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百何出軌爆料者卓偉：「我幫他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

正如近日白百何出軌的消息，每每有全民熱議的明星八卦出現時，總有一個人的名字會同時被提起，他就是卓偉，「中國第一狗仔」。

從職業屬性上而言，卓偉和我，還有很多人都一樣，被歸入「記者」、「媒體人」的行列。但很顯然，卓偉所做的事情，以及所引發的效應，與很多記者是非常不一樣的。卓偉帶給同行的心理感受，無疑是非常複雜的。

但細想一下，似乎又也沒有那麼大的不同。有一句在媒體行當里流傳的很廣的話，非常值得玩味：「卓偉恐怕是當今這個時代最有敬業精神，職業技術最過硬的記者了。」

人們所樂於傳播和接受的鮮明立場，放在卓偉這樣的人身上是失效的。他喚起的是複雜混沌的情緒感受和價值判斷。在無價值的情緒判斷泛濫在內容市場上時，與其去簡單評判他，不如耐心了解一下具體而微的人物細節，這樣才有可能對人物產生更加深入全面的了解。

本文就承擔了這樣的功能，因而也具備了難以替代的獨特價值。

以下為全文。

《狗仔隊長》

文｜趙涵漠 攝影｜王育

本文來自「人物」微信公眾號

（微信號: renwumag1980）

經授權轉載

每做一條大一點兒的新聞，卓偉先生都會在微博上寫一首詩。他熱切地拿過《人物》記者的筆記本，「我給你寫一下，你做報道的時候可以引用一下。」

他邊寫邊講解，「這是高圓圓和趙又廷的，高圓圓的每段感情都是我拍的。」這段新感情他追了3個月，三下南京拍到了。又寫了一首，「再給你寫一個章子怡和撒貝南的。」這事他追了超過半年，追到廣東拍到了。

至於最新的重磅作品，今年1月曝出柴靜的丈夫，簡單，兩三天就拍到了，沒作詩。

中國狗仔之王嗓門很大、自信滿滿、幹勁十足。「我認為新聞自由就是沒有我不能拍的，沒有我不能寫的，只要是真實的，沒有我不能報的。」

「全中國好幾百個明星都是我們拍」

「這兒有人！」卓偉使勁拍了下司機肩膀示意停車，一把拉開車門，衝進1月21日北京零下8度的夜晚。

僅僅就在一分鐘前，黑色帕薩特還緩慢地行駛在雙車道上，車窗打開大半，后座上的卓偉不斷掃視停在馬路兩側的汽車，試圖分辨出熟悉的明星車牌。

他衝進東四環邊上的一家韓國料理，5分鐘後又走了出來，「李小冉和鄢頗在裡面吃飯呢。李小冉頭上扎了條義和團似的圍巾。」

卓偉手持DV，以馬路對面的公交車站作為絕妙掩體，等待捕捉那對明星情侶走出飯店的一刻。

他二八分的頭髮一絲不亂，笑起來顯得憨厚、謙遜，很難通過一本正經的穿衣風格想像他的職業，這天他穿著一套深灰色毛料西裝，裡邊是藍色條紋襯衫，再裡邊是黑色秋衣。

有一種說法，狗仔長相要讓人家記不住，不能太高不能太矮不能太胖不能太瘦。卓偉不以為然，「這個我覺得都在其次，最重要的是精神，這是最強大的動力，精神原子彈。」

任職《南都娛樂周刊》之外，卓偉還在2006年建起自己的工作室。每天3組人馬出動，每組標配3人：司機、攝影、攝像，回來還有專人負責視頻剪輯、配音。工作室名字本來想叫「暗戰」，因為手段是跟蹤偷拍，但是同事說「攻擊性有點強」，就改成了「風行」，「就是我們做的新聞風行天下」。

儘管已自稱「狗仔隊的CEO」，卓偉仍不時親自「掃街」。「外國的狗仔隊，比如拍麥當娜的，十幾年如一日，就跟著麥當娜，不像我們，我們這幾個人，全中國好幾百個明星都是我們拍。」

半小時後，李小冉和鄢頗走出飯店，馬路對面一陣快門「咔嚓」聲爆發。這裡除了卓偉和他工作室的攝影，還有一家門戶網站的「狗仔」，此前一直隱藏在兩棵松樹間。卓偉在鳴笛聲、車前燈和路人愕然的表情中跑過馬路，DV鏡頭緊緊跟隨移動的目標。黑夜裡像是鋪起了星光閃閃的紅地毯。

