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中古歷史觀念的不同：紂王真的有那麼昏庸殘暴嗎？

中西歷史觀念之不同【原創】

　　雖然堯舜禹這些上古帝王，歷史上確有其人，但我們讀《論語》，應如何看待孔子對堯舜禹的稱讚呢？我們如何就能確信，孔子所說的這三位聖主賢君的事迹一定是真實的呢？早在兩千多年前，韓非子就提出了這一質疑。他說：

孔、墨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孔子和墨子都稱讚堯舜，都宣稱自己口中的堯舜才是真堯舜。但是他們所描述的堯舜，言語事迹卻不盡相同，甚至有時完全相反。堯舜不能復生，我們當然無法和他們當面對質，那孔子、墨子，誰說的話是真的呢？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我們不能糾結這些人物的真實事迹如何，而在於了解孔子的「歷史觀念」。

　　【歷史觀念】

　　顧頡剛在《中國辨偽史要略》一書中反覆說古人缺乏「歷史觀念」，導致中國的偽史和偽書特別多。什麼是「歷史觀念」呢？他沒有詳細說明，兄弟推想應該就是西學東漸的大潮中傳進來的西方人的歷史觀念和歷史研究方法。不僅顧頡剛，當時整個史學界，都對西方的歷史觀念推崇備至。梁啟超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就大力提倡「新史學」。他說：

「新史之作，可謂我學界今日最迫切之要求。」它新在何處呢？他的另外兩句話，明白地給出了答案。

　　「則今世之史的觀念，有以異於古所云也……我國二千年來史學……其體例多屬千餘年前學者之所創，彼時所需要之史，與今不同。」

　　「歷史的目的在將過去的真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歷史所以要常常去研究，歷史所以值得研究，就是因為要不斷的予以新意義及新價值以供吾人活動的資鑒。」

　　「新史學」的新就是在於歷史觀念的新，就是用西方的歷史觀念和歷史研究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其實，二十四史還是二十四史，「真事實」沒有變！變的是人，變的是時代所需要的「史的觀念」以及人們追求的「新意義」、「新價值」。什麼是「現代人的活動」呢？無非就是清末以來否定傳統的舊的，學習西方的新東西的一系列活動，如梁啟超和其師康有為參與的公車上書、百日維新等。作一新史，就是從歷史中尋找出這些西化活動的指導思想。所以，古史辨派的疑古與梁啟超提倡「新史學」，均是西學東漸這一時代大潮下的一股細流而已。

　　【我國固有的歷史觀念】

　　前面已經講過，國力強盛與否和學術思想、政治制度並無必然的因果聯繫，西方國力之強並非因其學術政治完全優於我們。因此，西方的歷史觀念並不見得比我們傳統的歷史觀念有多先進，二者無優劣之分。

　　顧頡剛先生一再聲稱我國古人無歷史觀念，所以偽書偽史特別多，此說殊為不妥。中國的偽書偽史確實不少，但並非因為我國古人沒有歷史觀念。西方人有歷史觀念，那他們的偽史就少嗎？我國古人當然有歷史觀念，只不過與西方人的歷史觀念不同而已。

　　那我國固有的歷史觀念是什麼呢？顧頡剛的《中國辨偽史要略》一書，在談及孔子對歷史的見解時說：

「（孔子）只拿了致用的觀念來看夏、殷，而不拿歷史觀念來看夏、殷。」

　　「（孔子）提起古人，不是傳授歷史知識，乃是教人去效法或警戒」。

　　他對孔子的這兩句評論甚是公道，也說到了點子上，這正是孔子的歷史觀念，也正是中西歷史觀念的不同之處。西方的歷史觀念是「為了歷史而歷史」，而孔子代表的則是中國傳統的歷史觀念——致用。所謂「經史合參」，經者，道之所載。經為常道，不可不讀。而著史正是為了證經，「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致用而已。

　　司馬遷寫《史記》也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所謂的「天人之際」、「古今之變」是什麼？道也。時至今日，人們已考證出《史記》中有不少疏漏錯誤之處，但這並不妨礙它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為什麼？因為通過一本《史記》我們可以證經明道，可以知興替，足矣。司馬光主編的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鑒》，主要目的就是「鑒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為什麼叫資治呢？當時的神宗皇帝評價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因此賜名為「資治通鑒」。

