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奪之手下的增長：拉丁美洲殖民時期的人均收入

02-10

這篇文章是周澤宇同學為「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寫的推送，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拉到底部可以看公眾號簡介。

殖民統治究竟給殖民地帶來了怎樣的政治制度？是汲取性的？還是包容性的？最終會產生怎樣的經濟後果？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2001）認為殖民統治產生的制度質量好壞與殖民地經濟增長具有正向聯繫；其後，Engerman & Sokoloff （1997）、Dell（2010）等進一步探討了十六世紀建立的殖民制度是拉丁美洲長期經濟表現較差的原因。按照這批學者的主要觀點，在西班牙殖民者登陸中美洲後，首先進行了大量的劫掠以及金銀貿易，此後創建了一個旨在剝削土著人的組織架構。這些機構雖為西班牙創造了大量財富，但也使拉丁美洲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大陸，損害了其經濟潛力。

LA Abad, JL van Zanden於2016年發表在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文章「 Growth under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Latin American per capita GDP in colonial times 」則旗幟鮮明地反對上述學者的觀點。作者使用間接方法第一次系統重建了中美洲地區在殖民時期（1550年代至1810年代）增長軌跡的各個指標。結果令人驚訝：1550年至1780年之間，中美洲殖民地的實際經濟增長比傳統理論認為得要好得多。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如城鎮化率、無技能勞動者的實際工資、識字率和計算能力均有了一定的提升，證實了這一點。

研究方法上，作者改進了殖民時期墨西哥和秘魯現有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的估計，發現兩國在十八世紀人均GDP有巨大增長，在1770年代達到高點，其後在1780年到1810年快速下降（如圖一）。時間範圍上，作者將殖民地時代限定在1810年之前，系統研究了該時期殖民地（拉丁美洲）和宗主國（西班牙）之間經濟差異的程度。

圖一：1550-1800年墨西哥和秘魯的實際人均GDP增長趨勢

作者指出，城市化率、實際工資、銀礦產量三個方面的發展都顯示了1550年至1750年之間墨西哥和秘魯經濟的「突然增長」。第一，城市化率顯著增加，墨西哥的從2％提高至12％，秘魯的從3％提高至16％。第二，實際工資上漲，墨西哥1750年代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1550年代的2.5至3倍，秘魯的實際工資從16世紀至1770年代翻了一番。兩國的城市化率和實際工資在1550年至1750年間幾乎持續增長。第三，自十六世紀起兩國銀礦產量開始增長。雖然在1620年代和1690年代之間有下降，但十八世紀復甦明顯，兩國銀礦產出水平高於以往的幾個世紀。

為什麼會會出現殖民地下經濟的增長？作者認為，殖民地私人開採銀和黃金是重要原因。殖民地白銀生產經歷了一個很長的周期，礦業對殖民地和世界經濟產生了深入影響。採礦則指導著拉丁美洲經濟上的探索，也創造了一個城市體系（如圖二）。自願和非自願移民使得採礦中心成為拉丁美洲殖民地人口最多的城市住區。例如，波托西在十七世紀初成為西半球最大的城市。這些定居點成為商業活動的磁鐵，並且在殖民地內形成複雜的貿易流通的關鍵點。這些中心促進了附近地區的農業和商業發展。科恰班巴成為波托西的糧倉，而薩卡特卡斯和瓜納華托則刺激了新北部的領土。這個貿易循環擴大到更遠的地區，從阿根廷的騾子到秘魯和智利的葡萄酒，西班牙帝國的核心和邊緣越來越相互關聯（Assadourian 1989; Johnson and Tandeter 1990; Assadourian 1992）。

圖二：墨西哥和秘魯主要城市分布

因此，作者認為，西班牙的殖民並沒有減緩拉丁美洲的經濟增速，相反，墨西哥還曾經接近並且短暫領先西班牙的經濟發展水平。殖民地墨西哥人均GDP與西班牙人均GDP的平均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相當，而秘魯人均GDP的最高水平曾達到了西班牙的90％（如圖三）。

