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廬志疑·命理叢談

除墨家外，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相信命運不可移易的，也有相信命運能夠改變的。

人的命運是註定的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能夠預知嗎？

放眼宇宙，宏觀世界似乎是宿命的、註定的，能夠掐指而算，我們從星球現在的位置可以預告它們將來會到達哪裡。但微觀世界卻有所謂的「不確定原理」，動量和位置、能量等均不能同時測准。那麼我們人呢？人介乎宏觀與微觀之間，其命運到底是可測還是不可測的呢？

問題是複雜的。人的命運，有時可以逆料，有時卻不可。言其可料，西哲嘗云：「性格即是命運。」此話具有局部的真理性，中國古人早就根據性格來推測人的命運了。例如：

戰國時，盆成括出仕齊國，孟子聽到這個消息，就說：「死矣盆成括！」後來盆成括果然被殺，孟子的門人就問老師：「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盡心下》）

三國時，隱士孫登就對嵇康說：「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後來嵇康果然為司馬昭所殺（《晉書·孫登傳》）。

其實，除了性格的因素以外，二人的悲劇性結局尚與言論自由度與刑法有關，這倒無關於專制還是民主，因為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依然有屈死之魂，蘇格拉底就是一個例子，關鍵在於有沒有刑律的寬鬆和對言論的寬容。

說得再全面一點，應該是時代、遭際、性格和教養的合力造成了一個人的命運。

《三國演義》里有一個故事，儘管是虛構的，卻足以說明問題。

赤壁之戰，曹操戰敗逃歸，諸葛亮算出他必然要走華容道，派關羽去把守。因為「夜觀乾象，操賊未合身亡。留這人情，教雲長做了，亦是美事」。命令下達後，關羽不禁疑惑：「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如何？」諸葛亮教他「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堆積柴草，放起一把火煙，引曹操來」。關羽更加不解，問：「曹操望見煙，知有埋伏，如何肯來？」諸葛亮笑道：「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操雖能用兵，只此可以瞞過他也。他見煙起，將謂虛張聲勢，必然投這條路來。」（第四十九回）結果正如諸葛亮所料：

正行時，軍士稟曰：「前面有兩條路，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操問：「那條路近？」軍士曰：「大路稍平，卻遠五十餘里。小路投華容道，卻近五十餘里；只是地窄路險，坑坎難行。」操令人上山觀望，回報：「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大路並無動靜。」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諸將曰：「烽煙起處，必有軍馬，何故反走這條路？」操曰：「豈不聞兵書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諸葛亮多謀，故使人于山僻燒煙，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他卻伏兵於大路等著。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計！」諸將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華容道。

在三岔路口，曹操分明有兩種選擇，一條「並無動靜」的大路，一條「數處煙起」的小道，但曹操的性格、經驗、修養和見識，這一切都「慫恿」和「誘使」他棄「陽關」而取「羊腸」。是的，前面的確橫著兩條道路，但對曹操來說，只存在著一條。即使前有岔道多多，他的選擇也並無二致。當我們在人生的歧路上似乎面臨選擇時，實際上卻別無選擇，我們的性格、經驗、修養和見識把我們推向冥冥中早已註定的道路。楊朱見歧路而泣，「為其可以南、可以北」（《淮南子·說林訓》），但他最終總要踏上一條道路，而這條道路肯定是根據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宗旨選定的。

不過，雖然可以從時代、遭際、性格和教養大致推測一個人的命運，但一些儻來的禍福卻非意料所及。

《莊子·達生》記了兩個人的遭遇：一個是魯國的單豹，他善於養生，「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一個是張毅，無論對闊人還是窮漢，他都樂於交往，活脫一個「好好先生」！但「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飛來橫禍和突發疾病，都是他們本人或旁觀者事先意想不到的。

正因為人智之所不能料者太多，於是人們便乞靈於術數。最早的前知之術當是占卜，用來預測將來之事的吉凶禍福，此術就我國來說至遲在商代已經出現，用的是甲骨，稱之為「卜」；到周代演變成用蓍草，稱之為「筮」。後世嫌其不驗，迭有創新，大六壬、奇門遁甲、太乙數三式應運而生，以滿足人們預知未來的需要，今日猶流行於世。推測個人命運的術數，則有春秋時代「發明」的相術，根據的是人的容貌和骨格。至於依據人的生辰來推算窮通的術數，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五星之術，一種是子平之術。前者大約起於後漢，王充《論衡·命義》中曾有提及。蘇東坡嘗言：「退之（韓愈）磨蠍為身宮，而仆乃以磨蠍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東坡志林》卷一）談的當是五星之術的推算。宋代方起的紫微斗數似為五星術的別支分派，今台灣操其術者甚多。後者則出現較晚，大約濫觴於南北朝，《北齊書·方技傳》有術士魏寧以人出生年月推算祿命的記載；發展於唐代，韓愈《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銘》記李虛中「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幹，相生勝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成熟於五代，據《四庫》館臣所考，以人所生年月日時的干支（亦作「干枝」，年月日時各有干支，合成「八字」，或稱「四柱」）來推算命運，起於其時的徐子平。「子平之術」且後來居上，至今兩岸三地，街頭巷尾，特別在寺廟門前，常有人以此術招徠顧客。港澳台則公開行術，大陸則屢禁不止。我少時好奇，亦曾加以研習。

先秦諸子中，只有墨子明詔大號不信宿命，撰有《非命》三篇，但並沒有作學理上的批駁，只是從功利的角度出發，認為人信命後就會一切委之命運，不復努力（唐代韓愈攘斥佛老，也從功利著眼，辯論方式頗為相似）。其實墨翟先生未免多慮，不論學派還是個人，信奉宿命論並不會妨礙其奮發有為和積極進取。

