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大帝」：中華資本主義的尋根之旅
「漢武大帝」：中華資本主義的尋根之旅
「他建立了一個國家前所未有的尊嚴，他給了一個族群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國號成了一個民族永遠的名字」——以銘文般的旁白，年初央視首播的歷史劇集「漢武大帝」上演了一場「漢魂的視覺祭祖」[1]。「漢武」讓千萬觀眾得以回味「窮流沙、絕大漠，吟『離騷』、歌『大風』，重文尚武，洪量博望，敢為世界先」的激昂時代；懷念「追亡逐北，踐踏虜庭，封狼居胥，禪姑衍山」的鐵血年華；欣賞廣袖高髻、峨冠博帶的飄飄漢服；重溫「冬至大儺」「上巳大祓」等遠古禮儀的先民記憶。
連續劇已曲終幕落，輿論界、文化界和網路寫手們對它的種種解讀和引申卻剛剛開始。毫不誇張地說，「漢武」對中華資產階級構築精神統治的象徵意義，遠超出了這部商業作品的自身份量。北大教授張頤武一針見血地指出它的主要特色在於「正面表現一種勝利者的強者精神」，因為「中國歷史新的展開已需要新的歷史想像，是這部電視劇凸現的關鍵問題」[2]。京滬寡頭夢想變身東亞新強權的背景下，中外資本劇烈角逐的現狀與前景中，國際列強重新瓜分世界的黑暗午夜裡，一出華美「漢頌」為中華資本的統治和征服尋找著歷史之根。從上述意義上講，「漢武」堪稱鞏固和改造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嘗試——它用「活畫」和借古論今的形式，對中華資本的政權建設、爭奪與保護（內外）市場份額的軍政戰略，提出了帶有濃厚自強派色彩的答案；它以遙遠的王朝史詩，為新生有產文化（禮儀、服飾、教育、家庭忠誠、職業公信到本土歸屬感和跨階級團結）發掘了可資利用的傳統。
資本家的文化訂單：讓歷史服務現實
九十年代末，大陸新生有產群體被迫正視自身階級文化的建設問題。無論蘇、中、蒙古或阿爾巴尼亞，復辟均導致舊工人國家精神價值的崩解，取而代之的是普遍性拜金和上層的黑燈舞會式狂歡。時至今日，哪怕最狂熱的憲政號手也不敢否認「信仰、道德、倫理的崩潰在知識分子那裡最為徹底」[6]（九鼎公共事物研究所研究員秋風），而絕對的廢墟無法長久支撐任何秩序（包括剝削秩序）。「首席執行官」們做大做強之餘，開始尋找自己的族譜、神話、信仰和英雄系統；重建階級社會各階段的歷史傳承成了統治者的當務之急。與此相應，主流學界的水面已掀起多箇舊瓶裝新酒式「回歸傳統」以「重建精神家園」的浪頭。
幾年前，資產階級思想家何新宣稱「歷史是一種意識形態。歷史意識構成國民意識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關係於現代政治國家的某些根本價值。歷史認知關係到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他提醒統治者「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須限制和規範主流歷史解釋的這種自由和隨意」[7]。同期，有產學界代理（從國家主義到自由派）不約而同地向漢文化傳統尋求精神源頭（或說招牌），官方也提出「加強對儒家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8]並有所動作（祭孔、成立「孔子學院」）。
在崇毛派內部，「去馬列化」理論家（從韓德強到「老田」）亦風頭甚健——他們吹捧「關注非物質利益的實現，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和基礎」[9]，並斷言「毛澤東時代決不是蘇聯社會主義明燈旁邊的另一盞燈，也不是另一種社會主義品類」[10]，而為華夏文明制約的「東方道路」云云。
書院里「重述正統道德」的高妙「會講」或許頗具古風，服務的終極目標卻再現實不過——鞏固既有剝削秩序，實現有產利潤的最大化。那班「把毛思想與當代資本主義實踐相結合」的崇毛學者，一直充當著中華資本崛起戰略的招魂師[11]。國家主義與自由派的讀經論道，更帶有十足時政色彩。圍繞「漢武」的部分論戰，明古暗今地賦予古學舊義現代內涵，深刻暴露了各家「國學」倡導者所屬資本集團的利益分歧。
有為無為：國家干預與新自由主義
