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修死因再探

楊修是我國建安時代的文學家，由於《世說新語》和《三國演義》的渲染，他被塑造成了一個才華出眾、聰明伶俐而又恃才放曠的形象，且他的死因一直以來被討論得尤為熱烈，目前普遍認為楊修的死因有三：一、太聰明遭曹操所忌。二、參與曹丕、曹植世子之爭。三、身份為「袁氏之甥」。本文在考察了史書有關楊修的記載和各類書信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結論，認為楊修並沒有參與世子之爭。其死因最重要的是其以弘農楊氏兼袁氏之甥的身份，仍不懂韜光養晦而與曹操政見相悖，違背法令，屢犯其忌。其中「漏泄言教」和捲入司馬門事件是楊修為曹操所忌的直接原因，與曹操政見不同是他被殺的根本原因。

一、弘農楊氏兼袁氏之甥

楊修是楊震的玄孫，楊彪的兒子，袁術的外甥，出身世代簪纓之家。《後漢書·楊震列傳》中云：「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 楊家幾代人都是漢朝的大官——祖先楊喜，漢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楊震、曾祖楊秉、祖楊賜、父楊彪四世歷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與東漢末年的袁氏世家並駕齊驅，聲名顯赫。

何滿子在《中古文人風采》 的《曹操與楊修》一文中揭示出曹操殺楊修背後的超出個人恩怨的因素，乃是名門與閹門的對立。

弘農楊氏作為高門望族，從楊修的高祖太尉楊震開始，一直與宦官相鬥爭，楊震後來便受宦官迫害而飲鴆自殺。曹操是陳琳檄文中說的「贅閹遺丑」，當然被高門中人所鄙薄，曹操必有自知之明，對楊氏子孫也必存戒心。楊修的父親楊彪，即被曹操（時任兗州刺史）所誣而下獄，劾以大逆的罪名（實際是其對曹操專權多有不滿和楊袁聯姻為操所恨），後賴孔融力救才得出獄。這也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兩個集團之間的後果，但代表新興勢力的曹操一方，顯然已經壓倒高門楊氏了。

曹操殺楊修後，致書其父楊彪云：

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

此書實際上是對楊彪的安撫與震懾，也即仍在懷恨。將楊修殺死，還是為了保全楊氏，否則就要連累「足下尊門」。所以，明殺楊修，暗則向其父示威——殺了楊修對你們這個家族「亦未必非幸也」。像楊彪這種盡節護主、「苦節幽貞」的漢臣元老，在當時名望很高，無論是官場還是輿論影響都很大，曹操是有所顧忌的，故而送禮致書慰之。

書信中把殺楊修的原因說得很明白了：「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就是楊修倚仗著父親家族顯赫的權勢，常常與曹操不一條心。要想加以糾正，卻看他頗懷怨恨，勸之不思悔改還變本加厲。這裡並沒有提到他的政治站隊（世子之爭）。

楊彪給曹操的回信既顯示出楊彪頭腦清醒，懂得自保，而且對楊修的做法有著清晰的定位：

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小兒頑鹵，謬見採錄，不能期效，以折所愛。方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恆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聞問之日，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深惟其失，用以自釋。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熟能至斯？省覽眾賜，益以悲懼。

看出了曹操寫信的意圖，楊彪在回信的開頭就把已經被殺的兒子楊修數落一番，說他「頑鹵」、「寬玩自稽」。然後緊接著說「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恆慮小兒必致傾敗」。這句話的意思是「沒有比父親更了解自己兒子的了，總想著他早晚要出事情」，說明他對兒子的所作所為心知肚明，聯想到自己也曾因不滿曹操而獲罪，認為楊修是在重蹈覆轍，和自己一樣「傾敗」是遲早的事情，這裡絕不可理解成「我兒子楊修跟曹植走得近，早晚要出事」。

