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和他的旗人後裔們

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元旦朝賀，群臣失朝。茲事體大，涉及皇上面子和朝廷綱紀，但這麼大的事情，周延儒只說了幾句，最後上了個揭要求從自己開始起挨個罰俸，可崇禎居然連這都沒批准，就此不了了之，可見這個時候崇禎對他還是恩寵極盛的。

不過好景不長，就在同年五月，這位崇禎末年的第一大紅人被錦衣衛大帥駱養性的密探揭發，說他督師出京與入關清軍交戰時，不但一矢未發謊報大捷，而且還放縱清軍安然退出關外，是為「受賄縱敵」，又為大臣上奏劾他賣官鬻爵，結黨營私。

錦衣衛這回小報告倒真的打對了。這裡說句無關的，錦衣衛在崇禎手上還確實沒什麼大劣跡，而最後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時候，一直堅持上城守衛北京的，便是這些錦衣衛和太監們。在看見這些記載時，確實讓我對錦衣衛及太監的印象有相當改觀。

明朝末年，清軍勢力日益強大，屢屢入關燒殺搶掠。在崇禎朝，犯邊入關未及北京者不計，只大規模入侵併進逼北京的就有五次，分別是崇禎二年、七年、九年、十一年、十五年。其中七年和九年兩次，各地明軍分別勤王來援，但基本可以說目標是保衛京師，沒有想和清軍決戰，其餘三次，則有試圖組建大部隊進行反擊之舉動。

這三次帝國反擊戰中，第一次抗擊清軍的明軍主帥是袁崇煥袁督師；第二次則是盧象升盧督師，第三次就是周延儒大學士了。

只是每回清軍進犯北京，凡明朝敢率軍與之對抗的大帥都不能倖免，必定會因此身亡，這似乎形成了一個慣例。如兵部尚書、督師袁崇煥，首輔大臣周延儒都是被崇禎所殺；而另一位兵部尚書、督師盧象升，則是被崇禎所誤，為奸臣所害，抱著殉國的悲憤之情衝進敵陣，戰死沙場，可說是純粹的自殺行為，死得尤其慘烈。只是歸根究底，他到底還是讓崇禎給害死的。

這三人中，袁崇煥、盧象升兩位督師，可稱人中龍鳳、國之棟樑，是崇禎朝為數不多的幾根中流砥柱之一。只是自打崇禎三年袁崇煥被害身亡起，其後盧象升、孫承宗、孫傳庭、洪承疇這等雄才大略的臣子，一個個被崇禎搞得或死或離，以至大明朝忠臣良將從上到下一起喪失殆盡，到了崇禎十五年那會，大約也只能剩下周延儒這樣的在朝中當道了。

崇禎朝的清廷第一次進犯北京，是在崇禎二年（公元1629年）。當時還是後金軍的八旗兵自龍井關（今遵化東北）、大安口（今遵化西北）破長城守衛，直逼北京城下。

此戰的最後結果是導致了明朝抗清的中流砥柱袁崇煥被誣冤死，為日後清軍坐大入關爭天下埋下了極大隱患，而此戰北京城所面對的形勢也最為險惡，因此關係重大。

只是袁督師事迹，早年的梁啟超和康有為、近年的楊寶霖和金庸先生，都已有過精湛的編撰和考證，其中楊、金兩位的《袁崇煥雜考》和《袁崇煥評傳》更是流傳甚廣膾炙人口。楊先生的《袁崇煥雜考》，對袁崇煥生平、故里之考據可說極之厚實詳盡，而金庸先生所著的《袁崇煥評傳》，則因其小說《碧血劍》的流傳而對袁督師事迹推廣影響甚大，在這點上，確實是可以說一句前無古人的。

是以關於袁督師的事迹和冤獄過程，在此就不多贅述了，還是說些方家們棄而未用的細枝末節以及未盡之處，以及當時明遼東系將領的大略情況為好。

在崇禎二年底後金軍圍北京後，遼東督師袁崇煥率軍入援。由於晝夜賓士，關寧鐵騎的主力步兵軍團被遠遠丟在後面，甚至最精銳的九千騎兵中也有四千人掉了隊，和袁崇煥一起抵達北京的只有五千人。

大約兩天後，袁崇煥與山海關總兵滿桂等人合力在北京城外各門狙擊後金軍。

雙方在血戰數場對峙了一段時間後，明朝各地勤王軍馬日益逼近北京，形勢漸漸逆轉，開始有利於明軍。

面對這個開始兇險起來的局面，清軍首領皇太極用范文程之計，離間崇禎和袁崇煥，捏造袁崇煥與皇太極書信，故意讓俘獲的太監聽得內容，然後縱之歸去，崇禎果然中計，對袁崇煥的看法頓時開始改觀。

偏偏此刻北京的另一員大將山海關總兵滿桂，雖然是個英雄，但卻是個莽漢子，因此也輕易便中了後金的離間計。滿桂在北京城外的戰鬥中，為後金部隊以袁崇煥部下用過的箭矢射傷，身中五箭，其中三支貫體，兩支嵌於鎧甲之上。滿桂回城後軍醫為他拔出身上所中箭矢，發現上面刻有袁崇煥所部之記號。滿桂原本也與袁崇煥有點過節，《剖肝錄》云：「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寧寧遠，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為煥所叱」，如今發現袁崇煥竟然在聯手對付外敵的時候暗算自己，因此勃然大怒，便以箭矢和身上傷口為證，進宮找崇禎告了御狀，力指袁崇煥通敵，陰謀殺害明軍大將。這兩下里一對，崇禎更是深信不疑。

