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華社社長田聰明同志26日晚在北京逝世。著有《媽媽的心》

唐師曾等多位實名認證的微博發布信息：中國記協名譽主席，原新華社社長田聰明同志26日晚在北京逝世。著有《媽媽的心》。讓我們一起來學習下他的作品《媽媽的心》吧。

媽媽的心

文 | 田聰明

雖然世上的媽媽都有一顆充滿母愛的心，但在我的心裡，我的媽媽還是有所不尋常——不尋常的經歷、不尋常的「決策」、不尋常的觀念，特別是她那顆只有我能理解的心。

媽媽過世已有13個年頭，但在我的情感深處仍難以接受。媽媽79歲過世，一般說也算高壽了，可我心裡就是疼不過。我和媽媽都懂得人總是要死的。在父母剛過60歲時，在很困難的情況下買了比較好的木料，並按照當地比較好的樣式和厚度做好了兩副壽木。按當地風俗，老人看到過世後有好的「歸宿」，有利於健在時安享晚年。但媽媽過世後，我還是覺得這樣好的媽媽怎麼也應該活上八九十歲啊！

我1990年底到廣電部分管電影工作，聽說台灣電影《媽媽再愛我一次》在內地放映後，一是票房收入居當年全國榜首，二是從影院出來的觀眾大多眼帶淚痕。我找來看了，確實是一邊看一邊以淚洗面，我和這部影片的情感旋律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但同時也特別覺得自己不知要比影片中的小男孩幸運多少倍。因為當時我已年近50，媽媽不僅健在，還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我從小受窮，也吃了不少苦，但我有一個世上最好的媽媽，一個與我從未離開過的媽媽，因而更加知足、更感幸福。後來，影片中飾演媽媽和小男孩的演員來京，我見了他們，談了很多。

在媽媽過世後最悲傷的日子裡，影片中媽媽和小男孩的形象，特別是那首《世上只有媽媽好》的主題歌反覆地在我腦海中回蕩：「世上只有媽媽好，有媽的孩子像塊寶。投進媽媽的懷抱，幸福享不了……沒媽的孩子像根草……幸福哪裡找？」每當閑下來，滿腦子都是媽媽，特別是見到親人，提到有關媽媽的事，總是說不出話來，只想流淚；只要看到媽媽用過的東西，想到媽媽說過的話……媽媽的音容笑貌、形影動作就立刻浮現出來。

那一時期，同事、朋友安慰我，姐姐、弟弟等親人更是不斷安慰我，其中，我外甥的幾句話最觸動我的心。他說，我知道很難安慰您，只是希望大舅能從姥姥的「呵護」中走出來。其實，我何嘗不在尋找各種理由「自我安慰」，並努力從失去媽媽的悲傷中解脫出來呢！

媽媽過世不久，從報紙上看到陝西省委退下來的老書記李瑞山同志過世了，且正好與媽媽同年。我心裡就反覆想著一個道理：人老了總要走的，只是由於各種原因，有的壽數大些，有的壽數小些，這是不以人的德行優劣、地位不同來定的；所有父母過世，子女都會悲痛，但都得面對。儘管我完全懂得這個自然規律，也曾安慰過許多人，可就是覺得媽媽不該這麼早過世，真是「理好順」、「情難通」啊！

父親去世以後，媽媽給我惟一囑咐，就是她百年之後能與父親安葬到一起。媽媽是農民，但我作為黨員幹部也應該響應黨和政府實行火葬的號召，做好親友的工作。可到了這時，心裡邊卻怎麼也過不去，我如實向組織作了報告，得到了組織的理解。

我參加工作後真正因個人的事請假，主要是媽媽過世安葬和三周年、十周年的上墳祭祀，每次都要徑直回到千里之外的農村住上幾個晚上。媽媽過世不久，我為媽媽塑了一尊銅像，就擺放在書房的寫字檯旁，想能常看到媽媽微笑的面容，也讓媽媽能常看到她的兒子在學習和工作。在媽媽誕辰九十周年時，我們全家還舉行了簡樸而又真誠的紀念活動……

不少人認為我對媽媽如此深情無盡的思念……是因為媽媽一直在我家生活。這確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我對媽媽這種割捨不斷的感情絕不只是由於一起生活時間長，而更加重要的是媽媽身上那種令人敬佩的德行，並隨著我的長大、成熟，了解、認識在不斷地由言到行、由表象到內心世界的深入，不斷地與自己的品行產生了共鳴、共識。在我的意識中，媽媽的形象太典型、太鮮明了：一方面，她是「世上最稱職的母親」，她的全部心思、精力和希望，都傾注和寄托在我們姐弟特別是我的身上。為了兒女們的生存和成長，媽媽從未猶豫、從未打盹、從未惜力、從未退縮，以致捨生忘死；另一方面，她是兒女們始終如一的良師和全家大事不糊塗的「掌門人」。她有太多不尋常的經歷、不尋常的「決策」、不尋常的思想觀念使我難以忘懷。所以，我始終認為，雖然世上的媽媽都有一顆充滿母愛的心，但我的媽媽不尋常，她有一顆只有我能夠深切理解的心。

媽媽曾一度陷入絕望，決意要去跳崖自盡。就在媽媽走出家門時，回頭望了一眼躺在炕上的我，我也正好睜大眼睛望著要走出家門的媽媽。正是我這稚氣的「一望」，使媽媽徹底擺脫了絕望，看到了希望。

媽媽是位典型的吃苦耐勞持家，真心愛孩子、惜子弟的陝北農村女性。她21歲時生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可沒幾天就夭折了。媽媽心疼不已，整天在哭。過了20天，我堂嬸生了一個女孩，因兒子剛1歲多有意過繼給別人。媽媽得知後就求奶奶給抱了回來。這就是我現在的姐姐。過了兩年多生了我二姐。三年後我的出生，帶給媽媽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