圖三：墨西哥、秘魯與西班牙和英國的人均GDP對比

儘管殖民地城市化速度一開始較低，但城市化程度卻一度超過西班牙。大約在十八世紀，西班牙城市化率為11.1％，墨西哥和秘魯的城市化率分別達到12%和20%。西班牙城市化率水平在1800年反轉；儘管墨西哥的城市持續發展，城市化率在1800年卻只有14.6％；就秘魯來說，隨著波托西人口從18世紀的12萬人下降到19世紀的22000人，城市化率下降到了12.6％。

發展水平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實際工資。拉丁美洲的某些城市在十七世紀中葉的實際工資相對較高，自早殖民時期（約1550年代）開始或低於維持生計水平，然而墨西哥城和波托西的實際工資長期高於馬德里的水平。

無論是墨西哥和秘魯兩個經濟體自身的縱向對比，還是與西班牙的橫向對比，都說明這兩個經濟體在殖民時期均取得了較高的人均GDP增長率。新的估計使這些殖民地經濟體的經濟發展水平高於以往認定的水平，已有的指標也表明，這些經濟體在殖民時期經歷了繁榮。這表明以往關於中美洲經濟發展水平的看法可能需要修改。

雖然新的證據顯示這些經濟體比以前的假設更具活力，但持續的經濟增長卻面臨障礙。新增長理論強調人力資本是內生增長過程的主要推動力。由於圖書生產和消費可以提供人力資本的替代指數（Buringh和van Zanden，2009），因此本文也考察了這些經濟體的圖書生產和消費能力。受制於殖民地條例，印刷被限制在四個城市：墨西哥城、利馬、普埃布拉和瓜地馬拉城。儘管市場規模很小，但在十八世紀，類別從3400個增至5500個。按人均計算，十八世紀的書籍生產點在秘魯的百萬居民中有6個，墨西哥則為8.5個，西班牙為29個，美國為142個，英國為近200個，荷蘭為538個。 Joerg Baten和Jan Luiten van Zanden（2008）發現十九世紀「大分流」期間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與人均書籍生產之間存在非常強烈的正相關關係。根據前者的工作，作者將墨西哥和秘魯的觀測點加入了分析中（如圖四），結果顯示，這兩個殖民地位於中等範圍，與俄羅斯和日本相似。

圖四：每百萬人口圖書數與GDP增長率的關係

綜上，當重新審視1550年至1800年間拉丁美洲經濟增長的事實時，總體而言，該地區比人們以往認為所取得的經濟增長成就似乎更加出色一些。這種經濟增長與採礦業的繁榮和蕭條密切相關，但是與人力資本投資增加的關係有限。本文的研究不僅填補了西班牙殖民者在中美洲殖民地宏觀經濟指標的空白，也為殖民者在中美洲殖民地的角色提供了新的證據。作者認為，「殖民機構」下的經濟增長是有可能的，文中新的證據挑戰了西班牙征服者和定居者引入殖民機制導致當地持續的經濟停滯的觀點。

當然，殖民地制度也有嚴重局限。因此，現階段我們很難對殖民地經濟發展作出最後判斷。未來的研究將需要關注殖民地機構的持續性，以更準確地評估西班牙對拉丁美洲的影響。

文章來源：Leticia Arroyo Abad,Jan Luiten van Zanden, 2016, Growth under Extractive Institutions? Latin American Per Capita GDP in Colonial Tim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是由陳志武（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香港大學馮氏基金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特聘教授）和管漢暉（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及其團隊負責。以嚴肅而又不失活潑的方式，向廣大學界和業界朋友，定期推送有關七大洲五大洋的量化歷史研究經典文獻和前沿文獻。本賬戶同時作為「量化歷史講習班」信息交流平台，向大家及時發送講習班的最新信息和進展。喜歡我們的朋友請搜尋公眾號：Quantitative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