　　如此種種，皆可證明我國的歷史觀念重在致用。若如顧氏所言，只有把事件和人物的真相、細節和來龍去脈弄得一清二楚（如果真能弄清的話）才能稱為真歷史，只有先確信某些話真的是某些人所言，我們才能夠信以為真，那這樣的歷史，除了象牙塔里為了學問而學問的教授學者，誰還會感興趣？這樣的歷史還有什麼意義？如果歷史不是為了證經明道，不是為了教化人民，那它除了擺在故紙堆里等著發霉腐爛，我們還能用它來做什麼？

1920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前一個惡是厭惡，後一個惡是善惡之惡。

　　焉，於此。

　　現在我們說到某某無道之君就會形容他堪比桀紂，桀與紂簡直成了無道之君的代名詞。紂比桀還要慘一點，我們形容某人幫助壞人做壞事就說他是助紂為虐，紂還成了壞蛋的代名詞。紂王真的壞得無以復加，昏庸殘暴得無以復加嗎？子貢就認為事實上並非如此，紂的壞沒有傳說的那麼厲害。所謂牆倒眾人推，一個人一旦有了惡名，什麼壞事兒，不管是不是你做的，那屎盆子就都扣在你頭上了。所以子貢說，君子極其厭惡自己陷入下流，那樣的話，天下之惡都會算到你頭上了。

　　顧頡剛引用這句話，稱讚子貢是一個有「智識」的人，因為子貢明白當時所流傳的紂的歷史事迹有些失實，其實紂並沒有傳說的那麼壞。而兄弟卻以為，子貢的這句話恰恰證明了孔子的歷史致用觀念的教化作用！歷史上的紂到底有沒有那麼壞不必深究，只要知道紂是不善之人，使後世君子引以為戒，從此「惡居下流」，便足矣。即使你真的考證出紂的不善是無道至極、惡貫滿盈，或者是「不如是之甚」，又有什麼意義？又有絲毫教化之作用可言嗎？

　　因此，我們讀《論語》時，遇到孔子提及堯舜禹和夏商周等上古歷史的章節，不能鑽牛角尖兒，非要用西方的歷史觀念，專註於所謂的歷史真相而忽略了孔子的良苦用心。萬不可一定要弄清楚歷史上到底有沒有這些人物，這些人物的真實事迹又是如何，孔子所言是否是歷史真相。我們應該明白孔子說這些話的重點是為了明道，是為了教化，這才是讀《論語》的可取之法！

古人並非不重史實

　　各位或許會問，既然歷史重在致用，就可以不重事實、胡編亂造，甚至無中生有嗎？非也。孔子講歷史重在致用，但絕不意味著他無視歷史真相！只不過有時過於看重歷史的教化而有些「副作用」，呂思勉先生說古人「輕事而重言」就是這個意思。

　　實際上孔子對待史實問題是很謹慎的。太史公說，孔子編次《春秋》，年月日都有，較詳細。而序《尚書》則沒有年月，即使有也是極少數，多數篇章都是沒有具體年月的。這足以證明孔子對歷史的謹慎。孔子自己也說「吾猶及史之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孔子還說：

0309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杞，夏禹之後，宋，殷商之後。

　　征，繁體作「徵」。成也，證也。我們常說「信而有徵」，即是某個觀點可以找到相應的現象來佐證。夏禮，殷禮，孔子能言，而杞、宋不足征。不足征，是指孔子所言夏殷所行之禮，不能完全在這兩國找到實證。

　　獻，古人訓為「賢」，指賢人，這樣解釋不知出自何處，可能以為是同音假借。今天文獻一詞指檔案，與孔子所謂的文獻不同。

　　這句話很有意思，王國維引用它來證明孔子對歷史的態度至為謹慎，孔子言夏殷之禮，不是隨口亂說，只不過夏禹的後代——杞國，殷商的後代——宋國，目前因文獻不足而找不到證據。

　　顧頡剛也引用了這句話，目的卻恰恰相反！顧氏認為，既然「文獻不足」，孔子又依據什麼來言夏殷之禮呢？他說：

由我猜想，恐怕那時人對於夏殷的故事都隨便說，孔子也不能免。所謂「不足征」的是史料，所謂「吾能言」的是傳說。言下之意，顧氏認為孔子的這句話說明孔子的歷史觀是不嚴謹的。

