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要自欺欺人？

托派分子一向極端憎恨世界上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1922-1953)，自從他們的祖師爺、國際叛徒、修正主義頭目托洛茨基被逐出蘇聯國境 ，托洛茨基和他的徒子徒孫便靠吃詆毀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詆毀偉大的革命旗手斯大林和他的親密戰友這碗飯謀生。他們越是起勁地辱罵社會主義蘇聯，越是能討得美英法德帝國主義者的歡心，越能贏得所有反動派的讚譽，他們就能享用更多美英法德帝國主義施捨的殘羹冷炙，美英法德帝國主義者的慷慨施捨還為托派小丑們繼續惡毒地攻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增添了動力。托修叛徒集團賣蘇求榮、賣共求榮的醜陋嘴臉已為所有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覺悟的無產階級所不齒，而托修小丑們不以此為恥，反以此為榮，繼續撒播一個又一個顛倒歷史黑白的彌天大謊，真是無恥到了極點，可惜，謊言遮蓋不了真相，反而暴露出修正主義叛徒集團極度虛弱、極度害怕馬列主義的革命真理、極度不願意麵對歷史真相的醜陋面目，而澄清托修叛徒集團們散布的彌天大謊，對於今日馬克思列寧主義具有重大的意義。

最近，一位托洛茨基的徒子徒孫為了瘋狂攻擊蘇聯，又從反動勢力的垃圾堆里翻出些破爛，儘管這些謊言謬論又骯髒又無恥又不值一駁，卻不妨礙這位托洛茨基的孝子賢孫撿起這些不值一駁的謠言謬論抹黑蘇聯，妄圖掀起新一輪的反蘇反共高潮，便於他推銷已成歷史垃圾的修正主義謬論。

這位托洛茨基的孝子賢孫說什麼社會主義蘇聯「把勞動人民踩在腳底下」、「驅使草民充軍」，令人啼笑皆非，托洛茨基們一向喜歡把蘇聯勞動人民綁在他們的修正主義戰車上，可惜他們的陰險圖謀卻一次次地破產，一次次地失敗。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前，進行了關於托洛茨基主義的公開辯論，最後投票贊成以斯大林同志為首的聯共(布)中央的方針政策的黨員有七十二萬餘，而贊同托季聯盟的黨員卻只有四千餘，不滿聯共黨員總數的百分之一，而托洛茨基卻仍然恬不知恥地攻擊「斯大林官僚」，說他們踐踏了無產階級民主，真是天大的笑話。列寧在光輝著作《怎麼辦》一書中精確地勾勒出這些叛徒們的嘴臉:

「這種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是俄國虛無主義者所特有的。黨的組織在他們看來是可怕的『工廠』；部分服從整體和少數服從多數在他們看來是『農奴制』……他們一聽見在中央領導下實行分工，就發出可憐又可笑的號叫，反對把人們變成『小輪子和小螺絲釘』……他們一聽見有人提起黨的組織章程，就作出瞧不起人的樣子，發表鄙視的……意見，說完全不要章程也可以。」

「看來很明顯，高喊所謂官僚主義，不過是要掩蓋他們對於中央機關人選的不滿，不過是要掩蓋……醜惡行為。你是官僚主義者，因為你是代表大會不按照我的意志而違反我的意志委派的；你是形式主義者，因為你是根據代表大會的形式上的決議，而沒有得到我的同意；你做事極端機械，因為你憑藉黨代表大會的『機械的』多數，而不考慮到我想得到補選席位的願望；你是專制君主，因為你不願意把權柄交給舊時的親熱夥伴。」

而這位托洛茨基的孝子賢孫還覺得蘇聯徵召軍人是拉炮灰，是叫草民去送死呢，由此可見托洛茨基的這位孝子賢孫為了攻擊蘇聯，連最後一點廉恥之心也丟掉了，他們不惜跟美英法德帝國主義強盜們穿起一條褲子，站在同一陣營了。托洛茨基的孝子賢孫們看到社會主義國家有自己的強大武裝力量，就氣的咬牙切齒，他們從心底害怕，恨得要命，在這群叛徒看來，蘇聯在異常緊迫的帝國主義軍事威脅面前，就應該執行一條不抵抗的投降主義政策，就應該乖乖地把十月革命的勝利果實交給帝國主義強盜們！真是豈有此理！托派反動分子們，你們究竟是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邊，還是站在帝國主義強盜那邊？托派分子把自己急於出賣革命、出賣蘇聯的反動嘴臉暴露得一乾二淨，很是得意自己的聰明睿智呢！對此，我們要說，好的很，妙得很！托洛茨基的孝子賢孫們越是自絕於勞動人民，越是自絕於國際共產主義事業，越是賣共求榮討得帝國主義主子們的歡喜，越是能夠擦亮廣大勞動者的雙眼，越是能讓更多的馬克思主義者認清你們那骯髒而又醜惡的嘴臉！