2月4日，一條名為《李小冉鄢頗會友吃飯，分駕豪車顯闊綽》的新聞出現在網站上。

「你一年也拍不到幾個章子怡跟撒貝南，那畢竟是少。」

苦尋芳蹤過群山

章子怡和撒貝南的詩和講解，全文如下：

「碉樓古堡不虛看，苦尋芳蹤過重山。」就是拍到他們是在廣東台山，台山那邊的自然景觀就是碉樓，古代的樓，他們叫碉樓。

「澗流奔涌同擊水，玉米飄香共嘗鮮。」他們那天去玩漂流，玩完漂流他們一起吃玉米。

「十載『說法』染桃色，一朝維權有高參。」因為章子怡那陣子要打官司，要告那個網站，不是說她搞性交易嗎？

「休嘆富帥正當道，撥亂大任落君肩。」現在大家都想找高富帥，但是撒貝南只是帥，不富，就是不找高富帥的這個責任落在你章子怡的肩上了。

《南方都市報》記者邵欣去年年初參加過卓偉與其工作室員工的聚餐，他記得那時卓偉就鬥志昂揚地宣布：「今年目標就是要拍到章子怡和撒貝南！」

從那時起，工作室跟蹤時間超過半年。直到7月，有爆料稱撒貝南前往章子怡所在的《一代宗師》劇組探班。卓偉與攝影記者小劉立刻趕往廣東台山。剛到酒店，就發現一輛北京牌照的白色道奇房車正在駛出，駛過面前時，卓偉認出那是章子怡的司機。

在小劉看來，那是「非常幸運的一天」。他們租車跟蹤，其間由於不認路，還跟丟了兩次。但在那樣一座小城裡，白色房車實在太顯眼了，他們總能輕而易舉地尋回目標。四五個小時後，房車抵達北峰山森林公園的漂流點。為了不被發現，卓偉和小劉決定棄車爬山。「山很陡，他背著包一直往上爬，完全處於戰前狀態。」小劉說。

黃昏時分一無所獲的卓偉回到停車場，這時他們看到章子怡的房車啟動，章子怡和撒貝南站在車前，攝影按下了快門。

高圓圓和趙又廷的故事也是卓偉樂於述說的，這個技術含量更高。詩和講解，全文如下：

「玉女悄然過滁州，金陵風光放眼收。玉女指的就是高圓圓，滁州是安徽的，過了滁州就到南京了。一縷幽香飄密室，無邊春色掩高樓。拍戲拍到天發白，盼姐盼見月如鉤。遙望東南思故里，夜擁佳人不怨尤。趙又廷是台灣的，台灣在南京的東南邊，所以遙望東南思故里，夜擁佳人不怨尤。」

第一次，聽說高圓圓和趙又廷好了，聽說高圓圓去南京看趙又廷了，卓偉派了兩個攝影去了。不幸趙又廷不和劇組住一塊兒。最後一天終於跟到趙又廷了，但高圓圓回北京了。

第二次，直接去了趙又廷住的酒店，盯了4天，排除法，看看哪間房燈亮了，或哪間房出來人了，確定了趙又廷住的房間。還發現這酒店有一個大露台，隔著七八十米，能斜著看見他們房間的後窗戶。拍到了高圓圓獨自做衛生的，沒拍到倆人一塊兒的。

第三次，卓偉親自去了，運氣真好，才盯了倆小時，兩個人就出門，拍到了。

「我是狗仔，但我不是喪家狗」

幾年前有人要給卓偉出書，他請一位同行作序，後來還把這篇文章貼在風行工作室的博客上。序以「下了個好蛋，雞卻挨打」為題寫道：「社會新聞記者其實比娛樂新聞記者更八卦，報道的砍砍殺殺的東西這麼多，但他們是無冕之王，娛樂記者卻只能和狗享受同等待遇。」

把新人融入工作室的大家庭，卓偉主要從兩個角度進行心理建設。第一，價值層面，「首先還是幫他樹立一個正確的工作的信念，就是你干這個工作是有價值的。」第二，生存層面，「網上有一億個人罵你，你不幹了，有一個網友能給你找一個稱心如意的工作嗎？那麼多網友，我就覺得我們把他當成空氣。」

一名新人入職不久，就與卓偉搭檔拍到一名籃球隊員「車震」，拍完了，新人坐在河邊默不作聲，過好半天才說話：「咱們拍的都是這些新聞，咱們把這人美好的事給撕破了，咱們這麼做好嗎？」卓偉跟他說：「咱們新聞工作的責任就是把那些美好的偽裝都要撕去。」

偷拍柴靜是《南都娛樂周刊》交代的任務，卓偉沒想到周刊會拿她做封面，最後影響力還挺大。

他對柴靜的認識是：一個娛樂圈邊緣的人，而且也並不是特別大的腕兒。他知道她是「什麼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記者」，幹得挺好的，但是她的節目沒看過，都不知道她是主持人，一直認為她就是記者。

