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丹和紅26軍是如何篳路藍縷開創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

1932年12月24日，在中共陝西省委常委杜衡的組織指導下，原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領導的陝甘游擊隊於陝西省宜君縣楊家店子完成改編，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26軍第2團，這是西北革命史上第一支正式編製的紅軍部隊。杜衡對這支隊伍的領導層進行了大換血，原陝甘游擊隊的三任總指揮劉志丹、閻紅彥、謝子長都被解職批判，並強令他們離隊去上海中央局受訓。杜衡自任紅26軍政委兼第2團政委，決定團長從部隊中選舉產生。然而他又規定原陝甘游擊隊排以上的幹部都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自己親自從戰士和班長中指定了兩人參加團長選舉。最後被選上來的是班長王世泰，這位一舉就奠定了建國後至少是上將級的革命資歷。

紅26軍的名字挺響亮，但只轄一個團，有200餘人，百多條槍，擱現在也就是一個加強連差不多的規模。王世泰是基層出來的幹部，知道游擊隊原來就靠劉志丹、謝子長來凝聚人心，領導軍事，這幾位要是都走了隊伍就要散了。他和其他一些軍事幹部找杜衡力諫，最後總算留下了劉志丹，擔任第2團政治處長，謝子長、閻紅彥還是被攆去了上海學習。

紅26軍成立後，即開往耀縣照金地區開展游擊戰爭，準備開闢陝甘邊新的革命根據地。照金位於橋山山脈南端，是四縣交界之處，叢林密布，地形險要，進可攻，退可守，有建立根據地的條件。此前，這裡已經有了一些革命活動，打下了一定群眾基礎。紅26軍進入照金地區後，連續消滅了多個敵人據點，相繼建立了5支游擊隊，並開闢了幾處游擊區域，初步打開了局面。當時正值災年，有大量饑民湧入照金境內。紅26軍打土豪，分糧食，做群眾工作，影響日益深入人心。在連續轉戰中，劉志丹的軍事領導才能再次體現出來，被任命為了紅2團參謀長。

1933年3月，在照金成立了中共陝甘邊特委，由金理科任書記。不久，根據陝西省委指示，組建了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統一領導各地方游擊隊的行動，由李妙齋（不久由黃子文接任）任總指揮。各縣的20多支游擊武裝很快得到整編，建立了隊伍上的政治工作制度，提高了指戰員的軍政素質，從而帶動群眾武裝工作廣泛運行起來。

4月初，根據陝西省委指示，陝甘邊特委在照金土兒梁建立起了工農政權，選舉產生了陝甘邊革命委員會，選舉僱農周冬至任主席。這一時期，陝甘邊特委和革命委員會耐心細緻開展工作，挨家挨戶走訪群眾，發動群眾起來進行分糧鬥爭，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在紅26軍第2團和地方游擊隊的積極協助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分配運動，廢除地主佃租和國民黨政府的苛捐雜稅，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根據地的幅員迅速擴大。至1933年秋，照金根據地以薛家寨為中心，已發展到地跨耀縣、淳化、旬邑三縣邊界，面積約2000平方公里，人口約3、4萬人，形成了西北地區第一個比較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然而紅26軍政委兼第2團政委杜衡一腦子「左」的觀念，喜歡瞎指揮。紅26軍第2團在照金剛剛打開點局面，他就強令部隊與優勢敵人死打硬拼，導致連連受挫，不得不轉向外線作戰。中間杜衡被調回陝西省委工作一個月，紅26軍第2團算是喘了一口氣，經過積極作戰掃清了根據地邊沿地區的許多敵人據點。不料杜衡回來後更加發瘋，先是提出要紅26軍第2團北上陝北，「打通國際路線」，後又命令紅26軍第2團放棄照金根據地，南下到渭華地區去建立新的根據地。1933年6月17日，陝甘邊特委、革命委員會和紅26軍、游擊隊總指揮部在照金以東的北梁召開聯席會議，討論邊區工作和紅26軍下一步的行動計劃。杜衡再次提出要紅26軍第2團南下渭華，遭到了劉志丹、金理科等人的反對。然而杜衡一意孤行，拒絕了會上提出的正確建議，憑藉職權強令紅26軍第2團南下。

