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身女性身份為什麼總成為被攻擊的對象？

前不久，一篇來自新華網的署名文章《單身導致蔡英文政治風格偏向極端化》讓人印象深刻。在蔡英文被放大的「單身」身份背後，那位作者認為，這將導致其「行事偏向情感化、極端化和個性化，缺少戰略視野，而過分關注戰術考量」。無獨有偶，朴槿惠在擔任韓國總統期間，也曾因單身女性身份長期飽受質疑。

且不說，這樣的主觀偏見毫無理論依據和邏輯可言，就看這樣的評價如果成立，它應同樣適用於男性，可為什麼此前眾多的單身男性領導人竟無一人「享受過」這樣的「禮遇」？他們有前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菲律賓總統阿基諾、荷蘭第一首相馬克·魯特，還包括「大家都想嫁他的」俄羅斯總統普京！

社會對單身女性的偏見由來已久，在中國尤其。僅看催婚父母中對女兒的態度，就能看到這個偏見中強大的社會群眾基礎。

為什麼單身女性總是遭至非議？與其說，社會傳統觀念中，許多人覺得只要女性結婚生孩子了，她的狀態才叫「正常」，她的所有言行從此合理化。不如說，他們更願意看到的是，這個女性的人生從此與她本人無關——「她怎麼能只為了自己呢？」

今天我很想介紹這篇文章。

這是刊載於《紐約》雜誌3月初的一篇報道，封面是一位女性的一隻手，她手背對著鏡頭，豎起一根無名指。這隻豎起的無名指上沒有戒指，只有題目：《單身女性現在已經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這篇封面故事摘自瑞貝卡·特雷斯特（Rebecca Traister）的新書《所有的單身女士：單身女性和獨立國家的崛起》。

文章詳細解釋了單身女性的歷史經歷，和與國家社會政治變革的關係。她想說的是，單身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群體的崛起的過程，也是打破國家主流社會政治文化傳統，並與之博弈的過程，同時也是這個國家的進步和崛起過程。

文章略長，但很值得一讀。也是小編專門為米格爾街的讀者翻譯的。

事實上，當單身女性數量不斷上升（在美國已經超過了結婚女性數量），它確實成為了歷史意義上有趣的轉折點。這個變化，將引發關於「女人是什麼，家庭是什麼，誰對此擁有主宰權」以及外部環境的徹底反思。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 未婚

韓國總統朴槿惠 未婚

我是個成年人：一個相當複雜的人。我成為這樣的人並非由於任何一個男人的陪伴，而是由於我的朋友們，我的家人，我居住的城市，我的工作，還有我自己。

我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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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美國已婚女性的比例已低於50%。也就是說，有史以來第一次，單身女性（包括未婚，寡居，離婚，分居）的數量超過了已婚女性。可能更引人注意的是，34歲以下未婚成年人的比例上升到46%，在不到10年的時間內上升了12%。30歲以下的女性結婚的可能性變得出奇的小：如今，在18-29歲的美國人中，僅有大約20%已婚，在1960年，這個數據是60%。

於一個國家而言，無論是社會還是政治意蘊，這都是一個急劇的變化。無論階級與種族，我們看到女性生活中的種種都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在當下的生活里，獨立的成年女性已經成為常態，而不會被認為越軌，由此產生了一類新型的人：一群從經濟上、社會上、性別上、生育上都不再依靠於丈夫的成年女性。

這種公民層面的重組，不像之前那些促進它們發展的社會運動一樣是自覺的政治運動，例如從19世紀的廢奴、參政、勞工權利運動，到20世紀早期的人權、女權運動，以及20世紀中期的同性戀權益運動。現今，大部分女性並非為了要求平等而拒絕或推遲婚姻。她們這樣做是因為她們有著自己內在的想法，而這種想法也許在半個世紀前會被認為是激進的：對她們而言，不結婚是可以的，如果她們沒有遇到那個願意與之相守的人，她們照樣也可以過著無論是從職業上、社交上、性上還是親情上都充實的生活。女權主義者最激進的觀點「廢除婚姻制度」現在已成為一種被人所廣泛接受的習慣，除去其背後的政治訴求之外，它強有力地重塑了當今普通女性的生活軌跡。