可那時，國家正處在抗日戰爭相持階段，政治形勢、經濟形勢都很緊張。陝西省府谷縣農村保甲機構，除攤派雜稅，還規定凡有三個男子的農戶都要出一個「保丁」。在當時，爺爺一家的日子雖然緊巴一點，但按農忙吃干、農閑吃稀的習慣，還可以過得去。不幸的是，那年冬天二嬸因難產而死，二叔因此離家「出走」，三叔僅15歲，於是父親就被迫當了「保丁」，後聽父親說是給保長喂馬。由於爺爺奶奶一直對二叔倚重，所以後來不惜出重彩禮又給二叔娶了比他小9歲的姑娘做媳婦，致使幾乎傾家蕩產。全家節衣縮食度日，三叔當然是爺爺奶奶的重點保護對象，父親常在外邊，挨餓受凍的就主要是我們母子四人了。

陝北燒煤比較方便，去不遠處溝底就可以挖到，冬天冷，不出門就是了，但飢餓難忍。聽媽媽說，每頓飯都是奶奶親自給我們盛，吃飽吃不飽就是碗里那些。對媽媽來說，自己吃不飽難熬，但更使她撕心裂肺的是我們姐弟三人挨餓時的哭叫。幾十年以後，媽媽每提到我胃腸不好就說是那時落下的病；在懷我時媽媽常吃不飽，生下來後奶水很少，沒多久就不得不從她吃的飯中挑一點給我喂，再後來連我能吃的東西也越來越少了。所以，我到一周歲生日時脖子還直不穩。

農忙了，媽媽餓著肚子，忍受著孩子因飢餓哭叫聲的折磨，還得去干男勞力乾的農活。那時，爺爺奶奶的日子也不好過，艱難歲月使得奶奶時不時地發脾氣。向誰發呢？對兩個叔叔她不忍發，向爺爺要發點，但出氣筒主要是媽媽及我們一家。因為我們一家吃飯的人多，幹活的人少。常常是媽媽還不知為什麼，奶奶就連罵帶數落，從這間窯洞數落到那間窯洞，有時要數落上一兩個時辰。那時的兒媳對公婆的數落是不能問原因，更不敢還口的。父親給保長喂馬常不在家，媽媽一肚子苦衷無處訴說，就漸漸地感到「撐」不下去了。年僅27歲的媽媽滿嘴牙掉了一大半，頭上生了瘡……她陷入了絕望。我們那兒隨處都有山崖深溝，一天早上媽媽決意要去跳崖自盡了。

媽媽不忍就這樣與我訣別，就在從家門走出想回頭再看我最後一眼時，發現躺在炕上的我也正在扭著頭睜大眼睛望著她。正是我這稚氣的「一望」深深打動了媽媽的心——看到兒子黑豆豆的眼睛滿懷期待地望著她。正是由於這一剎那的母子「目光對視」，使媽媽徹底擺脫了絕望，看到了希望。她關門回到炕上將我緊緊抱在懷裡，眼睛裡不停地流淚，嘴裡在自言自語：我有兒子，有這桶一般粗的根，為什麼要跳崖尋死呢？！

從此，媽媽堅定了一定要活下來，一定要活好的決心和信心，媽媽也從此開始逐漸擺脫在公婆面前「逆來順受」習俗的束縛。有時她看到我和姐姐餓得不行就找奶奶要點吃的；有時因我們的衣服需要縫補就提出不下地幹活了。當時儘管奶奶也困難，也不情願，但多數情況下也不得不滿足些小要求。可時間長了，奶奶覺得「不好辦」了，就決定分家。

一天早上，媽媽照例去做早飯時奶奶說：你們自己做飯吃吧。實際上，當時的媽媽不僅料到有這一天，也在等著這一天，所以轉身就走了。爺爺給分了五升小米，幾升豌豆和一些土豆等，並安慰了媽媽幾句。媽媽分家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來平時拾下的杏核，一個一個砸開取出杏仁，經水浸泡後用小石磨磨成漿，熬小米杏仁稀飯喂我。媽媽說，過了十來天我的臉色就好看多了。但父親回來看到我們的艱難時日後，在爺爺奶奶面前哭了，他覺得我們母子四人很難這樣活下去。見此，奶奶就對父親說：如果你們還想合在一起過就和你媳婦商量好，意即要「順從」。可父親說後被媽媽一口回絕：死也不回去了。媽媽後來說，分開來過哪怕只有一碗米，我也能給兒子熬點稀粥喝。至於窮，媽媽說「那又沒根」，我有兩隻手，天底下總能搞到點吃穿養活娃娃。

童年時，媽媽凡有悲傷就把我緊緊抱在懷裡；看到媽媽流淚，我就把頭倚靠在媽媽身上；媽媽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常向媽媽問這問那，媽媽常為我「惹事」而向人家說好話。

分家後，爺爺一家為了躲避抓丁遷到了相鄰的內蒙古准格爾旗，父親因此也不再當保丁了。媽媽又生了個弟弟，但一歲多就夭折了。這對媽媽無疑是個極大的打擊。聽媽媽說，每當她心疼不過的時候就緊緊把我抱在懷裡。那時我家只能耕種一些貧瘠的旱地，由於十年九旱，一家人吃的東西年年青黃不接。從我記事起，每年春天媽媽都要早早地去向陽的坡地上挖些即將出土的苜蓿根吃，而且經常是挖出來後將土搓吧搓吧先生吃上點，然後再挖些帶回家。我也常跟媽媽去挖，也和媽媽一起生吃，現在想起來都能回味起潔白的苜蓿根嚼在嘴裡的「甜」味兒和「脆」勁兒。還記得有一次跟著媽媽挖野菜，我看到遠處走過來一個女人，就拉長嗓子問人家是哪裡的？連喊幾聲不見應聲就用當地不好聽的話罵人家。這下「惹禍」了，人家過來盯住問我：「是誰教你的？」媽媽趕忙過來給人家說好話，說我好比是「啞牲口」，懂不得好賴話。當地有個鄉俗：常把自己最疼愛的孩子比作牲口，甚至以動物起名，傳說這可以避開「妖魔鬼怪」的傷害。

