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武：為什麼毛澤東說梁漱溟反對總路線？

02-10

（原文近4萬字，是在2005年關於蔣慶的一個評論的基礎上擴展而成的。原因是形勢變了。這12年來，中國有很大變化，新儒家也有很大變化。所以，本文是由點及面，從對蔣慶的評論開始，涉及對新儒家的整體評估。當然，也涉及對中國道路的討論，而且核心問題是如何認識中國道路與中國革命的問題。

2017年1月起，在《經濟導刊》雜誌上分三次刊發，題為《新儒家的心性與政治》。雜誌在刊發時做了大量編輯工作，我非常感激。但這裡仍然刊出我的原文。因原文較長，不太適合網路傳播，因此，我在這裡也將分開連載，供大家參考。）

新儒家的心性與政治（五）

鄉土重建與儒家

在歷史上，儒家除了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存在，也在基層組織發揮著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尤其是在明清時期形成的將基層治理基本上交給士紳集團之後，儒家依託宗族組織體系，形成了基層社會的宗法網路，從而成為國家治理基層社會的主要工具。也就是說，傳統上，儒家除了在廟堂之上和統治階級內部提供治國理政的基本理念之外，還有基層社會的組織功能。可以簡單概括為儒家向上看的一面和向下看的一面。因此，今天的新儒家也同時存在向上看河向下看的兩種思路。

如果說新儒家鼓吹的讀經運動今天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門投機生意，眼睛只是向上看，憑藉社會階層分化的現實，依附於權貴，他們對儒家復興並不真誠，那麼還有一些篤信儒家思想理念的人在眼睛向下看，真誠的認為，儒家在今天的中國仍然有可以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那就是基層社會，尤其是農村。在他們看來，今天中國的基層社會已經處於空心化的狀態，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農村僅剩下老弱婦幼，原有的基層組織體系基本崩潰，基層社會的這種現狀在文化上的反應就是價值觀體系的混亂和各種宗教信仰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復興起來，道德倫理處於極度混亂的狀態，成了各種邪教組織和ngo組織活動過的溫床。而那些已經離開農村但又仍然心繫农村的人則將這種狀況稱之為鄉土社會的崩潰，用文學的語言說，就是每個人的家鄉都已淪陷。因此，在一些真誠相信儒家理念的人認為，這正是儒家大有可為的空間。

一定程度上說，這種向下看的儒家要比那種一心向上看，兩隻眼睛只盯著國家高層領導人是否信仰儒家，是否尊孔，是否重視儒家傳統文化的儒家真誠得多，比那種利用各種儒家復興的機會做文化投機生意的人當然要真誠得更多。他們至少還認為，儒家在今天的中國人過要復興，除了向上看的一面，還必須向下看，必須走近普通民眾，尤其是基層社會，貼近廣大群眾的日常生活，向下去尋找發展的空間，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復興。

而且，在歷史上，儒家在宋朝復興，除了理學在官方意識形態和士人中間復興之外，儒家也曾經走向基層，參與制定各種鄉規民約，為鄉村秩序重建發揮過重要作用。近代以來，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滲透的衝擊下，基層社會也完全崩潰，到辛亥革命後，國家陷入長期的分裂割據和軍閥混戰，根本無力收拾基層社會治理困境，反而在無力將國家治理體系的毛細血管延伸到基層社會的情況下，對基層社會採取了承包式治理的辦法，將基層社會治理完全交給了對方豪強，甚至連稅收也交給地方上的大地主和一些土豪劣紳去代為徵收。地方上的地主實力與軍閥勢力相互勾結，導致了基層社會完全由土豪劣紳把持的局面。

在這種背景下，梁漱溟為代表的一部分新儒家意識到，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出現的混亂局面，除了要在政治上尋找出路之外，還必須重建基層社會的鄉土秩序，改變土豪劣紳完全統治的現狀。這也就是今天我們所熟知的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因此，梁漱溟長期呼籲各地重視基層問題，重視鄉土社會重建。梁漱溟不僅在學術界和思想界呼籲，還曾親身參與過一些鄉土重建實驗。然而，這些鄉村建設運動無不依託於某些地方軍閥勢力，梁漱溟在山東進行的鄉村建設活動就依託于山東軍閥韓復榘。隨著抗戰爆發，這些地方軍閥或者被日本侵略者消滅，或者被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消滅，鄉村建設運動也歸於沉寂。

