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落or轉型？中期奧斯曼史的敘述模式問題

關於早期現代奧斯曼帝國的學術研究，其很大一部分關於是「衰落論」（Decline thesis）與「轉型論」（Transformation thesis）的爭論，目前關於這個爭論的內容及其影響，還沒有中文資料詳細闡述，可以說中文學術界，或者說國內的中東史研究界似乎完全沒跟上這個潮流。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整理翻譯關於這一爭論的論述，從範式上徹底改變讀者對中期奧斯曼的認知。

為了方便讀者理解，這裡有必要講一下對整個奧斯曼帝國史的分期。從政治制度上來講，一般的分期是這樣的：

1. 1300-1453：從建國到攻克君堡，這一時期的帝國保留著很多游牧和地方自治的色彩
2. 1453-1603：古典時期，即所謂的黃金時代。西方對奧斯曼的想像多是基於這一時期。這個時期的體制算是經典的「東方專制主義」，王權處於絕對優勢。
3. 1603-1826：轉型時期，或中期帝國，即傳統敘述中的衰落時期，王權在這個時期喪失了絕對優勢，受到禁衛軍和教法學家的有力制約。這一時期的前半段時有強勢蘇丹出現，但他們總會遇到強力反彈，甚至是公開對抗。到了1703年的艾迪爾內事件後，朝廷徹底接受了權力受限的現實，在整個18世紀放棄了奪回絕對權力的想法。
4. 1826-1922：晚期帝國，吉祥事件中，市民化的禁衛軍在組織上被消滅，蘇丹得以確立絕對權威，直至青年黨政變為止。這一時期也是土耳其「獨裁現代化」模式的開端。

何謂衰落論?

奧斯曼歷史敘述中的「衰落論」，簡單的說，是指：

認為奧斯曼帝國在蘇萊曼死後進入了漫長的衰落期的一種觀念，並錯誤地把這期間的所有變革視為衰落的原因或表現。

具體來講

假定一個孤立的，獨特的伊斯蘭文明，雖然它在蘇萊曼時代下有過那麼一個「黃金時代」，但其後帝國經歷了不可挽回的衰落，這種衰落是因為帝國背離了其建國的基本原則，並且不能適應新時代的變化。奧斯曼國家與社會處在長期的停滯狀態，頑固地堅持舊傳統和腐朽的體制，進而導致了文明層面上的全方位衰落。拯救者（讀作現代性）以「西方影響」的形式降臨到近東，激發了奧斯曼國家的改革，為現代民族主義的產生鋪平了道路。所以，近東歷史上「古代」與「現代」的分界線就被劃在拿破崙入侵埃及（1798)，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1882）或者坦齊馬特改革（1839）這些時間點上。在這個分界點以前，中東是蒙昧，前現代的狀態；在此之後，中東才走上了現代化的光明大道。

對於衰落的根源，傳統敘述把視角集中在蘇丹權威的衰落上。後宮政治，國人暴動（所謂的「禁衛軍政變」），鄉間土匪，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農民逃離土地，平民混入軍人階層，這些現象都被視為衰落的標誌。然而，八九十年代的研究者逐漸開始認為，這些現象是奧斯曼社會自身深刻轉型的體現，同時國家也在不斷適應社會變革，這正是奧斯曼帝國能活六百年之久的關鍵所在。

衰落論的思想根源

17，18世紀的奧斯曼帝國

衰落論在中期帝國的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相當流行。當時的學者發展出一種名為「諫書」的文體（nasihatname），這種文體總是把蘇萊曼時代捧成帝國的黃金時代，譴責之後的帝國不再「清真」，背離了建國的「傳統」（其實是他們發明的傳統），要求統治者回歸到舊時代的制度。這些文章成了後世衰落論的重要論據。然而對這些文章的具體分析則表明，這些文章普遍帶有作者的個人偏見，他們出於自身的官場不如意，被新精英給邊緣化，甚至是私怨，而把舊時代捧成黃金時代，把他們所處的時代黑得一無是處，搞得好像只要恢復甦萊曼時代的制度，奧斯曼的偉大復興至少也能完成62%。這種心態其實和宋代文人無腦吹唐很相似（參見這個回答），他們只看到帝國的軍事成就沒以前那麼大了，沒能看到國家職能制度和經濟基礎的深刻轉變。