1947年春夏府谷縣大旱，已到農曆五月下旬了連一滴雨也沒下，不僅一壟地也沒能種，就連野菜也挖不到了。我第二個弟弟已半歲多，我們一家六口人不得不隨著陝北逃荒大軍踏上了「走西口」之路。大約走了10多天，過了黃河來到內蒙古土默特右旗。那裡的莊稼長得很不錯，黃河岸邊到處長著水紅花，高高的水紅花林里有時能碰到扁豆苗，上面稀稀拉拉地長著些豆角，豆角已經發黃，可煮著吃了。那是黃河防洪堤外的河頭地，扁豆生長期短，如汛期水淹不了就有收成。而那年被水淹了，水退下去後長得較高的扁豆苗活了下來，主人不要了。我們在唐圪旦村住下了，父親給人家打短工，賺點吃的，二姐看弟弟，我和姐姐跟媽媽拾扁豆，揀田（揀收割後的莊稼地里丟下的穗粒、土豆地里丟下的土豆），除了現吃還能積存點。可1948年春節過後不久就沒了吃的，餓病交加，第二個弟弟又夭折了，被迫將剛過10歲的姐姐賣給人家當童養媳。當時媽媽極度心痛悲傷，一坐下來就情不自禁地流淚，而我一看到媽媽流淚就將頭倚靠到媽媽懷裡，媽媽就抱住我。晚上我常常是雙手摸著媽媽的奶睡著的。

這年秋天，得知姥爺舅舅逃荒到了竹拉沁村，我家四口人也來到這裡，住在村子附近的瓜茅庵里，沒有窗戶，晚上用一捆草堵門。父親給人家包月子（即按月付工錢），媽媽給人家收割莊稼，做家務，撿田。媽媽走到哪裡我跟到哪裡。當地有個習慣，干一天活中午管吃一頓飯，多數人家也給我吃了。可有一次媽媽給溫三寡婦家割糜子，我也跟著去了。那天中午是吃莜麥面、葫蘆湯鹵，遠遠就聞得到香味。可管家說「不給娃娃管飯」。聽到這話，媽媽已拿來的碗筷又放下了，我只好蹲在牆腳等媽媽。這件事媽媽在幾十年後說起來都心疼不已。當然媽媽也為我的舉動而得意，有跟去的孩子還是吃了，說我不吃是有骨氣。

冬天了，瓜茅庵里住不成了，就借了溫三寡婦一間庫房，將炕和爐灶收拾了一下住了進去。但僅靠做飯燒炕取暖很有限，特別是進入數九天後凍得很難熬。父親去看爺爺去了，媽媽、二姐和我凍得晚上沒法睡覺。常常是媽媽將我和二姐摟在身邊，再把少得可憐的破衣被全蓋上，她又把兩手壓上。實在凍得不行，媽媽再用秋天攢下的一點燒柴「烤乾鍋」，隨後再將燃燒過的柴灰挖到破盆里，母子三人圍著取暖。眼看柴禾要燒完了，媽媽就找溫三寡婦借柴禾，說開春後用勞動來還上。老太婆這次發善心了，告訴兒子溫紅世，讓媽媽到場院里背一背麥秸。媽媽得到這一許諾後就找了一根長繩子，與二姐一起到場院里捆這「一背」麥秸。反正是「一背」，媽媽就使勁往上垛。但媽媽穿的是一件爛山羊皮襖，加上左縫右補僵硬得使兩膀肩套不進背繩里，不得已一咬牙就索性將爛皮襖脫掉，只穿著一件破布衫子背。結果，很大一背麥秸背回來了，一家人過冬取暖有了著落，可媽媽卻凍得感冒咳嗽，大口吐痰。由於沒有錢治療，竟咳了一冬，以致落下了一著涼就咳嗽吐痰的疾患。

1949年春天，我們家又搬到村外周家一間庫房裡住。進入農曆五月，媽媽懷著我現在的弟弟已臨近生產，可為了生活仍要給人家薅穀子。六月初一，媽媽和父親都在苗厚家勞動。按當地風俗，中午吃油炸糕，我仍然跟著媽媽，也讓我吃了。勞動到下午五六點鐘時下起了瓢潑大雨，就在這時媽媽要生產了，出羊水了。媽媽在父親的攙扶下冒雨往家趕，我就跟在媽媽後邊跑。上炕不一會兒媽媽生產了，父親請房東家周奶奶給「包」了一下（主要是剪斷臍帶），弟弟出生了。媽媽和父親為又添一子而高興，也深為吃穿而發愁。

1950年開春後，我們一家五口人又流落到黃河以南的達拉特旗梁家圪堵村，入冬後又到了什拉衚衕村。那裡是庫布其沙漠的腹地，是牧區，人口比較少，植被還可以，特別是到處長著一種半灌木叫沙蒿，所以燒柴取暖有保證。再加上當地生長著一種叫燈香子的野草，草籽磨成面比較好吃，能食用的野菜也比較多，所以覺得是個「養窮人」的地方，就住下了。為了生計，父親在1951年春給村裡放了一群羊，260多隻。