我並不是想爭論單身這個狀態比伴侶關係更好。許多單身女性，不論階級和種族，都想過要結婚，或者至少擁有相愛的、互助互惠的、長期的伴侶關係，這中間的許多人也的確這樣做了，她們未婚但有著同居伴侶。然而，單身女性數量的上升確實是歷史意義上有趣的轉折點，因為它引起了關於「女人是什麼，家庭是什麼，誰對此擁有主宰權」以及外部環境的徹底反思。（可能關於同性婚姻依舊爭執不已，但這也是拆解傳統觀念的一部分。）

不論你認為這是一個危險的或值得振奮的變化，它都對我們的政治生活有著深遠的影響。由於單身女性對政客並不那麼信任，她們處境的轉變會使政治議程朝著越來越進步的方向發展。獨立於婚姻生活之外的女性要求同工同酬，帶薪家事假，最低工資的增長，學前教育班的普及，大學教育花費的下降，更多負擔得起的醫保，廣泛可保障的生育權。多年來，以上的許多議題都曾被認為風險太大所以無法進入主流民主黨人的談話中，但如今都得到了兩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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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女性在選民中的比例也逐漸增大。2012年，未婚女性佔據了選民的23%。在最近一次的總統大選中，大約有四分之一的選票來自於單身女性，比四年前增長了3%。選民參與中心的創始人Page Gardner說，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單身女性在每一個選民群體中都佔據很大的比重，「（投票的未婚女性人數佔據了）近40%的非裔美國人，30%的拉丁裔美國人，將近三分之一的年輕選民。」

與其他選民群體更不同的是，單身女性群體以及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年輕女性與有色人種女性，傾向都是偏左的。2012年時，有67%的單身女性支持奧巴馬，31%支持羅姆尼，然而更年長的白人已婚女性更支持羅姆尼。單身女性的政治傾向在某種程度上可能與人種多樣化並沒有很大的關係。調查公司Lake Research Partners的數據顯示，白人女性總的來說更傾向於支持羅姆尼，單身的白人女性選擇奧巴馬和羅姆尼的比例分別是49.4%和38.9%。2013年，專欄作家Jonathan Last撰寫了一篇關於25到30歲之間的女性2000年投票選舉的調查報告。他在《旗幟周刊》上寫道，「結婚率是影響這些女性投票選擇的最主要因素」。

以上所有都指向了一個問題：在2016年大選中，婚姻狀況會怎樣影響女性的投票模式。即使最高法院的席位暫無空缺，這對於選民陣營來說也還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因素，大法官Antonin Scalia 的突然辭世更是凸顯了這一點。提上法庭的案子，做出的判決，都與美國女性獨立的問題緊密相關：女人能否自主掌握生育權，能否在遭受職場歧視後得到賠償，能否從平權運動中得到「機會平等」的支持；以及貧窮的女性及有色女性能否更方便地參與投票。在今後的幾十年里，這些都將是法庭要討論、裁決的議題，從某種程度上說，同樣也是這場選舉將決定的。