1938年，以民主人士身份訪問延安的梁漱溟曾與毛澤東進行過六次長談。其中，第一次談抗戰方略問題，當時日軍在中國所向披靡，國軍望風奔潰，國土大片淪喪，國內對抗戰前途深感悲觀，梁漱溟雖然一貫主張堅決抗戰，但當時也有些迷茫。在交談中，毛澤東對梁漱溟闡述了他的持久戰理論，對抗戰的前途做了詳細分析，令梁感到十分振奮。第二次長談圍繞著梁漱溟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進行，毛澤東本人出身農民，又曾在中央蘇區做過大量農村社會調查，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對中國農村現狀作過詳盡分析。當然，毛澤東對農村的認識與分析和他對中國革命戰略的思考緊密結合在一起。因此，毛澤東在這次長談中根據他的理論對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進行了全面批判。

兩人的一個主要分歧就是，梁漱溟認為中國農村雖然存在地主和貧農、中農，但並不能完全用階級分析方法來解釋，最終解決問題也不能以階級鬥爭的方式來進行。而毛澤東作為在中國革命中首倡農村包圍城市，並進行過土地革命實踐的革命領袖，對中國農村現狀的理解和分析，以及解決問題的道路探索，本身也是與中國革命的道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換句話說，毛梁兩人的這次談話之所以最後大吵一通，不歡而散，根本性的分歧就在於是不是講政治，是不是講革命，究竟是用政治的方式、革命的道路解決農村的問題，還是像梁漱溟那樣就農村談農村，用儒家理念來重建鄉村秩序。

最後為兩人的分歧作出結論的是歷史。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徹底打破了原有的農村社會結構，地主階級被消滅，階級剝削也隨之被消滅，儒家賴以重建鄉村秩序的宗法社會網路，自然也被徹底粉碎。在千百萬貧苦農民看來，這是農民的解放，翻身做主，但在新儒家看來，這個過程則是徹底摧毀了儒家傳統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就在新中國成立之際，毛澤東盛情邀請梁漱溟在即將成立的人民政府擔任職務，但梁漱溟以民主人士自居，婉拒了毛澤東的邀請，而在政協工作。

就在全國土改即將完成的時候，毛澤東讓梁漱溟到全國農村去走一走，看一看。毛澤東本來的意思應該是希望梁漱溟能從農村天翻地覆的變化中得到一些啟發，但梁漱溟考察結束後回到北京，在與毛澤東談話時表示，雖然中央規定土改中批鬥地主，不允許進行肉體懲罰，但實際上打地主的情況廣泛存在，言下之意頗為不滿，毛澤東自然大失所望。

無可否認，梁漱溟提到的情況確實存在，而且相當普遍。但問題在於，在革命之前，農村廣泛存在地主和土豪劣紳對普通農民百般剝削，身體上的懲罰更是家常便飯，卻從來沒有人過問，不僅官府不聞不問，鄉村裡的儒生們也無動於衷，乃至地主本身也是儒家信徒，更是宗法社會網路中的核心。到明清時期，宗法關係制度化，族長更是成為家族裡的實權人物，不僅是儒家意識形態的支持者和維護者，更是可以將一些儒家理念當作法律，而執法的人就是他們。而他們在擁有這些權力的時候，對普通農民並沒有今天的新儒家所想像的那麼仁慈，反而是相當兇殘暴虐的。那麼，那些時候，為什麼沒有人來為農民說話，為農民爭取利益，可是一到革命發生，地主們一挨打，儒家就不滿意了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儒家本身就是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維護地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的。

這當然不是說梁漱溟本身就是為地主階級爭取權利，但是至少也反映出，在面對土改這樣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天翻覆地的革命性變化的時候，一向以懂農村自詡的梁漱溟，卻並沒有意識到這樣巨大的變化意味著什麼。革命不只是暴力，但不可能沒有暴力。土改的主要意義是讓幾億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擺脫了幾千年來被剝削、被壓迫的命運，翻身做主，從被統治階級變成國家的主人。這才是土改的主要方面，但梁漱溟卻沒有看到，只看到了地主在土改過程中被打，這自然是他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局限所在。.