就是這年冬天，減租反霸工作隊來到我們村，其中有一條規定就是「外來戶」都要到原籍開戶口遷移證。12月份，父親回陝西省府谷縣開遷移證去了，來回步行，走了20來天，這群羊就全由8歲的我放了。每天羊出坡，媽媽都要和我商量要去的方向。一天刮大風，人出去連眼都很難睜開。媽媽著急了，就朝著羊出坡的方向去找我。翻過幾道沙梁，媽媽站在一個沙丘高處遠遠看到了我這群羊，可站了好一陣也看不見人，分不清是我的羊還是別村的羊。當她走到羊群跟前才看到我就蹲在羊群中。我告訴媽媽蹲在羊群中間感覺風要小些，暖和一些。媽媽心疼地說：你站著也比羊高不了多少，還知道蹲在羊群中「暖和」。她撫摸著我的頭說：「媽媽瞭不見你就「沒好心了」（出事了）。我要媽媽回去，可她放心不下，硬坐在我跟前不走，我怕媽媽冷，就用放羊鏟挖沙蒿拿到明沙地上燒著了烤火。

在我獨自放羊這20多天中，努力遵守父親的做法，但有兩件事沒做好：一是給小羊羔嘴裡、眼裡弄進沙土。冬羔開始生產後，羊倌在羊出坡時要將可能當天生產的母羊留在圈裡。可常有發現不了的，就要在野外產下後用羊袍將小羊羔背回。母羊產下羔後用舌頭往干舔，然後就要有人把羊羔抱起來，將嘴放到母羊的奶頭上讓它吃，不然就可能造成「忘奶」。這些「程序」我都知道，但「操作」起來就很「笨拙」了，往往使小羊羔的嘴裡、眼裡沾上不少沙土，羊主家有意見是自然的。有的不說了，有的則罵，媽媽就去給人家「說好話」；二是一天傍晚飲羊時淹死一隻羊。當時飲羊是在一個離村不遠的天然水泡子里。冬天水泡子結冰後，每天都要用羊鏟將冰敲開讓羊喝。隨著氣溫降低，四周冰層增厚，水泡子中間就形成了一個冰窟窿。那天一隻綿羊低頭喝水時滑到了冰窟窿里，我儘力往出拽，可本來就力氣小，再加上冰滑，心裡又害怕，沒拽上來，羊被淹死了。我將羊群趕回村裡戰戰兢兢地告訴了羊主家，叫人去將死羊撈了上來。根據當地的「慣例」，只要有羊的屍體在，甚至被狼吃後只剩下部分屍體，都不要「羊倌」賠償。但羊主家罵罵咧咧是少不了的。我在羊主家面前說不出話來，見到了媽媽「委屈」得直掉淚。媽媽用手摸著我的頭，反覆給羊主家說好話。回到家裡，媽媽一邊揩我身上的凍冰泥土，眼裡不停地流淚。媽媽坐在炕上了，我就趴在媽媽腿上哭，哭著哭著就睡著了。

減租反霸開始後，工作隊員多次到我家「訪貧問苦，紮根串聯」，我們家與工作隊員漸漸地熟了起來。我晚上放羊回來常參加工作隊組織的學習、唱歌等活動，早上還按工作隊要求到路口查問生人的路條。1952年搞土改，農會指派父親出民工，那群羊轉給了村裡的張五仁放。媽媽常參加工作隊和農會的活動，有時我也跟著去。特別是訴苦會給我的印象很深，工作隊員說「有苦訴苦，有冤申冤」，有「共產黨、毛主席給做主」，不要害怕。

清明過後，張五仁來找媽媽，要我給他「打伴子」（當小羊倌）。因為青草剛露出地面，味道很濃，但羊吃不到多少，而枯草又不願吃了，所以就到處跑著尋找青草。這叫「跑青」，他攔不過來。經商量，打伴子40天，付我5塊錢和一塊毛巾。那個張五仁不夠厚道，經常是他坐著，讓我四處攔著。特別是有一次下了大半天的雨，他自己披著雨帽，而我穿著一件爛皮襖挨雨淋。天黑回到家裡後，媽媽又心疼又氣憤。一邊擠皮襖上的水，一邊含著淚罵張五仁「不仁」，說他怎忍心自己頂著雨帽而讓一個娃娃挨雨淋？！媽媽說：「娃娃不懂事，你大人也不懂？哪怕你讓他將皮襖翻穿上（羊皮板著水晾乾後發硬一彎就折，而毛朝外雨水可順著毛往下流，皮板濕不了）」。可媽媽心裡也清楚，雨帽是掌柜的按慣例給羊倌配的，而我是張五仁掏錢雇來的，並未約定下雨時怎麼辦，只好忍了。

後來，我和張五仁的「摩擦」多了起來。綿羊到春天新毛慢慢長出來，而舊毛被慢慢頂鬆了。在羊主家剪羊毛前，他就要我將羊攔住，而他從綿羊身上薅毛。我就不幹，他攔羊我也攔羊，他薅毛我也薅毛，他怎麼說、怎麼罵我都不管。張五仁氣得咬牙切齒，舉著放羊鏟高喊：要不是土改了，光打你，多少根羊鏟把都打斷了！他還到掌柜那裡給我使壞。一天，突然發現給我帶的乾糧少了一半多（一個固定的小布口袋，兩頭口上串著一根繩子收口後斜掛在身上，每天一碗炒米為午飯），一問才知道是張五仁的主意，說我不好好放羊，要羊主家少給我帶點乾糧。我氣憤極了，特別是我原來每天都要省下一點，晚上回來給不到3歲的弟弟吃。我身底下已夭折了兩個男孩，所以弟弟就成了媽媽及全家人的寶貝。那天晚上回來，弟弟又和往常一樣滿懷期待地跑到炕沿邊等我給他炒米吃，我心裡不知有多難受。此後我就和張五仁「硬幹」了。羊出坡後，我就跟在他後邊走。他讓我走快點，我就說餓得走不動了，他罵我一句，我也罵他一句。欺軟怕硬是普遍規律，過了兩天張五仁就不得不告訴羊主家：還是帶一碗炒米吧。