叛徒污稱斯大林屠殺奴役少數民族，而真相卻是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和車臣印古什民族中發生了大規模的反蘇叛亂，我們不禁要問問托派分子們：應不應該流放那些直接間接幫助德帝國主義侵略蘇聯的少數民族？

叛徒們污稱斯大林勾結納粹德國，而他們的證據，不過是蘇聯在英法帝國主義單方面破壞反法西斯談判局勢的情況下，採取的權宜之計而已。托修叛徒們單單叫嚷讓蘇聯解除武裝還不夠過癮，還妄想讓蘇聯繼續遷就英法帝國主義，以便張伯倫和他的親密夥伴們完成他們把禍水引向蘇聯的美夢;遷就英法帝國主義還不能讓這群叛徒滿足，波蘭割占的蘇聯領土也不應該討要！芬蘭白色政權割占的蘇聯領土也不應該討要，要繼續把十月革命的搖籃暴露在炮口下！總而言之，蘇聯就是不應該為衛國戰爭早日做好準備！托派分子們無恥的程度突破了世界紀錄！而托修叛徒們洋洋得意地欣賞自己的工賊嘴臉，覺得自己站在了聖母峰那麼高的道德高地上，正像劊子手卡芬雅克那樣，指揮著新組建的十九國聯軍，「剿滅」蘇聯逆賊和斯大林官僚呢！(請參見【為何斯大林在二戰前期表現得過於低估納粹德國？】玄不救非氪不改命：斯大林沒有低估，相…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481103/answer/54153350?utm_source=qq&utm_medium=social 與【為什麼實力不強的芬蘭能在蘇芬戰爭中把蘇聯打的無顏？】wagela：第一，芬蘭在同…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045902/answer/142212260?utm_source=qq&utm_medium=social )

夠了！已經夠了！我們馬克思主義者對這些工賊早已無話可說！斯大林同志曾勸導托洛茨基分子們回頭是岸，但這些人卻執意地反對社會主義制度，攻擊蘇維埃政權，策劃反蘇政變，他們的祖師爺托洛茨基曾放出豪言，要在蘇德戰爭時要成為拿破崙（指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這件事），可惜，托洛茨基的詭計破產了，這個大叛徒、大工賊慘死在墨西哥，落得一個極其可恥的下場，而他的孝子賢孫仍然在今天繼續著托洛茨基開創的工賊事業，這些叛徒們是多麼仇恨共產主義事業， 多麼地憎恨蘇維埃啊！幾十年來，托派們一直站在帝國主義反動立場上，為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需要而出賣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對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事業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累累血債(如用毒氣彈轟擊農民等)。托派分子是英美法德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是世界勞動人民和共產主義事業的死敵。

然而，托派分子散布的謠言戰勝不了事實的真相，工賊們發明的反動謬論戰勝不了馬列主義的光輝真理，自絕於勞動人民的托派分子的歷史已經宣判了他們反動路線的徹底破產。我們馬克思主義者相信，總有一天，全世界的勞動人民會把這伙叛徒徹底埋葬！