十二月初一日，崇禎召對袁崇煥於平台，同時密令滿桂及其部將黑雲龍入平台，又埋伏大批錦衣衛、校尉於側。

袁崇煥以為崇禎要召問戰況，於是帶關寧鐵騎大將祖大壽、吳三桂，以及替他背尚方寶劍的韓潤昌等三人一起入宮面聖（1）。

結果他們一到平台，崇禎就在平台之上質問袁崇煥殺皮島毛文龍、勾連清軍入關圍北京、射傷滿桂三事，並命令身邊的滿桂脫下血衣，遠遠擲到了跪在台階下的袁崇煥面前。

袁崇煥雖赤膽忠心，然而此刻卻無以自明，還沒等他再說些什麼，就被埋伏在側的十名錦衣衛校尉按倒在地抓了起來，褫奪朝服後，立刻械送西長安門外錦衣衛大堂，發南鎮撫司監候。

在看到《明季北略》中這段記載時，我幾乎可以肯定，祖大壽、吳三桂、韓潤昌這三人在那一刻，心裡升騰起的是的憤怒和屈辱的感覺。

他們這些遼東軍人，從關外不吃不睡趕回關內，以九千人馬力敵數萬後金軍，天天面對後金軍的馬刀和箭矢，為的就是解北京之圍。但現在卻被自己人拿刀架在脖子上，並且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從心底里尊敬的、對大明朝忠心耿耿的統帥，被錦衣衛們當場按倒，剝去衣冠套上了刑械，象牲畜一樣被拖了出去。如果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不感到憤怒和屈辱，那麼後來也就不會有關寧鐵騎全軍反出山海關那血性的一幕了。

和袁督師一起入見的這三人中，他的東莞同鄉韓潤昌自投於獄。在督師身亡後被謫戍陝西鎮番衛，明亡，返鄉出家為僧。

但當時韓潤昌這個豪氣干雲的舉動，我相信是不會讓崇禎感動的。因為那時袁督師是戴著內奸、叛賊的帽子下獄的，而關寧鐵騎們這種對袁崇煥的忠貞和景仰，肯定只能讓崇禎感到不安。

而這種不安，從他接下來的舉動中馬上表現了出來。

在袁督師被帶走後，崇禎立刻下令由山海關總兵滿桂替代袁崇煥，擔任全部勤王部隊的統帥，由山西總兵馬世龍和祖大壽兩人為他的副手。然後崇禎又派出了宮中的得力太監車天祥帶著犒軍物資，去關寧大營中安撫祖大壽、吳三桂等遼東將兵。

然而祖大壽等人和數萬關寧鐵騎，最後卻還是擊破山海關回到了關外，向老家錦州奔去。

對遼東的這五十多名遼將和關寧鐵騎，時人風評是「明用之善，則為後金之勁敵；用之不善，則為明朝之叛將」，此說點評得極是。這五十多員遼將和關寧鐵騎，無論忠奸，在整個明清易代過程中，都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如祖大壽、祖可法、左良玉、黃得功、吳三桂、曹文詔、曹變蛟、周遇吉、劉澤清、何可綱、張存仁、劉肇基等人，可說沒有一個人是易與之輩，他們每個人都有能力和才幹，掀起一場翻天覆地的大風波，而後來事態的發展，也證明了確實如此。

我現在想來，當時他們的心情應該是極複雜的。

在那時，他們還都是一群非常標準的職業軍人，同時也是一群血性男兒。

在他們身上，有著太多的地方，完全不同於當時的那些文人士大夫。他們有他們衡量事物的標尺，那是一種更加近似於綠林豪傑的價值觀和判斷標準，直接而簡單明了。在袁督師下獄後，當時的狀況，可以有無數讓他們感到失望和憤怒的揣測以及事端，去支持他們做出種種不利於大明朝和崇禎皇帝的舉動。譬如怒袁督師之忠貞被誣，感崇禎之剛愎多疑，恨朝廷官吏之齷齪卑鄙，懼崇禎及包括滿桂在內的各派朝臣會乘機將遼東系將領趕盡殺絕，甚至北京當地軍民對他們惡劣的態度等等，等等。

即使不說這些身在官場的遼將，就是一般遼兵也失望之極。時人楊士聰在《五堂薈記》中有記載遼兵們的議論道：「袁既被執，遼東兵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明史》記舊遼東大帥孫承宗令都司賈登科、游擊石柱國帶其手書勸慰祖大壽及遼東將士，勸關寧鐵騎回援。

而祖大壽則對賈登科抱屈道：「麾下卒赴援，連戰俱捷，冀得厚賞。城上人群詈為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為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搗朵顏（蒙古察哈爾部），然後束身歸命。」遼東軍的士兵們則「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戮，又將以大炮擊斃我軍，故至此。』」

可見在袁督師下獄後，關寧鐵騎已經被北京的那些人視之為「賊」和「間諜」，更有士兵因此被無辜擊殺。

遼東將士們已經領先一步在北京遭受了和督師日後一樣的待遇。

這群血性漢子，他們自千里之外不眠不休地趕來，天天拋頭顱灑熱血，在為關內百姓和大明朝奮戰不息。然而他們保護的百姓和城市，現在卻殺死了他們的戰友。

這又怎麼叫他們不心寒？又怎麼叫他們不離開這個傷心屈辱之地？

然而他們更無法預料到的是，日後這些殺死他們戰友的人們，還會剮掉、吃掉他們景仰的袁督師。

遼東系的將領和士兵，正是在袁督師死後，才開始頻繁出現將領率整支部隊倒戈的現象。此前只有極少數的小股人馬投降叛變，即使在袁督師斬殺遼東豪帥毛文龍之後，毛文龍數萬部下也只有極少數人因不滿、恐懼等原因而降清，如數年後始叛的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人，其官階低、人數少，人不過帶去數百隨從家眷，官不過參將、游擊，連一個普通分守總兵、副總兵級的將領都沒有，更不用說如後來降清的遼東總兵祖大壽這樣的將軍、總鎮級總兵了，是以幾乎沒什麼政治影響。

但是，清廷在當時卻給予了和這些降將的身份及整個事件影響都非常不相稱的封賞，差不多個個封王，待遇之厚、規格之高，令人膛目結舌。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正是由於此前明軍罕有倒戈者，因此清廷希望能以此來吸引遼東的明軍將士投誠。可惜，這一手在當時用處並不大。