曹操對此回信想必會很滿意。楊彪此人明哲保身，行不逾矩，為全漢臣節義而託病不受魏爵，遂得以壽終正寢。

再者，楊修是袁術的外甥，袁氏四世三公，與曹操為死敵。袁楊二家的深厚關係又深為曹操所忌，曹袁的對立、或是消滅袁紹集團後冀北人士的微妙情結也影響了曹操決策時的心理。

《後漢書》載：「（禰衡）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 從楊修親善的人來看，孔融、禰衡都是不滿曹操專權的擁漢派。「時，袁、曹方盛，而（孔）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 孔融與曹操政見相左，反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策。他自恃高門望族，又有文名，屢屢上表，言辭激烈而觸怒曹操，最終被殺，這與楊修的死因十分類似。

孔融還著有《薦禰衡表》向曹操推薦禰衡，而禰衡一向厭惡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於是先解衵衣，次釋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衡乃著布單衣、疏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 禰衡裸衣辱曹、擊鼓罵曹的行為已經超越了正常人的容忍限度，但曹操還是沒有處死他；陳琳為袁紹書檄文大罵曹操及其父祖三代，但是「太祖愛其才而不咎」。對待這些沒有背景的文士如禰衡、陳琳等，曹操總是採取寬容的態度，對孔融、楊修、崔琰這些有世家背景的名士則不然。

二、世人誇大了「雞肋」事件的嚴重性

楊修太聰明遭曹操所忌，這種說法大概源於《世說新語·捷悟》所收四則有關楊修的故事：「竹片之用」、「一人一口酪」、「門上加活」、「絕妙好辭」。這四則故事都有待考證 。然而曹操一向愛才惜才，唯才是舉，怎會因為楊修比自己聰明，能看透自己的想法就惱羞成怒。《世說新語》為南朝宋劉義慶所編，街談巷說，稗官野史，雜而不純，不可盡信。

楊修的幹練與才華，在《世說》里反而給人一種賣弄似的小聰明，真正能看出才幹的反而是正史，如《後漢書》記載：

（修）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此回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

筆者認為「雞肋」之事並沒有「散布謠言，擾亂軍心」這麼嚴重，而且從表述看不出曹操忌憚楊修，也不是楊修被殺的直接原因。在「外曹莫能曉」的情況下，獨獨楊修能夠讀懂曹操的想法，反而印證了《典略》所載：「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

三、與曹丕、曹植均親善

那麼怎麼證明楊修沒有因捲入世子之爭而被殺呢，《三國志·曹植傳》明明載有：「植既以才見異，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諸修。植益內不自安。」 注引《典略》：「而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死以死之晚也。』」

後世評論者將《曹植傳》中「丁儀、丁廙、楊修等為之羽翼」和「以罪諸修，植益內不自安」聯繫起來，認為楊修是因為世子之爭站錯隊而被殺。像楊修這種官宦世家出身，一定被傳授很多為人和為官的規則。楊修如此聰明，從小耳濡目染，長輩言傳身教，要說他不懂得政治站隊的規則，要說他世事不洞明、人情不練達，顯然是不可能的。

丁氏兄弟和曹丕結怨，於是一心擁立曹植，大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壯烈之心」，《三國志·衛臻傳》云：「太祖久不立太子，方奇貴臨淄侯，丁儀等為之羽翼。」 丁儀、丁廙才是爭儲的主謀，楊修和他們的情況完全不同，他「交關諸侯」並不只「交關」曹植一個人。《典略》云：「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淄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 看來楊修和曹丕、曹植關係都不錯。宋戰利則認為：

在曹植因為「驕縱見疏」時，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此時，楊修可能有過轉換門庭的想法，他將所得王髦劍獻給愛劍的曹丕，曹丕很喜愛「常服之」。王髦是當時的鑄劍名師。及曹丕即尊位，撫其劍，突然憶起楊修，「追思修之過薄也」，駐車顧左右曰：「此楊德祖昔所說王髦劍也。髦今焉在？」隨後王髦受到召見，還賜給谷帛。對楊修來說，他交好曹丕是想給自己留條後路。

筆者以為，若楊修一開始就有支持曹植的立場，勢必與曹丕呈針鋒相對之勢，往後再去討好他也是枉然的，何況曹丕這是在感嘆楊修命薄——「追思修之過薄也」，頗類《與吳質書》中悼惜七子凋零時的沉痛：「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這是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是不能用政治站隊來隨意解釋的。此外曹丕還送過楊修琉璃酒杯，其《答楊修書》雲:「重惠琉璃卮，昭厚意。」 足見楊修與曹丕交情匪淺。