至今為止，希拉里?柯林頓對單身女性的吸引力都已被伯尼?桑德斯極具雄心壯志的進步設想蓋過。年輕女性——至少是大部分已經投過票的白人年輕單身女性，以驚人的數量在艾奧瓦州與新罕布希爾州為他贏得了選票。在新罕布希爾州，民意調查顯示，桑德斯獲得的女性選票比希拉里?柯林頓高出11個百分點，獲得的單身女性的選票高出26個百分點。這一部分是源自這位社會主義者的魅力與義憤，也有一部分是由於希拉里的號召並未能振奮人心。但更多的是源於單身女性自身的現實處境：對於那些制定稅收、房產政策、社會政策的機構而言，她們常常是被忽略的群體，她們仍有許多需要政府滿足的訴求。諷刺的是，希拉里?柯林頓在其大部分職業生涯中，都在為諸如醫保改革、兒童健康保險、兒童早期教育等事務而努力。也許正因如此，比起她的對手來說，她對此顯得不那麼樂觀：「我認為我們暫時還無法從政策上解決這些問題。」兩年前，希拉里對「帶薪假期」作出這樣的評價，這既顯示了改變政策的渺茫性，也顯示了她久經磨練的實用主義。對於單身女性來說，這次的問題在於這位真正可能成為美國第一任女總統的候選人是否能觀察到她的支持者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以及怎樣利用這些變化，或是她會不會迫於不斷增長的獨立女性的數量許下更多樂觀的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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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已不是單身女性第一次對國家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事實上，歷史上單身女性數量增長的時期，便是變革的時期。19世紀，當內戰的傷亡和西進運動影響了性別比率，東海岸地區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結婚率下降，結婚年齡上升。由於從妻子和母親的負擔中解脫出來，許多女性開始從事起她們一直被訓練著去做的事：投身於社區服務，具體到這一次，是改革運動。許多倡導廢奴與婦女參政，反對私刑的女性，創辦女子大學（曼荷蓮學院，史密斯學院，斯佩爾曼學院）的女性，在藥學和護理學等新領域成為開拓者的女性，都是未婚女性。蘇珊?安東尼（社會活動家、女權主義者），莎拉?格里姆克（廢奴主義者），簡?亞當斯（社會活動家、女權主義者），愛麗斯?保羅（女權主義者），凱瑟琳?比徹爾（教育家），伊麗莎白?布萊克威爾（美國第一名女醫生）：這些女性都沒有結婚。許多激進分子有著在當時看來非常前衛的婚姻：短暫、開放，或者很晚才結——在女性可以在經濟上和職業上立身之後。

美國社會活動家蘇珊?安東尼 未婚

美國第一位女醫生 伊麗莎白?布萊克威爾 未婚

女權主義者 愛麗斯?保羅 未婚

這些女性通過參與修正第14、15、18、19及21條憲法修訂案改寫了憲法。這場改變的潮流在20世紀中前期影響十分浩大，以致由此產生了文化上的強烈反衝，通過將單身生活病態化和鼓勵異性戀愛來抵制這場潮流。甚至連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也在他反對「種族自殺」的運動中指責中產階級白人女性拉低了生育率，他宣稱：「如果一個種族的女性不再大量生育，那麼這個種族是無價值的。」

到20世紀中期，二戰後一些出於愛國主義的政策致使女性從工作回歸家庭，在政府的支持下，形成了一種新型的「強制性婚姻家庭模式」。根據《退伍軍人權利法案》，退伍的軍人（至少是白人老兵，他們更容易被大學錄取）能夠通過接受大學教育躋身中產階級。與此同時，聯邦政府承諾拿出大量貸款資助並興建郊區基礎設施，為不斷新生的數百萬人口提供住所。這是一個高效的循環系統。廣告商向男女兜售舊時「女性足不出戶」的理念：女人最重要的職責是為男人操持家庭，同時在經濟上依靠他們。為了照顧家庭，女人需要依靠如吸塵器、洗衣機等一類的新鮮產品，而這些產品的暢銷又使財富流入了掌控相關這些公司的男人手中。

如此種種不僅是為了推動女性去結婚，更是讓她們在感受過獨立生活之前就早早結婚。1949年，美國衛生協會的宣傳冊上寫道：「晚婚比不婚好。但早婚能讓你有多機會感受到快樂的情誼、撫育後代、促進家庭和社區生活的發展，還能看到孫輩開始自己的職業生涯。」

20世紀50年代末期，約有60%的女大學生中途輟學，要麼是因為要結婚，要麼是因為媒體不斷的宣傳攻勢使她們相信受教育太多會妨礙她們嫁人。在1957年《哈珀雜誌》發布的文章《美國年輕人的一夫一妻制》中，阿默斯特學院的校長查爾斯?科爾寫道：「一個大學三年級還沒有找到男友的女孩，很有可能成為老處女。」在當時，有一半的新娘都小於20歲，約有1400萬女性是在17歲時訂婚的。