同秦始皇相仿，劉徹是中央集權和國家干預的堅決擁護者——摒棄一度身居正統的黃老學說（「清靜無為」），推出諸多「大有為」政經國策（削弱諸侯、官營鹽鐵、壟斷貨幣的鑄造發行、以特務政治打擊豪強），南征北戰殺伐不已。當代有產自強派的筆下，劉徹堪稱中華的千年干城——「塑造主流政治意識形態，規劃制度，招攬人才，改革內政，建立幣制與財政，決戰匈奴，拓展外交」（何新）[12]，雄視天下功莫大焉。漢武發端的儒術尊崇，讓海權戰略家們嫁接為中華資本搶佔資源的論據——「以仁假力者霸，霸必有大國」（孟子）意味著「大國崛起就應具備國力和制度這兩個要素。其中，國力是資源轉換形式，因此，大國首先應是資源佔有和控制較多的國家」[13]（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張文木）。
毫不奇怪，同樣擁抱傳統的自由派另有一套詮釋古文化的黑白定義，並與私人資本的現實地位與利益追求緊密地結合起來。
鑒於官府「管得太多、太濫，就連民營企業自身本應有的一些權力也要被拿走」，私人資本的學界代理日益熱心地抬舉黃老學說——「這種擴張的行政權力很需要一些道家的『無為』思想去約束」[14]（國家發改委宏觀研究院研究員常修澤），因為「老子（在上）無為（在下）自為的執政治國觀，就是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的秩序觀」[15]（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
針對國家資本對某些關鍵部門的把持，憲政輿論以漢武鹽鐵專營為例宣稱「統治者對待工商業，最簡單同時也是最笨的方式，是把有大利可圖的行業拿過來自己壟斷……企業馬上出現低效、腐敗等現象」[16]（作家吳思），為私人老闆闖入壟斷行業鳴鑼開道。
針對民間商界脆弱的財產權與官僚集團的增稅企圖（新公布的房地產稅），前者的文化槍手搬出劉徹的「算緡法」（強制工商業者公布財產和納稅以充實國庫）當靶子，痛責國家「收刮民財、打擊商業」[17]之非，從側面呼應劫貧濟富的低稅制號召。
對「漢武」削藩集權、開拓海外的國家謀略，自由派把它貶為一無可取的「帝王情結」——「這樣的情結越深，改革開放的阻力越大」[18](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葛劍雄）[19]。
自由派對國家利益普遍抵觸、反感乃至公開對立的情緒，來自新生有產階層的存在狀態。復辟後的混沌歲月，私人資本與所處社會同樣前途未卜；至於上層官僚，他們對自家統治常比民間商界更沒信心。財力薄弱；衙門的欺壓勒索；殭屍樣官派意識形態；西方及發達統治文化的驚人吸力等因素讓無數「身在中土心繫西域」的民間老闆每每夢回加州，卻對中華資本主義的整體前途報以譏嘲的笑意。與此相應，部分自由派教授替單個資本家的俯仰沉浮呼天搶地，可對輔佐資本主義中國無甚熱情，有人索性炮轟「民族主義是最為妨害人們關注自身權利和尊嚴的思潮之一」[20]云云。
然而，現實遠較憲政圖紙更複雜。中華大資本保衛民族市場的競爭，需要愛國意識形態（民族與本土認同和國家歸屬感）的輔助；海外利益的召喚，亦讓政經精英們初步認識到張揚尚武精神的必要，因為「無論是對內加強黨和政府的執政能力建設，還是對外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軟實力都扮演著越來越關鍵的角色」[21]（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安全與戰略研究所陳向陽博士）。
補愛國課與中華資本的「內聖外王」
不久前，一位傳媒名人坦言「我們的『中國意識』復甦得很晚，因為在我們智力日趨成熟時，我們所受的主要影響與地域無關」[22]，可謂一語中的。復辟時代的人文真空，不可避免地被外界既有階級文化所填補；港台生活方式與歐風美雨的熏陶，讓大陸有產群體（從官僚集團到民間資本）對老牌帝國主義產生了強烈的「朝聖」慾望與「不如歸去」的移民情結。
面對上層（從思想到行動）普遍的「吃裡扒外」現象，國家主義派焦急呼籲「現在必須創造具有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中國人！」[23]（何新），並嘗試以古王朝的文治武功為黏土，為資本主義時代民族觀念燒制精神圖騰——「漢朝的偉大之處是在四百多年的歷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概念」[24]（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生明）。民族認同的重要元素，在於固定地域的認同——漢代版圖「已經擴大到包括了現代中國邊界內的大部分地區。這正是大漢王朝的光榮所在」[25]，主流輿論應和道。上述意識形態教化與讀經、漢服、恢復古禮（男子冠禮、女子笄禮）與古節日（如寒食節）的號召實踐遙相呼應，構成「重新確立中國的文化認同」[26]（「陽明精舍」山長蔣慶）總趨勢的一部，預示著21世紀中華有產階級精神文明的初現萌芽[27]。