附①(托洛茨基出賣無產階級的卑劣行徑):托洛茨基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強調說，以前第三國際一直反對綏靖主義，而不僅僅是社會愛國主義，一直譴責談論裁軍、仲裁、國際聯盟等等，而現在它卻承認所有這些資產階級的方針。《人道報》（L』Humanité）在號召人們保衛「法國文明」時，就表明它已經背叛了無產階級，而採取了民族主義立場，請求工人們幫助自己的政府同德國帝國主義作戰。戰爭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主張當前的主要危險來自納粹主義是愚蠢的。「在這條路上，人們很快得出結？論，把對法國民主制本身的理想化與希特勒德國對立起來。」（《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4——1935年》，G.布萊特曼、B.司各特編，1971年版，第293頁）大戰前一年，托洛茨基宣傳，民主制和法西斯主義只不過是剝削的兩個可替換的工具，其他的全是欺騙。的確，一個由帝國主義民主制國家組成的反希特勒軍事集團會意味著什麼呢？凡爾賽鎖鏈的新版本，甚至還要沉重、還要血腥、更令人不可忍受。……捷克斯洛伐克危機相當清楚的表露出，法西斯主義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因素存在的，它只是帝國主義的工具之一，「民主制」是其另一個工具。帝國主義在這二者之上產生，它根據需要安排兩者的用途，有時讓二者對立，有時又使二者修好。與帝國主義結成聯盟而向法西斯主義開戰同與魔鬼聯盟去打魔鬼的瓜子或犄角毫無二致。[ 《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Writings of Leon Trotsky，1938——1939），G.布萊特曼、B.司各特編，1971年版，第21頁]總之，不存在民主制與法西斯主義之間的戰鬥這種東西。國際條約不能說明這種假敵對，即英國可以與義大利達成協議，波蘭人可以與德國人達成協議。不論爭鬥的雙方是誰，即將來臨的戰爭都會引起一場國際性的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歷史規律。人類忍受這場戰爭不會超過幾個月，由第四國際領導的對各國政府的反抗都會在各個方面發生。無論如何，戰爭會一下子掃除民主制的所有跡象，所以談論保衛民主制的價值是很荒唐的。巴勒斯坦的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提出，法西斯主義是當時要抵制的主要威脅，在同法西斯戰鬥的國家中宣揚失敗主義是錯誤的。在給他們的答覆中，托洛茨基寫道：他們的態度不比社會愛國主義好多少。對於所有真正的革命者來說，主要敵人總是國內的。在另一封信中（寫於1939年7月），他宣稱：「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是重要的，但資本主義的死亡掙扎更為重要。法西斯主義促進新的戰爭，戰爭將極大的促進革命運動。如果發生戰爭，那麼每個小的革命核心都能夠也必將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決定性的歷史因素。」（《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G.布萊特曼、B.司各特編，1971年版，第349頁）在即將發生的戰爭中，第四國際將與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扮演的角色相同，但這一次資本主義的垮台是徹底的、最終的。「是的，我不懷疑新的世界戰爭不可避免的會引起世界革命，造成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G.布萊特曼、B.司各特編，1971年版，第232頁）戰爭實際來臨時，托洛茨基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不僅沒有改變，反而加強了。在第四國際的宣言中（發表於1940年6月），他宣稱：「今天參加保衛『祖國』的社會主義者扮演的角色與冒失地去保衛封建政治制度時代的農民一樣，封建政治制度是農民自身的枷鎖。」（《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倫、G.布萊特曼編，1973年版，第190頁）談論保衛民主制而反對法西斯主義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產物。必須保衛的不是任何「祖國」，而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然而，在戰爭中第一個要征服的是腐朽透頂的民主制。在其決定性的垮台中，民主制要拽上所有作為其支柱的工人組織。不會給改良主義工會留有餘地。資本主義的反動會無情的搗毀它們。」（《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倫、G.布萊特曼編，1973年版，第213頁）「『但是，目前條件下的工人階級不是必須幫助民主制政府同德國法西斯主義進行戰鬥嗎？』各主要小資產階級黨派就是這樣提出問題0的，對這些人來說，無產階級永遠不過是資產階級的這一或那一作用的輔助工具。我們憤慨的拒絕這一政策。自然，資產階級社會的種種政權之間存在區別，就像一列火車不同車廂的舒適程度不同一樣。但是，當整列火車衝進深淵時，腐朽的民主制與殘暴的法西斯主義之間的區別在整個資本主義制度崩潰面前也就消失了。……英、法帝國主義者的勝利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勝利對於人類的最終命運同樣充滿了威脅。資產階級民主制是不可救藥的。工人若幫助本國資產階級反對外國法西斯主義，那隻能加速本國法西斯主義的勝利。」（《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N.艾倫、G.布萊特曼編，1973年版，第221頁）