除墨家外，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相信命運不可移易的，也有相信命運能夠改變的。

孔子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論語·憲問》）子夏則曾引「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語來勸慰他人，有人說這話就是他從孔子那裡聽來的（《論語·顏淵》）。莊子也贊成人生有命，其《大宗師》篇假託子桑之言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列子·力命》則假託「力」與「命」的對話，否定了「力」的作用，將壽夭、窮達、貴賤、貧富都歸因於「命」，而「命」也只能順其自然，沒有予奪之權。《列子》是晉代的偽書，而其先則東漢的王充,其後則梁代的劉孝標，都秉持同一觀點，也就是說，贊成命運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

王充《論衡·命祿篇》云：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

劉孝標《辨命論》云：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逾，上智所不免。（《文選》卷五四）

孟子則並不抹煞人的努力，雖曾感嘆道：「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接著又說：「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危牆）之下。」（《孟子·盡心上》）主張命運尚可由人自己予以調整。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則更彰顯出主體性的豪邁。《周易·文言》則明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雖似描述之言，卻向人們暗示了一條改變命運的途徑。

常人則往往將順利歸功於自己的能力，將困頓歸咎於命運的不公。這種心理，與將成功歸因於自己的智商和努力，不感激他人的提攜和幫助；將失敗歸咎於他人的壓制和阻撓，而不檢討自己的誤判與蠻幹，其邏輯是完全一致的。項羽相信自己的拔山之力、蓋世之氣，年輕時看到秦始皇出巡的盛況，忍不住野心勃勃地說：「彼可取而代也！」待至兵敗烏江，卻對部下自我辯護說：「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我想他在巨鹿之戰之後、滅秦入關之時，一定顧盼自雄，絕不會說出「此天佑我，非我之能也」這樣的話來。

但大詩人白居易則不然，他把自己的成功也看成命運的眷顧。在《與楊虞卿書》中，他說：

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仆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 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 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為能，仆獨以為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 捨命復何歸哉? 所以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者，實如此也。（《白氏長慶集》卷四四）

不過，一個活生生的人，自覺有「主觀能動性」，總不甘心於聽從命運的擺布，但奮鬥的結果又往往使人失望，面對茫茫前路，心下未免惘然，不知何處可以著力。佛教傳入以後，人們似乎找到了希望，印度的因果報應之談與中國固有的福善禍淫之說一拍即合，出現了許多行善而得善果、作惡而獲惡報的故事。於是就有人想出了施恩望報、行善求福的「改命」之法。

明代的袁了凡（1533-1606），少年時遇到一位孔姓老人，算其終生：

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學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為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於正寢，惜無子。余備錄而謹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數先後，皆不出孔公所懸定者。獨算餘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余竊疑之。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直至丁卯年(1567年)，殷秋溟宗師見余場中備卷，嘆曰：「五策，即五篇奏議也，豈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於窗下乎！」

遂依縣申文准貢，連前食米計之，實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

袁氏本打算就這樣聽天由命了，後來卻遇到雲谷禪師，禪師教他填「功過格」，「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待三千善行圓滿，果然命運改變，無子而得子，無壽而得壽，無科第而得科第，孔老對他後半生的推算不準了！

有人諷刺袁了凡這麼做，是「與天地鬼神為市（做生意）」，行善是為了使自己獲利。此言未免刻薄。記得《紅樓夢》十五回王熙鳳對鐵檻寺老尼說：「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是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一個家庭婦女，卻道出了古今多少貪官污吏的心聲，讀之真覺毛骨悚然！一個為獲利而行善，一個為獲利而作惡，對比下來，孰是孰非，孰當效法而孰當為戒，明理者自能知之。了凡先生的這種做法，比起「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的精神自然望塵莫及，但對提高個人修養、營造和諧社會還是不無裨益的。不過，為善作惡能否改變命運，在科學上是得不到驗證的，因為我們不能讓一個人活上兩遍以作對照；在歷史上也找不到實例，司馬遷在《史記·伯夷列傳》里早已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說提出懷疑了。

術數中卻有專事改變命運的一種，那就是堪輿之術（俗稱看風水）。此術認為住房（陽宅）和墳地（陰宅）都會影響人的命運，依其術加以揀擇或改造，不必行善，也可以趨吉避凶、家道興旺。如今港澳台之人對此術甚為信從，大陸受唯物主義教育已久，本來早已唾棄此術，然隨著交往的增多，營宅葬親，亦有公然請風水先生為上客者。這方面尤以實業家為甚，公司選址、開張擇日，無不延請術士。面對無常的商海，他們顯得多麼不自信呀！

堪輿之術，在其理論根基上，實際已經否定了宿命論，有現代存在主義者「自我選擇」的味道（當然這是就另一種意義說的）。紀昀（1724-1805）曾注意到子平之術與堪輿之術之間的矛盾，《閱微草堂筆記》卷八記錄了他與一位擅長術數門生的對話：

余嘗問以子平家謂命有定，堪輿家謂命可移，究誰為是？對曰：「能得吉地即是命，誤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謂得其通矣。

若站在宿命論的立場，這話的確也符合邏輯，畢竟看得中的房屋或墳地，未必能買得下來呀！我常常這樣想：並不是陰宅和陽宅決定了人的命運，而是術者通過兩者所處的空間及其形態窺知了主人或其後裔的生存情況，換句話說，就是給住宅或墳地「看相」，推測入居者是何等樣人而已。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五記南宋時有一位人稱耿聽聲的術者，能嗅衣物而知主人的吉凶禍福，道理想來是一樣的。

人的命運真的可以推算而知嗎？正史、野史里有關算命術靈驗的事可謂汗牛充棟，不過書上的記載，大多本諸傳聞，且加緣飾，難以完全置信。周《清波雜誌》記宋徽宗迷信算命術，挑選官員前先要命術士推算八字，再決定是否任命，作者評論說：「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彼焉能測造化之妙？」（卷三）顯然，周是相信有命運的，但卻不甚相信命運之可推。至於何以不可，他並沒有從子平之術的立論根據上加以駁斥。清人張維屏（1780-1859）則在這方面挖了算命術的老根。近人柴萼《梵天廬叢錄》卷二七《八字》條云：

