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與思·考古學與古史重建（下）

徐旭生和蘇秉琦

接下來就談到徐旭生先生，以前略微瞄過《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所以有點印象。徐先生早年留學法國，曾在巴黎大學讀哲學，歸國後任北平師範大學校長，曾在北大教西洋哲學史翻譯了威伯爾的《歐洲哲學史》，因此他有西方近代學術浸染的背景。雖然看不慣古史辨派，但也很器重顧頡剛。

1929年11月，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成立，徐任考古組組長，1930年和北大共同發掘燕下都遺址。因為史語所已經把殷墟給佔了，所以1932年徐力主到陝西鬥雞台開展考古。1934年，蘇秉琦在北師大歷史學畢業，也跟徐去了陝西。當時主持者沒有經驗，估計發掘場面慘不忍睹。

徐旭生當時寫《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目的有二：一是鞏固國人對於古史的信心，二是尋找正確的古史研究方法。這本書代表了30年代古史重建的其中一條路徑：老材料+新方法。

而蘇秉琦則寫了《鬥雞台溝東區墓葬》這部作品則代表另一條路徑：新材料+新方法。之所以被奉為考古學的聖經，是因為當時就兩部報告（另一部是《城子崖》），而這部報告運用準確的類型學分類的方法很先進。據說蘇秉琦為此還通宵達旦地摸陶片，最終摸出了門道。其附錄《瓦鬲的研究》比正文更厲害。

徐認為理想的中國上古史應該根據全部可用的文獻，傳說和遺物，三種材料的綜合運用，適當配合才能寫成。互相比附考證，尚非其時，考古材料在古史研究中可用，但基礎未立，特須謹慎。徐、蘇師徒二人實際上正代表了其時古史重建的兩條最重要路徑。

1953年1秋至1955年春，考古所與河南文物工作二隊在洛陽中州路進行發掘，蘇正是運用當年鬥雞台方法，在無序的墓葬中找到演化順序，看出墓主身份差別，尋找考古學遺存形態變化過程，這正是類型學的一大進步。這正是考古學所神往的「透物見人」。

1965年，蘇發表《關於仰韶文化的若干問題》，學界評價其「在於尋找到了一條考察各種考古學文化的正確途徑。劃分區域類型，按類型尋找來龍去脈，依期別分析社會面貌的變化。」

孫教授指出，蘇對鬥雞台、中州路和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意義並不在於構建與此相關的某一段古史，而是摸索整理分析處理考古材料的科學方法，找到把考古材料升華為史料的有效途徑，這種方法論上的探索可能比復原某段古史本身意義更加重大。

70年代時，蘇在吉大的講課大綱有關於以漢族為主的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一項，正是在間接地思考古史重建問題。可是蘇秉琦晚上經常看電視，想得多，看書少，寫書少，張忠培後來要他寫一下自己的看法，最後是自己口授學生筆錄，寫下了《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還留下了幾篇論文，比如《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強調做基礎性研究，積累原始素材，《關於重建中國史前史的思考》提出「素材不等於歷史......依考古文化序列編排出的年表也不等於歷史」，「從史前考古學到中國史前史要有個升華過程，即概括和抽象的過程，科學思維的過程。」考古學封閉自己，壟斷材料是行不通的。

1994年，蘇秉琦為《中國遠古時代》寫了序言，正文由吉大張忠培，北大嚴文明完成，蘇提出兩條主線，一條是技術，經濟發展，另一條是具體研究中華民族的形成。孫教授認為，在晚年蘇秉琦眼中，重建史前史並非是將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族群簡單對應，而是闡述史前社會的演變過程，從這層意義上講，蘇秉琦所著的史前史，確確實實是要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完成中國的續篇。《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當年做《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續篇的心愿，在蘇這裡得以延續，但與郭沫若的《金文余釋之餘》《卜辭通纂》不同，蘇既看到考古，也看到歷史。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的古國-方國-帝國，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三部曲」和「三模式」打破了歷史研究中的兩個怪圈，一個是「把馬克思剔除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歷史本身」（即五段社會分期），另一個是大一統怪圈。郭大順先生的《追尋五帝》是遵照蘇的遺願寫成的，實現了古史傳說和考古材料的有機結合，然而這本書卻遭到當時考古學家的群嘲，這種現象應該引起警惕。後來夏商周斷代探源工程中考古與傳統文獻的完全割裂，只見考古不見歷史，在孫教授看來是一種學科的倒退。

