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年代薩特愚蠢，知識分子不負責任
1944年，法國終於告別了德佔時期的維希政府，成為自由法國，也迎來了十幾年的知識分子高蹈的公共生活，其中薩特尤為醒目。
這12年，薩特們面對的是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共產主義的新東歐和法國本身的偽善。以最激進的姿態，他們成為了時代的先鋒，但卻選擇忽視暴政和恐怖，並轉而為之辯護。托尼·朱特用一本書指出了他們的愚蠢和不負責任，這就是《未竟的往昔：法國知識分子，1944-1956》。下面這篇文章，就來自《未竟的往昔》。
題圖：薩特，1948年。
法國知識分子從未如那時那般不負責任
文 / 托尼·朱特
譯 / 李嵐
選自 / 《未竟的往昔》
本文為節選，標題為編輯所加
一種將責任歸咎於時代的習慣發展成了一種簡化的、幾乎是標準化的現代法國知識分子自傳：根據年紀的不同，帶著逐漸清晰的政治意識，主人公度過了30年代；之後就藉由一種美學意義上的脫嵌，擺脫資產階級共和的世界，被吸引到或左或右的陣營當中；他（間或還有她）訝異於1940年所發生的一切，發現了生活和歷史的真實面貌；然後，隨之而來的是抵抗運動、法國光復、作為知識分子左派介入政治；接著是對斯大林主義的逐步清醒的認識；最後是1956年的一種爆髮式的拒斥和重生；在此之後，分析的術語和涵蓋的標準發生了徹底的變化；並且，很少有人會提及這一段令人不快的早期經歷。即便是自認為沒有理由拋棄或者否認他的早期政治介入的路易·阿爾都塞，在其晚期，為了其自身的目的，也採用了這一原始的敘述手法：他在60年代如此解釋道，我加入了共產黨，是出於年輕時的經歷和對於自人民陣線到光復運動的關鍵時期的政治觀察。這一點似乎言之成理，但是為何要等到1948年，那時斯大林主義正處於全盛期，光復已4年有餘，阿爾都塞已經30歲的時候呢？毋庸置疑，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認為他加入黨派是其戰時的經歷和德佔時期的直接結果，正如皮埃爾·埃馬紐埃爾認為，每一個法國人（或者至少每一個法國知識分子）都受到了共產主義的迷惑。這一他們版本的故事，以及他們那一代人的故事，如今已經早已替代和覆蓋了更為凌亂和寫起來不那麼方便的個人敘述。
那些年的故事，同法國新近的歷史一樣，都是修正和有選擇地利用的對象。直到1977年，它才在集體記憶中落土為安，如同在它之前的維希年代。人們感到，這些事情已經得到了解決；薩特的貢獻尤為重要，他對蘇維埃共產主義的激烈拒斥以及他在1968年以後的作品能綽綽有餘地掩蓋他早期的作品，那些作品如今同泛黃的無人問津的雜誌堆放在一起。同德佔時期的通敵者一樣，戰後10年蘇共的同路人是使人為難的存在；與通敵狀況類似，人們認為他們已經被從民族精神當中清除了出去；首先是藉由抵抗運動和英雄的光復運動，而後是1956年的流血事件，以及在道德上無懈可擊的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介入。這一點解釋不通的地方，總有歷史做擋箭牌：不管他們後來犯過什麼錯，薩特、布爾代、穆尼埃以及他們的同僚在困難時期都曾站在天使的一邊，因而可以獲得原諒；不管怎麼說，他們犯下的錯誤都是以反資本主義的名義做出的，而後者的吸引力尚未消失殆盡。