近代歐洲

自18世紀開始，歐洲觀察家和學者就開始採用一種「衰落」的觀念來描述16世紀後的奧斯曼帝國。這個觀念的一大體現就是「歐洲病夫」這一稱呼。最初這個稱呼主要被用來描述帝國在軍事上的失敗，領土萎縮以及經濟狀況的惡化，但後來被適用於奧斯曼政治、文化、社會等所有方面。不只奧斯曼成為這種「譴責性」觀念的批判對象，所有非西方國家的前現代歷史，幾乎都被這種「衰落論」支配。這種敘述模式完美適配啟蒙主義的話術，很「東方主義」，包括「亞細亞生產方式」，「東方專制主義」，這些理論普遍假定了一個停滯的東方，忽視了這些地區在西方影響到來前就已經歷的深刻轉型。

近代土耳其

不僅西方需要靠譴責舊帝國來獲得優越感，晚期帝國和早期共和國同樣需要靠譴責舊體制來為改革鋪路。中期帝國被塑造成一個停滯保守的形象，有利於正當化自身的改革，這種手段想必中國人已經很熟悉了。不過，近代土耳其鼓吹衰落論，還有另一個外人很少知道的動機，有一位史學家對此有個很精妙的比喻：

為何在英國，1649年的英國內戰，處決查理一世，1688年的光榮革命，罷黜查理一世之子詹姆斯二世，會被視為英國朝著有限政府進步的標誌；相反，同一時代在奧斯曼，大法官判決處決易卜拉欣一世（1648），罷免其子買買提四世（1687），會被後世被視為奧斯曼衰落的標誌？

對土耳其本國來說，衰落論中把衰落歸結於「蘇丹喪失權威」的部分有著獨特意義，因為從馬哈茂德二世到凱末爾，晚期帝國與早期共和國的改革都是靠鐵腕集權推行的，即所謂「獨裁現代化」。因此在歷史觀上，就要把中央權威，即朝廷，捧成正面角色，把絕對主義，或者說「訓政」，美化成現代化的唯一路徑，同時把制衡蘇丹權威的集團打成「頑固不化的保守派」。自然，中期帝國最能制衡蘇丹權威的兩個集團，禁衛軍與教法學家，就成了這種敘事下的反派，需要為中期帝國的「衰落」負責。這種說法相當精趙，我在以下兩篇文章中分別提到過禁衛軍的市民性和教法學家對王權的制約，這裡就不再細講。

黃伯韜：刻板印象外的土耳其禁衛軍zhuanlan.zhihu.com

如果大明皇帝和奧斯曼帝國蘇丹的繼承法一樣，沒有那麼多宗室拖累，大明能續到19世紀嗎？www.zhihu.com

轉型論的思想根源

在八九十年代，學界受到後殖民主義思潮的影響，開始反思「衰落論」這一思路。於是「轉型論」應運而生。這一時期的奧斯曼史研究界產出了大量反駁衰落論的研究，指出17，18世紀發生的變化是社會經濟自身轉型升級的體現，而非衰落的表徵。

對衰落論的反駁，學者們的主要論點總結如下：

1. 17，18世紀的奧斯曼國家與社會並沒有停滯，而是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並且政府也在積極適應這種變革（改革一直在路上）
2. 奧斯曼本土的，或者說內在的社會，經濟，文化變革，體現了與西方相似的「現代性」，這種本土的現代性早在17世紀就已出現，是奧斯曼社會自身演進的產物，而不是19世紀的改革與西方文化滲透的結果。（「中東近世論」，歐洲不是現代性的唯一來源）
3. 中期奧斯曼國家與社會的情況，與同時代歐洲乃至世界發生的變化，有相似性和可比性，許多用來解釋早期現代歐洲變革的理論，同樣適用於中期奧斯曼。（反對中東例外主義）
4. 對帝國在17，18世紀發生的變化，存在一個邏輯連貫的，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解釋。