但自袁督師身亡，一直到松錦大戰結束這段時間內，整個遼東系的將領、士兵，除吳三桂所部外，卻已幾乎全為清軍所用，這五十餘員遼將成為了清軍南下的利器。日後無論他們出身如何，幾乎個個都成了一鎮大將、封疆大吏，甚至成為深通政務、治理地方的一代名臣。

譬如原寧遠副將張存仁，在大凌河一戰中隨祖大壽降清。此人因官階較低，故在明並無什麼事迹，但降清後卻敢對皇太極屢屢犯顏直諫乃至當廷爭論，純粹只以事迹論，為人極是剛正。在爭取錄用漢人奴僕為官一事中，皇太極甚至大怒，指責他和祖可法二人「爾等但愛漢人，不知惜滿洲有功將士及見易而為奴者也！」由此可見當時爭執情況之激烈。順治元年，張存仁被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浙江、福建。順治六年，授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行省，巡撫保定諸府，提督紫金諸關，兼領海防。順治九年卒，追贈太子太保，謚忠勤，由於他為官期間名聲極佳政績斐然，故准祀直隸、山東、河南、浙江、福建五行省名宦。

對此種現象，《明史》的《張存仁傳》最後這樣評說：

張存仁通達公方，洞達政本。二人（作者註：另一人指孟喬芳）皆明將。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節鉞者，而二人建樹顧如此。資格固不足以限人歟，抑所遭之時異也。

張廷玉等人此論可說極是公允，尤其是「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節鉞者」一句，可謂道出了明季之敗的一大癥結。

原本一鎮邊將，只要不是泛泛之輩，象張存仁、孟喬芳等，對其所在防地的軍事和民生都是極為熟悉的，倘若有一定政治能力，去做個巡撫之類當遠比普通文吏來得得心應手，尤其當此亂世之時。可惜「明世武臣，未有改文秩任節鉞者」，是以文歸文，武歸武，且武官永無出頭之日，饒你再能征慣戰，即如杜松杜太師、劉鋌劉大刀等悍將、猛將，最終也只能在楊鎬這樣完全不懂兵事的文官統帥指揮下作戰，以至於裹屍沙場。而大明朝則不斷因此喪師失地，使得猛將悍卒幾乎傷亡殆盡，故謂此乃明末敗亡的癥結之一。

再待到後來李自成逼反了吳三桂，中原地區不但失去了對清最有威脅和作戰經驗的最後一支雄師，也切斷了袁督師一手培植的關寧鐵騎與中原相連的最後一縷血脈。

日後，關寧鐵騎的身影，以關外清軍的身份橫掃整個中國。幾乎可以這樣說，清朝的江山是漢人的關寧鐵騎替滿人打下來的，單只吳三桂一人，就掃平了陝西、山西、四川、兩湖、雲貴、廣西等差不多半個中國，要是再加上尚可喜、耿仲明父子、孔有德、劉澤清等人的話，那就等於是他們替清朝打下了九成國土。若是袁督師在，安能至此。

金庸甚至在《袁崇煥評傳》里作如此說：

袁崇煥若是不死而統率這一批精兵猛將，軍事局面當然完全不同了。吳三桂如是袁崇煥的部將，最多不過是「抱頭痛哭為紅顏」而已，根本沒有機會讓他「衝冠一怒」，為了陳圓圓而引清兵入關。

此說固然值得商榷，但道出了袁督師在遼東兵將心目中的地位，卻是無疑的。果真如此，則祖大壽、吳三桂等人確實未必有機會降清，甚至李自成也未必能破北京。只可惜，歷史無法假設，可做一嘆。

再說回來。

且看當時在袁督師下獄，在如此群情激奮及傷心失望的情況之下，遼東兵將們還是沒有內訌反叛，僅僅只是退回了關外，就可知他們此刻乃是懷著對大明朝和崇禎皇帝的極度失望之心，抱著遠離是非之地的念頭走向錦州的。他們還只是灰心，只是想避禍，只想不被冤殺而已。這些遼將遼兵當時確實都還沒有起二心，他們在這個時候，依然還是大明朝忠心耿耿的臣子，是大明朝北方的血肉長城。

其實袁督師早在增援北京的途中，就已經安排侯世祿、尤世威等部兵力去截斷後金的退路，而初二、初三日關寧軍大股主力就將趕到。如果他不下獄，屆時合京畿附近及京師大營、滿桂、馬世龍等部兵力，依仗地利、人和還有北京城這個最堅固的據點發起反攻，重創後金主力是完全可能的。可在初一日他卻被下了獄，這前後僅僅只差一兩天，著實令人扼腕不已。

另外，崇禎皇帝對兩天急馳三百里增援北京的關寧鐵騎，態度自一開始就有問題。袁督師率軍到北京時，只有九千騎兵，其中還有四千人是掉隊陸續趕到的，實際同時抵達的只有五千人。到北京後，袁督師請求讓部隊入城休息，崇禎不準。其中心思，不外兩種：一，要關寧軍在城外和清軍死戰鬥，所以不給他們進城，斷了他們後撤的路。二，對關寧軍不放心，生怕對北京不利。無論崇禎是那種心思，都可以說是惡念。

關於這些情況，袁督師的幕僚、布衣程本直，在他為督師申冤上給崇禎的《白冤疏》中記載得最清楚：

自敵人逸薊入京，崇煥心焚膽裂，憤不顧死，士不傳餐，馬不再秣，間道飛抵郊外，方幸敵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士馬廢敝，請休息城中來，未蒙俞允，出營廣渠門外，兩相鏖戰。崇煥躬爰擐甲胄，以督後勁。自辰至申，轉戰十餘里，衝突十餘合，竟至運河，血戰殊勞。遼事以來，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二十六日，又舍廣渠門而攻左安門，亦時有殺傷。惟是由薊趨京，兩晝夜疾行三百里。隨行營僅得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進。以故專俟步兵調到，隨地安營，然後儘力死戰。初二、初三，計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對，崇煥奉有拿禁之旨矣！