有人認為曹丕在寫作《典論·論文》時，沒有把文才出眾的楊修歸於「七子」之列，是他們關係不佳的證明。而《典論·論文》篇末云：「融等已逝，唯干著論，成一家言。」表明曹丕在寫作《典論·論文》時，文中提到的七個人都已經逝世。「七子」中剩下的陳琳、徐幹、應瑒、劉楨、王粲由於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場大疫陸續病逝，建安七子至此已然完全謝幕。韓格平在《建安七子綜論》中論證得出《典論·論文》的寫作時間可以大致判定在建安二十四年三月至八月之間，此時楊修尚健在，出於對文人們進行蓋棺論定式評價的考慮，曹丕不提及楊修也是合理的。

小說家言《魏晉世語》用三則故事營造出了楊修助曹植爭位的假象，其文如下：

• 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

• 修與賈逵、王淩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

• 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

其中「泄露答教」的故事，可以看出是本於《後漢書》的記載：「修又嘗出行，籌操有問外事，乃逆為答記，敕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 其餘二則故事皆無從考證。

《後漢書》這段史料與之前《典略》所載「公以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對照來看，很明顯，楊修犯下的令曹操忌憚的大錯乃是「漏泄言教」。

《世語》里的三則故事：曹丕與吳質合謀陷害楊修、楊修泄露答教給曹植、楊修教曹植應對父親考驗的做法。何焯評論說：「《世語》所言皆鄙淺兒戲，不足信。」 它把曹植代入了楊修「漏泄言教」的對象；曹植斬守者不符合其個性；賈逵在立嫡上也是支持曹丕的，不一定是曹植朋黨；曹丕和楊修關係和睦談何陷害，更無需與吳質這等小人物商議。這類小說家言是一向反映時人的猜想而不足作為立論依據的。

而且「世子之爭」這件事在《三國志》及裴松之注中都沒有明確說明。《三國志·賈詡傳》記載：「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 有「奪宗之議」說明曹植爭儲只是別人的議論，原因是「臨淄侯植才名方盛」，並且在他的周圍有一批依附者。因此引起了別人的誤解，認為他有奪嫡的嫌疑。如劉坤、李劍鋒就認為：

建安後期，曹操在立嗣問題上猶豫不決，致使人心不定，曹丕、曹植各有其支持者。似乎兩人各有黨羽積極爭立，造成曹丕、曹植兄弟關係的破裂。實際上，結黨爭儲事件歷時短暫，波及範圍很小且曹植並未主動參與。……究其原因，主要還是曹植對於爭立太子根本不在意。……曹植《豫章行》其二云：「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明言朋黨之同盟比不上骨肉相親之天性，又以子臧、季札（古代讓國賢人）典故表明自己擁立曹丕，不欲爭立。故曹植並未主動網羅人才，擴大勢力。事實也是如此，植黨多為掾屬，並無朝廷主要官員。……所謂結黨爭立，實乃一些官員的政治投機行為。

確實如此，曹植本人做世子的慾望不是很強烈的。曹丕是長子，又於建安十六年封作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其實曹操那時已經初步定下曹丕為嗣位人選，這種態度曹植一定不會不清楚，他於同年所作《三良》詩明言：「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此謂人生不可覬覦非分，惟當以忠義自勵。在曹操死後曹彰欲擁立曹植繼位，他毅然拒絕，就是鐵證。曹植既無此心，楊修作為他的知交更不至於去攛掇他，而且縱觀正史也沒有這樣的記載。

四、「太祖既慮終始之變」

《三國志·曹植傳》云：「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諸修。」其實已經把殺楊修的原因說得很明白了，「太祖既慮終始之變」意思是曹操擔心楊修終有一天會改變（志節），這句話一直鮮有人能正確翻譯，對解釋楊修之死的原因至關重要——曹操是在擔心楊修從「事曹」向「擁漢反曹」轉變。

考慮到楊修之父楊彪對魏的態度極有可能會影響到楊修，況且楊修結交的都是些曹操的政敵，曹操要懷疑他在漢魏立場上不支持自己，且會影響到曹植也是很合理的。事實上，曹丕代漢時曹植「發服悲哭」 的舉動就已經表明了他的態度，此外曹植的尊漢思想在其文集里也有鮮明體現。