果然，紅26軍第2團南下後一路遭到優勢敵人的圍追堵截，根本無暇建立根據地，最後在藍田縣張家坪被打散。劉志丹、王世泰分頭帶人突圍，在終南山中與敵人輾轉周旋兩個多月，沒有糧食，衣衫破爛，艱苦至極。為保存革命力量，劉志丹、王世泰分別只留下了少數骨幹跟隨，令其餘人員埋掉槍支後分散出山返回照金。王世泰知道有劉志丹在，革命就有希望。他帶人堅持尋找劉志丹，歷經辛苦，還多次拒絕了當地民團的收買。當王世泰等人終於在石頭峪後溝山口找到了劉志丹時，只見劉志丹的渾身上下滿是被梢林荊棘劃爛的傷口，隨身帶的兩支短槍也因山中潮濕多雨而生鏽，顯見這段日子之艱難困苦。隨後他們在渭華地區黨組織和群眾的幫助下，與陝西省委派來接關係的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黃子文及其妻子李盛雲會合，分別化裝過渭河北上，途中輾轉經過10個縣，終於在1933年10月回到了照金根據地。那個拍腦袋決策的杜衡，卻在南下時中途脫隊返回陝西省委報告。後在開會時被敵人逮捕，隨即叛變，泄露了很多機密，給陝西黨組織和陝甘邊游擊運動造成了重大損失。西北地區的第一支正規工農紅軍，就這樣被「左傾」冒險主義者斷送了。

紅26軍第2團南下失敗後，國民黨軍又調集重兵對照金根據地進行「圍剿」。分別接任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政委的李妙齋、張秀山帶領數量很少的游擊隊堅持陝甘邊根據地鬥爭，整天鑽山入林與敵人周旋，無處安身，難以休整，連吃飯都成了問題，搞得非常艱苦。好在這時發生了王泰吉領導的耀縣起義，成立了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吸引了敵人的注意力。後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遭到敵人「圍剿」而失敗，其餘部在王泰吉率領下北撤進入照金根據地。在國民黨軍的進攻下，堅持渭北根據地的黃子祥、楊森領導的新成立的紅26軍第4團，陳學鼎、張邦英領導的紅軍耀縣游擊隊第3支隊等部也相繼退入了照金根據地。幾支隊伍的到來，增強了照金根據地的鬥爭力量，為重建主力紅軍打下了基礎。

由於幾支隊伍互不統屬，思想狀況也很混亂，急需解決建立統一領導和重振軍心的問題。1933年8月14日，陝甘邊特委和紅26軍第4團、耀縣游擊隊負責人在照金根據地的陳家坡召開了聯席會議，史稱「陳家坡會議」。會上發生了激烈爭論。秦武山、李妙齋、張秀山和陝西省委代表高崗、紅26軍第4團政委楊森，耀縣游擊隊黨代表張邦英、隊長陳學鼎等人主張三支隊伍統一行動，齊心協力度過難關，戰勝敵人。而紅26軍第4團團長黃子祥、參謀長王伯棟等少數人不主張各支隊伍統一行動，提出各回各地區打游擊。面對這個決定陝甘邊區游擊運動命運前途的關鍵問題，會議執行主席堅持正確主張寸步不讓，明確否定了分散行動的主張。同時他耐心說服在創建渭北根據地時曾共過事的黃子祥，反覆曉以大義，申明利害。當時在退入照金根據地的各支隊伍中，紅26軍第4團的人槍最多，戰鬥力最強，團長黃子祥在部隊中的威望很高，他的主張具有一定代表性，與會的紅26軍第4團連長、指導員大都支持他。如果不能成功說服黃子祥，那麼就很難實現未來的統一領導和統一行動。會議執行主席從革命大局出發，堅持原則，又態度誠懇，最終爭取了黃子祥意見的轉變，為實現各支隊伍聯合行動掃除了主要障礙。

接下來是討論關於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的領導人選問題。多數人都主張由黃埔一期出身的王泰吉任總指揮，但黃子祥、王伯棟認為這是義勇軍領導紅軍，不同意。對於多數人主張由陝西省委代表高崗出任總指揮部政委，以顯示省委對陝甘邊紅軍的直接領導，黃子祥、王伯棟卻懷疑高崗的身份，也持反對意見。為了統一認識，會上進行了艱難反覆地辯論，直爭了一個下午又一個晚上，才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議決定成立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由王泰吉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統一指揮紅26軍第4團、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和耀縣游擊隊，並確定了不分散兵力，集中主力開展游擊戰爭，積小勝為大勝，鞏固和擴大照金根據地的作戰方針。

