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施捨」與「恩格斯停滯」──工業革命真的加劇了不平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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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32年改革以來,佔英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已經成了最重要的社會議題……是什麼造成了這幾百萬人,沒有一丁點財產,吃了上頓沒下頓?…….英國中產階級選擇了忽略工人的悲慘狀況。最冷漠的是那些工廠主,而他們的富有,完全是以工人的悲慘狀況為代價的。」

這段話出自恩格斯的名作《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恩格斯重點描繪了物質產出快速增長的同時,工資的增長卻停滯了。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都歸屬了資本家。同時期的其他學者,包括李嘉圖、馬爾薩斯和馬克思,也都認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工資將保持不變。他們承認同樣的事實,只是解釋有所不同。

工業革命中工人的工資真的沒有增長嗎?如此重要的問題,自然會吸引經濟史學家的目光。下面兩位學者給出了針鋒相對的答案:

Gregory Clark於2005年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撰文「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209–2004」,介紹自己整理的1209-2004年英國真實工資序列,並說明1800年後工人工資快速增長,是工業革命的受益者。這一論斷也被他寫進了《告別施捨》一書里。

Robert Allen則於2009年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上撰文「Engels』pause: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批評Gregory Clark的指標。文章標題就叫「恩格斯停滯(Engels』 Pause)」。他認為1800-1830年間,英國工人工資幾乎沒有增長。1830-1860年間工資開始增長,但仍落後於人均產出的增速。

Clark一文中,首先,他利用已有的46000個日工資記載值作為樣本,擬合一個包括行業變數(包含29個行業)、年變數(包含有觀測值的672年)和時間段變數與區域類別變數交互項(每100年分一段,分4個區域)的回歸式,用擬合結果給出名義工資的估計值。

接下來,他先收集了兩位學者估計的三個不同的英國工人消費籃子,加總成一個籃子;再利用90000餘個物價記錄值和20000餘個房租記錄值,計算各年代的物價平減指數。最後,利用平減指數計算工人真實工資。估計結果如圖1。可以看到:如果Clark是對的,在馬爾薩斯剛剛寫完《人口論》時,工資就開始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無論是寫作《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李嘉圖,還是寫作《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馬克思和恩格斯,都錯估了當時的形勢。

圖1 Clark和Feldstein對真實工資的估計。深色線來自Clark,淺色線來自Feldstein。箭頭標明了幾本名著的寫作時間。

圖1中有兩個序列,一個是Clark的估計結果,一個是Feldstein的估計結果,後者是Clark一文發表之前的主流。如果是按Feldstein的估計,1800-1860年之間,英國工人真實工資增長甚微。即使把時間段拉長為1770-1860年,工資也只增長了47%。而按照Clark的估計,90年間,工人工資增長了82%。

不過,Allen的文章認為,Feldstein的估計結果比Clark的更可靠。問題主要出在平減指數上。比方說,食品消費一欄,Clark給出的權重是27%,來源於12.5%(來自Vanderlint)、29.7%和37.8%(均來自Horrell)的算術平均。但是,三個來源中的第一個明顯不可靠。Vanderlint調查的家庭,平均年收入高達54英鎊,這幾乎是當時收入前10%的家庭。根據Dean和Cole的估計,當時英國最窮的一半人口,收入才10英鎊出頭。用這麼富有的家庭的食物開支做基準,會顯著低估食物在籃子中的比重。Allen結合其它一些史料,調整了食物開支的比重。Allen還指出了照明、衣物、啤酒等多項開支在加權時出現的問題,同時結合其它史料做了相應調整。

調整數據之後,真實工資的走勢更接近Feldstein的估計結果(見圖2)。在1800-1830年間,工資增長率幾乎是0%。Allen同時在文章附錄中批評了Clark對GDP的估計,認為他低估了當時英國的GDP增長。相比之下,傳統的Dean和Cole的估計,還有Craft的估計更為可靠。Allen提出了以下五點質疑:一是Clark的數據來源很特殊,不能代表整體狀況;二是1800年前後,當時的學者有對該時期英國的總收入作估計。他們的結果更接近傳統的估計,而不是Clark的估計;三、四、五都是近年來其他經濟史學家的估計佐證了傳統的研究,而與Clark的出入很大。

圖2 Allen對人均GDP和真實工資的估計。藍線為人均GDP,粉線為真實工資。

如果使用Allen對工資和GDP的判斷,Clark的「工人階級從工業革命中得利」的觀點就不能成立。從1800-1860年前後,勞動收入佔GDP的份額一直在下降,最低時不足50%;資本收入佔GDP份額同期一直在上升,從佔20%一直上升到50%。1860年後的一段時間,資本收入甚至一度超過了勞動收入,這是非常少見的。

Clark和Allen的爭論儘管只是針對工業革命前後真實工資的變化,但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根據Karabarbounis和Neiman 2014年的估計,如圖3所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勞動報酬佔GDP的份額在全球範圍內都在下降。如果工業革命期間也發生了這樣的現象,歷史與當代的聯繫就又厚重了幾分。

圖3 Karabarbounis和Neiman對 1975-2015年勞動收入佔總產出份額的估計。

文章來源:1. Allen R C. Engels』 pause: Technical change,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equality i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J].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09, 46(4): 418-435.

2. Clark G.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 1209–2004[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6): 1307-1340.

相關參考文獻:Karabarbounis L, Neiman B. The global decline of the labor share[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29(1): 6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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