40天打伴子結束了，張五仁5塊錢給了，但那塊毛巾死活不給，理由是我打伴子不聽話。媽媽的氣不打一處來，厲聲厲色地盯住質問張五仁：原來說定我兒子給你打伴子40天少一天沒有？張五仁說沒有。媽媽說，那你就非給不可，少一根線也不行。張五仁還胡攪蠻纏，叫嚷他要是給了這塊毛巾就不再姓張。媽媽找了農會領導，說明了情由，農會領導批評了張五仁。張五仁不得不給了毛巾，媽媽手拿這塊毛巾在村子裡當著眾人的面，一邊晃一邊取笑說：張五仁從今天起不姓張，姓田了。在場的人都笑了。媽媽昂首挺胸說，新社會了，我能給我娃娃做主了！我從小親媽媽、愛媽媽、一步也不願離開媽媽，而到了這個時候，又產生了一個新的觀念：媽媽真了不起！從而發自內心敬佩媽媽。

媽媽深信「養兒要用千張紙」；失學一年後媽媽說「只要不到萬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考上了大學你就去念；「咱再窮他五年」。

從我記事時常聽媽媽說兩句話：養兒要用千張紙，養女要費千條線。意思是說，做父母的，要培養兒子多讀書，而女兒則要練就一手精巧針線活才算撫養成人。對女性的這一封建觀念，我家祖輩、父輩均認同，而對讓兒子讀書這一點則有不同說法。

據說，在我曾祖父那一輩曾有一本家叫田紅，讀了一些書，但由於嗜睡而一事無成。由此留下話柄：讀書沒用。而媽媽則常說起少年時就去世的二舅，說他比大舅、三舅都懂事，原因就是念了書，知書達理。說二舅晚上睡覺前要讀書，早上起來就背書。媽媽說不清二舅讀書讀到什麼程度，但常聽媽媽說二舅背誦《名賢集》。媽媽還說二舅有空就幫大人幹活，對兄弟姐妹都忍讓，特別說二舅很孝敬老人，因此二舅的早逝對姥爺一家打擊特別大，媽媽的奶奶心疼得常常不由自主地發出悲傷的呼喚。

我親眼見到讀書是在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那是1949年冬，當地還沒有進行土地改革。村裡有個「堂院」，實際是神父辦的學校，常看到一些小孩拿著書從那裡出入，當地叫做「上書房」。有時趕上那裡上課，我就悄悄站在窗外聽裡邊的讀書聲。從那時起我就嚮往著有一天也能夠進「上書房」。

可我們家太窮了，又四處流浪。達拉特旗土改比土默特右旗還晚，且什拉衚衕村方圓幾十里內也沒有一所學校。1952年土改後，同院范里權家來了一位識字老人，經媽媽同意，我和村裡的幾個孩子用給范家砍沙蒿作柴燒，來換取老人教我們認字，就是拿一個器具，盛上沙土，用柴棍在土上寫字。就在這時，聽說土默特右旗竹拉沁村舅舅家的兩個孩子都已經上學了，我就不斷地向父母表達想讀書的願望。

當地土改時有個政策，就是農民要從牧區遷到農區種地，耕地要從30里以外的黃河沿岸分，但何時能分下要等待。為了我讀書，我家於1953年春節後趕著土改時分得的一頭驢，馱上僅有的一點「家當」，再次來到竹拉沁村。開春後在舅舅家的土地邊種了些荒地，我給人家放了一夏天牛。9月1日，與二姐一同上了竹拉沁小學一年級。1954年秋天，學校決定我和二姐「跳班」上三年級。就在這時，達拉特旗劉五圪堵村給我家分了25畝耕地。父親首先考慮第二年春天的耕種。當時我家的情況是：父親有腿疼病，耕畜僅一頭毛驢。且人缺口糧、毛驢缺草料。據此，父親就決定我和二姐停學參加勞動。在媽媽的力主下我還是上了三年級，但到了1955年春節後，父親就不讓我上了。是啊，父親盼望了半輩子的土地分到了手，當然要克服各種困難來耕種，當時還能有什麼選擇呢？我雖只12歲，幹不了多也可幹個少啊！看得出媽媽當時是兩難的心情，她沒吭聲；我則是「只做不說」。開學後我照例去報了到、領了書、去上課。

後來，父親從離竹拉沁村不遠的南窯子村借了一頭母牛，與我家的毛驢「合犋」組成一付犁杖，條件是我給人家放牛。清明過後的一個早上，父親要我去南窯子村放牛。我知道這回沒辦法了，只說等到學校將書取回來再去，但父親讓我當時就去。無奈，我跟著父親一邊哭一邊往南窯子村走……大概是由於心情複雜，媽媽始終未說一句話，我想她也一定會和我一樣在掉淚。我的班主任常俊德老師得知後專門來我家，試圖說服父親讓我繼續讀書，但父親最清楚家裡的處境。事後聽媽媽說，常老師也是流著眼淚離開我家的。

我三叔是氈匠，六七月間帶著扞氈家什從准格爾旗來到我家。這時的我仍是身在放牛心想念書，一肚子不痛快。三叔聽後要我跟他去扦氈子。當時，父親和二姐到劉五圪堵村將25畝地分夏田、秋田種上後，全家也從竹拉沁村搬到了劉五圪堵村。我扔掉了放牛棒，跟三叔背著家什在達拉特旗、准格爾旗、伊金霍洛旗等地走村串戶扞氈子。