世之談星命者，每以所生年月日時之干支，配成八字，謂可推測將來之壽夭禍福，其荒謬本不值吾輩一笑，惟愚昧者信之。按：天皇氏創干支，干，干也，支，枝也。取義於木之干支，大橈取以配合，創為甲子，所以紀年月日時之用，與人之休咎渺無關係。清張維屏曾作《原命篇》駁之，云：「推年月日，始於唐之李虛中；推年月日時，始於宋之徐子平。干支何所乎？於唐堯之元載，《通鑒前編》本經世歷定為甲辰，《竹書紀年》則以為丙子，《路史》則以為戊寅，《山堂考索》則以為癸未。是則今所據之干支，其為此干支與否，亦尚未可知也，而謂人之命在是，噫，其惑也！」張之駁命，可謂要言不繁，其它理證，亦不必列舉矣。

原來，子平之術將天干、地支各以五行相配，如甲、乙屬木，丙、丁屬火，寅、卯屬木，巳、午屬火之類，推算時根據的是八字的五行生剋。既然干支起始的第一天就有不同的說法，那麼，每一天所屬的五行就不靠譜，怎麼能根據如此一筆糊塗賬的干支演繹而推呢？

宋末的愛國志士文天祥（1236-1283）,矢志抗元，為此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卻也篤信算命之術，但不乏懷疑精神，曾從八字相同、命運不可能相同這一點對算命之術提出了詰難，他在《又贈朱斗南序》里說：

甲己之年生，月丙寅；甲己之日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於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時，則命之四柱，其數極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盛時，九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七八百萬，荒服之外不與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殆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閭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禍福全不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一二，則耳目之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散在百二十中，人生姑以百歲為率，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民物之眾，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西南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佈於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壽夭變化交錯正自不等，譬之生物，松一類也，竹一本也，或千焉，或萬焉，同時而受氣也，然其後榮者、枯者、長者、短者、曲者、直者、被斧斤者、歷落而傲年歲者，其所遭遇瞭然不侔。夫命之同有矣，而其所到豈必盡同哉！然則參天地之運、關盛衰之數，此其間氣，或數百年，或百年，或數十年而後一大發泄，必非常人所得與者，於五十餘萬造化之中，不知幾何可以當此，而天地寶之不常出，鬼神秘之不使世人可測知也。嗚呼！論至此，則命書可廢也耶？（《文山集》卷十三）

明初宋濂（1310-1381）作《祿命辯》，也提出了同樣的懷疑：

以甲子干枝推人所生歲月，展轉相配，其數極於七百二十，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之七百二十之日時，其數終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夫以天下之廣、兆民之眾，林林而生者不可以數計。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一人也。以此觀之，同時而生者不少，何其吉凶之不相同哉！呂才有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誠足以破其舛戾矣。三命之說，予不能盡信者此也。（《宋學士文集》卷十六）

歷代關於八字相同而命運不同者的記載甚多。趙翼(1727-1814)《陔餘叢考》卷三九《同年月日時生》條搜集了許多資料：

子平家以人命推算休咎，固是一術，然兩人同年月日時，則其吉凶當符合矣，乃竟有絕殊者。《漢書》盧綰與高祖同日生，而一為帝，一為亡虜。宋人小說載一軍校與趙韓王（趙普）同年月日時生，若王有一大遷除，則軍校必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亦必有小譴訶。洛中士人張起宗與文潞公（文彥博）同年月日時，見潞公軒騶過，嘆曰：「同丙午生，相懸如此！」有瞽者曰：「我與汝算命。」因算之良久，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兩人當併案而食者九月。」後潞公退居於洛，游會節園，聞園側有訓徒者，則張也。一見大喜，問其年又同，遂日日併案而食，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公往視之，遂別。自後歸洛，亦忘之矣。又蔡京命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鄭某者，世以貨粉為業，生子與京同八字，謂且必貴，遂恣其所為，年十八，忽騎馬溺死。可見星命之不足憑也。然如軍校之與韓王遷除責罰節次相應，則又何故？《夷堅志》：莆田士人黃裳與友戴松同年月日時，有推命者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醜末，其發必在後。」既而戴但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始奏名，然以病求岳祠歸，雖登科食祿與戴不同，然一紀殘廢與死為鄰，所去亦無幾也。此則境遇之相似者。《七修類稿》謂沈石田（沈周）與同郡盧知縣鍾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又杭州吳參議鼎，與徐憲副之子應祥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貴，子亦登科，而應祥皆無之。王阮亭（王士）又記沈石田干支八字與明英宗同，而貴賤相懸若此，意或時刻前後之不同也。善乎呂才之論云：「漢高入關，封侯者三百人，豈無一人行衰絕運？趙括四十萬人皆被坑，豈無一人行生旺運？」《梁溪漫志》云：若生時無同者，則一時生一人，一日止生十二人，以一歲計之，不過四千三百二十人而已，而天下之大，生人豈止此數哉！則知同年月日時者甚多，而富貴貧賤判然不一，子平推命之說似又不足憑也。

明代童軒(1425-1498)在《談命辨》一文中也舉了兩個例子：

本朝揚州人高公谷與松江人李昂者，甲子同物也。公以永樂辛卯中應天府鄉試第九十五名，未上春官（指應進士舉），丁外艱（指父死）。李昂是年落第後，甲午亦中應天府鄉試第九十五名。既而乙未同中會試，高公第五十四名，李昂第五十六名。廷試俱三甲進士，高公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中書，升侍讀學士。李昂觀政刑部，除主事，升郎中。品級崇卑亦頗相等。無何，昂死矣，時年四十有餘。後高公官至少保，年八十二始卒。昂死之日，有子五人，高公至七十餘始舉一子，今為南京戶部員外郎。此非術數之所能知也。予又得二人焉：泰和單昂與金溪王稽，俱江西人，而甲子亦同物也。二人癸酉皆舉鄉試，甲戌俱第進士，同日送大理觀政，同日除評事。後單昂奉命讞刑閩中，事竣，死於途。王稽是年亦遘重疾，不死，尋除僉河南按察司事，又數年，致仕，今尚在，齒且老矣。此非術數之所能知也。（《明文海》卷一一一）

