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雙一流評選與中國科研趕超邏輯的冷思考｜教育觀察

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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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賈鶴鵬

責編｜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 ID：The-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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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中國科教界而言，今年沒有比雙一流評選更重要的事情了。但就在評選結果公布不到兩個月的工夫，中國媒體上已經鮮有對它的評論。相比於名單公布前後的熱鬧，對於這項可能影響中國高等教育未來幾十年發展的大事，如此稀少的討論顯然並不正常。

事實上，筆者認為，在我國當前情況下，相比於討論雙一流政策本身是否公平，或評選結果是否準確，更加重要的是認清楚中國在一定程度上已告別了單純的科技趕超者這一事實。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實施以科研趕超為主要衡量標準的雙一流工程，關鍵就是要能真正做到傾聽科教界的實際呼聲，從而能及時對政策實施做出調整，而不是圍繞著行政邏輯的科層體系和數目字管理打轉。

要探討這個問題，首先可以從人們對雙一流名單的非議說起。

名單是非與評估困境

作為科教界的大新聞，雙一流名單正式公布後，大量的爭議是圍繞著名單本身。既有因為「一流高校」名單與以前的985變化不大（只是增加了新疆大學、雲南大學和鄭州大學）而挖苦其換湯不換藥的；也有因為一些莫名其妙的一流學科，如華南理工大學這個鮮有農業研究的重點高校獲選「一流農學」，而抨擊評估過程不科學的；當然更多的是對一些大學苦心經營多年的學科落選一流學科而惋惜甚至抗議。

這些意見，都可以理解。畢竟，入選與否，關係到能不能獲得上億資金支持。但是迄今各種擔憂、質疑乃至非議，都很少有教育部門的反饋。而據筆者了解，相對而言，雙一流的評估已經是用盡了各種可以想到的手段來確保評估結果可靠，雖然可靠並不意味著完全公平（這一點下面會討論）。遺憾的是，教育部對於一些在現有體制下可圈可點的做法，一直三緘其口。

還是通過一些坊間人士的分析，我們才大概了解到一些評選標準。

首先，在評選程序上，雙一流評估不折騰高校，不用費時費力地申報，這兩點原先的承諾總體是做到了。通過與一些參與評估的專家的交流，筆者發現，這次評估總體上做到了把戰略需求、對教育部既往工作的配合（如參加2012年學科評估）以及第三方評估（如ESI學科全球排名）結合在一起。如新疆大學、雲南大學和鄭州大學入選一流高校，很顯然與一帶一路的戰略需求相關。

體現戰略需求的另一個標準是是否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另一個獲獎標準是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以上，眾所周知，自然科學一等獎經常空缺，科技進步二等獎數量比較大，有時候有運作的成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巧妙的設計，因為得科技進步獎一等獎既是一個值得加分的成績，獲獎項目本身往往也需要符合國家戰略需求。

從筆者了解到的情況看，第三方計量指標評估這一最「客觀」、但一直以來也被批評的手段，在這次雙一流評估中，起到了重要參考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最常被提起的，就是ESI學科排名是否進入全球前千分之一。遺憾的是，教育部方面一直未對此進行系統介紹。以至於一些綜合各種評估手段留下的小bug，也沒有得到說明。如沒有農學院的華南理工大學入選農學一流學科，很可能是得益於其強大的食品學院的科研水平，後者在ESI評估中是被納入到農學的。

教育公平與科研趕超戰略

雙一流高校建設無疑將進一步加劇中國高校資源分配不均衡的現實。諸多媒體總結了各地為支持雙一流高校入選投入的合計上百億元的經費，這還不算教育部還沒有公布的擬撥款的數額。這方面，已經有多位專家學者探討，包括來自中央教育科學研究院這一教育部直屬系統的專家，對此也並不諱言。

的確如此。但也要看到，雙一流評選本身相比於原有的985和211工程，並沒有帶來更大的不公平。毫無疑問，強校弱校之間在爭奪雙一流名額的這幾年，其貧富差距已經在拉大。將來雙一流實施起來，這種差距也會繼續擴大。