當時主理袁崇煥一案梁廷棟的屬官余大成在《剖肝錄》中，對此也有比較詳細的記載：

煥自遼趨薊入援。朝議罪其逗留。十二月朔，詔入城，下之獄。 輔臣溫體仁，毛文龍鄉人也，銜煥殺文龍，每思有以報之。適樞臣梁廷棟曾與煥共事於遼，亦有私隙。二人從中持其事，煥由是得罪。時有[中]官，在圍城之中，思旦夕解圍。咎煥不即戰。而中官勛戚有庄店邱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躪。咸謂煥玩兵養敵。流言日布，加以叛逆。會總兵滿桂，初與煥共寧寧遠，丙寅之役，首主棄城，為煥所叱。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偽稱袁兵，以鼓眾怨。後因敗入瓮城，浸潤中官，乘機僭之。上遂不能無疑焉。

然煥自薊趨京，兩日夜行三百里。所部馬兵才九千人。廣渠門一戰，挫之。意俟步兵至方合力逐北。而初一日之命下矣。諸廷臣持煥者十之三，而心憫其冤者十之七。時以所坐甚大，且憚於體仁與棟，未敢救。

其他事體，余大成的陳述都比較客觀，但其中對滿桂以及他部隊的揣測，大約是為袁督師抱不平之故，似乎有點偏頗。滿桂之前雖然與袁督師有過節，但也是一位好漢子，而且在結怨之後，他也與袁督師在抗清戰事上有過合作，合作還相當成功。因此，還遠不至於到因私怨而刻意陷害袁督師的地步，最多是較容易相信袁督師通敵，所以余大成說他「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偽稱袁兵，以鼓眾怨。後因敗入瓮城，浸潤中官，乘機僭之」，似稍有不確。相比之下，《明季北略》中的記載更合乎情理：

俄桂中流矢五，三中體，二中甲，拔視，乃袁兵字型大小。桂初疑清將反間，偽為袁字型大小耳。及敵騎稍遠，細審，果為袁兵所射，大驚，入奏。

此後，祖大壽率領唯一能和後金抗衡的關寧鐵騎，悲憤之下踏破山海關，東歸錦州，北京的形勢就馬上開始逆轉，後金大軍復圍北京。在崇禎的催促下，十二月十七日，滿桂勉強帶傷出戰，與孫祖壽一起不幸戰死，大將黑雲龍、麻登雲被俘，僧人申甫夜襲後金大營，戰死。北京危急。

此刻的崇禎，方開始大悔起來。

但是，他此刻後悔的不是抓了袁督師，而是在後悔沒有妥善安撫祖大壽等關寧鐵騎將帥。

不過當他和所有官員多番嘗試也未能召回祖大壽等人後，無奈之下他只得又試圖去求助於已經是階下囚的袁督師。於是他令各部官員輪番入天牢，去勸說袁崇煥給關寧軍將作書，召祖大壽率軍回援北京。

袁督師不以被誣下獄為念，手書召祖大壽回援，同時又得祖大壽老母和以前的遼督孫承宗勸說祖大壽，要他以擊退後金軍為證，來洗清袁袁督師的冤屈。

我無法確切地知道，袁督師是在什麼樣的心境下作書，而祖大壽和關寧鐵騎們在接到他們景仰的袁督師手書後，他們的心情又是什麼什麼樣子的。但金庸先生以他那枝利筆寫就的一段小說家言式的描寫，卻讓我相信，當時的情景只能是這樣，就應該是這樣的：

在北京城的深宮裡，十八歲的少年皇帝在拍著桌子發脾氣。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斷的問太監：「袁蠻子寫了信沒有？怎麼還不寫好？這傢伙跟我過不去，非將他千刀萬剮不可。你們再去催，叫他快寫信給祖大壽！」他憔悴蒼白的臉上泛起了潮紅，眼中布滿了紅絲，不斷的說：「殺了他！殺了他！」……

在陰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煥提筆在寫信給祖大壽，硯台里會結冰吧？他的手會凍得僵硬嗎？會因憤怒而顫抖嗎？他的信里寫的是些甚麼句子？淚水一定滴上了信箋罷？

皇帝的信使快馬馳出山海關外，將這封信交在祖大壽的手裡。祖大壽讀信之後，伏地大哭。訊息傳了開去：「督師有信來！」

遼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數萬名間關百戰、滿身累累槍傷箭疤的關東大漢，伏在地下向著北京號啕痛哭，因為他們的督師快要被皇帝殺死了。戰馬悲嘶，朔風呼嘯，綿延數里的雪地里儘是伏著憤怒傷心的豪士，白雪不斷的落在他們的鐵盔上、鐵甲上……

祖大壽和關寧鐵騎們頗為替袁督師洗冤這個設想所動，他們失望而恐懼的心中又燃起了一線希望。於是祖大壽再次率副將祖大樂、祖可法、吳三桂等關寧精銳入關，在孫承宗的部署下，會合山西總兵馬世龍、山東總兵楊紹基等各路人馬開始反擊，猛攻被後金所佔的灤州、永平等四城。

僅僅只幾天時間，祖大壽和關寧鐵騎們就大破後金駐守四城的鑲藍旗阿敏所部，阿敏抵敵不住，只得放棄四城引兵退回關外。阿敏因此被皇太極定罪，判其幽禁，並剝奪了他所轄的鑲藍旗，賜給了努爾哈赤的侄子濟爾哈朗。

只是祖大壽等人此後雖然被嘉獎，可崇禎卻並沒有如祖大壽等人所希望的那樣，就此為袁督師洗冤，而是繼續對此事進行廷議。祖大壽、吳三桂等人無奈，只好率關寧鐵騎歸鎮遼東錦州、寧遠等地。

崇禎三年（公元1630年）八月十六日，明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袁崇煥，遭後金反間誣陷，又因大臣傾軋蓄意加罪，最終被處磔刑，冤死於北京西市的西四牌樓。其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抄沒其家時，無一餘貲。