下面又是托洛茨基在希特勒入侵挪威時，給挪威工人的指教：「挪威工人應該支持『民主制』陣營反對法西斯陣營嗎？……其實這是最赤裸裸的錯誤了……在世界舞台上，我們既不支持同盟國陣營，也不支持德國陣營。自然，我們也沒有絲毫的理由或正當理由支持它們兩者在挪威自身內部的暫時工具中的任何一個。」（《為馬克思主義辯護》，第172頁）所以，如果波蘭、法國或挪威的工人讀了托洛茨基的宣言並按此執行的話，當納粹入侵時，他們就會調轉槍口對準自己的政府，因為被希特勒統治還是被本國資產階級統治沒有什麼兩樣。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的一個工具。談論各階級組成反法西斯主義的共同戰線是荒唐的。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以同樣的方式宣揚過失敗主義，你瞧，革命就爆發了。應當注意到，托洛茨基認為戰爭很可能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對付蘇聯的一場戰爭，因為前者是由階級利益聯合起來的。但是，如果蘇聯與一個資本主義強國聯盟而反對另一個資本主義強國，那麼戰爭只能持續很短，因為戰敗的資本主義國內立即會爆發無產階級革命，就像1917年的俄國一樣。這時，這兩個敵對的強國就會聯合起來對付無產階級的故鄉。

——《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

附錄②:托洛茨基對契卡、鎮壓喀琅施塔得叛亂等問題的看法

1940年在給沙施曼的一封信中，他(指托洛茨基)承認在他掌權時契卡就已出現並發揮作用——當然是這樣，但契卡是反對資產階級的一個必要武器，現在斯大林則用它來消滅「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所以把二者進行比較是不恰當的。至於鎮壓喀琅施塔得起義一事，怎麼能期望無產階級政府把一個重要的要塞讓給一夥反動的農民士兵呢？那些人當中還可能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至於禁止黨內形成派系，這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在所有非布爾什維克政黨被取締後，社會上仍然存在的敵對勢力必然要在黨內的不同傾向中尋求代表。

——出處同上

附錄③:中國托派在抗戰中的罪惡行徑

盧溝橋事件後，中國托派出於托派傳統的立場，及執行托洛茨基和托派國際的指示，根本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有抗日的可能。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日，托派中央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告民眾書》(傳單)認為國民黨政府對此事件只有「欺騙」和「投降」兩條道路……（傳單）強調：「無論採行那條道路，國民黨政府結果要投降日帝並出賣民族，則是必然的。」為此，托派提出的「抗日口號」之一是：「打倒欺騙民眾投降日帝的國民黨政府!」 然後，宣言筆鋒一轉，把矛頭義指向中共和其他抗日團體：「誰如果要我們民眾停止作獨立的抗戰活動，而統一到蔣介石領導下去進行抗日，那不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姦細。而目前的中國斯大林黨與各色的所謂救國團體，則正演著這種走狗姦細的腳色!」 就這樣，如同過去托派在革命鬥爭中把口頭上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偷換成實際上對革命的共產黨鬥爭一樣，現在，則把口頭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偷換成實際上對抗日派國共兩黨及其他抗日團體的鬥爭，自覺地站在全國抗日勢力的對立面，整個抗戰期間都是這樣。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海淪陷時，中國托派根據托洛茨基和第四國際指示精神開了一次「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上海黨員代表大會」，通過了《目前抗戰中我們的任務與策略的決議》，提出了他們的「抗戰」綱領。該綱領對中共執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托派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發作，攻擊中共是「徹底投降」，「自覺的叛賣」，「已經完全墮落為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它今後只有依附於一派資產階級以反對另一派資產階級。……成為資產階級欺騙和壓迫民眾之天然工具。」揚言：「必須無情地打擊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派，以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鬥爭政綱，去抵抗以斯大林黨為首的欺騙虛偽的機會主義(放棄階級鬥爭)的潮流。」(同[1]第2卷第3期)很顯然，托派的「抗戰」路線，依然是「極左」加反動。口頭上參加抗戰，實際上破壞抗戰，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凶。

由於托派不進行實際的抗日戰爭，辦一些機關報和出版宣傳托洛茨基主義及托派主張的書刊，依然是托派臨委的中心工作，而且對每個事件，都發表宣言書，以表明他們的立場。例如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發表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為武漢廣州失陷告全國民眾書》(傳單)，就是「托派抗戰」的代表作。