三叔讓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擔水、燒水、掃地、倒垃圾等我都主動做。特別是一家一戶送來的羊毛我都要看有無雜質、稱分量，問清要求，並一一記下來，還要在頭一天安排第二天在誰家吃飯。氈子扞好後交給主家，將工錢算好收回後交三叔。我當時個子比較矮，人們說我是個碗大的氈匠。但幾乎都說我應該念書。達拉特旗何家圪堵村有個叫楊河的老人，曾在傅作義的部隊干過，屬起義人員。老兩口反覆向三叔說應該讓我去讀書，不要「枉」了孩子。三叔對我很滿意，一說我「寧可身吃苦，不讓臉吃苦」。這是陝北的一句俗話，意思是說我寧願多受點累把活干好，也不願因不幹或干不好活而受人數落。二說我記賬、算賬很利索。

這些話也都傳到了父母的耳朵里，他們對我的失學更加無奈和後悔。1956年春天，我又回到了竹拉沁小學上三年級第二學期，媽媽還表示：以後不到萬不得已你就一直念下去。從此，我先後上過三個小學、兩個中學，直到1970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其間，我家的基本狀況是：父親一直有病在身，不僅不能以整勞力記工分，還常需花錢治病；我如果在家就是一個整勞力，而上學不僅不能勞動掙工分，還需要花錢。對此，作為長子的我內心一直很矛盾。如果不是「里里外外挑大樑」的媽媽傾心支持，我不要說讀大學，連中學甚至小學也不一定能讀完。在我讀書十幾年中遇到的所有艱難曲折的坎，之所以能扛過來，無論物質上、精神上，媽媽都是「頂樑柱」。

1958年冬，給生產隊放羊的父親大口吐血，醫生說是肺結核。扛不過去了，注射了幾支鏈黴素有了好轉，但實在沒錢繼續治療了。為了相互照應，1959年春節後，二叔將我們一家遷到了他所在的烏拉特中後聯合旗烏加河公社天倉圪旦村。父親一直在病中，不久兩歲的小弟弟夭折了。就在這樣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媽媽仍支持我到五原縣一所農村小學讀六年級最後一學期。要高小畢業了，我覺得難以再上學了，生產隊也希望我回隊里當會計。可學校決定保送我上初中後，又是在媽媽的力主下跨進了五原縣第一中學的校門。三年困難時期，班裡同學多數離校了，而媽媽則說再苦也要念下去，除非領導說不念了。1962年，我要初中畢業了。由於國家困難，全地區僅只招三個高中班，五原一中不招了。為此，除考試分數線外還規定了一條年齡線，即超過18周歲的不招，而我已超過19周歲。我已死心塌地準備回家務農，照顧父親了，只是由於我任班團支部書記，班主任是體育老師，常外出，就要我領著全班同學複習。為了穩定人心還要我也參加考試。讓我沒想到的是竟被杭錦後旗第一中學（今奮鬥中學）破格錄取了，離家240里路。

對此，我確實沒有一點思想準備，還在猶豫的時候媽媽說話了：讓你念就念，反正有媽兩隻手。我按規定從生產隊領了5個月的口糧交到五原縣糧庫，縣糧庫給杭錦後旗糧庫開了手續，學校給了我助學金。我就這樣讀完了三年高中。而這三年家裡的基本狀況是：隊里分得的口糧加上每人一份自留地基本能吃飽。媽媽一年掙100多個工，父親身體稍好些時就給隊里放羊或給場院下夜（打更），也能掙百十來個工。可所有工分加起來也不夠4口人的口糧錢。這一處境逼出了媽媽一個新的勞動本領：縫皮衣。爺爺早年做過皮活，父親也曾幫爺爺做過羊皮的熟、晾、鉤、鏟等工序的活，但剪裁和縫紉從沒做過。爺爺年歲大了，就將這套皮匠家什交給了父親，但未用過。我至今也不知道媽媽是怎麼想起來的。她比著皮衣的前襟、後襟、兩袖子、兩褲腿等都剪成紙樣，再照紙樣很細心地拼對皮茬和毛的色樣等，解決了皮衣裁剪的問題，縫相對要好辦些。媽媽先給我縫了一領山羊皮襖，中間有幾次縫了拆、拆了再縫的「返工」。這領皮襖縫成了，媽媽也「練」成了「縫皮匠」。媽媽靠這一新的本領，每年冬天能掙大幾十塊錢，對解決家裡這一時期的困難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媽媽付出的辛勞也是常人難以承受的。我1963年放寒假回到家，一進門看見媽媽正坐在炕上縫皮衣，媽媽抬頭時我發現她瘦了許多，臉色也很不好，鼻子不由地酸了。而媽媽看見我後卻立刻精神了起來，一邊說「我的兒子回來了！」一邊放下針線起身下地。原來，媽媽入冬後感冒就未斷過，除了咳嗽有時還頭疼，而且一頭疼就吃不進東西。可她吃上個去痛片，躺下歇一會兒就又坐起來縫皮衣。這一幕「鏡頭」一直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記憶中，每每想起來就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語：有誰能理解我那媽媽的心啊！

1965年夏，我要高中畢業了，可父親又犯病吐血了。課程上完後，我借了同學家裡一輛自行車，一天騎了240里路趕回家。父親到公社衛生院打了幾針、躺了幾天已好些了。公社領導對我家的處境很同情，王虎高副社長建議我畢業後回公社辦農業中學，既可增加收入也好照顧父親。是啊，怎麼辦呢？我回學校後和班主任齊茂成老師講了情況。齊老師是校黨支部委員，還給我們帶政治課。他對我的家境和心情既同情也理解，但他還是很認真地說：貧下中農政治上、經濟上翻身還不夠，必須要在文化上翻身。黨的精神是「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你一定要參加高考。於是，我參加了文科班複習，學校和齊老師對我一直很關心。但我心裡常牽掛著父親的病和媽媽的艱辛，所以內心裡確實是「兩種準備」：考上好，考不上也好！