不過星命家解釋起來卻也「何患無辭」，童軒曾與術士談及上述八字相同之命：

余問：「後來不同何耶？」術士曰：「地有南北故耳。」余因舉高、李皆南直隸人，單、王皆江西人問之，術士曰：「雖生居一鄉一裡間，亦有南北，矧王畿千里與一省乎？」余又問：「人家有孿生二子，同出一母，此不可以南北分也，然亦有貧富壽夭不同，何耶？」術士曰：「往往為先生者奪其元氣，故先生者富，後生者貧。先生者壽，後生者夭。又當以此論也。」余曰：「周有八士，四乳八子皆賢，此又何耶？」術士語塞。（同上）

明清之交的周亮工（1613-1672），在其《因樹屋書影》卷十中也提及一位星命家對此問題的解釋：

四柱雖同，當分方域看之；方域雖同，當合祖宗功德、墳墓盛衰、家屬隆替看之。

周氏認為，「此說近是，而究其所言，未必能中也。致遠恐泥，聖人是以罕言。」

記得當年在潘雨廷先生家聽講，有人介紹一位名叫孫永正的到潘家來推命。孫家本很富裕，「十年浩劫」中被掃地出門，撥亂反正後發還住宅錢鈔，雖所得不償其所失，「先富起來」談不上，「奔小康」則頗為有餘了。他相信萬事皆由命定，遂居家以潛研子平自娛。他來潘府時，在場有七八人之多，孫一一為之推命，用萬年曆列出八字後，不像我那樣煞費周章，要排六神星煞、推大運流年再作判斷，他是一望而知，不假思索，開口便斷，問者聽了居然都點頭稱是。這使我大為驚異，於是寫出少子的八字來向他請教，孫一看就說：「這八字我算過的，相當不錯。」我不禁奇了：「孫先生在什麼地方算過這個八字？」孫說：「這是一位高級軍官的兒子，現在已是一個潛水艇的艇長了。」 那時我少子尚在金山石化做電工，竟與艇長同志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於上海，不像賣粉家兒和蔡太師相差一甲子，遂告其實。孫先生說：「這就要看家世的不同了，在命造上是看不出的，艇長的家庭起點高。」「起點高」，理論聯繫實際，確實言之成理，一介寒儒安敢與之相比！但我想起明代沈長卿卻是用同樣的事例來否定算命的，他說：

山澤之叟，豈無驛馬星動，而足不逾郊；永巷之媵,豈無紅鸞星照，而寵不下逮；井之傖，豈無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則星說窮矣。畢竟以子平為主，四柱同也，而生於寒門，僅博一第；生於帝王家，乃貴不可言；則子平術窮矣。（《沈氏日旦》卷十一）

孫言談之際頗現自負之態，我便問他：「閣下精於命理，還會不會看相、占卜和風水呢？」「不會，也不想學。凡事心專則精，心分則亂。命理已夠我致力一生了，還去旁騖幹什麼！」

為學專精如此，使我大為佩服，但總覺得耗畢生精力於此小道，未免太不值得。我與孫僅此一面之緣，但卻印象良深。

除了同年月日時生者以外，雙胞胎命運的推算，也是一個難題。童軒遇到的術士所謂「先生者富，後生者貧；先生者壽，後生者夭」並不符合實際。

清舒繼英的《乾元秘旨》說雙生之命：「命主太旺，幼者勝；命主太弱，長者勝；命主不旺不弱，長幼略同。」但亦不過寥寥數語，且語焉不詳。不過我從現實中觀察到，雙胞胎生於同一時辰者，人生軌跡都大致相同，熟人中多有其例，新聞中亦多有報道；不過若不在同一時辰生的，情況就不一樣了。

我還發現，子平之術推算人的壽命往往不準。明清之際的陳之遴 (1605-1666)，是書房派推命之翹楚，在其所著《名理約言》中亦言「嘗考人命富貴貧賤，驗者頗多，惟壽夭驗者較少」（《看壽夭法》）。但也有人算得準的：

歐陽修《瀧岡阡表》記其父歐陽觀之言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來果死於大中祥符三年庚戌（1010）。

《王國維學術隨筆》中之《東山雜記》卷二有《毛西河命冊》一則云：

十餘年前，揚州骨董鋪有《毛西河先生命冊》，乃康熙戊寅年推算者，推命人為京口印天吉。先生時年七十六，生於明天啟三年癸亥十月初五日戌時，其八字為癸亥、壬戌、壬戌、庚戌，後附其姬人命冊，年三十三歲，為丙午正月十六日子時生，其八字為丙午、庚寅、丁酉、庚子；其人殆即曼殊也。推命者謂先生於八十八歲當卒，過是則當至九十四。先生首書其上曰：「時至即行，不須躊躇，但諸事未了，如何如何？」老年畏死，乃有甚於少壯者一說，殊可一哂。然先生竟以九十四歲卒，亦奇矣。

毛西河即清初著名學者毛奇齡，不過，其卒年尚有九十一歲一說，若其說為是，則亦談不上什麼靈驗了。

最近我在電視上還看了杜月笙之女的訪談，她說香港的六月息館主算其父（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壽元只有六十四歲，過不了生日的。其說亦甚驗。