但當大多數白人女性都結婚並且早婚的時候，非裔美國人的結婚率開始下降。到1970年，黑人女性的結婚率與結婚年齡都不像白人女性那麼高、那麼早。這並非是一個良性的巧合。在羅斯福新政時期和二戰後的數年裡，經濟效益覆蓋到了白人中產階級，但沒有影響到非裔美國人。1935年誕生的社會保險並沒有覆蓋家政勞動者與農民工。歧視性的僱傭政策，黑人群體在新興工會中的低比例，種族間薪資的持久差異，還加上大學對黑人學生的拒收政策，都使退伍的黑人老兵很難獲得《退伍軍人權利法案》中受大學教育的權利。戰後在城市周圍繁榮發展的郊區住房，幾乎全是提供給白人家庭的。

這樣的策略鞏固了黑人種族經濟劣勢地位的循環，使得尤其是像禁錮白人女性那樣傳統的夫權婚姻變得不切實際。如果黑人女性都忙著每天工作（經常是作為白人女性家中的家政工），對她們而言就不可能像白人女性一樣在自己家中履行居家女性的職責。如果黑人男性很難受到教育、找到工作，那麼他們也很難扮演養家者的角色。如果沒有政府從各個層面的補助來幫助教育孩子，對於黑人女性而言，在核心家庭中扮演和白人女性一樣的角色幾乎是不可能的。黑人女性並不是湊巧沒有經歷50年代中期的「回歸家庭」運動，她們積極地抵制了這項運動，卻又陷入另一個困境，她們生活在由公路隔開的生活水平低下的社區，薪酬可嘉的白人男性每天通過這些公路回到家中，見到被精緻卻單調的郊區所困住的妻子。

20世紀後期的人權、女權運動與性革命使女性在立法與司法上收穫頗豐，無論婚否。但令人惱怒的是，即使女性離職場平等、教育推進、性解放更進了一步，即使她們因此使婚姻本身變得更好更平等，50年代的思想殘餘對社會的影響仍舊存在。婚姻依舊提升了男性的職業身份，也對女性造成相反的影響。2010年美國歷史協會的一項調查表明，一名已婚女性歷史學家需要7.8年才能晉陞為正教授，而一名單身女性只需要6.7年。對於男性來說，這種模式是顛倒過來的，單身男性需要6.4年晉陞為正教授，已婚男性僅需要5.9年。對於男性來說，婚姻，妻子在家事上的支持，使其能夠專心於職業發展。對於女性來說，缺少婚姻及其附加的責任使得她們可以更快地前行。

在生育方面的模式不出意外地同樣令人惱怒。社會學家Michelle Budig一直在研究父母間的性別工資差距。2014年，她從1979年到2006年的數據中發現，男性在成為父親之後工資會有6%的增長，而女性每生育一個孩子，工資便下降4%。這樣的差距嚴重影響到了上層職業的女性，也正是這樣的女性更傾向於在立業之後晚些結婚。但是2014年另一項針對哈佛商學院畢業生的研究發現，這些前途無量的妻子，即使待遇優厚，受過優質教育，也無法實現自己職業和經濟上的目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儘管受過良好教育並有著雄心壯志，但她們都把丈夫的事業放在首位。在出生於「X一代」的哈佛商學院畢業生中，僅有7%的女性說她們把自己的事業放在丈夫的事業之前。調查中超過60%「 X一代」的男性認為自己的事業是最重要的。86% 「X一代」和「嬰兒潮一代」的男性承認他們的妻子承擔了照顧孩子的絕大部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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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女性已經不急於結婚了呢？如今，推遲婚姻是各個國家和各個階層的女性有意無意都在踐行的一件事，由此帶來的經濟影響也顯而易見。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公布的人口普查資料顯示，「如今的年輕女性是近代歷史上首次以最接近性別平等的方式開始她們事業的人。2012年，在25到34歲的職工里，女性的時薪達到了男性時薪的93%。」這些職工也代表了這一代晚婚的女性。在最初的成年時期保持未婚狀態對於尤其是獲得了大學教育的女性來說，與賺錢緊密相關。發佈於2013年一份題為「結婚了么」的報告顯示，那些受過大學教育之後直到30多歲才結婚的女性，每年都會比同等學歷但是20多歲就結婚的女性多掙18000美元。沒有大學學歷的女性如果推遲結婚年齡到30歲，也會每年多掙4000美元。（不論是否獲得大學教育，早婚的男性都賺得更多。）