袁督師幕僚、布衣程本直，因仰慕袁督師高義，自稱袁督師門生，謂生平意氣以豪傑相許，義不獨生，上《白冤疏》自請同死，亦被斬。

據《明季北略》說，當時議論以袁督師勾引清軍到京燒殺搶掠，北京城人人怨恨，在行刑時，北京百姓「爭噉其肉，皮骨已盡，心肺之間叫聲不絕，半日而止，所謂活剮者也。……百姓將銀一錢，買肉一塊，如手指大，噉之。食時必罵一聲，須臾崇煥肉悉賣盡。」《石匱書後集》則曰：「鎮撫司綁發西市，寸寸臠割之。割肉一塊，京師百姓從劊子手爭取生啖之。劊子亂撲，百姓以錢爭買其肉，頃刻立荊開腔出其腸胃，百姓群起搶之，得其一節者，和燒酒生嚙，血流齒頰間，猶唾地罵不已。拾得其骨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盡，止剩一首，傳視九邊。」

不過袁督師的首級，最終並沒有真的被傳視九邊，而是為其部下佘姓義士所盜取，在北京廣渠門一處私宅內築墓安之（即今北京市崇文區東花寺斜街袁崇煥祠、墓所在之處。這輪甲申年的清明，我曾去此地弔唁，見場館頗為乾淨，並有不少中小學生以及一些商業公司敬獻的花圈和菊花在），並誓曰世代守護直至洗冤之日。

袁崇煥生於萬曆十二年（公元1584）四月二十八日戌時，時年四十七歲。

另外，關於袁督師的後裔，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問題存在，在此也一併說說。

金庸在《袁崇煥評傳》第十三節的注釋中道：

朝廷抄袁崇煥的家，家裡窮得很，沒有絲毫多餘的財產。他在遼西的家屬充軍到浙江，後來改充軍到貴州，在廣東東莞的充軍到福建。《明史》說袁崇煥沒有子孫。近人葉恭綽則說：「袁後裔不知以何緣入黑龍江漢軍旗籍。」當時清擄掠大量漢人至遼東為奴，我猜想袁崇煥的子孫多半是給清擄掠了去，到黑龍江苦寒之地作農奴，因而編入漢軍旗籍。袁崇煥的冤獄，到清朝乾隆年間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於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煥傳》中，根據清方的檔案紀錄，直言皇太極如何用反間計的經過。乾隆皇帝隔了幾十年，才讀到《明史》中關於袁崇煥的記載，對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煥有無子孫，結果查到只有旁系的遠房子孫，乾隆便封了他們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近年來，對金庸先生此文的指責日厚，通常是責其未查閱《清史稿》，因其中明寫乾隆派員尋得督師後裔五世孫袁炳一事，是以並非如其所言為旁系子孫，且袁督師後人在《清史稿》中自有傳記，如此為文頗失之於粗心。

此言所論，略為偏頗，不免過於小覷了金庸先生。

指責金庸先生沒有查閱《清史稿》者，其論源出幾處。

首先是舉證《清史稿·高宗本紀》有「四十八年……戊子，予明遼東經略袁崇煥五世孫炳以八九品官選補」一句，另外《東華續錄·乾隆》也載曰：「五世孫袁炳並未出仕」，這兩者都說「五世孫」，並無說是旁系，所以應該是嫡系。而《清史稿》中更有袁督師後裔的幾篇傳記，也都未說是旁系子孫繁衍。另又責曰，金庸先生是知道《明史》成於乾隆四年的，而那時候乾隆還沒去找袁督師後代，因此他依據《明史》言其無後顯然不足為憑，且忽略了查閱《清史稿》云云，大致如此。

但是，如果考據仔細些的話，應該知道處理袁督師一案的經辦人之一餘大成在其《剖肝錄》中，有說袁督師「力捍危疆，而身死門滅，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孫珂，能白其冤。而督師竟允絕，聖世誰復為《金陀粹編》者？可嘆也！」據此，則似可說督師實無嫡出後裔。

蓋因余大成為審理督師一案的當事人之一，更曾於其間力挽狂瀾，最後是靠著威脅其上司方救下了督師一家老小的性命，如此，則督師有無嫡出後嗣，作為辦案官員的余大成自是一清二楚的，外加督師一案，前後勘察達九個半月之多，絕無搞錯的道理。再退一步說，即使余大成想維護督師後裔，想在其中做點手腳，卻又如何瞞得過這許多欲置袁督師於死地的大臣們。

另外，金庸先生也說：「《明史》完成於乾隆四年七月，……乾隆皇帝隔了幾十年，……下旨查察袁崇煥有無子孫，結果查到只有旁系的遠房子孫，乾隆便封了他們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這一條說辭，顯然可以證明他是查閱過《清史稿》的，怎麼能說他沒看呢。

我以為金庸先生不但查閱了《清史稿》和《東華續錄》等書，多半還查閱了部分地方志和清檔案。譬如康熙年間的《廣東通志》就道：「（袁崇煥）籍沒之日，無子」，而在清宮檔案的《清高宗實錄》中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丙寅條，更有這麼一條極為詳細的記載：

諭軍機大臣等：昨披《明史》，袁崇煥督師薊遼，雖與我朝為難，但尚能忠於所事。彼時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深可憫惻。袁崇煥系廣東東莞人，現在有無子孫，曾否出仕，著傳諭尚安，詳悉查明，遇便覆奏。

一年後，廣東巡撫尚安回奏道：

遵旨訪查，袁崇煥無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繼為嗣，現有五世孫袁炳，粗曉字義，人尚明白，應照熊廷弼裔孫之例，以佐雜等官選補。