註：此處的現代性不是指我們一般理解的「工業革命以後的現代性」，而更多是指「早期現代性」/「近世性」（early modernity），其表現包括稅賦貨幣化（一條鞭）、僱傭軍與常備軍替代采邑騎兵、經濟貨幣化、包稅制等。

以下是對衰落論的幾個具體批判

中期帝國與17世紀普遍危機

即使是最堅定的「反衰落論者」，也必須承認：帝國在17世紀經歷了一場深刻的危機。相對於蘇萊曼時代較為穩定的政治經濟秩序，17世紀的帝國確實有著更多的動亂。衰落論的擁護者孤立地看待這一時代的危機，把這一時期的一系列動亂看作奧斯曼總體衰落的開端。相反，轉型論把這一時期的危機放在17世紀普遍危機（general crisis）的框架下考察。

普遍危機是指在17世紀發生的全球性的政治經濟動蕩，包括明清易代，三十年戰爭，俄國大空位期，英國內戰，法國的福隆德運動等17世紀的動亂，很多歷史學家認為這些危機集中發生於同一時代並非偶然，而是有著共同的原因。對這一危機的解釋，有氣候變化說（即明粉津津樂道的小冰期）、人口壓力說、美洲金銀說、軍事革命說、精英競爭說等等。（參見《早期現代世界的革命與反抗》）

轉型論的研究指出，17世紀的帝國，正如世界其他地區一樣，面臨著很大的人口壓力。同時美洲金銀輸入導致的價格革命，推高了物價的同時，也使得依賴定額稅收的財政收入相對縮水。相應的，依賴固定收入的舊精英「階級跌落」，有浮動收入的新精英崛起，而戰爭形式的變革，又迫使國家支出更多現金來擴充軍隊。財政吃緊使得精英缺乏足夠的就業機會的同時，16世紀的人口增長又擴大了精英規模，人口壓力也提供了更多可供煽動的群眾，這就使得許多「邊緣趙」具備了搞事的能力。

具體到奧斯曼，國家的軍事需要和地方土豪間的爭鬥，迫使二者招募軍事階層以外的人員進入軍隊，成為地方僱傭軍（sekban）。人口壓力製造的大量單身遊民，精英競爭下的待業神學院畢業生，以及廉價火繩槍的擴散也使得招募這麼一批「屌絲軍隊」成為可能。在戰爭結束，軍隊遣散後，這些失業退伍軍人落草為寇，或者成為土豪的私兵，直到下一次戰爭，國家再次需要僱傭軍，這些土匪又會重新為國效力。這就是「傑拉里叛亂」（Celali）的本質。可以說，土匪成了奧斯曼國家的「僱傭兵池」，這些土匪時叛時降，但從未謀求徹底推翻奧斯曼王朝。相反，他們沒有明確的意識形態訴求，只要朝廷開出的條件足夠優厚，他們就會主動融入體制，甚至參與對外戰爭。

這一時期奧斯曼的城市暴動，同樣體現出17世紀普遍危機的特徵。禁衛軍和待業神學院學生（邊緣趙），行會，農民工（屌絲）結盟，抗議朝廷的貨幣貶值政策，成功迫使國家穩定幣值。（這很不「東方專制」）。後世的衰落論忽視了禁衛軍的市民性，把市民暴動當成純粹的軍事政變，無視其訴求的正當性，這是非常錯誤的。

包稅制的內在邏輯

普遍危機的另一個根源，軍事革命，觸發了奧斯曼從封建采邑制向包稅制的轉型。封建騎兵越發不能適應新的戰爭形式，領取現金軍餉的火槍兵（鐵炮足輕）成為新式戰爭的主流，這對國家財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衰落論把這一普遍發生在其他歐洲國家的變革視為衰落的標誌，其實是種現代人的偏見。

