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忽然很友愛，忽然又互相掉頭就打 | 集體里的親密假象

這是 新世相（thefair2） 的第 190 篇文章

一

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起初，我們一下子互相友愛起來。但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互相掉頭就打。看奧運會的感受就是這樣，當然也不只奧運會，這其實是存在於集體里的常見假象。

很多人會困惑，在某個場景之下非常親密的人，過了幾天忽然形同陌路。一些在某種狂歡之下相愛的人，忽然會發現那種熱愛離開了場景很虛幻。這是典型的「集體主義假象」。

有人想起了學生時代的節日：運動會。即便過去很多年，有個女孩還能回想起一個難忘的細節：班上最丑（因而不受女孩青睞）的男生準備上場之前，她非常開心地給他遞了一瓶水。

在那個時刻，同屬一個集體中的人們的關係突然變得親密。只是這親密轉瞬即逝。

人們總是覺得缺少這種「集體之中的親密感」，並為了追求這種親密感盡心竭力。奧運會一開始，那些平常不那麼熱衷於體育的人，以及不太關注國家大事的人，都在興緻勃勃地談論自己國家的比賽結果。

這種情況當然不只發生在中國。全世界都這樣。有個美國博客作者是這樣寫的：奧運會開幕式上，美國隊還沒走出來，電視機前的美國人已經開始瘋狂地搖旗吶喊，鏡頭掃過美國隊一次，他們就揮舞國旗和擊掌，尖叫「天哪，我要激動死了！」當鏡頭移到其他國家的隊伍，人們頓時安靜下來。把道具收回兜里。

周圍人都變成了「自己人」。這可能是我們生活中比較少出現的，能讓人強烈感受到「集體主義」的時刻。

二

《最好的告別》裡面有一句話，大意是說：對抗死亡的最好方法是讓自己知道自己屬於一個高於個人的存在。

我們屬於「某個集體」，這樣的想法，多少能幫助消解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要單打獨鬥、面對平庸瑣事時的無力感和疲憊感。

對「集體」的依靠是我們的習慣。小到上學時手工課的分組，大到學校、社區、國家。

關於這一點，美國政治心理學教授 Daniel Druckman 說：「民族感情源於人們對於集體忠誠的基本需求。而集體忠誠最開始是由培育帶來的——孩子認同養育他們的父母。這種認同感，是之後更加複雜的、對更大的集體的感情的基礎，比如愛國。」

處在一個社會，人們會自然形成心理學上所說的「內部集體」和「外部集體」，簡單說，就是把人分成敵人和朋友。

這種情緒的好處體現在人與人合作的時候。我們會對「自己人」有更多關心和同情，就像運動會時給平常並不熟悉的男同學遞礦泉水。

壞處是可能引發極端的偏見。對於外部集體里的人，人們具有很強烈的攻擊性。

而且，在壞的集體主義里，人們對「自己人」也並不寬容。

把集體視作信仰，就會忽視個人，更容易對任何傷害集體利益的事情毫不留情。劉翔退賽後遭到的輿論攻擊就是壞的集體主義的惡果。如果把這樣的情況搬到生活中，那些強調傳宗接代的責任，而忽視獨身主義的個人選擇的問題家庭，同樣是一種壞的集體主義。

在壞的集體里，只有責任，沒有權利。

三

最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球迷鬥毆。我曾寫過一篇《國安球迷：城市土著的集體主義》，其中記錄了一個細節：2010年的一場球賽結束後，北京球迷從工體散場，有一輛天津車牌的路虎，「無辜路人，開公司的車」，被掀翻了。

因為沒有「奧運會」這樣的國際背景，外部和內部被重新劃分，支持不支持國安足球隊，變成了這個劃分的標準。

劃分的結果是，看到對手輸球，以及對方的球迷因輸球而痛苦時，人們大腦中控制快感的區域會異常興奮。

愛一個集體，其實本來不需要樹敵。但問題是，人們越是在集體主義的狂歡中痛快地釋放，越是無法掌控這種狂歡帶來的惡果。

壞的集體主義把競爭粗暴地理解為「你死我活」，進而把對抗、衝突視作正常甚至榮耀。奧運會畢竟還有一個好處——或者說這本來就是體育競賽被創造的目的——人們可以通過體育場上規則內的競賽來釋放對抗性。有規則，就不會無限傷害。

假如背景不是奧運會，而是人類社會，那後果嚴重得多。

四

每個人都有許多身份，也處在許多群體里。有些是不變的，比如家鄉，比如膚色；有些是變化的，比如所在公司，比如喜歡的某個球隊。

我們會因為奧運會而一致對外，就也會因為其它身份的區別，劃分成許多互相攻擊的小團體。也就是說，在「內和外」的標準上，人們變化很大。

紐約大學的心理學教授 Van Bavel 做過一個實驗，他通過拋硬幣讓人們分成兩組，幾分鐘內，人們就感覺到，他們對於自己組內的成員，明顯有了更多好感，甚至能消除種族偏見。

一旦分組，人們就開始視這個群體為自己的延伸部分。

就像即使你沒有幫助運動員贏得比賽，你也會感到你得到了他的榮耀，並覺得你們像一個團隊一樣。Van Bavel說：「這叫做沐浴來自他人的榮耀。」

這種集體感會在特定的時候出現。比如，如果你所在的公司捲入商業戰爭，你對它的身份認同會比平時強烈得多。

五

奧運會幫助人們找到一個共同的身份定位，打架從談論政治改為聊體育，短期內可以減少內部衝突和種族衝突，但不能完全治癒。

奧運會結束以後呢？Van Bavel說：共享的國民身份定位又被人們拋之腦後，種族問題和政治爭端又逐漸冒出頭來，憤怒也隨之復出。

集體的假象消失之後，我們回歸本來面目，重新開始互相撕扯。而決定我們生活是否長期愉快的，不是奧運會，而是這些撕扯到底嚴重到什麼程度。

題圖：The Ronald Grant Archive of Film and Cinematic Memorabilia

讀後思考：

描述一個你所在的集體，回憶你是否在其中經歷過親密的假象。

原文發表於：為什麼我們忽然很友愛，忽然又互相掉頭就打 | 集體里的親密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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