他沒拒這個題，很容易了解到柴靜火了，「誰火就拍誰」。他注意到她出書了，宣傳特別多，評價特別高,「太高」。「什麼公知女神啊，或者什麼新聞女俠啊，柴靜就已經成了什麼記者的良知、新聞的良知什麼的。」

聽說柴靜從外地回北京，凌晨1點到，卓偉派了人去機場，拍到了柴靜和一個男人。然後調查了一下這個男人的身份，並且挖了一些前塵往事。「我們比港台八卦更加敬業和認真的地方在於，我們拍到之後還要去核實和求證，這是我自己追求的一種目標。」

無論是偷拍章子怡還是偷拍柴靜，都沒給卓偉帶來很多錢。

他再次提到了國內國外狗仔的不同。「人家有版權保護，人家拍組照片能賣10萬。」而卓偉和網站合作都是打包，一個月他給人幾十條，人給他多少錢。盯誰好幾天，最後也只是這幾十條里的一條，實際利潤就值一兩千塊錢。「全中國哪家網站哪家報紙沒有用過我們的照片和文字稿子，有一家給過我稿費嗎？沒有。」

這種憤然總是很快就被他的昂揚沖淡。他常會驕傲地說起自己做記者已經「整整13年了」，並且「對新聞工作一如既往地充滿了激情」。

中國狗仔，至少生於1971年的卓偉，樂於述說新聞理想，「公眾」、「知情權」、「責任」，這類大詞頻繁地從他口中出現，比如，「你拍到這個新聞圖片和視頻以後，這個新聞圖片和視頻就不屬於你了，它是屬於公司和公眾的」、「現在中國人就是什麼呢？媒體還有公眾就人為地塑造出一個神像，然後你扭過頭來還向他叩拜，這是多麼悲哀」、「我覺得我應該披露，這也是媒體人的責任所在」。

他知道自己關於新聞理想之類的說法會被人理解為「為工作貼金」、「尋求精神慰藉」。他強調：「我是狗仔，但我不是喪家狗。干任何一個工作，精神信念最重要，它能支撐自己走得更長。當記者是我從小的夢想，我希望無愧於我的職業人生。」

而且，他是在「幫他們」，「幫他們更加清楚地認識到自己。人最容易飄飄然，自我膨脹」。「有人就跟我說，您那個工作挺有意義，穩定了多少明星的家庭，使多少明星最後逐漸做到自律啊！」

他大笑起來。他在新光天地接受採訪，這是北京撞星率很高的商場。

卓偉現在有一點警惕，總怕別人跟蹤他。比如他在機場拍了郭德綱和一接機女子，一度就聽說郭德綱揚言要打他，因為那其實是他經紀人的太太。卓偉又得跟蹤別人，又得防著別人跟蹤，「我累不累啊！」

「做一個不會有這麼多麻煩的記者不好嗎？」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老天的安排。」他一臉輕鬆。

卓偉往《人物》記者的本上寫詩，旁邊是他隨身帶的《十二金錢鏢》

「那是命運轉折的一天」

在大約7小時的採訪中，卓偉曾4次提起一個日期，2000年1月27日——即便他有時會忘記某條八卦新聞產生的地點或時間。

「1月27號對你很重要嗎？」

「那是命運轉折的一天。」他用不怎麼口語的話回答。

在這之前他一直是個鬱郁不得志的人。他常常用「出身微賤」來形容自己。他生長在天津一個並不富裕的工人家庭，用他的詞叫「貧民窟」。他的文學啟蒙來自父親講的故事，和秘聞、野史、奇案類讀物。他從小也喜歡「有點超現實的」那種故事，比如，每到風雨交加之夜，在故宮的牆上，一打雷就會出現一個妃子好像在彎腰撿什麼東西。

從中專冶金專業畢業後，他在工廠機關上班。有個幹部給他印象特別深，那人從小就想學醫，但就是沒有機遇沒有門路，特別失落。卓偉深深覺得，「空有一身本領，空有自己的信念，最後也完全得不到施展，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他想法調入電影院，希望將來進文化公司做業務員。看上去電影院是個非常文藝的場所，但他的工作卻是在一場接一場的電影放映之間檢票、清理果皮紙屑、打掃廁所。

他用一種極其厭惡的語氣評論那個封閉的國營單位，比如笑人有，氣人無，說大話，使小錢，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就這些東西。「即便得不到任何好處，他也要害你。只有在那麼底層、那麼扭曲的環境之中，才能真正認識人性之惡、人性之壞，認識中國的民族性。」