不論是否有意了解，許多美國女性都本能地理解這些數據。大學教育促使人更多地利用教育機會，推掉一切令人分心的情感糾纏，這些都是為了使後來的獨立成為可能：幾乎所有受到採訪的大學生和畢業生都提到了這些動機。

「我知道這聽起來可能有些誇張，」當時在西北大學讀大四的Amanda Litman說，「但我認為現在立馬結婚會毀掉我的生活。我要自由。我希望可以有機會搬到新的城市開始新的工作與冒險，不必去擔心配偶和家庭。如果我不用為家裡做晚飯，在必要的時候，我就可以在辦公室里一直呆到凌晨三點。」

低收入群體的女性想要推遲婚姻的原因也並無二致，儘管她們的資源遠遠要少，她們能做的選擇也極為有限。不論階層，女性都選擇獨立於婚姻之外的生活，因為現在她們有這個機會，同樣這也是從情感上和經濟上最為合理的選擇。

美劇《慾望都市》是發生在紐約曼哈頓四個單身女人身上的故事，專欄作家凱莉、律師瑪蘭達、理想主義者夏洛特和公關經理薩曼莎，她們都事業成功，都時髦漂亮，雖然已不再年輕但卻自信、魅力四足。

「《慾望都市》的成功，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因，那就是電視行業在這個領域上的空白--那種感覺就好像，人們一直都期待著有人能夠大聲地為單身女人站出來說句話。每一個人在社會所創造的大環境下生活，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茫然的孤獨感，尤其就女性這種比較弱勢的群體來說，也許你的腦海里總有另一個聲音不停地重複著，『 要變得聰明、強壯，走出屬於你自己的路！』所以才會對這樣的故事產生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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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奧巴馬的競選宣傳中刻畫了一個名叫Julia的卡通人物。她受過大學教育，有自己的事業和一個孩子，從某種程度上得益於政府資助項目。從Julia簡單的時間線上來看，她的生活里沒有包括婚姻。

這使保守黨們陷入瘋狂。一名《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稱她為「政府宣傳中的瑪麗?泰勒?摩爾」，單親現象一直以來都被認為是遺憾且可恥的，然而單親母親現在卻代表了「美國人新的中流砥柱」，獨立女性生活中原本失去蹤影的丈夫形象由「山姆大叔」取而代之。

在2014年中期選舉的預熱期間，福克斯新聞的專家Jesse Watters認為單身女性「依賴於政府是因為她們沒有依靠自己的丈夫。她們需要避孕措施，醫療保障，她們願意討論同工同酬。」保守黨權威Phyllis Schlafly 在2012年甚至斷言奧巴馬總統是在通過提供各類社會服務使女性保持未婚狀態。「奧巴馬總統通常是藉此來拉攏這些選民。」Schlafly說道。

正如2013年由科赫兄弟贊助用來反對奧巴馬醫改的一條令人不快的廣告里顯示的一樣，他們塑造了一個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奇怪山姆大叔形象，不懷好意地進行著女性內診。一種見解認為，日益壯大的單身女性人群需要的只是政府提供給她們一個丈夫（或是一個婦科醫生），當然這種見解是存在問題的。它消解了女性在異性婚姻與性中的關係，然後宣稱女性從天性上便是依存者，她們需要找到一個人來支持和愛護她們，如果不是丈夫就是選舉出的官員和一系列的政策。

姑且不論單身女性是否想要政府為她們提供「丈夫般的照顧」，但是白人已婚男性的確是已長久享受了「妻子的照顧」——政府為他們的獨立提供了各種支持。人們也許很難看出來，因為這些早就習以為常了，由此，我們應該回想起伊麗莎白?華倫振聾發聵的演講「You didn』t build that」，她說「在這個國家，沒有人是僅通過自己就能發家致富的——沒有一個人。」