關於陳家坡會議上的激烈爭論情況，張秀山在1942年西北高幹會和1945年西北歷史座談會上曾兩次提到，是具有代表性的評價意見：「在陳家坡，這個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第二天，這次鬥爭是非常激烈的，把他們講得沒有話可講，進行表決之後，但他們還是不服從，還在狡辯。他們說，黨內鬥爭是真理，雖然你們是多數，但不是真理。後來再經過辯論鬥爭，又表決，才使他們服從了。」

「現在想起來那個表決是非常危險的，當時只差兩隻手，如果他們再多上兩隻手，那事情就難辦了。」

歷史證明，陳家坡會議在關係西北革命前途的關鍵問題上作出了正確的決策，為日後西北主力紅軍重建、軍事鬥爭形勢的改變和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張秀山後來回憶說：「紅二團南下失敗，二十六軍的旗子之所以沒有倒，靠的是三原、耀縣的農民。紅二十六軍的建立，發展和壯大，主要靠的是渭北和照金蘇區的群眾，以後才發展到整個陝甘邊蘇區。」

陳家坡會議後，新組建的陝甘邊紅軍在王泰吉、高崗等人指揮下，連續打了一些小勝仗，驅逐了根據地內外的部分反動民團勢力，並壯大了力量。不久，劉志丹、王世泰、黃子文等人歷經千辛萬苦回到了照金根據地。40多年後，會議執行主席仍然充滿感情地回憶起了當時的情景：「大難之後重逢，個個心裡都無比激動，彼此緊緊拉著手，眼裡冒出淚花。經過這場折磨，劉志丹同志更瘦了，但他的意志更堅強了，仍然是那麼精神抖擻，沒有一點灰心喪氣的樣子。他拉著我的手說：『你的傷好了么？這次我們又上了機會主義的大當，又吃了一次大虧！』我向他彙報了陳家坡會議的情況，他興奮地說：『這就好了，陳家坡會議總算清除了錯誤路線，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了。現在需要把部隊集中起來，統一領導，統一指揮。我們重新幹起來，前途是光明的！』」

隨後，劉志丹被任命為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參謀長，參加主要軍事領導工作。這時楊虎城已糾集了重兵向照金根據地圍攻過來。紅軍主力只有300餘人，無法和敵人打硬仗。臨時總指揮部決定王泰吉、劉志丹率領紅軍主力轉入外線作戰，張秀山等人在根據地堅持內線鬥爭，會後即分兵行動。敵人很快便長驅直入，照金根據地陷落。張秀山等人在根據地堅持鬥爭，白天躲進山上的梢林中，半夜再偷偷回到村中的基本戶家裡吃飯，堅持做群眾工作。由於形勢越來越嚴峻，他們只好化裝改扮，在當地群眾掩護下突出敵人的包圍，後經輾轉到了紅軍主力。

王泰吉、劉志丹率領紅軍主力打到外線後，連戰連捷，還打下了合水縣城。11月3日，陝甘邊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合水縣包家寨召開聯席會議，深入討論了下一步的行動方向，史稱「包家寨會議」。會議形成三項重大決議：撤銷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復紅26軍，建立第42師；建立分別以安定、南梁、照金為中心的三路游擊區；在南梁建立根據地。這次會議在紅26軍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也被稱為「北方的遵義會議」，其「狡兔三窟」的戰略發展方針還受到了主席的稱讚。張秀山後來回憶說：「為陝甘邊黨和紅軍的發展指明了一條通向勝利的道路。」

會後即宣布成立紅26軍第42師，由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志丹任參謀長，楊森任師黨委書記，下轄紅3團和騎兵團共300餘人槍，有戰馬五、六十匹。由於秦武山赴西安尋找陝西省委恢復關係未果，其他特委委員也分散活動，因此陝甘邊特委實際上已停止工作，邊區黨的工作由紅26軍第42師黨委代行。隨後紅42師先南下後北上，一路轉戰，打擊殲滅小股敵人，進入南梁地區開闢根據地，並相繼創建各路游擊區和游擊隊。1934年初，創建南梁根據地的工作也開展起來。在主力紅軍和游擊隊的配合下，首先掃清地主武裝，摧毀保甲制度；接著挨家挨戶地做宣傳工作，發動群眾響應游擊隊去分牛羊，以實際行動爭取群眾。同時又派出一批幹部，以南梁為中心在周圍成立游擊隊，並建立僱農會、貧農團、農民聯合會、赤衛軍等組織，發動群眾，用武裝保衛紅色政權。在卓有成效的工作下，以南梁為中心的紅色區域迅速拓展，遍及保安、安塞、甘泉、富縣、慶陽、合水、寧縣、正寧、旬邑、淳化、耀縣、同官、宜君、中部等 14個縣的大部分地區。