一個能表現法國近代記憶受到歪曲的案例，是許多人所特有的對戰後那些年的懷舊之情，儘管縈繞在其周圍的道德矛盾性散發著惡臭；畢竟，那個時期，所有的知識分子，不管有多麼不完美，都會有一個位置、一群讀者和一個自我界定的角色，這同樣是非常真實的。在這一點上，再一次地，同另一些記憶所系之處的比較是有啟示意義的。抵抗運動，連同維希政權，最終成了嚴肅的歷史研究的對象。戴高樂主義者和共產黨人爭相悉心利用的戰後那些年的抵抗主義，讓位給了學院派對於公共意見的明智的解讀、對大眾貝當主義的研究，以及對抵抗運動在他們大多數人的短暫生命當中的邊緣地位的承認。然而，勒龐的崛起以及相伴而來的當代民族主義的修辭和種族主義或者反猶主義的事件，都激起了過於草率地向簡易的戰後「抵抗—媚俗」（Resistance-kitsch）的萬能葯的撤退；這是一種對具有誤導性的簡單的摩尼教善惡二元論式的主題的利用（他們和我們，善與惡，貝當主義者和抵抗主義者）；它遙遙召喚1940年，並呼籲暢所欲言、表明立場以及諸如此類的必要性。這種介入方式，在1991年的法國幾乎不要求什麼勇氣，這一點與上一次，20世紀40年代後期，類似的語言被用於解決論爭之時，並無二致。很難去指責這樣一種對於他人經歷的懷舊之情，況且，它還是以一個正義事業的名義做出的；但這並不是沒有代價的，它犧牲掉了明晰性和誠實性，不管是就法國現今存在的社會問題而言，還是就同盟關係比這樣一種複雜的類比所提示的信息更加模糊不清的過去而言。按照類似的方式，當道德準線被清晰地划下，知識分子有了明確的本體論意義上的責任時，我們開始聽到好日子下引人傷感的回憶。報紙上，宣傳那些垂涎于思想大師留下的交椅的有野心的繼承人匆忙寫下的文章的廣告，如今如此承諾，這就是我們長久以來所期盼的作品，它將顛覆以往彷徨的知識分子形象。
這種對於法國知識分子快樂往昔的錯誤記憶，包含著一系列對歷史文本的濫用和曲解。1944年至1956年不僅不如通常所以為的那樣榮耀，細緻觀察之下，它們所處的立場甚至與當今的懷舊人士對它的理解恰好相反。今天的知識分子最常抱怨的狀況之一，就是他們的無關緊要；由於他們的話語沒有分量，他們就被豁免了所有的責任；可以說，他們苦惱於生命不能承受之輕。據稱，在早些年，知識分子不僅地位顯要，而且他們的話語是具有影響力的；他們在歷史之中；他們對他們的行為承擔責任。很明顯，這是薩特從自己的立場出發，以所有知識分子的名義提出的主張：他宣稱，一個文人以寫作的方式介入，並且必須對他的言語負責（據此推論，也對他的沉默負責）。這是他批評未曾大聲疾呼、反對對巴黎公社成員的鎮壓的福樓拜和龔古爾的根據，這也是西蒙娜·德·波伏瓦希望看到通敵的新聞從業者巴西拉奇遭到槍決的原因。問題在於，這一論據受到了持有者本身的行為的削弱；薩特從未公開反對蘇聯的反猶主義，也從未為審判秀的犧牲者辯護，他的追隨者和繼承人也未曾要求他對此及其自50年代早期以來的更加過分愚蠢的宣告負責。
換句話說，1944年至1956年不是知識分子責任的黃金時代；事實恰恰相反，法國知識分子從未如那時那般不負責任，隨心所欲地言說和著述；前一個月憤怒地談論一個主題，而後就將之拋於腦後，這對他們的名聲或面子都不會帶來什麼後果。與其說他們的介入和結盟是出於一種集體的道德責任感或是一種想要影響公眾情感的願望，不如說是他們自身想要尋求一種問心無愧的社會和政治良心。此外，這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種只能歸因於1940年的道德教訓的行為方式；早在1938年，丹尼斯·德·魯熱蒙就曾攻擊過知識分子介入的「低劣」方式；後者以「憤怒的羔羊」自居，自1934年以來不加區分地在每一個請願書上簽字：「簡而言之，在過去的四年當中，被『法國知識分子』全面抨擊的世界什麼也沒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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