高考後學校組織同學勞動，我就帶上行李回家了。臨走時五原的幾個同學約定，8月15日在縣郵局碰面，給學校打電話詢問高考情況。我們5個同學按時到了，並湊錢打了電話，得知只收到我的錄取通知書，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政教系。幾個同學都為我高興，而我在高興的同時，原本已比較踏實的心又忐忑起來。回家給父母弟弟一說，全家又喜又憂。考上了大學，又是首都的大學，不僅祖祖輩輩沒有過，就連我也沒敢多想。如今考上了怎能不高興？但也確實很為難。且不說父親有病，家裡生活困難，就連我去北京上學的衣服和路費也沒有啊！更何況公社正在根據上級部署籌辦農業中學，有意讓我負責。這是個可按月拿工資的工作，對於當時的我無疑是很有吸引力的。第二天，我和媽媽趕著驢馱著一口袋小麥去加工麵粉。快要加工完的時候媽媽突然問我：「上大學要幾年？」我說5年，媽媽便斬釘截鐵地說：「你去上吧，咱再窮他5年！」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但感覺到這是媽媽考慮兩天後的「決定」。我覺得眼前亮了，腦子裡的思緒清晰了，全身有勁了，心氣也足了。媽媽將我秋天穿的外衣又縫補了一遍，然後買了袋煮黑（染料）染了一下，「統一」了顏色。在公社李子玉書記的支持下，縣文教科補助了路費，信用社貸了35元款，我帶了25元於8月26日踏上了赴京上大學的路程。

咱在家，老有老樣，小有小樣；咱在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無論走到哪裡，分里外，知好歹，咱就甚時候也是個有模有樣的人。對那些不把自個兒當人看的人。他有錢咱不愛，有權勢咱也不向他低頭，咱抬起一隻腳也比他孫子們頭高三分。

媽媽的很多地方口頭語一直銘記在我腦海中，如我從記事起就聽媽媽常說：「鞋新鞋舊利落點兒，窮來富個質骨點兒」，意思是鞋不論新舊都不能走樣，人不論窮富都不能沒有骨氣。小時候只是覺得說起來很上口，聽得多了，特別是隨著逐漸長大、經歷的事情多了，才慢慢體會出其中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來，也在不知不覺中影響著自己的思想和行為。

媽媽說我從小就「多嘴」，特別愛向媽媽問「是什麼」和「為什麼」。儘管我問得很幼稚，而且由於不能全聽明白而反覆地問，媽媽卻沒有一點「不耐煩」，有時哈哈大笑也充滿愛意。她常常是一邊撫摸著我的頭一邊比山說水地反覆給我講：比方你腳上穿的鞋，從新鞋穿成舊鞋，它的基本模樣始終是一個：底是底，幫是幫。這才能穿在腳上走路。如果鞋破了，不管是底還是幫，都得釘補，不論底掉了、幫倒了。就穿不在腳上了，也就不成鞋了。媽媽說，咱現在窮，吃糠，吃野菜，穿得爛，挨餓受凍，但咱在家裡，老有老樣，小有小樣；在家外，地分高低，人分老幼。咱無論走到哪裡，無論對誰，分里外，知好歹；咱無理的不做，反胃（受欺負）的不吃……這樣，咱就甚時候也是個有模有樣的人，而不像某某那樣的人，人前一套，人後一套。遇到不順或有權勢的人就點頭哈腰當孫子，自己的臉面早就丟在一邊了；而一旦得點勢，就連爹娘老子也認不得了，見了平常人眼睛總是朝著天看。這種人說話做事，想的都是他自個兒，特別到了「事頭」上，不是亂咬就是亂吹，不是拿就是訛，沒準頭，沒良心……時間長了，誰還能把他當人看？這種人有金錢咱不愛，有權勢咱也不向他低頭，他自己就不把自己當人看，咱抬起一隻腳也比他孫子們頭高三分。

媽媽這樣「說人」，也這樣「做人」，且天長地久。在家，媽媽總是先人後己、尊老愛幼。當地早飯多為酸粥。媽媽總是先給父親和我們盛，剩下的往往比較少了，她就加點米湯用鍋鏟子將鍋旁鍋底鏟一遍，不管多少、稀稠就是她自己的早飯。姥姥去世早，姥爺每年冬天都要來我家住些天，媽媽一是讓姥爺睡在「熱炕頭」。那時我家的炕經常是只靠燒柴做飯取暖，一到冬天就只有靠爐灶的炕頭熱，越往後越不熱。加上鋪蓋少，睡熱炕頭就成了家裡的「最高待遇」：二是盡量做點順口飯給姥爺吃。土改後，我家每年喂口當年豬（春天買豬仔冬天宰），養幾隻雞，有時還養幾隻家兔。殺豬後，比較能多放些時間的骨頭和頭、蹄等，盡量等姥爺來了吃。夏天姥爺來了總要給殺只雞或兔子，而且頭頓是全家人吃，給姥爺要留下後頓。記得弟弟到七八歲時，想吃點好的就調皮地對媽媽說：姥爺要來了！有時媽媽還真被「騙」了。弟弟成家後有兩兒一女，對女兒意重。有人說起來，他就笑著說是為老了能睡上「熱炕頭」。媽媽對待奶奶自然比不上對姥爺那麼親，但也是輩分分明，禮數周到。1971年秋，我和愛人帶著幾個月的女兒回到家裡，一家人都很高興。父親趕著毛驢從20里外接奶奶來我家。媽媽嘹見奶奶來了，遠遠就迎上前去熱情地問候：媽媽來了？媽媽常說：親從親上來，不親要從禮上來。