應該說，這種貧富不均的實質根源於集中資源進行教育趕超的邏輯，從當年的985和211工程，到如今的雙一流評選，這一邏輯本身並沒有改變。而支持雙一流入選和實施的地方配套資金造成的不平衡，更多反映的是中國區域發展的不均衡。

相對而言，雙一流工程用一流學科取代211高校，在中國需要兼顧各方面利益的情況下，其可以調整的空間相對大一點。原有的211高校，基本上是教育部直屬高校之外，各部委和各省分別有一個指標解決自己的嫡系院校。而在一流學科的評選中，這種均衡利益的考量超過學術本身的情況就很難發生了。畢竟，學科優劣，不能靠隸屬關係來決定。

但像上面所說，雙一流的評選本身就是國家主導型的科研趕超戰略的產物，只要這個基本思路不變，沒有「雙一流」，也會有其他名目的項目來集中資源支持一批強校和強勢學科繼續實現趕超。

三思科研趕超戰略

雙一流到底對我國高教有什麼影響？根據上述分析筆者推測，雙一流項目本身，既不會造成新的負面影響，其本身也難以帶來新的與985或211工程完全不同的格局和契機。

但是，我們也要思考，科研趕超戰略還應該是我們的至高無上的目標？我們需要看到，無論是發文總量還是名刊發文貢獻率，中國已經有若干頂尖高校超過了美國老牌高校的水平。

?表1.近年來中國SCI論文引用增長情況，來源：筆者根據歷年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國科技論文統計》合成

例如，以本次雙一流評選中收穫頗豐的清華大學來說，它已經在統計全球最優秀的68份期刊發文指標的Nature Index大幅度超過了筆者所在的康奈爾大學，這說明清華科學家參與發表的知名期刊的論文數量已經超過了康奈爾的科學家。

?表2. 中美部分頂尖大學Nature Index加權指數（WFC），（數據來源：節選自Nature Index，數據時間段：20160801-20170731，非完全排名，僅供閱讀本文參考）

註：Nature Index加權指數（WFC）依據某機構或國家在該索引囊括的68份頂級期刊（並非都是自然出版集團的期刊）發文的貢獻值，通過加權處理獲得。

詳見：https://www.natureindex.com/faq#methodology4

這當然是迄今為止的趕超戰略取得的一個成就。在趕超戰略主導下，中國知名高校已經在迅速發展熱點科研領域的研究工作，並大幅招收具有熱點領域科研能力的青年科學家（青年千人的主要入選標準是CNS級別的論文）。但既然是熱點領域，說明已經有人趟過路。在趕超階段尚可以追蹤，趕上了呢？現在的熱點領域永遠是熱點嗎？再往前趕超，究竟目標是什麼？這些都需要我們深思。

另一方面，為了趕超必然需要政府集中調控資源，但這與科學的自由探索之間的衝突，恐怕會隨著趕超的硬指標達成之後，變得越來越尖銳。這些都需要教育和科研政策的制定者深思。

毫無疑問，在部分上面臨轉折節點的情況下，高校科研戰略的調整必須要在諸多問題上傾聽來自科研一線的呼聲並尊重科研自身的規律。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基本的要求應該是管理的透明化。然而以雙一流工程目前的實施狀況而論，教育主管部門就這一重大工程所做的溝通工作屈指可數。這既難以做到讓決策服眾，也難以做到及時根據基層科學家的呼聲調整政策的實施。

除了治理透明化外，雙一流的撥款機制顯然也需要調整。如果延續舊有的985、211機制將大筆經費直接撥給入選高校，固然可以在維持行政效率的情況下增強這些高校的總體實力，但是管理邏輯如果不變，只會讓科研評估繼續倚重工分（篇數、所發期刊影響因子和期刊所在區位）。

可能會有人說，做出改革的管理成本太大。的確如此，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事關能否把我國真正建設成在世界上具有領導能力的創新型國家這一重任。管理層面的改革，本來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題中之意。

製版編輯：許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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