乾隆一向自詡英明神武，此人才具雖不如他自視的那麼高，但是個聰明人且精明能幹是肯定的。以他對此事的幾次親自追問的認真和著緊態度，想在這麼容易查清楚的事情上糊弄他，那簡直是拿自己一家老小的性命在開玩笑，而且毫無這個必要。而尚安追查時間長達一年，彙報的時候更是把袁炳的來歷身世、學問、為人都說得清清楚楚，所謂的五世孫袁炳，乃是過繼的袁督師堂弟之子後裔。至此，袁督師無嫡出子孫一事，已經可以說確鑿無疑。

而關於指責金庸先生忽略《清史稿》中有袁督師後裔傳記的說法，似乎也不成立。

因為金庸先生在《評傳》中有提到葉恭綽曾說：「袁後裔不知以何緣入黑龍江漢軍旗籍」云云，又說「我猜想袁崇煥的子孫多半是給清擄掠了去，到黑龍江苦寒之地作農奴，因而編入漢軍旗籍。」這猜想，也是空穴來風有本的。因為既然已經證實袁督師無後，且家人都流放去了南方，又於乾隆四十八年找到了被流放的袁氏族裔，而《清史稿》中的袁督師後裔，據記載卻是黑龍江漢軍旗人，這其中的聯繫，在其傳記里並沒有說到，所以金庸先生只能按照當時的環境去推測。如果撇開其他不論，他這個「給清擄掠了去，到黑龍江苦寒之地作農奴，因而編入漢軍旗籍」的推測，應該說確實是比較合理的。

因此，我們可以說，金庸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比較嚴謹的。

但是，袁督師是不是就真的無後了呢？

答案是：有。

金庸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是錯了。

但是，他的出錯並不是出在如時下所指責的那樣，是忽略了《明史》成書時間，以及沒有查閱《清史稿》等等，而是忽略了北方地區的一些地方志和時人筆記、實物，以及東莞本地康熙年間所修的一部地方志。我猜想這是由於他受史籍記載中袁督師家人被流放到貴州和福建的暗示，因此沒有想到可以在北方地區以及東莞當地的資料中尋找相關線索。

袁督師妻無子，不等於妾無子。袁督師家屬被流放的時候無子，不等於沒有遺腹子。

督師留下了一位庶出的遺腹子。

其實袁督師入獄時，他的小妾已有身孕，遺腹子一般不在流放之列。且依明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的人被判流放，是可以用勞役和銀子來贖的，《明史·刑法志》：「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大抵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

當時袁督師惡名滿中原，如大大有名的南明督師史可法就曾在《史可法復多爾袞書》說過這樣的話：「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構釁，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此殿下所知也。」這話中，「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想來不會說努爾哈赤在李成梁手下時期，大約是解釋袁崇煥迫使皇太極去掉了帝號，向明朝求發印而不得一事。此事在清，可說是極大之屈辱，因此後來清廷在修明、清史時，全部予以刪除，在官方文書中全無記載。但百密一疏，清宮秘檔中卻還留有皇太極寫於天聰四年的一道上諭，其曰：

逮至朕躬，實欲罷兵戈，享太平，故屢屢差人講說。無奈天啟、崇禎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號），及禁用國寶。朕以為天與土地，何敢輕與？其帝號國寶，一一遵依，易汗請印，委曲至此，仍復不允。

史可法而後言語中的的「先帝」，說的是崇禎，而小人則當然是說袁督師了。蓋因督師寧遠一戰，導致努爾哈赤發病身亡。在史可法看來，許是覺得此事與清仇怨甚大，故有「後以小人構釁，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之語，無非是希冀籍此揭過這段恩怨，明清兩家好聯手剿闖耳。

寫至此，又不禁復為督師心酸，一時唏噓不已。

評曰：程本直布衣之士，尚知道督師之忠之冤，而余大成則說朝中大臣十之七知其冤，史督師在此處大罵袁督師為小人也就算了，畢竟當時袁督師還沒平反，也勉強可以成理。但他顛倒黑白，誣指袁督師啟肇了明、清兩家的兵禍，卻是其心可誅。清軍犯邊，歷來是清軍主動為之，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天下無人不知，史可法此處無非是要和清軍聯盟而已，即使這樣，也不應如此顛倒是非嫁禍於袁督師。同是大明督師，相煎何急哉，相去何遠乎。史督師此舉與袁督師相較，豈止於陳元龍於許汜的上下床之差，更直欲追劉備所云之百尺樓上與地下之別矣。余頗以為恥。

袁督師際遇如此，其庶子自是無法於中原存身立命，要生活下去只能隱姓埋名。但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中原人如此，遼東人卻不是這樣。在遼東，袁督師依然是人人景仰的大英雄，他的後人此後流落關外後，在寧古塔謀生起家（2）。

督師庶子名文弼，成年後因有軍功，被編入寧古塔正白旗漢軍，從此成為了旗人。也有說其後袁督師後裔改稱為袁佳氏的，此說似不太可信。編纂於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完於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此書收羅了當時除愛新覺羅外，滿、蒙、漢二十四旗的全部姓氏一千一百一十四個，查其中滿族老姓只有袁氏，並無袁佳氏，另有姚佳氏、殷佳氏等，故余疑其或為訛誤之說。

據民國時張江裁輯錄的《袁督師遺事彙輯》卷五《袁督師後裔考》所載，袁督師寧古塔一脈後人的傳承順序為：袁文弼——袁爾漢——袁貴——袁常在——袁趕，袁趕有三子：袁世有、袁世寬、袁世福。

袁世福及其兩個兒子在《清史稿》均自有傳記，這位袁世福，還有他的子孫，乃是晚清大大有名之人。

咸豐九年，江北大營清軍大戰太平軍，江北大營是由和春節制，其搭檔寧古塔副都統富明阿，就是袁督師的這位六世孫袁世福，《清史稿》道：

富明阿，字治安，袁氏，漢軍正白旗人，明兵部尚書崇煥裔孫。崇煥裔死，家流寓汝寧，有子文弼，從軍有功，編入寧古塔漢軍。五傳至富明阿，以馬甲從征喀什噶爾，授驍騎校，洊升參領。