在家外，媽媽確信世上好人多，凡她走過的地方都有很好的朋友。在舊社會，媽媽不僅有很多一起受苦的朋友，還能與有的掌柜家老太婆成為「朋友」。我至今記起有兩個有錢人家的老太婆稱媽媽「你嫂」（即她孩子的嫂子），說媽媽幹什麼活兒像什麼樣兒，對別人的東西連邊也不沾。媽媽常意外地得到同情和關照，土改時農會給困難人家發救濟糧，父親出民工了，媽媽有身孕，農會發給我家一些糜米後又加了一點穀米，讓媽媽坐月子時吃。媽媽常說，咱給人家初一，人家才可能給咱十五。媽媽特別同情有困難的人。在農村「大鍋飯」時期，內蒙古河套地區的農民吃飽肚子還是有保證的，經常有外地到那裡討飯的人。一天吃午飯的時候來了一個討飯的。媽媽剛端起飯碗就下地給開門，聽了訴說後順手就將自己的碗筷遞給討飯的人吃，走時又給了些土豆。有人說媽媽不該將自己飯碗給討飯的人吃，媽媽卻說：都是人，都是嘴，有甚不能的？！

也有人說媽媽脾氣不好，主要是因媽媽不願受欺負或對看不慣的事常表示不平。媽媽是個愛憎分明、疾惡如仇的人，她既敢於據理抗爭，又知恩圖報，特別看不起和痛恨那些恩將仇報的人。我頭腦中「毛主席大救星，共產黨愛窮人」的觀念根深蒂固，首先是土改時從媽媽嘴裡聽到的。在我的記憶中，解放以後，媽媽從來都說現在生活好。即使在困難時期和「文革」中受苦、受委屈，她罵的只是有人沒有聽毛主席的話，不像共產黨。是啊，是減租反霸工作隊和農會發給我家救濟糧和救濟衣，開始能吃飽穿暖；是土地改革使我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耕畜；是國家免學費、助學金使我讀了書……所以，媽媽經常教育我們多會兒也不要忘記共產黨、毛主席對咱的好。媽媽對所有的人也都是這樣。困難時期，見到了曾經深夜為父親請大夫的胡喜大叔，媽媽熱情招待，走時還給帶了吃的：1959年春大隊支部書記劉二才交待衛生院及時給父親治病。媽媽經常要我們記住這樣的好乾部：公社書記李子玉支持我上大學有恩，「文革」中挨批鬥在廣播中播放，李子玉哭著「檢討」，媽媽哭著聽；在親戚中，多數對父母不顧困難供我和弟弟讀書不夠支持，二姑卻借給我們30元錢。媽媽按時還了錢，還要我們一定記住這個好。二姑已87歲高齡，我和弟弟有機會就感恩……

媽媽最痛恨沒良心的人，最典型的是經常罵林彪。「文革」中，我們村家家都裝了小喇叭，媽媽就是從廣播中聽到毛主席對林彪的好和林彪妄圖謀害毛主席的罪行。媽媽說林彪「人心沒足」，罵他的良心被狗吃了，而且也從言語中看出她特別鄙視林彪這一類搞陰一套陽一套的小人。

我參加工作了，媽媽一直幫我們帶孩子，還儘力做些家務。媽媽對於「個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國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這個說法，好像有著天然的「順勁」。中央決定我去西藏工作，媽媽聽到長期在那裡會對身體有害的議論後，有擔心也掉過淚，但她說天塌對眾人，那裡的那麼多人也都是娘生的，人家能活咱就能活。她對到家裡看望的西藏同志說，我的兒子有共產黨關心，我放心的。媽媽從未要我利用職務之便辦家裡的事。我到北京工作後，有同志偶爾得知我兩個姐姐仍在農村種地表示不理解。其實，我在呼和浩特工作的弟弟，也是我調兩藏工作後中組部決定從巴彥淖爾盟調去照顧媽媽的。

媽媽不識字，但記憶力很好，而且常能把人們的一些說法和社會現象聯繫起來思考，形成自己的看法和說法。我任副省部級幹部時間比較長了，不免會有人說些「應找找人，活動活動」的話。有時我在場有時我不在場，而媽媽卻總是說：官不在大小在做事，在做「揚名留後世的事」。我們陝北農村流傳很多民間諺語和故事，媽媽常講給我們聽。這些故事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鞭撻那些欺上瞞下，一心為自己撈好處的昏吏貪官，頌揚那些敢為民做主、能為百姓做好事的清官。所以，在媽媽看來，不管職務高低，能為民做主、為民辦好事才是好官，老想著當「大官」就很難能把心思全用在為民做事上。這些話從我當小「官」開始媽媽就說過。對這些觀點我都很贊成，也從未有過「找人」、「活動」的事，但同事們卻覺得很不理解，只有我的老領導、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第一書記周惠同志十分贊同。上世紀90年代，周惠同志由於修房子住在西直門的女兒家裡，他在六層我家在十層。周惠同志當時還可以拄著拐杖行走，我們上班時他有時就乘電梯到我家與媽媽聊天。媽媽把這些話也給周惠同志說了，周惠同志說媽媽是「農民政治家」。

媽媽用慈愛、勤勞、堅強、正直「呵護」了我50多年。有道是「有生一日，皆報恩時；有生一日，皆伴親時」。媽媽留給兒女們不盡的思念，也是永遠激勵我們堂堂正正做人、做事的精神財富。我們將用忠誠和儘力對待黨、對待國家、對待社會；用尊重他人、尊重自已的原則對待親戚、朋友、同志；用言傳身教傳給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