這篇長達三千多字的宣言書，把瘋狂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輕輕放過，卻通篇攻擊國民黨、共產黨、蘇聯和英美法民主陣營。對國民黨，從一九二七年背叛革命而取得政權，罵到「九一八」引狼入室，這次借「應戰」以達到它與帝國主義妥協的目的。對共產黨，也從一九二五――二七年機會主義葬送中國革命，罵到這次國共合作，「奴顏婢膝地向國民黨投降」，為國民黨政府之反動的「應戰」政策「辯護」，「把國民黨在民眾中已失去的信仰重新替它恢復過來，尤其對於蔣介行之軍事獨裁的罪惡，盡量粉飾，同時並在民眾中極力散播侵略陣線的民主陣線的胡說，加深民眾對英美法等帝國主義的幻想。」罵「所謂民主陣線英美法等帝國主義，正在準備出賣中國」：罵蘇聯，「不積極援助中國，反而卑屈地向日帝國表示讓步」，「袖手旁觀看著中國被出賣」等等。宣言認為，這些都是造成中國抗戰失敗的根源。「應戰」不到十四個月，即斷送大半個中國，「難道不是國民黨和斯大林黨的反動政策之分工合作(所謂國共合作)所造成的後果嗎!?」

一九四○年，中國托派著名領袖人物鄭超麟在上海，參加了相當於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鬥爭》報編委會。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發展了他戰爭開始時的荒謬主張，提出了「失敗主義」的路線。這些思想和主張，集中於《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和《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等文章中，他首先論述了「中國沒有民族的革命」。因為中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民主性的革命，將來的政權不是工農民主專政，不是建立獨立自由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民族國家。所以托洛茨基從來不稱中國革命為「民族的革命」，而稱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同時，鄭又說：「說中國沒有民族革命，這並不是等於說未來中國革命中沒有民族解放運動」，但是，「在未來中國革命之中，民族解放運動是沒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種限度之下帶著反動的性質。」因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實不過是掩飾著十足的階級鬥爭」，「所謂『國民』，所謂『人民』，所謂『PEOPLE』，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無產階級、農民、城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他們重視各自階級的利益過於中華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階級分化和鬥爭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因此，他認為群眾的「愛國主義」只是一種「幻想和成見」，勢必被「反革命所利用」(《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下》，載《火花》第3卷第5期，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出版)。他甚至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即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火花》第3卷第5期);「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為了打破這種「反動」，「惟有赤裸裸的階級鬥爭!」宣稱：「我們第一步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箇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中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只有徹底解決中國的國內問題，才能排除外國的侵略。」最後他說：「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樹起來!這個大旗將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鄭超麟)打出最最革命的旗號，把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政策，原封不動地搬到中國抗戰中來，實則是替日本侵略者效勞。不管他們主觀願望如何，也不管他們口頭上說得如何好聽，問題的實質和結果只能是這樣。

由於托派的極左反動路線破壞了抗戰，有利於日本侵略者滅亡中國，被視為「漢奸」路線。日本帝國主義就把托派視為自己的別動隊，並公開宣稱要幫助它「成功」。

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華北日本駐屯軍第二課長和知(專管華北日本特務機關工作)召開了一個各地特務機關首腦的聯席會議。會上制定了改進對山西特務工作的綱領，其中有一條是：

「戍、收買投機黨派一一華方之黨派支流極多，如失意之共黨中托派，宜假援助彼等之成功，可使在各地作利於帝國之各種活動，因此輩思想之華人，專能麻醉一般知識分子，以破壞南京之統一。彼等之工作技術亦甚高明，尤可隨同彼等以學習工作，推進工作。」(《申報每周增刊》第2卷第22期，一九三七年六月六日出版)

共產黨由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受到托派惡毒攻擊，對托派的批判也最猛烈。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給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就明確指出：「極左傾的托派的領導分子，用盡了一切惡劣的字句，咒罵領導抗日的共產黨，咒罵抗日主力的紅軍，咒罵為黨所提出的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的統一戰線主張是出賣中國的革命，他們實際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們不僅是共產主義的叛徒，而且是整個帝國主義壓迫到吐不出氣的中華民族的漢奸。」