推人死期而稍有參差的，有二事可說。

其一是：友人陳思卓在家鄉湘潭時，有一位鄰居善推命，驗事甚多。有一次，一位近鄰要他算命，他竟直言無諱地說：「你明年正月初四要死的。」那人不禁一怔。誰知到期無恙，不免怒從心起，第二天就上門來把箱櫥鍋灶等都打得稀巴爛。術者之妻怪丈夫瞎算，絮絮叨叨怨個不停，他只能悶聲不響。結果到了正月十三，那人突然去世，相隔僅九日之期，人頗以此奇之。

其二是：畢修勺先生之子克魯到家鄉臨海為其父辦事，我與尢家錚、袁根山陪他一起去，順道同游雁盪、天台之勝，其間有四五天宿於白水洋（不是福建的白水洋）畢氏親戚家候車，承其家熱情招待。閑聊時，他們說起這地方以前有一戶人家，以耕讀為生。家主精於命理，忽於一日設宴招待親朋好友，客人入座，自己則離座沐浴更衣去了。事畢出來，入座向大家舉杯告別，說下午兩點半他要去世了。說罷就躺入廳里預先準備好的棺材，眼睛盯著壁上的時鐘。眾人圍著棺材，有不信的，也有半信半疑的。兩點半過了，三刻過了，三點就要來臨了，老人依然無恙。大家不免紛紛議論，當作笑柄了。老人自己也疑惑起來，爬出棺材，拿起一把鋤頭，到後園裡去為花鬆土。誰知一鋤下去，竟頓時倒地氣絕，這時距三點大約還差一分鐘吧。於是大家又不免嘖嘖稱奇。

在農村中，能預知自己死期的人不少，歷代都有不少記載，然而由算命而推知自己的死期，且時間誤差這麼小的，卻也十分罕見。子平之書有兩句名言：「火未焰而先煙，水既往而猶濕。」不論好運還是壞運，依術來推是哪年來臨，實際提早或推遲一年半載，都不算失誤的；若只推遲二十來分鐘或數天，那就算是奇驗了。據說上述兩人均著有專書，而都在臨死前自行燒卻。作家王魯彥的夫人覃英女士曾告訴我，她祖父原是鞋匠，因遇一道士教其算命而改行，所算亦甚靈驗，臨死前也自己銷毀了所傳的秘籍。這些書燒了真是可惜，即使是荒唐無稽之說，也足以成為思想史研究的參考資料，退一步說，具有文獻價值，這應當是毫無疑義的。

算命也有似不驗而實驗的，《閱微草堂筆記》卷二云：

董文恪公為少司空時，雲昔在富陽村居，有村叟坐鄰家，聞讀書聲，曰：「貴人也。」請相見。諦觀再四，又問八字干支。沈吟良久，曰：「君命相皆一品。當某年得知縣，某年署大縣，某年實授，某年遷通判，某年遷知府，某年由知府遷布政，某年遷巡撫，某年遷總督。善自愛，他日知吾言不繆也。」後不再見此叟，其言亦不驗。然細校生平，則所謂知縣，乃由拔貢得戶部七品官也。所謂調署大縣，乃庶吉士也，所謂實授，乃編修也。所謂通判，乃中允也。所謂知府，乃侍讀學士也。所謂布政使，乃內閣學士也。所謂巡撫，乃工部侍郎也。品秩皆符，其年亦皆符，特內外異途耳。是其言驗而不驗，不驗而驗，惟未知總督如何。後公以其年拜禮部尚書，品秩仍符。

董文恪公即董邦達（1699-1769），字孚存，號東山，浙江富陽人，工詩善畫。官至禮部、工部尚書。紀昀十五歲時，即至其家受業讀書，關係極為密切，所言當可信從。此叟固是異人，然亦須先聆其聲，復「諦觀再四」，而後再加推算，非僅憑干支一途而得者。紀昀說這是「驗而不驗，不驗而驗」；若放寬尺度看，實可謂神奇之至了。

曾國藩的外孫聶雲台（1880-1953），在其所著《耕心齋隨筆》中說：

日昨與譚組庵先生談及業命之理。先生以為星命之理，殊為難解，謂為渺茫，而又奇中。予問曰：「聞文勤公有一命批悉驗，有之乎？」先生曰：「然。先文勤公生甫三歲，先王父方授蒙館於外，歲俸所入才十餘千耳。適有友善星命，即倩其為文勤公批一命，此紙今尚保存，距批時已百年矣。其言某年進學，中舉，中進士皆驗，惟點翰林，則批為得知縣，此其差誤，然同為七品也，厥後某年當在浙，某年當在陝，亦奇驗。又言六十八歲當歸田，則又驗。言七十二歲當壽終，並批云：若有陰德，當延壽一紀。厥後七十二歲果大病，幾不起，旋愈，果以八十四歲終，又奇驗。」

按譚文勤公即譚鍾麟（1822-1905），湖南茶陵人，曾任陝甘總督及兩廣總督，即譚延（組庵，1880-1930）之父。這裡所說的批譚鍾麟八字之事，與董邦達事相似而所批更為精確。但聶雲台認為，「予謂星命與代數同一理：彼以干支代數字，此以干支代人事」，「然究以一字兼代數事，非若代數一字代一數之明白確定」，「故時不免於差誤」，「即頭腦冷靜之星相家」亦「竟能推算十之八九」。

還有一種情況是，對於同一命造，不同術者的判斷不同。

今人孫百剛先生所著《郁達夫外傳》，其《談言竟中》一章談到其表叔朱似愚為郁達夫（1896-1945）推命之事。朱「在杭州中國銀行做事，精堪輿命相之術。但平常不肯輕易替人談相看地，非至親好友不肯出手，亦不收受謝禮。達夫一聽，非常動心，一定要我去約來談談」。當郁告知其八字為丙申、庚子、甲午，甲子，四十一歲交進甲運，下面是辰運時，朱「表情不好」。

