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的忌諱 人民的利益

「人民或許能夠忘記殺父之仇,卻絕對難忍奪財之恨。」

——馬基雅維利

「我可以從容應對敵國的千軍萬馬,卻從不敢輕易對巴黎加稅。」

——拿破崙.波拿巴

「親愛的博士,您不必擔心血洗衝鋒隊會讓民眾失控,在向他們加稅之前,德國人民永遠都是忠誠的。」

——1934年6月,希特勒安慰長刀之夜前恐慌的戈培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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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理解群眾政治本質的敏銳觀察者,必然能夠在歷史上那些決定性的不同事件中看到似曾相識之處。

大清四川總督趙爾豐,在保路運動引發的叛亂中被曾經恭順的暴民殘忍虐殺

1789年,當威嚴的法王路易十六決定向他的人民加稅時,恭順的巴黎市民立刻變成了殘忍的暴匪;1911年,當清政府決定將四川民眾合股的川漢、粵漢鐵路收為國有時,老實巴交的川民馬上化作吞噬一切的叛賊;1917年,當聖彼得堡的婦女難以忍受麵包漲價時,溫良的民眾逐漸演化為難以遏制的革命浪潮。在1956年的匈牙利、1991年的蘇聯,同樣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人民的本質是什麼?是一頭野獸,兇殘蒙昧的野獸。——墨索里尼

一個冷酷的真理反覆在執政者的耳邊縈繞:永遠不要明目張胆地侵犯民眾看得見的利益,那是這頭蒙昧凶獸的唯一逆鱗。

愈是理解「統治本質」的統治者,便愈理解這一點。拿破崙寧可讓法國財政破產,也絕不敢輕易向他的國民加稅;而按照海因茨·林格的說法,希特勒即便在戰爭最危急的關頭,也要查看柏林的物價是否符合常理;蔣經國最關心台灣每天的米、菜、油價格;金正日寧可得罪中國,也沒有膽量減損平壤市民的福利。這些威嚴堂皇政治家們謹慎的背後,不但是對民眾這頭凶獸發自內心的徹骨恐懼,更是對權力局限性的精準認知。

拿破崙和希特勒可以在任何重大事務上隨心所欲,卻絕不敢以看得見的手法拂逆民眾的切身利益,這是因為他們深刻地認知到:普通大眾對遙不可及的國家大事不感興趣,更不會對錯綜複雜的政治理想心懷感傷,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也只敢於為自己的利益去拚命流血。

因此,高明的群眾政治家,不但善於宣揚自己的理念,更善於將政治理念與民眾的切身利益捆綁在一起兜售。

從1923年的那次失敗之中我深刻意識到,在德國人民覺得能夠從我們的行動中獲得足夠回報之前,德國人民對民族的振興是不感興趣的。

-——阿道夫希特勒1931年在黨內高層會議上闡述自身競選理念

於是我們看到:在1917年的俄國暴亂中,列寧將布爾什維克理想描述成「免費分發麵包」以驅動廣大飢餓的市民;1932年的德國大選中,阿道夫希特勒把自己征服歐洲的宏大野心縮小為「食堂里的奶油麵包」;在1946年的中國革命中,毛澤東將共產黨人只屬於城市工人的烏托邦,暫時修改為「均田分地」的農民願望;1979伊朗伊斯蘭革命之中,霍梅尼把古蘭經里的神聖理念折衝為「真主子民的免費房屋」;2014年3.18太陽花之中,台灣綠營將國民黨的服貿解釋為對本土產業的衝擊和毀滅;2016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所有競選著眼點,都圍繞著美國民眾的工作和收入。

所以,一個現代政治家的真正精明,只可能建立在他對大眾本質的徹骨認知之上。這種認知將使他比人民自身更理解人民的慾望、人民的恐懼、人民的貪婪、人民的夢想以及人民的殘忍。在未能到達夢想的彼岸之前,他能夠藉此驅動群眾的洪流去撕碎他的敵人;當勝利已成,他又能夠藉此小心翼翼地討好民眾,謹慎地窺避民眾的怒火,從而遊刃有餘地輕盈漫步在權力刀鋒之上。

這就是現代政治的真正天才,集謊言與真誠、殘忍與仁慈、野蠻與文明、梟雄與先知二元歸一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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