——《中國托派史》

附錄④:斯大林不願意辭職嗎？@

@劉鴻登

有人說，由於斯大林「粗暴」，列寧同志在這個「遺囑」里建議代表大會考慮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的問題。一點不錯。是的，同志們，我對待那些粗暴而陰險地破壞並分裂黨的人是粗暴的。這一點，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掩飾過。也許對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種溫和態度。但是這個我做不來。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後的中央全會第一次會議上就請求中央全會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代表大會本身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每一個代表團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所有代表團，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也在內，都一致責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崗位上。我有什麼辦法呢？從崗位上溜掉嗎？這不合我的性格，我從來沒有從任何崗位上溜掉過，也沒有權利溜掉，因為這樣做就是逃兵行為。我這個人，以前已經說過，是個不由自主的人，只要黨責令我，我必定服從。 一年以後，我又向全會提出辭職，但是全會又責令我留在崗位上。 我還有什麼辦法呢？

——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的演說

附錄⑤:托洛茨基分子勾結德帝國主義

附錄⑥:列寧為托洛茨基畫的像

　　參加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較久的人，都很熟悉托洛茨基這個人物，所以用不著對他們多說了。但是年輕一代的工人不知道他，所以不能不談一談，因為他對於那些事實上也動搖於取消派和黨之間的五個國外小集團來說是一個典型人物。

　　在舊《火星報》時期(1901—1903年)，給這種在「經濟派」和「火星派」之間跑來跑去的動搖分子起了一個綽號：「圖希諾的倒戈分子」(人們曾這樣稱呼俄國混亂時期那些從一個陣營跑到另一個陣營的軍人)。我們考察取消主義的時候，就知道這個一定的思潮是在許多年來生長起來的，它同二十年來馬克思主義運動歷史上的「孟什維主義」和「經濟主義」是一脈相承的，是同一定階級即自由資產階級的政策和思想有聯繫的。

　　「圖希諾的倒戈分子」自以為超乎一切派別之上，其唯一根據就是他們今天「借用」這一派的思想，明天又「借用」另一派的思想。在1901—1903年間，托洛茨基是個激烈的「火星派分子」，所以梁贊諾夫把他在1903年代表大會上所扮演的角色稱為「列寧的棍子」。1903年底，托洛茨基成了一個激烈的孟什維克，就是說，他從火星派方面跑到「經濟派」方面去了；他宣稱：「在舊《火星報》和新《火星報》之間橫著一道鴻溝。」在1904—1905年間，他離開孟什維克而採取了動搖的立場，時而同馬爾丁諾夫（「經濟派」）合作，時而標榜荒唐的左的「不斷革命」。在1906—1907年間，他接近布爾什維克，而到1907年春天又自稱和羅莎·盧森堡見解相同。 在瓦解時代，他經過長久的「非派別性的」動搖之後，又向右轉了，在1912年8月同取消派結成了聯盟。現在，他又離開了取消派，但實際上還是在重複著取消派的所謂思想。

　　這種典型帶有過去歷史階段和歷史形態渣滓的特色，那時俄國群眾性的工人運動還處於沉睡狀態，任何一個小集團都可以「自由地」自命為派別、集團、派別組織，一句話，自命為可以同他人談論聯合的「強國」。

　　必須使年輕的一代工人十分清楚他們是在同什麼樣的人打交道，這種人抱著一種難以置信的野心，根本不願理睬黨從1908年起就確定和規定了對取消主義的態度的決議，根本不願考慮實際上已經使大多數人在完全承認上述決議的基礎上統一起來的俄國當今工人運動的經驗。　　

——列寧：《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1914年5月)。《列寧全集》第25卷第215—216頁　

在列寧的這篇文章里，還有關於托洛茨基的許多「警句」：　　

閃光的東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托洛茨基的詞句雖然燦爛奪目，娓娓動聽，可是沒有絲毫內容。　　

玩笑少開（雖然對於托洛茨基的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清談，唯一客氣的回答方法就是開開玩笑）。　　

托洛茨基非常歡喜「以博學的專家的姿態」，說些誇張漂亮的詞句，給歷史現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價的解釋。　　

看到這樣的東西，人們不禁要問：這種喊聲是不是從瘋人院里發出來的？　　

托洛茨基的「非派別性」，就其最肆無忌憚地違背大多數工人意志這一點來說，恰恰就是分裂主義。　　

我們的對手的經驗證明我們是正確的，證明同取消派一起共事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新雜誌上，極力不談自己觀點的實質。……正因為如此，我們指出，他企圖成立獨立的組織，而又不亮明它的思想政治面貌，這是最壞的派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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