過了兩三分鐘才開始說：「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說。你先生在甲運以前，一直都還不錯，不過也是鏡花水月，虛而不實。以後的運卻要相當注意。三五年內，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場大病，或者家人有點疾病，那算是幸運了。但命相之說並非一成不變。修心可以補相，居易足以俟命。你先生是通達之人，用不著多說。總之，今後數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門最好莫遠行，能忍耐受氣，切莫發火暴躁。你和我這位表侄是多年至交，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淺言重了。」似愚說了這麼一段，其間還有許多命相上的術語，我也記不清楚，只知大意如此而已。人總是喜歡聽好話的，即使明知道好話是假的。本來預定映霞也要請他談一談，聽他如此說法，映霞的胃口也倒了。

在郁達夫夫婦走後，孫百剛再問其詳，朱說：

我哪敢當面對他直言，只不過略略諷示一二而已。老實說，要我完全違背了相法命理，作違心之論、阿諛之言，那是不可以的。其實這位郁先生的命相，我也閱人不少，今天可算是一樁巧事。總而言之，他的命相剛到目下為止。從今以後或許要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夠逃出，那是祖宗的陰德了。

據此記載，朱似愚已是命相合參下斷的了，可謂神奇之至。朱先生要郁「能不出門最好莫遠行」，而郁卻偏不聽從而遠赴南洋，想不到竟會在1945年9月，日本已無條件投降之際被秘密處死。倘不出國，只在國內做救亡工作，那情況又該如何呢？達夫既信命相，但卻聽而不從，真是「其命也夫」！

孫百剛又寫道：

後來遇到一位也和達夫相熟的人，他精於推算八字，我便將達夫的八字和似愚的說法告訴他。據他說：達夫的八字，雙子拱午，子午雙包，格局自是不凡。所憾者，四柱乏土，甲木藏身無所，缺土之木，終難滋長。行運亦未遇土，所以似愚說他鏡花水月，虛而不實。至四十一歲交進甲運，亦不過受庚申兩金之克，好雖不好，也不至於壞到如此地步。至於四十六歲的辰運，則與年月兩支會成水局，汪洋大水，甲木難免漂浮，當然比甲運更壞。然而竟會萬里投荒，橫死絕域。連要「新營生壙在星洲」而不可得，這也未免過於殘酷，莫非申子辰這一水局，為禍竟如此之烈耶！

孫百剛又記一事並議論道：

達夫在似愚談相的上一年四月間，在福州白塔下瞎子陳玉觀處算命，陳說今後漸入佳境，四十六歲交進辰運亦極妙。申子辰合局，更上一層，名利雙收（據達夫《濃春日記》一九三六年四月七日所記）。一個所謂申子辰水局，說法截然不同。可見這些都是不足為據的。這個說這樣，那個說那樣，總有一方是說對了的。偶然言中，並不稀奇，言而不中，事屬當然。

其實，推斷命運，也有如個人看詩文一樣，可以各有會心的，但詩文之高下，不可定於一尊，算命則可用「實踐檢驗」，以後來是否應驗為準。這裡不妨談談我對達夫八字的淺見：郁氏此造，十歲起運，每逢丙辛之年交轉。「日提對沖，斷弦再續」，婚姻必不能終老，但究竟是生離還是死別則不能知。日主甲木，生於仲冬，身弱，須行木火土運為佳；但其根午火，為二子水所沖，根基不固。年干丙火食神，主聰慧而有才氣。月干庚為殺，庚有申為根，但因系冬日之金，也強不到哪裡去，幸行壬寅、癸卯二大運，木能得地，足以添薪生火，丙可生輝。行到甲木為比肩，卻又失其根柢，辰運三合水局，則水泛木沉，不吉。至一九四五年乙酉，乙與月干庚合金，酉與大運的地支辰又合金，且與申子爭合，成為煞重身輕之勢，按理需要趨避韜養，但不能斷其此年必死，更不知其為凶死。此年之厄若能逃過，次年轉入丙戌，則火土驅寒，甚好，能活至一九五二年壬辰，或再延兩年亦未可知。然果能如此，從今日來看還是一個下壽。當然，這個假定是不可能實現的，除非我們有威爾士的「時間機器」！

至於其友人所說的「雙子拱午，子午雙包」之論，似乎很難理解，而瞎子陳玉觀則是以其身過弱，從旺來推的。如此則以行金水運為佳，故以三合水局為極妙。這種取錯用神，以好運為壞、壞運為好的判斷，術士中常見，任鐵樵的《滴天髓闡微》中，就常述及這種情況，而我也曾有此誤。

我認識一位金綬章先生，他曾為宋子文、孔祥熙算過命，因靈驗而獲重用。有一次，我到他府上去請教一個八字。我認為此造「身強」，金老看了卻判為「身弱」，彼此相爭，相持不下，我說不服他，他也駁不倒我。後來我和小友姚江海聊天，他自負子平推命已無人能及，我便拿出那個八字來，結果他的判斷和金老相同，但理由卻更為充分，我便欣然接受了他的意見。

「問道於盲」 寄廬志疑·命理叢談（三）

子平之術是一種經驗之談，其五行生剋的推算方法乃是比附上去，與之風馬牛不相及的。其靈驗，正如中醫也採用摸不著、抓不住的五行之說，而依然能治病一樣。

我常常說，若以推命而言，眼睛亮的不如眼睛瞎的，在這件事上，我們應該「問道於盲」，這是有實例可言的。

盲人也各有師承，各有秘受。有的能知人排行第幾，有的能道其父母近況，有的能預言升學成敗。

我家鄰居有個女孩在貴州插隊，找當地瞎子算命。瞎子說她是第四胎，她說：「不對，我是第三胎。」瞎子說：「我是不會錯的，你上面還有一個哥哥，流產了。」回家一問父母，果然如此。

