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心理治療：我們為什麼需要中國人的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

在4月22日舉辦的「督導與倫理：心理諮詢與治療的專業化」研討會上，來自美國堪薩斯大學的段昌明教授，做了題為《文化與心理治療：我們為什麼需要中國人的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的精彩報告，報告中指出了文化對心理治療的潛在影響，強調了中國文化資源的重要性。下面讓我們共同聆聽！（視頻後附報告文字稿）

我是一個站在中美兩國文化中間的人，對中國的心理諮詢和對美國的心理諮詢了解的都不夠，還「不夠格」來談中國人的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這個話題。今天我所分享的觀點主要是基於自己的身份和經歷：一我有多年在美中雙重文化下生活的經驗，二作為美國社會少數族裔成員之一，我對西方傳統心理諮詢理論局限性有一些觀察；三是我對跨文化心理的研究興趣。我特別渴望通過今天的報告開啟一個新的對話，渴望中國心理諮詢領域的老師們能夠開始思考西方心理諮詢理論在中國適應性的問題。

在中國，心理諮詢與治療職業化可能是從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頒發心理諮詢師證書開始的，也是從這時候西方的心理諮詢理論與方法開始以「整體銷售」的方式被引入進中國。但是將西方心理諮詢理論直接傾售到中國的時候，就會遭遇很多的不適合。

首先是個體層面上的不適合，這些理論並不能很好的服務中國文化中的人；其次是社會層面上的不合適，從某種意義上講將西方理論應用到中國文化就是允許和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入侵」，將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強加給了中國大眾群體。第三，西方的心理諮詢理論已經將中國心理諮詢界的「市場」佔滿了，這在很大程度上捆綁住了中國的許多優秀學者，讓中國幾乎沒有發展自己諮詢理論的領域和空間。第四，這種應用也限制和變相剝奪了中國心理諮詢者從傳統中國文化智慧之中獲益的機會。

西方的理論主要是白人、中產階級創建的，也是為他們這個少數群體服務的。這些理論有三大文化基礎：一，個人主義，關注個人權益；二，以我為中心，強調個體內控感；三，以己世界觀為中心，並認為它優於其他國家的。這些文化基礎對心理諮詢會產生顯著性的具有傷害性的偏見影響，這些影響可能體現在我們會如何看待和定義心理健康，我們很可能就會將統計學上的平均範圍視為「正常」，將文化少數派視為不正常，或疾病化；偏見也會影響我們如何對來訪者進行概念化，以及設置心理諮詢的目標，讓我們更傾向個體主義，強調個體的內在心理；偏見還會影響我們如何促進來訪者發生改變和如何評價諮詢效果，我們有可能會用白人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直接干預來訪者，也會強調個體的內控感，激發個體內在力量；最後，這種偏見還會影響諮詢師與來訪者的交流和溝通方式、關係的建立等。

在西方，現在有一個很顯著的進步。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許多心理治療理論對少數族群是有傷害的，他們大力提倡在心理治療中要更多地注入尊重人的多樣性、多元文化和社會公正的理念。

西方心理諮詢領域的優秀先驅SU博士很早就提出，在心理諮詢中要將文化視為核心要素。SU博士認為一個人對其社會地位的體驗與其心理分不開。如果僅僅用既定的理論去解釋和分析個體，就會更多的傷害個體。比如說窮人，以及因性別、性取向等原因被社會拋棄和邊緣化的人，他們在諮詢過程中若遇到秉持內控觀點的諮詢師，就很可能會認為這些來訪者所遇到的問題是其自己的某些部分不好、自己做的不夠。又或是諮詢師在評估心理健康和疾病的時候使用現成的西方標準和工具，那些被社會邊緣化的來訪者就很容易被認為是落後、不正常、或不健康，而看不到他們的許多問題是由他們的社會環境、社會地位造成的。以上這些，都將對來訪者產生更大更深的傷害。我相信，沒有哪一個諮詢師願意在諮詢過程中傷害來訪者，但是如果只用現成的理論去實踐而不去檢驗它是否合適的話，諮詢師就很難避免製造傷害，且傷害了來訪者還不自知。