美劇《Girls》同樣是講述紐約市四名女青年共同探索二十多歲人生的故事

「《Girls》呈現並表達了真實的女性友誼、抗拒成為大人的過程、感情關係間的細微差異、性生活、自我崇拜、身體形象、在現今科技使人彼此疏遠之世界中的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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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尤其是有資產的白人已婚男性，歷代以來都一直承蒙政府的幫助。政府自古以來就通過撥款、貸款、獎金刺激、減稅等手段幫助白人男性建立他們的家庭和事業。由此，他們能夠積累財富，並通過被授予的優惠將財富傳給他們的下一代。自從政府建立以來，白人男性被授予選舉權，他們掌控了整個政府。他們還通過拉低女性的經濟展望來保障保證男性在經濟和職業上的發展。也就是說，由於政府沒有授予女性同等的經濟與公民的保護，以此使女性被迫依靠男性，政府用性別劃分職業，女性從事著低報酬甚至無報酬的家政和照顧孩子的工作，這使男性能夠佔領公共領域。我們的市政機構同樣在鞏固與加強這樣的歷史設想：使孩子們下午三點多就放學，並延長他們的假期。那麼如果政府不補貼兒童保育，誰應該來照顧這些孩子呢？女性。這些被政府機構認為沒有工作的女性，不僅要負責事業，還要照顧家庭，甚至到半夜。女性依舊被認為必須要結婚，哪怕她們都不認為結婚能夠逐漸改善不平等的狀態。然而保守黨依舊認為結婚是一種擺脫貧困的途徑。

這便是為什麼不論任何階級，單身女性數量的逐漸龐大都預示著社會與政治上的重大改變。節育工具的發明，性革命的發展，廢奴主義，女性參政運動，婦女權利，人權，同性權益，勞工維權運動的發展都使社會的社會秩序的重建變得可能。單身女性逐漸出現於人們的視野中，她們號召政府實行新的政策。這股新勢力的出現，使得民主平台在經歷一代人的努力後變得更加自由化。

提高最低工資？三分之二領著最低工資的工人都是女性。國家婦女法律中心表示，40%工作的單親媽媽都能從此受益。帶薪的家事假，這項幾十年來一直令人撓頭的棘手議題，現在重回人們的討論中了嗎？這能使所有的家庭受益，尤其是單親媽媽。因此由政府補助的兒童早教項目得到了希拉里和桑德斯的一致吹捧。對於那些身為家庭首要經濟來源而家中又有生病的老人或小孩無人照顧的女性而言，與帶薪家事假相關的法律必不可少。免費的大學教育與低息學生貸款能夠吸引更多女性進入大學校園，如今在大學裡，女性人數已經超過了男性。

幾十年來一直被主流的民主黨人維護的海德修正案禁止利用聯邦基金資助想要墮胎的女性。但在國會中，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的代表芭芭拉?李提出要廢除這項修正案，最近，希拉里成為了歷史上第一個主流的民主黨人中號召要廢除這項修正案的總統候選人，因為這項法令阻礙了貧困的有色女性行使自己的生育權，限制了她們自由選擇要不要小孩，什麼時候要小孩。

在美國，甚至連刑事審判的改革、就業計劃都與婚姻模式的改變有關係，由於低收入的有色男性更容易被解僱或被監禁，對他們而言，很難為婚姻伴侶提供穩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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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統預選中，桑德斯代表了左派改革方向，尤其是代表了年輕人。現階段逐漸鞏固的總統層面的左傾是十幾年一直不斷建立的結果。「如果你回頭看數十年來美國社會與勞工政策實質性的發展，你會發現都是那些要求改變婚姻模式及其工作生活衝突的人推動的。」華盛頓公平增長中心的首席經濟學家、《找尋時間：工作生活衝突中的經濟學》的作者海德?鮑施伊說道。但令人吃驚的是，人們卻很少談論起這些改變背後主要的推動力——單身女性。

鮑施伊向希拉里指出：加利福尼亞州、新澤西州、羅德島現已普及帶薪家事假，紐約州參議員陸天娜推動的《家庭法》即將通過立法。她還指出了在城市層面上推行關於帶薪家事假、普及幼教、男女同等照料子女等相關法律的重要性。「擁護者們所實現的成績是非凡的，」鮑施伊評價支持這些政策的活動家與政客們，這其中包括了陸天娜、羅莎?德勞洛、伊麗莎白?華倫、南希?佩洛西、帕蒂?默里、希拉里，這些人數十年一直在推動這些提案的實施。「她們能夠去做這些事是因為她們注意到美國現在究竟在發生什麼變化：家庭的改變、女性的勞動參與。這些激進份子是為女性爭取權利的領袖。桑德斯跟隨的是她們的步伐。」