內人同事的丈夫戴了右派帽子，發配西北某地作會計，被人劫財砍殺。她的兩個女兒和兒子，幾次到女盲人葉美麗處算命，一報八字，葉每次都說：「你父親是被人殺死的。」

「文革」後恢復高考，南昌有四個女生報名應試，考後結伴去問一個瞎子能否錄取。價格十分便宜，每人只要五毛錢。算下來，瞎子說其中一人不會錄取，三人可以錄取，但有一人錄取後母親要死的，一人能錄取卻不會去讀。發榜後，一人下第果如其言，但只有兩人接到錄取通知。一人順利入學了，而另一人卻因體檢查出有嚴重腎炎而不能入學。然而，那個說錄取後要喪母的卻沒有收到通知，總以為這個算錯了。不料過了三個月，各大學都紛紛開起「分店」，這女孩竟被同濟分校錄取了，真是喜出望外。誰知報到後沒幾天，就接到家裡電報，母親心肌梗死去世，遂又急忙奔喪回鄉。這故事是那個被錄取而因病不能入學的女孩親口和我說的。

記得在四十年前，內人的舅母曾依綠女士來滬，曾說起她和女伴玉蓉一起到衢州一個有名的瞎子處各為其子推算婚姻之事。玉蓉對自己的準兒媳極不滿意，但兒子卻非常喜歡，所以她一心巴望這門婚事告吹。舅母則對未來的兒媳非常中意，且婚期在即，只想聽聽婚後如何。不料這瞎子掐指一算，竟斷言這兩個都不是她們的兒媳。玉蓉真是求之不得，但不信竟有此事。舅母則連婚宴請帖都已發出，所以也深表懷疑。瞎子接下來還對舅母說，在開年冬至前，你兒子談的人都不是你的兒媳。結果呢，玉蓉如願以償，兒子和對象婚前分手。舅母的準兒媳則居然就在婚禮的那一天戲劇性地不肯上門了。後其子經多人介紹對象，幾乎有十來次之多，卻都做了無用功。真的直到過了那年冬至，婚事才真正告定。現在，舅母的曾孫已在美國讀中學了。

這個瞎子算得如此靈驗，而我在衢州這麼多年卻不知道家鄉乃有此人，遂向時任衢州市政協副秘書長的友人傅春齡打聽。他雖對此也深感興趣，竟問不到其人姓甚名誰，住在哪裡。後來我表弟徐之漢來，問起此人，他倒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春齡是上層人士，之漢是一介平民，見微可以知著，下情之上壅可見一斑。之漢說，其人姓徐名根土，人都以徐大胖稱之。「文革」時為算命事斗他，他承認是騙人的。「文革」後重操舊業，人們揭他老底：「你不是說過都是假的嗎？」他笑了，說：「假的去了，真的來了。」知道情況後，我托另一表弟羅誠去為我的幾個兒子推命。羅誠一早就去，竟像醫院般需要排隊挂號。排到後，一算就是四人，後面人見了就吵將起來，不讓他多算，結果這天只算了兩人，只好次日再去挂號。四個命造，羅誠都一一為作記錄，有些算命術語，羅誠不懂，只能用同音字錄下，好在我是一看便知的。徐大胖算得很草率，只談一點大的，其餘都含糊過去。這我理解，就如江湖醫生為了多賺錢不肯一次把病人治癒一樣。徐根土的推算，有驗有不驗。我的兒子的命，兩個算得很准，一個談不出什麼，老四的命，竟在匆促之間當成女命算了，別人看不出，我是懂的，於是又托羅誠去重算，結果徐只說了一句話：「今年要進公安局的，好在你家為人好，沒有多大關係。」我不禁呆住了：兒子安分守己，如何會落到這步田地呢？

老四當時在山西太原打工，一天晚上，工人打麻將賭錢，兒子覺得疲勞，就去睡了。不料警察夜裡來抓賭，把包工頭、賭博的和看賭的全都捉將官里去。警察見我兒子躺在床上，稍問了幾句就走了。雖頗受驚，卻未進「廟」，徐大胖之言只算搭了條邊。第二年，我又托羅誠去算，徐竟又是那一句話：「今年又要進公安局，有些麻煩，但不要緊。」這回是一場車禍：他夜搭經理開的車回家，不料半途撞倒一人，兒子作為下屬，賠償事宜全都由他到公安局去代為辦理，局裡進進出出的，足足耗了一個多月。又過了一年，我仍托羅誠去算，不料還說要進公安局，且說有不少麻煩。這回竟又是一場車禍：他晚上搭乘女老闆開的車回家，不料遇到一人提著大包橫穿馬路，剎車不及，那人不幸被當場軋死。其妻是殘疾人，還帶著一個弱智兒子，本已度日維艱，丈夫一死，更是處境凄涼。但她篤信基督，基督徒不信命運（如果人的命運不可改變，上帝就不是全能的了），相信上帝的安排總是最好的。舉行葬禮時，很多教友都來參加，給她莫大的安慰。她並沒有要求過多的賠償，相信丈夫已經脫離苦難，進入天國。我曾向肇事老闆建議，如業務有進展，應多多幫助此家，而她卻含糊其辭。這不禁使我想起耶穌的名言：「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不過她沒有假意應諾，倒並不虛偽。不久，兒子也就辭職另尋啖飯處了。

我以前也算過兒子的命，可是我絕對推不出他這幾年的遭遇。雖然獄訟之事在傳世的算命書上也有判斷之法，但兒子的大運與流年卻均與之無涉，不知徐大胖究竟有什麼秘訣。這使我非常折服。相比之下，自知這方面的程度只有幼兒園水平，卻還有許多人上門來要我為他們推算，真正覺得虛名無實、誤人不淺了。誰知友人還告訴我，竟有人在西藏南路光明中學門口，自稱「劉衍文」，為人算命騙錢呢。徐根土十多年前因患眼皮癌去世，家鄉太小，想來不會有人冒名頂替吧？