「曹操殺楊修是為了清除曹植黨羽，給曹丕順利繼位鋪路」這個說法有諸多問題，既不合常理又不合人情。先不說楊修並非曹植黨羽，曹操對曹植一向相當護短，曹操搖擺不定的態度表面上讓人誤以為丕植爭嫡激烈，各有黨與，實際上曹操和曹丕都沒有曹植派系的概念，曹植也沒有在楊修的協助下爭過世子。曹操殺楊修是為了曹植著想，曹植卻並未看出父親的苦心，所以「內自不安」。

《後漢書》：「……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注引《續漢書》曰：「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訕鄢陵侯彰。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 據此可知，參與司馬門事件的還有楊修，而這也是他之後為曹操所殺的原因之一，這事還使得曹植「失寵」。那麼能夠正確定義司馬門事件的性質就是撥雲見日的，可以將所有線索連成一線。筆者認為，捲入司馬門事件，是楊修被殺的重要原因之一。

俞紹初在《曹植生平若干事迹考辨》一文中考證了楊修被殺是在建安二十四年九月末，而司馬門事件發生於建安二十三年曹操西征劉備道經洛陽停留之時，他說：

這時曹操的身份頗得注意。據《武帝紀》，他於建安二十二年四月受漢帝之命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十月又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其禮儀已等同天子，在停留洛陽期間他完全有資格止蹕於漢舊宮。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公車司馬門、馳道等設置以及與此相關的禁令也隨即恢復了。

俞紹初接著引用余嘉錫的考證，他得出結論說：

恢復兩漢舊制和營治洛陽宮室都是他晚年為實現其取代漢室、以遺子孫這個長遠政治目標所採取的具體步驟。因此曹植乘車行馳道開司馬門出的行為不但公然觸犯已經恢復的禁令，冒瀆了曹操的尊嚴，而且為其苦心以求的廢漢自代的「大事」帶來了有害的影響。正由於如此，曹操以為曹植是「兒中最可定大事」的，一變而「異目視此兒矣」。態度前後的急遽變化，也足以說明曹植的行為在曹操心目中確具有非同一般的嚴重性質。

曹操對於漢朝的態度，隨著他的處境和地位的變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到了晚年，他已位極人臣，勢高益危，樹敵漸多。若從曹氏的長久安全考慮，便只有取國一途。其《讓縣自明本志令》中說：

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前朝恩封三子為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為榮，欲以為外援，為萬安計。

出於這種考慮，曹操自己不願代漢，而讓兒子行其大事。所以他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這樣定義司馬門事件似乎較為合理。曹植和楊修潛意識裡都不認為曹操能夠「儀同天子」，所以才敢堂而皇之地去違犯禁令，行馳道，開司馬門。這是楊修和曹植對曹操「吾為周文王矣」的公開的不贊成，曹操一定也看出了他們對漢朝的態度。但是曹植之尊漢，無法維護曹氏的長遠利益，所以曹操不得不放棄立曹植。為了不讓楊修在漢魏態度上繼續影響曹植並最終與己為敵，曹操也不得不殺掉楊修。

周一良在《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中有精妙見解：

魏武於建安十五年令，以桓文自比，中言子植兄弟，則以植意於己同也。其後勢不容己，而植必尚執前意，故其寵寢衰。至建安二十二年，始以丕為太子爾。至於公幹，所傳甚少。即其《贈五官中郎將》第二章云：「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蓋曹操諸子唯丕有代漢之意，而又居長嫡，故公幹以北面諷之。當以此觸魏武之忌，故借甄氏事收之。終念其文士，無能為非，如荀彧之有深謀極慮，楊修之雅望世績，故赦之耳。曹植聞魏文篡漢而發服悲哭，亦是一證。

擁漢派如荀彧有深謀遠慮，楊修有雅望世績，曹操自然不會輕易「赦之」。至此可引用王鳴盛的話做個總結：「楊彪為操所忌，幾死得免。修當遠去權勢，韜晦以避之，反為操總知內外，與丕、植親昵，又數炫其才於操，死非不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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