對於一些女權主義者來說，有幾分諷刺的現實是，來自佛蒙特州74歲的白人男性桑德斯，自詡為男女經濟平等奮鬥了幾十年，但他自己卻沒有去呼籲帶薪產假和帶薪家事假，這樣的人卻即將成為「更好服務於美國獨立女性」的民主社會主義政府的象徵。而希拉里，這位長久以來便是美國有權女性象徵的女人，這位將幼兒早教與醫療改革作為職業重任的女性，卻得不到單身女性的聲援，這讓人困惑。但要記住，這並不是一項具有重大象徵意義的改變。單身女性可能並不想要一個女權英雄，她們想要的可能只是負擔得起的大學教育、更高的工資和帶薪家事假。由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Women&Families一月發布的民調顯示，68%的單身女性（相比於整個選民群體的52%）認為支持新的帶薪假法案的候選官員更能理解她們的需求。希拉里和桑德斯都支持這項立法，希拉里之前多次提到這項議案，而一些已經投過票的選民聽說桑德斯保證了更多更有利的經濟進步措施。他們似乎更信任桑德斯。

對希拉里明顯的不信任同時也反映出了大概沒有任何一個政客會像希拉里一樣為「妻子」身份所累。的確，從很多方面來說，希拉里「第一夫人」的角色的確助她開始了政治生涯。但還有什麼比這種傳統的婚姻形式更可怕嗎？希拉里現在必須為她所在政黨那近10年的種種政策買單，偏偏這段時間裡她的角色並非政黨官員而是「官員的配偶」。20世紀90年代，女性開始急速改變這樣的婚姻模式。（還記得副總統丹?奎爾申斥《墨菲?布朗》的事嗎？）當時，許多被迫妥協制定的法令都源於性別角色改變的壓力，包括令人生厭的福利改革，這項措施將每個女性都視為工作者，但並未給她們提供保障，還使很多女性陷入貧困的境地。然後便是1994年的《滅罪法案》，就像米歇爾?亞歷山大在她的書《新吉姆?克羅》中提到的，創造的司法體系使諸多黑人男性永遠成為了「劣等人」，然後把他們的命運歸因於單親媽媽，不論是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還是米特?羅姆尼，或是傑布?布希，都被指出解體了美國人的家庭，引起社會混亂，影響法律實行。這些撰寫、簽署、支持這項法令的男性——比爾?柯林頓，阿爾?戈爾，約翰?克里，喬?拜登甚至是桑德斯，這些支持《滅罪法案》的人，都沒有在政治上付出應有的代價。而現在被問責的女性，都是當年作為妻子的角色來支持自己丈夫法案的人，但並沒有實際的政治效益。

除了希拉里之外，還有另外一代女性政客為人們提供了新的典範。陸天娜，30歲中期結婚，41歲那年，她在懷孕臨產之前，還在軍事委員會參加了持續了13小時的聽證會；唐娜?愛德華茲，作為單親媽媽的她現在正在競選馬里蘭州的參議員；賀錦麗，49歲才第一次結婚，現在即將獲得加利福尼亞州芭芭拉?柏克瑟陣營的參議員席位；露西?弗洛雷斯，36歲，單身，正在參與內華達州議會選舉，毫不拒言青少年時期經歷的流產；納內特?巴拉甘，單身，正在參與加利福尼亞州國會競選；澤法爾?蒂喬特，單身，正在參與紐約州的國會競選；兩位由「艾米麗名單」婦女參政組織中升起的政壇新星：喬治亞州議員史黛茜?阿布拉姆斯，單身；波士頓女議員艾安娜?普利斯萊，40歲結婚。並不是說女性就必須推動有利於單身女性的政策，但是這些女性，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歷，可以使人更好看明白這類新型的女性在社會政策上有著怎樣的新手段與追求。