另外，現在西方還有一部分學者開始注意到心理諮詢要去殖民化。現已形成有較大影響的兩個理論，分別是解放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解放心理學認為在諮詢的過程中我們都有一個關於什麼是我們所經驗的現實的假設。社會地位不同，個人經驗到的社會現實就不同。因此解放心理學強調要把社會公正帶入到心理諮詢當中。文化心理學則認為文化和心理是互相塑造的，我們不能忽視它們之間的彼此交互影響作用，更不能脫離文化去理解一個人的心理。

在反文化殖民的思潮中，我們需要知道西方心理諮詢理論的局限在哪裡，這樣才能在將這些理論應用於其他文化的國家時不會造成負面影響和壞的結果。

我早期在美國學習心理諮詢的時候，學到了很多理論和技術，特別興奮，感覺有很多東西可以用，但總有一種感覺，這些理論並不包括我。「那『我』在哪呢？」後來在接受心理諮詢技能訓練的時候，我對來訪者的同感反應總是跟別人是不一樣的。直到現在，我對美國文化有一些局外人的觀察，對中國文化也有一些局外人的觀察之後，我才意識到原來這裡存在有文化觀點差異的問題。

美國文化它有將別人的經驗體驗認為不正常的一種傾向，認為與理論基礎相符合經驗就是正常的，不相符的就是不正常的。因此反殖民化的首要策略就是要把西方心理諮詢理論沒有涵蓋或認同的其他體驗正常化，包括：將那些被主流理論描繪為變態的邊緣經驗正常化。我們也要撤銷掉所謂慣常或科學的評價標準，不再將WEIRD包含Western（西方的 ）、Educated（受過教育的）、 Industrial（工業化的）、 Rich（富裕的）、 Democratic（民主的）視為是天然的標準，因為這些所謂的科學標準也是建立在十分少數的人群的基礎上的。

接下來要跟大家探討的就是心理諮詢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和適應性的問題。首先問幾個問題：心理治療應該適應中國文化嗎？心理治療的理論和方法是要創造還是要引進？要把嵌入在傳統西方心理治療理論中的價值觀灌輸給中國的來訪者嗎？還是要心理治療為中國創造一個新的文化？在回答問題前，我們先看看西方文化對人類天性與心靈的幾點理論假設。

第一，有關心理創傷的信念。西方人說只要有自然災害，就存在PTSD，有心理創傷就要面對。中國人過去也有創傷，但應對創傷怎樣有效，需要我們自己去鑒定。第二，西方文化認為情緒宣洩比隱忍沉默更加健康，可是中國人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調情感體驗，那我們就要思考，過去的中國人都是怎麼活過來的呢？第三，西方文化認為人類天性脆弱，會將許多的情感體驗視為疾病。第四，西方文化認為生物醫學解釋心理疾病會為患者降低污名，科學可提供的最好的方式是藥物干預。

要知道我們現在正經歷著將全世界人民對人類心靈的理解美國化：美國理論塑造了心理疾病的臨床表現；DSM已成為世界標準；美國學者佔據了期刊雜誌和頂級會議的主導位置；西方高校培訓世界各地的主要的有影響的臨床與學術人員；西方的藥物公司為研究提供資金，並且為心理疾病開發了十億美元的藥物市場；為心理疾病和危機干預提供了「心靈如何會出問題及什麼是最好的治癒」的西方假設 。

但是在這裡，我們就禁不住要問一問，歐美理論適合中國的國情和文化土壤嗎？當我們去思考心理健康，我們首先會想到的是什麼?這裡我引用幾篇研究幫助我們來看看中美兩國在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觀方面的差異。