至於官方，它很明白「文化產品作為精神產品，具有意識形態屬性，有社會引導功能」[28]（中國文化部部長孫家正），也掌握了有產宣傳品的製作程序（「遵循市場規則，通過商品交換，轉化為群眾的消費，實現其宣傳教育功能」[29]）。不過，極重的衙門氣使寡頭政權控制、引導社會思想的努力失誤連連，至今效率不高[30]。話說回來，部分主流輿論已意識到發嗲成癮的當代影視「或沉溺於宮廷權謀、或痴迷於花前月下，對我民族傳統的偉大尚武精神無動於衷」[31]，無助於亞洲新強權的誕生；繼「漢武」之後，「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的軍神崇拜與「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的征服氣概，幾乎肯定會在大陸娛樂市場漸入主流。
無產大眾與資產階級文化
21世紀初中華各資本集團互斗的大背景，是他們同屬有產行列、共享國家資源並擁抱同一階級文化這個基本事實。正因如此，工商界各派的輿論代理均對文化保守主義不持異議——自強派為20世紀工人革命給奴役文化的衝擊唏噓不已：「階級鬥爭導致了國民內部嚴重的政治分裂及意識形態分裂。某種意義上，這種意識分裂導致了民族歷史人格的自我迷失」[32]（何新）；自由派剖心表白「建設民主憲政制度的努力，並不妨礙我們同情、尊重和復興傳統」[33]（秋風），主動要求政府的強制介入（比如立法加強古節日的影響），讓民眾「在古老的習俗中涵育傳統倫理與文化認同感」[34]。
工商大佬們容忍、接納乃至精心守護某些前資本主義精神與物質碎片（從王室制度到教會），原因無它——後者能讓剝削事業更上層樓。儘管生產關係各異，各階級社會（從皇權專制的農耕社會到代議民主的工業文明）具有諸多共同特徵——社會財富為少數人佔有；森嚴等級秩序及伴生的榮耀感；奴役人的勞動制度；精英與盲眾的社會分工。表面差異的背後，它們的精神氣質並無絕對隔膜：貴族敬畏與宗教佈道至今是資本主義精神生活的重要元素；「市民社會」的自由主義教條與「灰姑娘之夢」並行不違；「武士道」為財閥們爭奪資源的戰爭提供著激勵源頭。
21世紀初的中華文化尋根潮也不例外，一切經典與噱頭都得服務利潤聖殿——研究商鞅變法領悟企業營銷，讀《資治通鑒》把握同僚相處，看《論語》學管理[35]。董事長們樂於誦讀《詩經》修繕茂陵追念唐風漢武，也樂於倡導紅色「鐵人精神」，只要後者有利於向職工灌輸「『為市場提供最好的服務，為企業創造最佳的效益』的企業核心經營理念」[36]（中共大慶石油管理局委員會）。
「漢武」現象警示我們，今日中國已迎來民族文化振興的初級階段；更多更猛的愛國浪頭打來後，左翼青年中堅持工人獨立意識的努力會異常困難。受被統治地位的束縛，無產大眾沒法單獨創造出成熟的階級文化；所有的「工人文化」與「革命文藝」要麼是群眾鬥爭高潮的產物，要麼屬於社會思想深處迸發的火花，燦爛可喜卻難長久。晚期資本主義在社會生產領域的腐朽性越深，就越計謀百出操縱人心；整體來說，只要尚未推翻資本統治，工農群眾註定得被動接受老闆們無奇不有的精神輔導，包括「『工農專政』是『中庸』」[37]，而「社會矛盾的緩和需要的是建立在『中庸』基礎上的『以德治國』，需要精英階層對弱勢階層的生存利益作出讓步，真誠地為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著想」（老田）[38]等等鬼話。
但底層的反抗不會因此終止——精神灌輸的威力敵不過勞資矛盾的存在。上流社會煞費苦心地培養紳士（「按照聖賢教誨立身處世、內外打通的新型君子」[39]），君子們的血汗工廠為工人解放製造著一批批造反戰士。勞苦大眾本就不需同主流進行一場力量懸殊的「文化激辯」，以建立工人國家為目標的階級鬥爭才是我們的主戰場。
工人革命勝利後的無階級社會，人們固然會盡情創造無盡輝煌的新文化，但也會——人類史上第一次——盡情採摘已有的文明果實。擺脫了階級社會固有仇恨與偏見的自由公社裡，漢服、腰鼓、日本刀、阿拉伯舞與蘇格蘭風笛或《荷馬史詩》一樣，不再充當資本擴張和精神壓迫的文化載體，而化作自由生活方式的單純元素。正如先賢海明威所說，「這個世界如此美好，值得為它去奮鬥」。
2005年3月25日
[1]「《漢武大帝》：視覺祭祖與國民集體心跳」2005年3月13日《東西南北?大學生》
[2] 2005年1月31日《新京報》總323期「《漢武大帝》：強者精神與盛世情懷」