　　同一句話，卻被正反兩方引為論據，真是令人困惑。到底孰是孰非呢，兄弟孤陋寡聞，還沒有讀到相關論述。不過依兄弟愚見，還是認為王國維先生是對的，原因在於顧頡剛對「禮」這一概念沒有搞清楚，所以才會對孔子產生誤解。

　　【禮的三層內涵】

　　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孔子口中的「禮」這一概念「有著豐富的內涵」，是他思想的核心。前面已經說過，孔子的「禮」有三層含義，因為禮是孔子思相的最核心概念，沒有之一。所以，重要的事情說三遍，為了讓各位加深對禮的印象，這裡兄弟再介紹一下禮的這三層內涵。

　　其一是指「禮之文」。這裡的文是程序、形式的意思，類似於今天所說的規章制度。在孔子當時，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平民百姓，所有人從生至死，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都受禮的約束，如婚喪嫁娶、飲食宴請、祭祀征戰……等等，對於這些活動如何組織，舉辦的時間地點，進行的具體程序，所用的衣服器物等，禮都有相應的規定，或多或少，或簡或繁，總之都有禮的影子。

　　其二是國家的各項根本制度，即治理天下之法，如宗法制，封建同姓諸侯，天子巡狩和諸侯朝覲之制，同姓不婚等等。打個不恰當的比方，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式致詞時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也可視作當今中國的根本制度，也是今天治天下之根本大法，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受這個根本原則約束，有人說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國家的根本制度，其實相對於毛主席提出的這條治國原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倒屬其次。

　　其三，禮是指「禮之本」，也就是禮的根本原則、禮的本質。至於在孔子那個時代，禮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為什麼有這樣的規定，背後的指導思想、根本原則是什麼？古人的回答是：「禮者，別也。」就是所謂的等級差別，這就是古人認為的禮的本質，禮的最根本原則。當然了，古人認為「禮」的本質是等級差別，這一觀念與資本主義宣揚的「人人生而平等」背道而馳，孰是孰非，現在不作評論，這個以後還會講。

　　【孔子言夏殷之禮】

　　兄弟此處想要說明的是，孔子所謂的「夏禮」和「殷禮」，無論是指禮之文還是國家的根本制度，還是指禮之本，他都不是在談論夏代和殷代的某一人物、某一事件的歷史真相。而顧頡剛卻想當然地認為孔子是在談論歷史，把「文獻」當作史料，把孔子所言的夏禮殷禮當作歷史傳說。既然顧氏對「禮」如此誤解，那麼他以這句話來證明孔子缺乏歷史觀念，不重史實也就不奇怪了。

　　明白了「禮」的含義，我們就可以斷定，孔子言夏禮殷禮，絕非如顧氏所認為的那樣是在「隨口亂說」。孔子以知禮聞名，當然對禮有很深的研究。對於夏禮殷禮的根本原則，即禮之本，當然可以談論。而孔子一生學而不厭，如「入太廟，每事問」，如「三人行，必有我師」，子貢也稱讚老師「夫子焉不學，亦何常師之有」，如此好學的孔子對當時周代的禮儀制度，必然熟知。

　　春秋之時去古未遠，夏殷社會的一些風俗習慣、禮儀器物等等必然有所保留和繼承，所以孔子說「周監於二代」，又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既然周禮對夏殷之禮有所因襲損益，那熟知周禮的孔子「能言」夏禮殷禮，又有什麼可疑呢？

　　而且，西漢時的司馬遷也曾說：「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大行是秦代的官名，掌管禮儀，類似於後來的禮部。太史公比孔子還要晚五百年，他尚且可以觀三代損益，為何孔子不能呢？俗話說的好，沒吃過豬肉，還沒見過豬跑嗎？

　　顧頡剛誤解孔子，也是有原因的。古人講「經史合參」，既重經又重史，顧氏以研究歷史知名，卻對經重視不足。而且當時西學東漸的大潮之下，孔子之經被否定、被批判，經又怎會受人重視？在顧氏的《中國辨偽史要略》一書中，從漢至清，他將歷代大儒對偽史偽書的考辨，都歸納到他的辨偽體系當中，最後他集其大成。殊不知，古人辨偽與他的辨偽目的有所不同。古人辨偽是清除歷史中的虛假成份以證經，最終目的還是以史證經、以史明道。而顧頡剛及古史辨派的疑古辨偽，不過是一項學術事業，為了學術而學術，為了辨偽而辨偽，為了歷史而歷史，僅此而已。沒有歷史致用觀念的遺害，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