雷雨佳（2016）的研究發現中國大學生會從7個維度來認識心理健康：期待的自我、與他人的關係、生活準則、家庭、意義與目標、成就、溝通方式。而Tyler等（1983）對美國人心理健康觀的研究發現了8個維度：自我接納、負面性格特質、成就、情緒控制、好的人際關係、不值得信賴、信仰宗教、對非常規體驗的接納。

李鳳蘭（2015）對中國公眾疾病觀的研究發現，中國公眾缺乏心理疾病的概念、重視心理疾病後果的認識、強調疾病原因的整體性解釋、倡導疾病應對的個體主觀意志和社會關係的作用。而美國社會普遍的心理疾病觀則是強化心理疾病的概念、重視心理疾病原因的解釋、強調疾病原因的生物醫學解釋、倡導疾病應對的專業治療。

通過對比，我們很容易就看出中國人和美國人對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的理解的差異。由此從心理諮詢的基礎上來看，我們就可以看到中美兩國文化上的差異。那我們就更應該去好好思考要怎樣修改修正西方的諮詢理論和技術來適應中國的文化。

我們再來看看中美兩國不同文化下心理諮詢目標的差異：

中國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目標追求（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2016年12月發布《關於加強心理健康服務的指導意見》國衛疾控發〔2016〕77號）指出：「加強心理健康服務、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是改善公眾心理健康水平、促進社會心態穩定和人際和諧、提升公眾幸福感的關鍵措施，是培養良好道德風尚、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一項源頭性、基礎性工作。」

西方傳統心理治療的目標是：幫助個體克服他們個人成長中的障礙，而這些障礙是無論他們到哪兒都可能遭遇到的，並實現對個體資源的最好的開發和利用。它最終的目標是不惜一切代價來改變環境、改變他人來幫助這一個人。而這與中國的文化完全不一樣。中國文化對自我的定義與西方文化完全不一樣，所以在諮詢中我們就不能只想到我們自己一個人的健康，還需要考慮到個體的健康、家庭的健康、社會的健康和國家的健康。現在習總書記的一些講話和衛生部的一些文件講到心理健康就講到國民的心理健康。因此，我希望大家能仔細去想想，你覺得心理諮詢與治療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說了這麼多中美文化差異，那麼在諮詢實踐中這些差異意味著什麼呢？西方心理諮詢理論是以個體主義為基礎的，重點是放在對自我的理解或洞察，自我實現的自由，獨立感以及個體追求幸福或沒有負面的情緒等方面。但在中國的文化里，我們沒有與美國相對應的自我概念，中國人的自我是以他人為中心的，比如仁義禮智信忠孝，都是跟他人有關，中國人的自我與他人分不開，跟關係分不開。美國文化認為個人是最小的分析單位，但中國人可能更多覺得個人跟家人分不開，最小分析單位應該是家庭。現在有很多西方的研究也發現中國的家庭是個很堅固的分析單元。此外，中國人還強調家庭實現而不是個人的自我實現，強調天人合一的觀點，並認為理想的生存狀態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社會的和諧、人與自我的和諧、人與終極價值的和諧。越是能理解這些西方理論的文化基礎，就越能促發我們去思考和反思西方的治療理論、途徑和方法是否適應中國的國情。

另外，我們還要思考心理諮詢中的改變與成長是怎麼發生的。西方理論強調個人內控感，強調通過改變環境以達到改變個人的目的，認為要認識自己，發泄情緒，祛除所有癥狀，消除不良行為表現。中國人則強調個人調整，適應環境。中國的很多老百姓並不認為存在心理疾病，不認為有什麼病，只要想開了就好了。其實這也反映了中國文化是怎麼認識正常與不正常的。對中國有心理困擾和問題的人來說，最有效還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精髓的東西，比如想開和想得開；既來之，則安之；退一步，海闊天空。就拿想開和想得開這兩個概念來說，這在中國文化里是很重要又很簡單的概念，但在西方文化中你是根本找不到的。