1934年1月，紅26軍第42師師長王泰吉申請離隊做「匪運」工作（不久即被捕犧牲），由劉志丹接任師長。為統一領導根據地的政權建設和土地革命，鞏固後方，支援游擊戰爭，2月25日，紅26軍第42師黨委在南梁小河溝四合台村召開群眾大會，再次選舉成立了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紅26軍第42師進入南梁後，誘敵深入，連續作戰，勝利粉碎了國民黨陝甘當局調集8個團兵力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圍剿」。5月28日，紅26軍第42師黨委在南梁荔園堡召開會議，決定恢復陝甘邊特委，由張秀山任書記，特委委員有劉志丹、張邦英、張策、惠子俊、蔡子偉、龔逢春等人。同時成立陝甘邊區軍事委員會，由劉志丹任主席，楊森接任紅26軍第42師師長。

在此期間，受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遣，謝子長、郭洪濤等幹部也先後赴陝北工作，領導陝北特委及游擊運動，並成立了陝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為研究陝甘邊和陝北兩個根據地及紅軍的戰略配合問題，於7月23日在南梁閻家窪子召開了軍政聯席會議，參加者有陝甘邊特委和紅26軍第42師的劉志丹、楊森、高崗、張秀山、王世泰，陝北特委和陝北紅軍游擊隊的謝子長、郭洪濤、賀晉年，以及紅42師連以上和陝北紅軍游擊隊支隊長以上幹部，共30多人。這次會議雖然實現了陝甘邊和陝北兩支紅軍的配合作戰，但由於謝子長、郭洪濤傳達了上海中央局和中央駐北方代表對陝甘邊特委與紅26軍的錯誤批評，並插手干預紅26軍的領導人事問題，導致了從兩軍聯合作戰之初就埋下了不團結的消極因素。

在劉志丹、楊森、張秀山（一度接任紅26軍第42師政委）等人指揮下，紅26軍第42師主力在南梁與關中地區轉戰，大量殲滅國民黨軍和地主武裝的據點。與此同時，各路游擊隊蓬勃發展，游擊區不斷鞏固和擴大。在此基礎上，紅26軍第42師又相繼成立了1團、2團，並爭取第17路軍梁占魁部郭寶珊營起義，將其改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力量不斷擴大。至1934年11月，紅26軍第42師已擁有5個團的建制，兵力1000餘人，游擊隊發展到1500餘人，赤衛隊更達到近5000人。經過連續戰鬥，紅軍和游擊隊拔掉了根據地內外的上百個敵人據點，解放了10多個縣的廣大農村，將南梁與關中連成了一片。

在軍事勝利的保障下，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大廟召開。大會就根據地建設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認真討論，通過了關於政治、軍事、土地、財政、糧食等重要決議案。並通過層層民主選舉，產生了100多位工農兵代表，再由這些代表用無記名投票的方式會議選舉產生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陝甘邊區赤衛軍總指揮部。其中劉志丹當選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自清當選為邊區赤衛軍總指揮。同時成立了陝甘邊區軍政幹部學校，由劉志丹兼任校長。

劉志丹是具有豐富鬥爭經驗和獨立思考的西北革命領袖，對於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他堅持從基層起就用投票選舉的民主辦法。有人後來回憶：「那時，根據地文化很落後，交通不便，許多同志說：『這種情況，要啥民主呢！』志丹同志說：『原始社會都知道選有能力有本領的人作首領，何況現在的人。先由村上選代表，再選鄉代表，再選政府組成人員。』我們照這個辦法去做，老百姓果然很高興，說：『共產黨就是和國民黨不一樣。』選舉很認真，果然很快選出了代表。因為我在照金作過政府副主席，在這裡也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大家又選了我。志丹說：『民眾自己選出的政府，黨和紅軍都要支持擁護，使革命政府有威信。』」

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後，劉志丹、賈生秀、牛永清、蔡子偉等人領導制定和發布了關於土地、財經糧食、軍事、對民團、對土匪、社會、肅反、知識分子、對俘虜、文化教育等十大政策和一系列法令，相繼組建了農會、貧農團、赤衛軍、工會、青年、婦女、兒童團等群眾組織，大力發展根據地的經濟和貿易，並在慶陽、保安、安塞、靖邊、富縣、甘泉、旬邑、淳化、耀縣、黃陵、宜君、華池、寧縣、正寧、合水等15個縣建立了蘇維埃政權。至此，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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