富明阿幼年名世福，以馬甲（清制，八旗男丁十六歲以上，通過考試可披甲，分入步甲、馬甲）從軍，始有旗名富明阿。

清代的旗人風俗，稱呼人一般只呼名不稱姓，如「佟圖賴」大多直接稱呼為「圖賴」，富明阿是袁世福的旗人名字，所以一般稱其為「富將軍」，而黑龍江土著則乾脆直接稱之為「袁富將軍」云云。

富明阿的身世來由，絕不是孤證，也不是重複引證、互相轉錄。除《清史稿》及張江裁編纂的《袁督師遺事彙輯》外，在不同地區的地方志以及當時人筆記中，都有著差不多的記載。記載富明阿身世的地方志，至少有一北一南兩種，如光緒年重修的《吉林通志》和康熙年間廣東編修的《東挽（莞）縣誌》，其他筆記如楊鍾羲的《雪橋詩話余集》，魏毓蘭的《龍城舊聞》，還有黑龍江省至今尚在的《江寧將軍富明阿去思碑》、繆荃蓀《藝風堂文集外篇》中《吉林將軍富明阿碑》、繆荃蓀輯《續碑傳集》中屠寄所撰的《袁富將軍戰略》、齊齊哈爾市的《御賜富將軍碑》等碑文、拓片中，均記有此事。而這些天南海北的記載中，都一致說富明阿是袁督師的六世孫，來由也都說是出自督師遺腹子袁文弼。

另外，富明阿自己也曾親口對在東莞為袁督師掃墓祭奠的同鄉人陳國泰道：「余督師幾世孫也，爾祀我祖，與兄弟何異？宜告鄉人好為之！」並因此和陳國泰結拜為義兄弟（3）。

因此，可以說袁崇煥——袁文弼——（世福）富明阿的這一傳承，基本確鑿無疑。督師有後。

富明阿驍勇善戰，頗具當年關寧鐵騎之遺風，是清軍中的一員悍將，《清史》載曰：

咸豐三年，從欽差大臣琦善軍揚州，戰於洞清鋪，受槍傷，裹創奮鬥，斬馘數十，……五年，戰虹橋，戒所部距賊二十步始發矢，射斃賊酋，分兩翼搜伏賊，賊潰走，……江北軍不署統帥，命歸和春節制，別選謀勇可當一面者，和春以富明阿薦，詔幫辦和春軍務。時六合、浦口皆未復，富明阿督軍進攻，迭戰百龍廟、李家營及六合城外。既而賊數萬撲營，分股繞襲後路，遂大挫。富明阿身被十二創，詔許開缺回旗醫治，傷已成殘，命以原品休致，食全俸。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富明阿以殘廢之身，授正紅旗漢軍都統，率領神機營和抗法名將馮子材一起剿捻，後來率精銳與僧格林沁聯手進剿苗沛霖，苗沛霖被殺。

三年春，富明阿被授江寧將軍，統管八旗兵協助湘軍，攻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也就是著名的「克複江寧」之役，此戰對清廷意義極為重大。富明阿因此被授騎都尉世職，並督所部水陸諸軍留防江北。

五年，授吉林將軍，督剿吉林馬賊，富明阿不顧殘疾親自進山揮軍力戰，數月之間肅清馬賊。然後在當地開田達數萬頃之多，此後不到十年，他所開墾的地方便開建郡縣。富明阿最後以傷病歸家，光緒八年卒，優恤，謚威勤。

由於富明阿為政頗有佳績，所以吉林、揚州兩地百姓分別請為富明阿建祠，並立《去思碑》紀念。至今在黑龍江省尚保存有《江寧將軍富明阿去思碑》，《藝風堂文集外篇》則附錄有《吉林將軍富明阿碑》碑文，另據報道，在齊齊哈爾市一位私人收藏者手中，還藏有一《御賜富將軍碑》的拓片存留。

而富明阿的兩位兒子壽山和永山事迹，比之乃父則更有過之。這兩兄弟分別在中日甲午戰爭和遼東抗擊沙俄的戰事中以身殉國，極具袁督師遺風。其人其事，令人無法不想起當年叱詫風雲威震遼東的關寧鐵騎之絕世雄風。

壽山，字眉峰，襲騎都尉世職，遷郎中。

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甲午戰爭起，日軍自朝鮮越鴨綠江進犯奉天。當時在北京任官的壽山，聞訊投筆而起，自請抗敵，單騎奔赴遼東前線。

在到達奉天后，他開始在當地招收義軍，短短的十幾天時間，就成功募集了兩營兵力，壽山被命為步隊統領，其弟永山任馬隊統領，率領兩營士兵開赴抗日前線。

兩兄弟在與日軍戰鬥中激戰連場，連戰連克，一路恢復草河嶺，克連山關，進逼鳳凰城。據《壽將軍家傳》曰，壽山於草河嶺一役中「怒馬當先，披堅執銳」、「繞山越澗，披荊力戰」，「在南路山脊衝鋒陷陣，戈什哈傷亡幾盡，猶統率所部猛攻」，擊斃日軍步兵大尉齋騰正起，傷炮兵大尉泄田綱平、炮兵中尉關谷豁等。隨後壽山，永山分別率馬、步隊「由崔家房、白水寺、謝家堡轉戰而前」，「在四顆樹大獲一勝」，日軍抵敵不住，敗退鳳凰城。

其後清軍統帥依克唐阿和聶士成準備分兵兩路，收復鳳凰。其中一路由依克唐阿、夏青雲率領，另一路則由壽山，永山兩兄弟率領馬步隊各一隊，進攻鳳凰城東北。

是役，壽山、永山率軍「肉搏風城，恆玉(鎮邊軍步隊營官)率其所部攻入東門，已就得手。詎城內伏兵突起，城外援賊大至，將我軍四十餘名截斷城中，悉歿於陣，統領三等侍衛永山身先士卒，率隊策應，連受槍傷，洞胸陣亡，兵力不支，傷亡幾半。幸經壽山等各營分投徑援，賊始稍卻，我軍亦即收隊」，《清史》則載此役道：「永山獨為殿，遇伏，連受槍傷，洞胸踣，復強起督戰，大呼殺賊而逝」，並將其與鄧世昌等人並為一傳，評曰：

