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基因能夠影響智力，我們也無法製造聰穎

首先，讓我告訴你我有多麼聰明。非常聰明。我的五年級老師說我在數學方面很有天賦，回想一下，我不得不承認她說的沒錯。我能夠正確理解形而上學作為蘊相殊唯名論（trope nominalism）的特質，我能告訴你時間是存在的、可是不能被寫入一個基本方程式。我也懂得生存之道。別人講的大部分事情都只有一部分是真的，我能看得出來。

一篇在2017年發表於《自然·遺傳學》雜誌的文章指出，科學家們在分析成千上萬的基因組後，將52個基因與人類智力聯繫起來，儘管每個只能單獨對智力做出一個百分點都不到的貢獻。作為這項研究的資深作家，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及其醫學院的統計遺傳學家丹妮爾·帕蘇馬（Danielle Posthuma）向《紐約時報》表示，科學家們離真正通過基因預測智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就算我們能夠做到這一點，也不難想像這會對社會帶來怎樣令人不安的影響：學生會在申請大學時附上基因組測序結果；老闆會在僱傭職員前調查他們的基因；體外受精診所會承諾利用例如基因組編輯系統CRISPR-Cas9的高端新技術提升胎兒智力。

一些人已經向這個新世界蓄勢待發了。曼徹斯特大學的約翰·哈里斯（John Harris）和牛津大學的朱利安·斯沃勒斯古（Julian Savulescu）等部分哲學家認為，我們有控制自己子孫後代遺傳密碼的義務，這一概念被斯沃勒斯古稱作「生育善行」（procreative beneficence）。這一領域將「父母疏忽」這一術語延伸至「基因疏忽」，暗指如果我們在有能力的情況下不使用基因工程或認知強化來提升孩子的能力，便相當於在虐待他們。而另一些學者，例如在新墨西哥大學教授美洲研究的大衛·克瑞亞（David Correia），則預想出了反烏托邦式的後果，即富人運用基因工程直接將社會階級的力量轉移到能永久保存的基因之中。

這一類的顧慮是長期存在的，當科學家們發明出重組DNA技術時，公眾就已經開始對改變智力遺傳有所警惕了。早在19世紀70年代，諾貝爾獎得主大衛·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懷疑，他的開拓性研究是否可能表明「人與人之間的不同在於基因差異，而並非環境差異」。

事實證明，基因的確對智力有所貢獻，但是（這種貢獻）非常寬泛，且其影響十分微弱。基因以極為複雜的方式交互作用，創造出幾乎不可能被逆向工程的神經系統。事實上，想要理解基因如何交互作用，並創造出最佳神經網路的計算科學家們，遭遇了「推銷員問題」（travelling salesperson problem）中的硬性限制。引用理論生物學家斯圖爾特·考夫曼（Stuart Kauffman）在其著作《秩序的起源》（1993）中所述，「假設從N個城市中的任一出發，用最短的總距離行至每個城市，並最終回到起始點。這一解釋起來再簡單不過的問題，解答起來卻是出奇的困難」。在早期，進化鎖定了一些可行的模型，經過數千年後設計出精鍊的方案，然而在現有條件下創造最優生物網路時，計算機只能用啟發法。蛋白質和細胞在更高的維度中交互作用，這就更加複雜了。重要的是，基因研究並不是為了診斷、治療或消除精神疾病，也不是為了解釋能夠導致智力的複雜交互。我們在短時間內並不會製造任何「超級人類」。

事實上，一切複雜性對於一個物種的進化都會起到阻礙作用。在《秩序的起源》中，考夫曼介紹了「複雜性災難」這一概念，即在一些複雜的生物體中，當進化已經被最優化時，基因在多種方面相互連通，導致自然選擇在加強生物個體適應度中的角色被弱化。簡而言之，就是一個物種演化到了一種無法輕易進化或被改善的程度。

如果說複雜性是一個陷阱，那麼認為某些基因優於其他基因這一想法也是。在19世紀60年代，理查德·列萬廷（Richard Lewontin）和約翰·胡必（John Hubby）運用新技術凝膠電泳法來分離獨特的蛋白質變異。他們發現，不同版本的基因產物，即等位基因，以令人始料未及的程度分化。1966年，列萬廷和胡必提出了一個名為「平衡選擇」的法則，解釋基因的次優變異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他們對多樣性做出了貢獻。人類基因組並行運作。常染色體上的每一個基因都有至少兩個拷貝，而擁有一個基因的不同拷貝（對一個生物體）很有用，尤其對於免疫系統多樣性來說，或是當物種進化想在任何細胞功能中做一些有風險的嘗試，但同時想要保留一份已經經過檢驗並被證明可靠的版本的基因時。另一些時候，一個可能具有風險的基因變異會被捎帶在一個有益的基因變異上。如果這對人類智力有著某種暗示，那就是基因能夠互相欺騙互相利用的寄生特性；基因通過剝削同伴基因而獲得的自身的功能性，並不比其他基因高級很多。

重要的是，我們早就明白，3萬種基因無法決定大腦中100萬億突觸連接的組織架構，這一點指明了有關智力無法辯駁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智力衝破重重逆境和迫於開發大腦的壓力，才被鍛造而成。進化是用風險換取優勢的一場交易，而這正是我相信我們總是會攜帶可能帶來自閉症、強迫症、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風險的基因變異的原因；這也是我相信新自由主義認為科技終能解決大多精神健康問題這一觀點幾乎必定錯誤的原因。在進化過程中，沒有優質基因的存在，唯一存在的只有那些運用風險進行交易的基因，以及在特定環境下和指定任務中發揮更優的基因。

我希望我能相信自己的基因就包含著寫作能力，但是小說僅存在了幾百年，時間之短還不足以讓生物進化選擇出小說家們。事實是，寫作需要付出辛苦和努力，作家甚至可能展現出一些在其他方面令他們處於劣勢的心理特質——比如神經質人格，或不間斷而苛刻的自我反省。我們都理解並在一定程度上擁有這些特性。生物進化教給了我們一個殘酷的現實——自然競爭在競爭者的相對適應度差距最小時最為激烈。鑒於這一點，我們得以明白，近幾十年間出現的貧富差距問題，並不是生物差距之巨大的一種驗證，而是被我們想要對優越感和控制欲的需求加以證明的錯覺而推動的。

相信我。我知道的。

翻譯：Lacey；校對：Dora；編輯：EON原文：Even if genes affect intelligence, we can』t engineer clev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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