[3] 2005年1月19日《新京報》「一個王朝的背影之緣起：大漢風起」[4] 2005年2月17日《民主中國》雜誌：「殺人如麻的帝王戲與主旋律」[5]比如劉徹對衛青的一段台詞：「你我是一代人，有些事是必須要在我們這一代做完。匈奴大患歷經我漢家數代，無不受之牽制困擾，耽誤了多少年。既然我們有可能在這一代解決，為什麼要留待下一代呢？不能說我們這一代人就比下一代人高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6] 2004年10月15日 中國《新聞周刊》：秋風「中國人已經踏上尋找重建精神家園之路」[7] 見《何新讀史札記》中的「歷史學與『國民』意識」 。有趣的是，何新本人對漢武一劇的製作似乎也有很大影響。[8]//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04-12/27/content_2385499.htm新華網2004年12月27日 「傳統文化輸血中國新外交」[9] ttp://http://tlw.3322.net/dzhwhdhx.htm老田「對中華文化的核心主張『仁義道德』進行重新解讀---兼談『以德治國』和現代新儒家」[10] //http://tlw.3322.net/kmhml.htm 老田「孔墨和馬列，誰才是毛澤東的老師」[11]就台灣問題，這班崇毛派理論家赤裸裸地宣告「台灣問題不是什麼純粹的土地問題，也不是什麼政治統一和主權完整的問題，而是中華民族能否以合格競爭者的身份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問題」（2003年11月25日老田「台海戰爭的兩種打法」）[12] 何新《最新論中國歷史與國民意識》一書中「論漢武帝」一文
[13] 《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張文木「大國崛起的邏輯」[14] 《中國經濟時報》 2004年11月5日「中華傳統文化能否涵育現代商業精神？——第二屆『中華儒商國際論壇』學術觀點綜述」[15] 同上[16] 2005年2月3日 《南方周末》「端詳漢武帝：藝術歸藝術歷史歸歷史」[17] 同注釋3[18] 《南方都市報》2005年2月8日 葛劍雄：「《漢武大帝》們為何長盛不衰」[19] 2005年3月10日「王蒙：『帝王戲』『丑角戲』不良影響過多」[20] 新浪觀察2005年2月26日徐晉如：「忘掉岳飛，好好過自己的生活」[21] 同注釋7[22] 2004年3月16日《經濟觀察報》「這一代人的中國意識」
[23]《何新讀史札記》「歷史學與『國民』意識」[24] 同注釋1[25] 《三聯生活周刊》「我們為什麼敬仰漢朝」[26] 2004/年7月1日 《中國青年報》盧躍剛「棒喝時代：誰是有文化意義的中國人？」[27] 僅誦經運動就有數百萬學童參加。[28] 中新網12月17日電「中國文化部長：文化產品應當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29] 同上[30]成立百家海外孔子學院的計劃，是官派宣傳低效率和荒誕性的一個好例子，因為國內尚無一家類似國學機構。[31] 2005年2月2日《新民周刊》倪樂雄「《漢武大帝》：被冷落的進攻大師」[32] 同注釋23
[33] 2004年8月2日《中國新聞周刊》秋風「保守主義浮出水面」[34] 同注釋6[35]「生活方式：用傳統文化方式過現代生活，可能嗎」2004年7月2日 《城市畫報》[36] 2003年9月6日 《求是》雜誌「鐵人精神：推進企業發展的不竭動力」[37] 同注釋9[38]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50老田《體認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與對『中國式道路』的艱難探索》[39] 同注釋26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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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偽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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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證明何新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