幾個問題

講座尾聲，孫教授拋出了幾個問題。

1.沒有考古學能否重建古史。

孫教授舉了幾位大家的例子。錢穆說過「余不通龜甲文，故在堂上不講及。但諸君當知，龜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講」（《師友雜憶》），顧頡剛也提過「大家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承認的根據，也無法在考古學上得到否認的根據」（《古史辨》第二冊自序），黃侃更是瞧不起王國維做甲骨，張光直則坦言「史學家逐漸對考古資料感覺失望起來」（《商周神話之分類》）。可見，考古學太驕傲了，沒有考古學同樣能重建古史。孫教授認為上述史學家對考古研究所能達到的「境界」的懷疑是有依據的，因為先殷的考古學恐怕永遠是不能全部說明中國上古神話史。考古學的材料是啞巴材料，其中有成群的人的文化與社會，卻沒有英雄傳記。這是考古的學問方法和材料之性質使然。考古學不應該驕傲，你看陳寅恪既會出土材料，又不輕視文獻，功底就很紮實。現在的考古學家沒有人比司馬遷更聰明，因此應該尊重歷史，應該喚起正確的古史觀。他還尖銳地指出，現在北大與傳統史學的道路漸行漸遠，現在的考古人不讀書，不下坑是不行的。

2.素材、史料與歷史之間的轉換

光有史料、素材還不夠寫歷史，關鍵要有歷史的裁斷。現在找到都當寶的郭店楚簡、上博簡很可能司馬遷全都看過了。只有材料的考古學家只是「捧著金飯碗的乞丐」，這句話是郭沫若說的，道出了張光直的心聲，張曾提到探索商代歷史的五條途徑：傳統歷史文獻、青銅器、卜甲、卜骨、考古學以及理論模式。史料學和馬克思主義基本佔主導，把史料學等同於史學不可取，事實自己不能說話，一昧地佔有史料，只是量的增加，質的方法並沒有更新。張光直提出，不論史料還是概括性的發展理論，對於了解商文明——以及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必要的。重材料積累，輕信息解讀不可取。現在連夏代都被懷疑真偽了，是相當糟糕。每年評什麼十大考古新發現，沒有一個是考古學發現的，都是群眾發現的，因此應該叫十大考古新出現。不思考理論方法是考古學的悲哀。

十一卷本《商代史》對傳世商史文獻資料進行全面整理，有儘可能利用考古學材料進行跨學研究是一種進步。

最後，孫教授鄭重地說：現在到了重新反思考古學方法、理論的關鍵時刻。

QandA

最後問答環節充滿了火藥味hh

問：中國考古學派的名稱由來。

答：編出來的，是俞偉超和張忠培提出。在1983年，成都舉辦的中國考古學會上，夏鼐否認了這種門派。但是中國考古學有其特點，中國是傳統的史學大國，有很重的史學傾向。而由史學入考古學易，由考古學入史學難。比如李學勤、朱光漢、李零就是歷史出身，處理材料得心應手，可是哪裡有聽過什麼東周考古學者做歷史出名的？因此考古學者應該有意識的讀書。

金志偉：考古學研究不等於考古學文化。我認為考古是博物學，有能做的，也有不能做的。我自認為我做是史前舊石器時代的，沒讀多少書。我希望孫教授可以用簡短的幾句話講講二里頭文化憑什麼是夏朝的。

答：考古學應該與兄弟學科對接，否則考古學被利用的價值就很小。況且史前舊石器與新石器時代並不是對立的，北大畢業和我睡同一張床的金志偉教授居然說出這種話，可見中國考古研究範式的確出現問題。現在考古學家比極端疑古派還要糟糕。考古學文化是與人群對應的，現在文化居然捎開人來談，只是就物論物，那麼梳理出來的又沒有對錯評判的標準，考古學只會淪為一小撮人，無法驗證，自娛自樂的把戲。至於夏朝的問題可以買我的新書《追跡三代》來看。

友情鏈接

孫慶偉 | 考古學與古史重建·課程大綱

豆瓣

停在西陰--中國人的第一次獨立考古發掘

商周考古第一人--紀念恩師鄒衡先生九十誕辰

訪談︱孫慶偉：考古學家找到傳說中的夏朝了嗎

2017年4月7日 記

PS：坐地鐵回去遇到QX師兄了hh，聊到二里頭文化憑什麼是夏文化，他談到這是和西方命名特洛伊遺址一個道理，尋找一個最優項命名尚未確定的遺址。還討論到中華民族國家的形成問題，他又提到了蘇秉琦的滿天星斗，趙汀陽的天下體系。獲益匪淺啊......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