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人是消費or投資，老齡化危機最深刻露骨的乾貨！

造人既是消費也是投資，隨著生育成本飆升，國家福利和稅收增加，生孩子的消費效用和投資收益大幅下滑，個人不生育的理性決策加總必將導致老齡化危機。究其本質，微觀上是個人財富配置問題，宏觀上是人口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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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人是消費or投資

從微觀來看，刨除人的自然本能衝動，生孩子對於父母而言到底是消費還是投資？如果是消費，那是一般消費品，還是高端奢侈品？很多人都會說喜歡孩子，也有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齡會特別想當母親、父親，從這點來看，小孩是消費品。但另一方面，很多家長到了一定時間會催子女結婚生娃，在過去一些農村地區土地和口糧按照人頭來分，造成很多生孩子的衝動，還有養兒防老的傳統觀念等說明孩子是投資品。所以，孩子在一定程度上是消費品和投資品的綜合，很難單純的歸類為單純的消費品和投資品，我們能分析的是孩子身上的消費屬性和投資屬性的比重程度。

人們生育選擇取決於養孩子成本（孕育、教育、房子、以及時間機會成本等）和消費效用（就是母性和父性的愉悅感）加上投資收益（未來孩子的孝順回報）的權衡。從社會整體發展進程來看，孩子的生育成本不斷上升是不爭事實。而孩子的絕對消費效用變化不大，由於可選擇娛樂方式多樣化，孩子的消費效用相對下降，此外避孕措施逐漸發達，將造人過程和造人結果這一因果環節打斷，進一步降低了孩子的相對消費效用。另外，社會發展趨勢是福利和稅收逐漸增加，福利增加（如政府養老）直接導致孩子的投資收益相對下降（相互替代），稅收增加導致可支配收入下降，間接導致孩子的投資收益下降。也就是說，隨著社會的發展，孩子在消費屬性、投資屬性之外又增加了公共品屬性（因為生孩子是為國交稅），而公共品私人提供不足是簡單樸素的經濟學定律。

綜合來看，社會越發展，福利制度越健全，孩子的成本越高，消費和投資相對收益越低，生育意願自然向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歐洲日本等生育率相對較低，而亞非拉不發達國家生育率較高。尤其在非洲某些地區，由於醫療水平有限，孩子的投資屬性甚至上升到一定的賭博屬性，需要用高生育率去彌補高夭折率，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導致量對質的替代，陷入貧困陷阱。這樣來看，在社會福利體制沒有太大變革的話，人類老齡化危機是不可避免的，而不僅僅是中國。

再從靜態社會的不同層級來看，只要基本條件許可，生育意願會與社會階層呈反比，窮人願意多生，而富人願意少生。如果考慮到孩子消費屬性中可能的奢侈性，富人階層的生育意願會上升，這樣靜態社會中生育意願可能與社會階層呈U字型。所以總的來說，微觀個體的生育意願隨著社會發展不斷降低，自然需求不斷被社會需求替代，孩子的消費屬性逐漸超過投資屬性，最終導致生育率不斷下降，而老齡化危機不斷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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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富先老的虐心焦慮

如果說老齡化危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似乎也是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為什麼我們這麼焦慮？這就涉及到了微觀意願加總到宏觀後悖論。

簡單來說，高生育成本加上對國家高福利政策的期待，大部分中間人群都選擇少生孩子的時候，國家高福利政策的物質基礎就已經提前破壞了。因為就當下的技術水平來看，人類的財富生產力最終的落腳點是人力資源，所謂的國家養老並非是直接虛擬的國家機構為你養老，而是國家將年輕勞動力生產出來的財富轉移給老人來實現所謂的國家養老，但這一模式的前提是你老的時候這個國家有足夠的年輕勞動力，如果年輕時候大家都不願意或者被不讓生孩子，老年時候自然是老無所依。

這也就是為什麼宏觀的人口結構為什麼那麼重要！因為沒有合理的人口結構，這個社會的很多財富傳承模式根本無法實現，比如很多人存錢或者買房養老，但是如果你老年的時候沒有年輕人從事財富生產，房子只能空置，貨幣只能貶值。宏觀來說，合理的財富傳承模式必須要依託於現實的生產能力，這能力要麼是人，要麼是技術。

很多人批判基本國策計劃生育。就計劃生育政策本身來說，我們不能簡單以當下的問題去批判過去的政策，因為如果沒有計劃生育，或許我們現在連面對老齡化的資格都沒有。可以回到上文非洲的例子，在低生產力的貧窮地區，由於教育資源及教育意識的匱乏，加上窮人對短期收益的被動需求（財富積累不足導致無法做長期打算），導致孩子的短期投資屬性強，多生粗養，童工現象泛濫而教育不足，數量戰勝質量，進入貧困陷阱。

事實上，我國在計劃生育之初，國民生活水平比當下非洲好不了多少。計劃生育的意義在於，用國家意志逼迫國民從注重孩子數量轉移到注重孩子質量，並通過改革開放吸收了計劃生育政策下節省出來的青壯年勞動力，實現了高速增長（談不上奇蹟，不過是透支人力資源而已），從而跳出了貧困陷阱。只是，出來混的遲早要還，跳出了貧困陷阱，卻又面臨中等收入陷阱危機，但不管怎麼樣，陷阱的層次是高了一個程度。

或許有人會拿日本和印度的例子來批判計劃生育政策並非跳出貧困陷阱的最優選擇，的確，我們無法論證某個政策的最優性，但最終不過是長痛短痛，先痛後痛（如印度忍受了多年的低增長，最近才起飛），以及某些政治體制下的決策者的可行集而已（日本的起飛得益於義務教育的長期普及，以及政治制度的提前開化）。事已至此，追溯計劃生育政策優劣重要性應該讓位於如何恢復良性人口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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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猛的老齡化危機

放開二胎本身不能解決當下人口問題，從存量上來看，中國勞動人口仍然很多，勞動力紅利遠沒有消失，我們不能自欺欺人地忘記自己的存量優勢，而做出一些錯誤的政策判斷。

其次，生育政策的作用周期至少滯後一代人，在二胎成長起來之前，我們如何過渡，如何解決獨生子女這一代人的養老壓力和財富傳承問題。

再次，約束的放開，並不一定就能夠帶來生育率的快速提升，如何解決許多發達國家面臨的生育率下降問題，而且我們未富先老的嚴重程度更加棘手。

最後，如果生育率如願提升，我們是否做好準備給新中國人們一個真正的「新中國」，而不是變成又一代糾結犧牲的80後和90後。

中國當下老齡化危機是前期計劃生育政策的後遺症與人類社會發展問題的疊加，所以會來得更快更迅猛。改革急需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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