將是一條安全的航道。如果「一路」是通往歐洲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帶」是通往美國的「新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譚經濟帶」，中國將成為歐亞大陸和太平洋的大軸心，屆時想不崛起，想不復興都難！

未來的中國歷史與中美關係息息相關。從中美建交到中國加入世貿這一戰略格局的大轉變，中國醞釀等待了22年，才迎來今天的局面。中美之間要結成這種戰略同盟關係可能也要醞釀等待20年，要等那些在蘇聯體制中形成的僵化思維的慣性隨風而去才能有一個新的大轉型。

許多人說意/識/形/態不同的雙方不可能形成戰略聯盟，可是二戰時期，美蘇之間形成了，冷戰時期，毛澤東和尼克松擺脫了意/識/形/態的束縛，破冰打通了中美之間的航道，難道現在的形勢比二戰比冷戰還要嚴峻嗎？這主要取決於中美兩國精英集團的大智慧和國家意志能否「作出政治決斷，拿出歷史擔當」。

一個大的歷史轉型，都是外部的力量推動內部的力量才開始發生轉變，這為中國近代歷史多次證明。

中國近代史篳路藍縷，可泣不可歌，先後經歷多次革命，一波比一波走向低谷，江河日下，百年滄桑。中國這百年的歷史，是大歷史，就像長江之水，從崇山峻岭、唐古拉山挾裹著巨大的慣性奔流而來；卻是小命運，因為只有三峽這麼一個小出口，可供選擇的歷史敞口卻不大，歷史只能在夾縫中穿行。一個國家歷史的敞口，就是這個民族思維的敞口，思維敞口的大小決定歷史的大小命運。

在世界如此多的種族中，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民族比中華民族更愛自己的祖國，甚至連當代義和團都是因為對祖國如此執著的愛，思維才如此僵化。

對此，許多人說要啟蒙魯迅所說的國民性。其實啟蒙的對象不是承載國民性的人民，而是精英集團。

幾乎在100年前的同一時刻，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他多年對中國的觀察說：「不在政府權力的核心進行根本性變革，就像把一枚殘破的硬幣翻過來一樣，那仍然是一枚殘破的硬幣。中國的任何變革只能來自最上層，上層決定一切。」

中國一切現實中的問題都是歷史問題，一切歷史問題都是最上層的問題，歷史就是最大的現實。

基辛格說：「歷史是理解國家安全的核心。」

近代歷史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核心教訓就是，對於英美海洋民族，中國永遠只能合作，不能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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