「好人在那兒待不了！好人只能讓人踩到泥里去！」他高聲說，嫌惡地皺緊眉頭。

「恐懼」——在回憶那段經歷時，他使用了這個詞。他說，在此後的每一刻里，「恐懼」都是他的原動力，他緊張自己的工作，害怕掉進過去的噩夢，「如果不好好乾，我就得回到過去。我是絕不能再過那樣的生活了。」

在電影院工作整整5年後，卓偉獲得了高自考文憑，並由於此前經常給報紙投稿，終於等到了2000年1月27日，夢幻的一天，他被天津一家都市報錄用，當上了從小就夢想的「崇高」、「令人尊敬」、「讓人非常看得起非常有面子」的記者。

他意識到自己「天生就是做記者的料」。他有敏感的新聞嗅覺，在近10年前，他曾寫過一些頗有關注度的文化報道，比如，上影廠給包括老藝術家達式常在內的演員只開兩三百塊的月工資；長影廠打算以土地置換的方式建風景區。看完李連杰拍的《霍元甲》後，他起了疑，在那部電影里，霍元甲沒有後人了，「斷子絕孫」，他跑到天津靜海去尋訪霍家後人，發現霍家人丁興旺，他寫了「對《霍元甲》的5點質疑」，現在說起來還帶著憤慨，「你給霍元甲他們家打個電話，跟人家聯繫一下問候一下，你做了嗎？不要把眼睛只盯著那些錢。」

但卓偉並沒有沿這個方向走太遠。2001年的一條新聞啟發了他，他和香港同行一起參加陳奕迅的宣傳活動，服務人員不小心將茶水倒在了歌手的褲子上，第二天香港媒體的新聞標題竟然是《陳奕迅昨被燙傷下體》。

2002年，他從報社離職，他解釋，「新聞信仰格格不入」。

度過了人生中的一段灰暗日子，2003年，卓偉去北京一家娛樂周刊就職。由於出版周期太長，他幾乎不可能在跑發布會這種快速報道上擁有任何競爭力。他和搭檔馮科開始做偷拍新聞，從文化記者轉型為「狗仔」，他沒什麼掙扎。「如果我幹了10年記者，我跟人說我跑過200個會，那有什麼意思？」

偷拍新聞給他帶來了巨大的成就感，而且他覺得自己對新聞的理解一點一點地與網友的興趣越來越近。「我曾經有一個禮拜有9條新聞被掛在了新浪網娛樂要聞。」

2006年音樂人竇唯指責卓偉報道不實，找到了他當時供職的報社，最後燒毀了一名編輯的汽車。年底卓偉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我為什麼成立工作室？我就覺得有一天我要真是失業了，靠這個工作室我看看能不能養活我自己。」

他記得那時竇唯在報社門口站著，「結果我們有個領導就是個傻子純粹，那時候我在外面，他跟我說你去把竇唯爸爸找來，讓他爸爸把竇唯領走。我說我也不知道他爸爸住哪兒啊。他說你有辦法，你去找。我說我往哪兒找竇唯的爸去？結果我又給香港記者打電話，香港記者說竇唯原來好像住北京站對面南小街那邊，你去找找。結果我到南小街挨個小區去問竇唯他爸爸在這兒嗎？我心裡就覺得可笑，哪兒有出了事讓記者去找人家爸爸的？」

「十數年如一日，帶著惡意過濾新聞」

卓偉相信，世界上沒有完美的人，所謂完美都是假象，而他則擔負著戳破這種假象的使命。

「我的同事說，我是帶著惡意過濾新聞，然後又千方百計地去拿到證據，最後對人家的謾罵充耳不聞聽之任之。他說你是多麼的不容易啊，而且你是十幾年如一日。」

卓偉再一次哈哈大笑，然後問，「你知道金庸的小說里我最喜歡哪一本嗎？」

「《連城訣》。」他說，「那裡面除了男女主人公以外，所有人都是壞人。」

每天早上起來，卓偉會看一兩個小時的書，詩詞書畫武俠推理，什麼都看。他會從香港買幾千塊錢的書帶回來，最近在看《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他喜歡歷史書、野史，或者對歷史人物重新評價的。