在19世紀（甚至到20世紀初）之前，包稅制都是許多國家運用的最主要的徵稅機制。在許多人眼中，包稅制是一種罪惡的制度，因為它使得納稅人的命運被操縱在貪得無厭的包稅商的手中。然而，在近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中，包稅製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貢獻，因為它為國家建設提供了財政資源。同時，包稅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因為它使得這些國家新興的商人階層與傳統的權力精英都成為國家的「投資人」，從而降低了他們從這些新興的政治實體中分離出去的動機。

所以，包稅制度不是「前現代的邪惡制度」，相反，其「早期現代」的色彩更濃厚一些。

具體到奧斯曼，衰落論哀悼特馬爾（T?mar，采邑騎兵）制度的沒落和包稅制對它的取代，認為包稅制度會鼓勵包稅人無視當地長期利益，在包稅期內無節制地剝削承包地，這是個很大的誤解。黃金時代的特馬爾從來根本不是穩定的封地，領主一般只能持有領地兩到三年，到期需要輪換到其他領地，奧斯曼最初的包稅制度長度也在三年左右，所以沒有理由認為包稅制會帶來更大的剝削。更何況，包稅合同在這個年代在往長期化的方向發展，最後在1695年出現了終身包稅合同（malikane），這種長期合同下，包稅人投資地方的動機反而比特馬爾領主更強。另外，特馬爾是一個很小的封地單位，絕大多數封地，只有一兩個村莊，兩百戶以下的農民，甚至只有一個村中的一份，這樣的制度安排明顯是不能適應貨幣經濟的。相反，包稅的拍賣單位是區或者縣，這樣的安排其實在經濟上更高效。所以衰落論對包稅制的指責其實是沒有根據的，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包稅制是奧斯曼國家財政轉型的結果，不是衰落的表現。

中期帝國的後宮政治與繼承法變革

17世紀奧斯曼的高層政治中，太后及其他皇室女性的角色極其顯要。在衰落論的建構中，後宮政治費拉不堪，是帝國喪失武德的表現。轉型論的研究指出，太后的崛起是奧斯曼君主繼承製度演變下的自然結果，也是奧斯曼從「一個游牧擴張型國家」轉型為「有固定邊界的管理型國家」的體現，後宮政治對於保證朝廷對政局的控制居功至偉。

帝國早期的皇子們，通過被任命為地方總督來分享政治權力，對皇子來說，這個制度的價值在於建立屬於自己的嫡系，對政權整體來說，皇子管理地方也有利於鞏固新征服的領土，同時競爭繼承製度也確保了下一任蘇丹有足夠的權威。皇子們的母親也會跟隨各自的皇子，離開都城，到地方上居住。皇子年幼時有老蘇丹在上，皇后無法獲得最高權力，到皇子的青年時代，皇后身在地方，等到皇子登基後，皇子也有自己的權力網路（不然怎麼可能在皇位爭奪中勝出呢？），他們的母親會被安置到老皇宮，遠離權力中心。自然，在這種古典體制下，是不可能出現太后攝政的。

隨著國家領土的鞏固和邊疆的固定化，舊體制失去了鞏固領土和確保下任蘇丹權威的價值，其傷害國家穩定的負面影響反而越來越突出。同時中央出現了一批穩定的掌權官僚群體，他們通過自我繁殖的手段獨立培養新人才，替代了過去蘇丹把嫡系帶到中央的的做法，官僚群體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不再完全是朝廷的附庸，這就在統治集團中出現了一個不樂意見到王位繼承戰爭發生的群體。朝廷為了適應這一變化，決定只派一個王子下放地方。

但是一系列偶然事件打亂了朝廷的繼承梯隊。買買提三世死後四十年的皇子皇孫（1603-1640），在他們成年前，他們的前任就或死或被廢，他們的割禮都是在即位後才完成的，這就造成皇子們在接受地方上的歷練前就不得不登上王位。更要命的是，這兩代人的生育能力堪憂，自己生不齣兒子，還一個勁的想要殺掉自己的兄弟。艾合買提的九個皇子中，奧斯曼二世殺了兩個，自己在被廢后被處決，無子；穆拉德四世在順利收復巴格達後秘密處決了三個兄弟，未曾想自己只活到了28歲，也沒能留下子嗣。還有一個海珊王子早夭，最後只剩下一個柯塞姆太后（K?sem）力保的易朴拉欣留下了皇子，這才讓奧斯曼家族沒有絕嗣。論跡不論心，太后聽政，外加大教長制衡蘇丹處決兄弟的做法，其實是對政權延續負責任的操作，相反，這個時期的蘇丹妄想朕即國家，在自身實力不足的情況下還想搞大一統暴政，以為自己還能像舊時代的蘇丹一樣行使絕對權力，引來其他政治勢力的強烈反彈，自己死後還留不下合格繼承人，結果把家族推到了滅亡的邊緣。