盲人因師傳的不同，各有絕招，也絕不交流，但卻也有行內共同的秘訣。俞樾（1821-1907）《春在堂隨筆》卷八云：

術者以日推時，則有「五鼠遁」，如前所云是也（按即甲己還生甲，乙庚丙作初，丙辛戊子起，丁壬庚子居，戊癸從何起，壬子上推求。以皆從子起，故謂之「五鼠遁」）以年推月，則有「五虎遁」：凡甲己年始丙寅，乙庚年始戊寅，丙辛年始庚寅，丁壬年始壬寅，戊癸年始甲寅。其術皆主淺顯。惟以年月推其日，則雖精李虛中之術者不能知，而瞽者屈指推算，不勞而得之，不知其何術也。或言是有秘訣，不以授人，人亦不可輕學之，學之必損其目，殆或然歟？坊間所刻《子平淵鑒》等書卻亦載有一法，其法視九年前正月朔日是何干枝，大月順數五干九枝，小月順數四干八枝，即本年正月朔日干枝。二月以下視此。視本年十二月朔日是何干枝，上月大，逆數五干九枝，上月小，逆數四干八枝，即九年前十二月朔日干枝。十一月以上視此。余用此術推之，同治十二年正月小，辛巳朔，順數四干八枝，至光緒七年正月，得甲子朔，光緒七年十二月己未朔，十一月大，逆數五干九枝，至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得乙亥朔，其法信不謬矣。然月之大小，非觀憲書，豈能記憶？且不能推知閏月，則仍不能無誤。彼瞽者所用，必非此法也。余嘗用此法校杜氏《春秋長曆》，從隱元年順推隱九年，不合者三月，又從隱十一年逆推隱三年，則無一不合。杜氏本不知曆法，惟以經傳所書月日前後推排而成。此術隱元年之不合，殆由杜氏失之。若改為五月大，六月小，七月大，八月小，九月大，十月小，則亦無一不合矣。

但俞曲園有所不知，瞽者以年月推日干支，能「不勞而得之」，若不知二十四節氣的時刻，仍然是不能推命的。同一節氣在陰曆的日期年年不同，依陽曆雖可大致確定其日期，而所交時刻亦年年有異。如以立春而論，去年（2012年）為陽曆二月四日十八時四十分( 農曆正月十三日)，如酉時（十七點到十九點）所生之人，在十八時四十分前出生，就算是去年所生，四柱為辛卯、辛丑、乙未、乙酉；如在這時間點後出生，八字就是壬辰、壬寅、乙未、乙酉，竟是來年生人了。若生在這天的零時到一時之間，四柱就是辛卯、辛丑、乙未、丙子，若生在這天二十三時到零時之間，這叫夜子時，四柱就是壬辰、壬寅、乙未、戊子，超過零時，四柱就是壬辰、壬寅、丙申、戊子了。總之：在年的節氣點（立春）前後所生之人，年份要差一歲；月的節氣點（如驚蟄、清明等）前後所生之人，月份要差一月了；在日的分界點（零時）前後所生之人，相差就有一日了。這樣，八字的干支就完全變了。何時交節氣，有目之人非倚仗萬年曆不可，而瞎子居然都能不檢而知，不知其奧妙何在。友人饒於安先生有一金姓學生，其父是盲人，據說國內外來求其推算者甚多。饒先生曾帶我和潘雨廷先生到他家去求教。只要說出一個農曆的日期，其父立刻就知道是公曆幾月幾日和星期幾，公曆轉農曆亦然，還能知道二十四節氣的時刻。不過其絕招僅此而已，談命則沒什麼靈驗的。

有一次，我和畢修勺、唐秉珍等到天文學家李珩先生家作客，談及此事。李先生說，何時交節氣，天文學上只能靠複雜的計算，還要靠儀器觀測來校正誤差，萬年曆上所記只是大致的時間，並不精確。瞎子的竅門究竟何在，他也不得其解。

我想，也許事情並沒有這麼複雜吧。我們靠的是萬年曆，恐怕瞎子也不能例外，不過不是直接查而是間接用罷了。來算命的百歲以上老人為數定稀，那麼只要能背出萬年曆上所記今年以前不到百年的節氣時間，就足以敷用了，至多不過一千兩百個罷了（十二「中氣」算命用不著，不用記的），盲人性專，定能記憶。今年以後的節氣，則每年增記十二個，想來更不在話下。至於陰曆日期與干支記日的對應，只要記住每月初一是何干支就可以了。編幾句口訣，運多種聯想，記住這些數字並非難事。人的記憶力決不能低估，報載如今有人竟能背圓周率小數點後第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位，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紀錄呢。

老人絮語，不能自休，說了這麼多，人們會問，那麼，子平之術究竟可信不可信呢？

趙翼《靜觀二十四首》之十八云：

大橈造甲子，初但以記日。兼記歲月時，至漢始畫一。干支配五行，尤出方士說。乃以推生命，及凡擇凶吉。就其生克理，參以推算術。趨避前民用，往往百不失。豈非廿二字，早默括陰騭。信哉古至人，神明過倉頡。（《甌北集》卷四三）

「干支配五行，尤出方士說」，已在張維屏之前指出這是後世方士的附會之談，但接著竟說：「趨避前民用，往往百不失。」居然肯定術數的靈驗性。

子平之術，既然其理論基礎荒謬如此，但為什麼自古至今還會有算命神驗的故事不斷產生呢？我想，也許人的命運正和星球的運轉相似，什麼時候要碰到什麼事，都是早已註定了的。而子平之術實際上是一種經驗之談，其五行生剋的推算方法乃是比附上去，與之風馬牛不相及的。其靈驗，正如中醫的理論也採用摸不著、抓不住的五行之說，而依然能治病救人一樣。不過，人的命運肯定與其所處的時間與空間有關，這則是毫無疑義的。和現代物理學一樣，子平之術注重的也是時空（出生時刻須依當地時間為定，如此則空間亦考慮在內）。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論語·子張》）對於算命之術，我們也不妨作如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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