他喜歡引用梁啟超評價李鴻章的一句話：「『天下惟庸人無咎無譽』，就是天下只有庸人沒人罵沒人誇。」

每周一二三忙忙碌碌，上午出去，回來都半夜了，洗洗，往那兒一躺也就睡了，沒工夫看電視，有播得特別火的劇比如《北京青年》，就下到手機或者iPad里，盯人的時候看看。

他自稱偷拍不用竊聽器、跟蹤器，不闖私宅。「我諮詢過律師和公安，中國法律不禁止在公共場合拍人，普通百姓都可以拍呢，為什麼我不可以？律師跟我說，法無禁止即可行。」

偷拍到了自然有樂趣，拍不到也有樂趣。有時候盯一段傳說中的戀情，盯了老長時間也沒拍到，「後來估計跟那小三兒也吹了」。他說他曾拍到姚晨買完東西然後到人家那兒去兌獎，最後兌了一管牙膏，不錯，勤儉持家。王菲遇見路人行乞，給了人家20塊錢，挺大方。

周四周五要寫稿，最近幾年他才學會使用電腦，邊寫稿邊聽《二泉映月》。周末休息。

他的私人生活曾被一位前同事如此描寫：「卓偉給自己設定了太多道德規範，比如見到長輩一定要先打招呼，去朋友家一定帶禮物，收到別人禮物一定要加倍返還，他願意放大周圍的人對他一點點的善意，假裝看不見別人的小手段。他活得像個道德上的清教徒，絕不允許有一點兒疏忽。」

卓偉自言討厭偽君子。他並不看明星做不做公益，只看你對周圍的朋友、父母、同事好不好。他的邏輯是：德有大德、小德、公德、私德，不能割裂。「我就很難想像，如果一個人，他對他的朋友、父母都不好，他怎麼會對那些跟他沒有關係的人好呢？一個私德就很差的人，能說他是一個非常有公德心的一個人嗎？」

他把事情分得很開。他覺得李雪健表演挺樸實，也挺欣賞陳道明、陳寶國，李幼斌演的《亮劍》和《闖關東》，那真是爐火純青，「但也並不妨礙我去偷拍他」。

偷拍這麼多年，明星無數，「很多事情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人家做不到的。」

「除了狗仔隊和警察還有誰？」

卓偉覺得這個工作充滿魅力。他歡樂地講述把大明星逼到垃圾堆里的故事。「毛主席說過，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斗輸了也有意思。」

他和攝影曾經跟蹤一個特別有名的女明星。深更半夜，她和朋友在故宮附近散步，卓偉遠遠地跟在後邊，攝影則繞去這條路的最前頭。他們正打算前後夾擊拍個正著，突然，這個人沒了。倆人站那兒嘀咕，「哎喲，這女的真厲害。」人哪兒去了？正找的時候，「唰」就來了一輛車，突然停那兒了，然後從兩個垃圾堆之間躥出一個人來，「噌」就上車了，然後車「唰」一下就開走了。然後一看就是她。「特可笑，我就沒有想到那麼大一個明星躲在垃圾堆里。我們在後邊追，我們就樂，後來我們還說，再回去補一空鏡去，把那垃圾堆拍一下。」

這時候，以及明星來求他的時候，「我得承認，確實是有，心裡會有成就感和權力感。」

這種權力感，正如他常告訴員工的：「你可以跟蹤人，你可以偷拍人，你還可以調查人。這種工作除了狗仔隊和警察還有誰？還有哪個行業能夠允許你這樣？」

卓偉曾經拍到一個女明星和男演員一起泡吧，醉了，被男演員送回家。女明星親自打來電話，態度很真誠，說她怕在外地拍戲的男朋友誤會。卓偉說，不報行，你不倆人快結婚了嗎？登記的時候告訴我，我去拍一下。女明星說行，登記，拍婚紗，我都告您，您去拍。

但是明星自己或託人來找他的情況「很少很少」，大多數時候他的成就感來自於一篇報道產生巨大的社會效應。

他說，他曾經拍到了某個導演的什麼事，然後一家網站跟他聯繫，想幫導演擺平這個事，導演一感謝，就能來參加他們的節目了，網站開價「好像兩三萬」，說「這個照片我們買，但是我們不報」。卓偉一聽，那就算了，「跟他有什麼關係，他算老幾？真把我們當成了只為錢的狗仔隊了。」

這個圈子裡流傳一個說法，卓偉不可能被錢收買。

卓偉沒有回答價碼開到多少就可以收買他，他談的是心情。「那種心情是非常強烈的，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拍到了，我怎麼可能不報出來呢？那個時候我那種一定要把它報出來的心情已經超越報道本身了，我報出來了，我才能達到情緒上的宣洩、精神上的滿足。這不是錢能解決的事。」

卓偉說，他從不擔心他的報道會讓明星受不了，他不害怕這個。

「韓國人有自殺的，咱這兒有自殺的嗎？中國人的生命力強著呢，特別愛活著，阮玲玉還自殺了，現在有一個自殺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