讓我們再來說一下溝通的問題。中國人的溝通與西方人完全不一樣。首先交流溝通的目的就不一樣。許多西方的語言學者發現，西方人交流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信息溝通清楚，會要求信息內容精準、邏輯、事實，溝通的方式更加直截了當，溝通雙方有什麼觀點都說清楚，溝通的主要責任在說者。但中國人交流的首要目的是要搞好關係，要求和諧，語境的培養比語言本身的含義更重要，所以溝通是更含蓄、內斂、保守、間接，交流主要責任在聽者。由此，在諮詢過程中我們的關注點可能就不一樣，西方心理治療理論更多的把責任放在諮詢師怎麼說身上，而中國人則更關注的不是諮詢師說了什麼，而是來訪者他聽到了什麼，感受到了什麼。

我和江光榮老師的團隊合作對中國諮詢師運用指導進行了研究，結果也與西方的研究結果很不一樣。在中國，諮詢師普遍認為給來訪者指導十分有用，來訪者很期待被指導，諮詢師也常常運用指導，諮詢師對來訪者是否真的去執行實施指導期待較低，諮詢師給指導的行為本身比指導的具體內容更重要，指導的效應不在於來訪者是不是會按照指導去做，而更多在於給予指導這個行為鞏固和加深了咨訪關係。所以在中國，諮詢師給了指導就有效，來訪者不按照做都有用，這是在中國文化里很容易就能講的通的東西。而在西方，諮詢師給了指導就要來訪者按照指導去做，做了，就是好的，不做就是不好的。

總之，應用未經檢驗的西方心理治療理論存在風險。在個體層面，通過病態化和誤導對個體會產生傷害。在群體層面，通過「創造」一個新的，但與中國文化心理不一致的精神世界（例如利己主義，自我中心，衝突驅動的世界觀），對群體產生危害。在社會層面，浪費了資源，破壞了社會和諧。

今天，我講的可能有點偏激，但這是我所在的社會位置、中美兩國文化中間的位置所致，與大家討論的許多東西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特別希望通過這個報告，也讓在座的中國心理諮詢工作者能開始去思考這些問題。

最後，我想分享一些有希望、積極一些的個人感受。我認為中國的心理諮詢師，就像底下聆聽報告的大家就是中國心理諮詢的希望，將會成為今後幾十年心理諮詢領域的領導，大家身上所負的責任是巨大的，你們不僅要做一個好的諮詢師，做心理諮詢的忠實實踐者，還要做一個好的領導人，中國的心理諮詢走上正軌要靠在座的每一位。我也很感謝中國的許多來訪者，在這裡向他們致敬，是他們那麼信任心理諮詢師，把自己的生活、幸福交給大家，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他們推動和成就了中國的心理諮詢事業。

另外，中國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可利用，傳統的哲學、古訓、智慧都為心理健康和心理應對提供了堅實基礎，只要我們深入去挖掘，這些文化瑰寶就可以為中國也為世界的心理諮詢做出貢獻，世界也在期待中國的貢獻！中國的心理諮詢需要大家攜起手來一起來做！

段昌明教授簡介

湖北東方明見心理健康研究中心專家委員

堪薩斯大學心理與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培訓課程項目部主任

美國心理學會（APA）和國際心理治療研究學會（SPR）會員

國際華人心理與援助專業協會（ACHPPI）首任主席

APA第17分會（諮詢心理學）國際部前任主席

APA第29分會項目主席，APA理事會成員

段昌明教授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即留學美國，是中國大陸留美學者中獲得心理輔導專業博士學位第一人。多年來，她一直通過組織參與心理諮詢與治療國際會議，整合在美各大高校、研究機構、社會執業地心理治療師、臨床心理學家，為國內心理輔導專業人員提供培訓與督導等活動，致力於推動國內心理輔導專業人才的培養；在心理諮詢與治療的科學研究方面做出了中國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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