美國前國務卿 康多莉扎·賴斯 未婚

納內特?巴拉甘，未婚，正在參與加利福尼亞州國會競選

不論今年的民主黨候選人是桑德斯還是希拉里，民意調查顯示，單身女性對他們的支持率都壓倒性地超過了對任何一個共和黨候選人的支持率。共和黨人曾嘗試過用蒼白的宣傳來吸引單身女性——還記得州長選舉中那個「Say Yes to the Candidate」廣告嗎？他們把年輕女選民刻畫成似乎是在婚紗店裡進行狂歡真人秀一樣篤定她們的投票選擇。但他們卻在背後羞辱並試圖懲罰單身女性——當蘭德?保羅2014年提議限制非婚生子的女性福利時，或是拉什?林博將支持節制生育的未婚法學學生桑德拉?弗盧克稱作「蕩婦」和「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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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單身女性究竟能對近年的選舉和公共政策產生多大的影響，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她們是否意識到自己日益增長的政治力量。其中一個因素便是她們對投票的參與。2016年，Page Gardner說，「歷史上第一次，絕大多數女性選民群體是由未婚女性組成的，」但當我們追溯到曾經的總統選舉中，40%的未婚女性沒有參與投票。可能一部分是因為單身女性面臨著一系列社會政策的制約：許多都是低收入單親媽媽，生活日程不規律，低工資，幾乎沒有任何其他育兒選擇，沒有時間去投票所排長隊。而這些都是因為保守黨的法律制定者使投票對她們而言更艱難，更費時。

對於這個充滿了多樣化，覆蓋了不同種族階級的群體來說，她們各有分化的政治認同能否統一化並朝著共同的需求努力，這也是一個問題。獨立的女性，無論薪酬多少，都共同展望著自己今後幾十年甚至維持一生的單身生活，於此，她們必須獨自承擔起養活自己並維持家務的責任。因此她們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契約：強有力的同酬保護法使她們薪資不再打折，不再受「女人應該由丈夫養活」的成見的束縛；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由此可以緩解美國最低薪工人的貧困負擔；包含了生殖干預的全國性的醫保系統，以保障那些想要終止妊娠或想晚點再生孩子的女性能夠得到最好的醫療幫助；通過住房補貼或減稅政策為一些想住在更小更好環境里的單身人群提供更多付得起的住房；倡導對於短期監禁公平性的司法改革；倡導政府補助的兒童日托項目；倡導聯邦政府強制執行為男性和女性都提供的新生兒產假以及為了照顧患病家人的帶薪病假；倡導普及的帶薪病假不論性別、狀況、職業；增長福利保障；減少大學費用，提供更有品質的早教項目。這樣想來，受益於這些項目的不僅僅是單身女性。

所有這些都並非易事，也無法一蹴而就，尤其是在共和黨領導的國會下。但是這是一個新的開始，使人們重新審視美國女性與她們政府間的關係。單身女性正在這個本不是為她們設計的世界裡逐漸佔有一席之地。她們創立了一種新的共和體制，一種新的公民群體。如果一個國家想要繁榮產生，我們就必須為自由的女性留有一席之地，然後讓那些建立在「女性只有結婚才有價值的」基礎上的經濟與社會體制隨風而去吧。

當我走入婚姻殿堂，或不如說是2010年，35歲的我走進法官室時，我已經度過了14年的獨立成年生活，而我的母親當年在我這個年紀便已結婚。我與朋友們分分合合，搬入又離開無數個公寓，被僱用，被辭退，晉陞又離開。我曾與人共住，也曾獨自生活；我嘗試過數種避孕措施，導致了一些嚴重的醫學問題；我曾經濟獨立，也曾粒米皆無；我曾墜入愛河，也曾度過五年的寂寞時光。我學會自己探尋一個新的生活環境，從感到害怕到生活自如；我也曾心碎過，擔心過，欣喜過，也曾厭倦過。

——Rebecca Traister

Adapted from All the Single Ladies: Unmarried Women and the Rise of an Independent Nation, by Rebecca Traister, to be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ter, Inc. Copyright ? 2016 by Rebecca Traister.

改編自《所有的單身女士：單身女性和獨立國家的崛起》，Rebecca Traister著

文章出處：《紐約》雜誌 封面故事《單身女性現在已經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力量》

獨家翻譯：胡在緣

校對：符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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