也正因此，幾年後，梁漱溟又在政協會議上公開發言，批評黨的政策剝奪農民太多，工人受到優待太多，農民在九地之下，工人在九天之上，為農民仗義執言，從而遭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成為現代中國史上的一樁公案。毛澤東當時批評梁漱溟的這種言論是反對過渡時期總路線，梁漱溟表示不同意，他並沒有反對總路線。今天也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當時是以勢壓人，真理並不在毛澤東一邊。其實，這同樣是梁漱溟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局限，他沒有看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目的是要讓中國變成一個工業國，而要成為工業國，就必須進行大量工業投資。在當時中國工業十分薄弱，其它產業佔比很低的情況下，選擇從農業中拿出一部分剩餘，來進行工業積累，這恰恰是為了完成工業化的目標。因為，在毛澤東和當時的共產黨人看來，農民、農業和農村的真正出路並不在農村，也不是在土地上想辦法，而是要通過工業來解決，等到工業化完成後，再來反哺農業、農村和農民。

因此，對農民暫時的剝奪，是為了國家的長期利益，也是為了農民的長期利益，但梁漱溟卻以短期利益的損失為理由，來反對剝奪農民。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毛澤東和共產黨接受梁漱溟的批評，就意味著要減少對農民的剝奪，從而放慢工業化建設的速度和步伐，結果自然是整個國家的工業化任務完成時間要推遲。而當時對總路線的規定，是有時間要求的，是三個五年計劃，也就是十五年。當時國家並沒有工業建設的經驗，共產黨也沒有領導工業建設的經驗，因此對這個任務的估計是時間比較緊迫的，可謂時間緊、任務重。也就是說，無論梁漱溟自己是否承認，客觀上他的批評都是在反對總路線。

通過政治上的革命來實現鄉村秩序的改造和重建，通過工業化來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問題。這是中國革命的邏輯的自然延伸和展開，也是中國曾經走過的路，只是這條路還沒有完全走上正軌，歷史就已經拐了彎，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不過，梁漱溟仍然是偉大的、值得尊敬的。就在1980年代妖魔化中國革命和毛澤東已經成為時代風尚的情況下，當有人攛掇梁漱溟也像那些傷痕文學作者一樣，站出來以被毛澤東批判的受害者的身份，來批評毛澤東的時候，他卻淡然表示，歷史已經為他與毛澤東的爭論做出了結論，他不需要再來為自己辯解。正是這種敢於在時代潮流面前逆行的精神，才顯示出梁漱溟是一個真正的、值得尊敬的儒家。可笑的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無視梁漱溟自己對這場爭論的總結，仍然用毛澤東與梁漱溟的這場關於中國鄉村社會前途命運的爭論，來持續不斷底抹黑毛澤東。如果梁漱溟看到這些言論，恐怕也會嗤之以鼻。

今天，梁漱溟同時受到兩方面的重視和推崇，一方面是前面已經提到的儒家，另一股力量則是當代中國的鄉村建設力量。前者更重視儒家在鄉村建設中的功能，後者更重視鄉村建設的一面。但無論哪種，都陷入了與1930年代的梁漱溟相同的困境。一方面，個人或者個別組織機構的努力始終很難收到實效，而國家在政策層面卻對這種努力熟視無睹，無動於衷，反而越來越傾向於通過資本來重組鄉村生產和生活秩序；另一方面，這些努力都在小心翼翼地迴避自身活動的政治性，盡量將自己的行動去政治化。即使如此，在那些主張激進的土地私有化政策的人看來，這種努力也已經是與歷史大趨勢背向而馳。因為，他們在實踐中會很容易就發現，農村和農民的出路並不在市場化、土地私有化和資本下鄉，而在於重建村集體。但他們的努力都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困境，除了得不到國家政策層面的支持，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和領導，他們這些從村莊外部進入的人和機構適中無法建立起農民對他們的信任，也無法真正的發揮組織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