中東之戰，陸軍皆遁，寶貴獨死平壤；海軍皆降，世昌獨死東溝。中外傳其壯節，並稱「雙忠」。及日兵入奉，永山獨死鳳城，敵遂長驅進矣。旅、大既失，威海勢孤，步蟾、宗騫皆先後誓死。士氣如此，豈遂不可一戰？此主兵者之責。五人雖敗，猶有榮焉！

此後，中日雙方在摩天嶺地區展開了多次激戰，根據依克唐阿的奏報，壽山每戰「無不登山越洞，身先士卒。綜計前後該員頭冠戎服，迭經洞穿，迄未受傷，其身旁親兵傷亡不下十餘名」，並曰其「謀勇兼優，洵屬不可多得。」

次年，清軍克複海城，壽山領七十騎外出偵察敵情，在湯岡子遭遇日軍，遂與之搏戰，《壽將軍家傳》道：「正酣戰間，忽中飛彈，自右腹入，左臀出」，壽山「屹立不為動，戰愈猛，敵即卻。跨馬三十里回營。衣袴淋漓，血厚盈指。一時江淮諸宿將，作壁上觀者，皆舌撟不能下。」如此悍勇，與古之猛將不罔多讓也。

光緒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壽山任鎮邊軍統領，駐璦琿。

二十五年任璦琿副都統，幫辦黑龍江邊防和軍務。明年署黑龍江將軍。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沙俄部隊數千人揚言要去保護哈爾濱的鐵軌，紛集海蘭泡，前來向壽山借道。

《清史》記載，當時壽山大怒道：「敵偪我都，我假敵道，如大義何！」，遂拒絕其要求。又傳檄愛琿副都統鳳翔道：「如俄兵過境，宜迎頭痛擊，勿令下駛！」同時以呼倫貝爾副都統依興阿守西路，通肯副都統慶祺守東路，警告俄軍不要進兵，由清軍負責護路。隨即聞聽俄軍已經分道並進的消息，壽山遂下令：「保鐵路，護難民，全睦誼，違者殺無赦！」

但俄軍不宣而戰，突然炮擊璦琿卡倫山，之後又製造了屠殺我江東六十四屯百姓之大慘案，我百姓被驅趕赴水淹死者，遮蔽江面，而呼倫貝爾等地也紛紛告警，哈爾濱淪陷。

壽山聞訊，「千繞室，夜憤恚垂絕」，他一面電告吉林將軍長順，要求其前來會攻哈爾濱，一面通告俄軍，謂若罷兵，願以全家為人質，勿得侵凌我國百姓。

七月下旬，壽山所部清軍和義軍配合，向被沙俄佔領的哈爾濱發動進攻，很快攻入城內，並將俄軍壓縮在新市街松花江車站一帶。在璦琿前線，清軍與義軍固守待援，和俄軍對峙不下。但由於東路的吉林清軍按兵不動，貽誤戰機，而沙俄則不斷增兵，最後兵力達到了十幾萬之多，致使壽山孤軍奮戰，哈爾濱之戰終於遭挫。

面對十幾萬沙俄部隊，清軍寡不敵眾，又無增援，八月十五日璦琿也終於失守，固守此城的鳳翔死戰殉國。隨後，齊齊哈爾門戶北大嶺被攻陷，北路統領崇玉，營官德春、瑞昌，西路統領保全，東路營官保林等人全部戰死，俄軍進逼齊齊哈爾省城。

八月二十一日，俄軍致函壽山，要求商議停戰。

壽山派程德全前往商談和議，而自己卻以為古有「軍覆則死」之義，又「疆土不保，負罪甚深」，穿戴整齊後於棺材中吞金自殺，不死，呼其屬下來槍擊，屬下不忍，手發抖第一發打偏，中壽山左肋，不死，又命其擊小腹，仍不死，於是厲聲命令再擊，乃氣絕。

如此一位忠勇之士，可清廷對他，卻實在好不到哪裡去。清廷先是下詔責備他挑起邊境衝突，後又剝奪其世襲職位，最後還是因為總督徐世昌屢請復官，才在六年後年授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准其附祀富明阿祠。

壽山還有一位族孫也於此役戰死沙場，他就是在黑河與統領崇玉一起戰死的那個北路營官瑞昌。

袁督師這一門，是真正的英雄。而讀壽山、永山、瑞昌事迹，不能不使人想起袁督師，這位盡畢生之力保家衛國，最後反被他保護的那些人們摧至真正粉身碎骨的英雄。他在臨死前，在即將對他千刀萬剮的刑場上口佔了一首絕命詩，詩曰：

一生事業總成空，

半世功名在夢中。

死後不愁無勇將，

忠魂依舊守遼東！

果然，在袁督師死後，他的後代們或於亂世造福遼東百姓，或死於守衛遼東的邊事，真的無愧於督師「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依舊守遼東」的遺言。關寧鐵騎的後裔雄風不絕，在袁督師英靈的注視下，依然守衛著督師曾經浴血奮戰過的遼東大地，他們是真正的好男兒。

有後若此，袁督師可以含笑九泉矣。只是先賢如此，後來者又需要以怎樣的姿態和作為，才能去面對督師以及他後裔們的忠魂？

-----------------------------------------------------------

最後說幾句，一是前次有人問起袁崇煥的後裔情況，於是帖一下這篇，算是比較詳細全面的。

另外，對一些只知道點口水文或只看了些小說就愛到處冒泡JJYY的，我很直接地說，我一點都不歡迎。但凡有這樣的，一概喀嚓不送。原因，很簡單——袁崇煥究竟是民族英雄還是國賊？ - 汗青的回答——有人說我以學術為壑，我曾正經分解，現在想來，沒必要。

再簡單地說，就是我沒耐心上課做最基礎的常識普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