可見，最初的「最年長者繼承」的操作是出於無奈，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變法」。朝廷內外當時認為，過於年輕的蘇丹會使政局不穩，因此在皇子們無一成年，或前任蘇丹自己無子的情況下，家族最年長者是最優選擇，甚至是唯一選擇。但這一無奈狀況多次發生，外加柯塞姆太后的精心運作，以及各個社會集團越來越不能接受處決王子的做法，到了18世紀，「家族最年長者繼承」就真的成了基本法。

這一操作下，兄終弟及是多數情況，因為弟弟和皇子們待機時是不能養育子女的，所以很少出現輩分和年齡不匹配的狀況。艾合買提（d.1617)之後的22次繼承中，多數是兄終弟及，只有3次父死子繼，以及不多的幾次侄子繼承叔叔。這種狀況下，母親就成了潛在繼承人的主要監護人，因為現任蘇丹很少有興趣主動培養弟弟或侄子。皇子的母親們也因此名正言順地留在了權力中心。

在新的繼承操作下，皇子們無法在地方上獲得自己的嫡系，年幼的蘇丹除了他們的母親外，並沒有足夠多的可靠支持者。被廢的奧斯曼二世和穆斯塔法一世就是這一弱點的受害者，他們在朝廷內外的搞事分子面前顯得非常脆弱。相反，穆拉德四世有個強大的母親柯塞姆太后為他保駕護航（扶上馬，送一程），替代蘇丹的角色，建立屬於自己的支持者網路，壓制潛在的搞事者，甚至在政變發生後與各勢力談判，這才在17世紀中維持了朝廷的權威和表面上的政治穩定。

不過，這一時期的後宮政治自一開始就帶有自我終結的種子，對太后而言，她的權力來自於對蘇丹的控制和保護，她（或者說，就是柯塞姆太后）也希望兄終弟及的操作維持下去（自己的兒子能做下一任蘇丹）。這就自然與蘇丹的寵妃（haseki）相衝突（婆媳矛盾）。太后會儘力壓制寵妃的勢力，使她們遠離政治，無法建立自己的關係網。如此，在前一任太后死後，新蘇丹要麼沒有存活的母親，要麼他的母親沒有自己的關係網。後任太后圖爾罕（Turhan）正是受制於這一弱點，不得不把政務完全交給宰相處理，奧斯曼的中央政治由此從17世紀上半葉的後宮政治，轉變為下半葉的宰相專權。

總結一下，後宮政治是奧斯曼朝廷應對國家轉型和繼承危機的一個過渡現象，後宮政治幫助奧斯曼家族渡過其最危險的一個時期。相反，這一時期親政的蘇丹們試圖恢復過去「父死子繼，殺害兄弟」的繼承法的做法，反而把王朝推到了絕嗣邊緣，衰落論把後宮政治歸為國家衰落的原因，是完全錯誤的。

以上是對衰落論敘事的幾個具體批判，但這不是全部，以後或許會更新更多關於轉型論的研究，所以。。。

求一波關注啦······

最後再強調以下，好像中文網路，中文書籍（包括翻譯書）中也沒有任何採用轉型論視角的文章或著作，emmmm

參考文獻：

Ottoman Tulips, Ottoman Coffee: Leisure and Lifestyle in Eighteenth Century

The Second Ottoman Empire: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andits and Bureaucrats: The Ottoman Route to State Centralization

Military and fisc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Ottoman Empire, 1600–1700

包稅制的興起與衰落:交易費用與徵稅合同的選擇

早期現代世界的革命與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