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不能主宰審判：法律的威嚴比什麼都重要

法國大革命中，最殘酷的恐怖暴政始於哪裡？

在1792年的8月10日，那一天，法國的道德開始凌駕於法國的法律：

革命領袖雅克·丹東以「愛國道德」的名義，不顧基本的憲政法律框架（此前國民公會不斷在天主教問題上以公民道德的名義，挑戰曾經與保守派達成的共識），向巴黎暴民們發出進攻王宮的呼籲，「法國的公民們，居住在那個宮殿里的人，沒有一顆和我們一樣的愛國之心，所以他必須受到人民的懲罰。」從此，法國的法律威信一敗塗地，國家進入了動蕩不安、以道德審判他人的恐怖政治階段。

在法國大革命中，恐怖政治的最高潮在哪裡？

在1794年3月30日，那一天，法國的道德完全取代了法國的法律，公民道德的最高標榜者羅伯斯庇爾在抓捕並處決戰友雅克·丹東的時候，給出這樣的理由：「美德一詞曾讓丹東發笑，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成為自由的捍衛者？（丹東曾與聖鞠斯特辯論，嘲笑了後者公民美德的論斷）」而雅克·丹東也淪為了他自己所開創之道德審判的犧牲品。

很多時候，道德的偏執往往意味著道德的亂政，尤其是道德淹沒了法律的情況下。

道德審判之所以亂象重重，並非她的本性不善，而在於她的評判標準是如此的多樣化，以致於極易淪為被有心者操控的工具。

評價一個人道德好壞的視角往往是多方面的：家庭的道德、公共的道德、職業的道德、國家的道德，皆有不同的標準和內涵。

某個偷竊的女人很可能是一位為了餵養自己孩子的慈母；某個貪污的官員很可能是一位為了回報父母的孝子；某個突然搶劫的土匪很可能只是一位為了孩子學費而苦惱的好父親。在實際生活中，上述案例數不勝數，我相信每一個閱讀新聞的人，都能看到這樣的故事，也在內心之中泛起過同情的漣漪甚至寬恕的衝動。

如果媒體在報道上面提到的偷竊案例時，僅僅談到了偷竊，那麼民眾就會順理成章地認為這個人有罪；如果媒體在報道偷竊時，強調這個女人偷盜是為了孩子，那麼民眾就會對這個小偷產生同情；如果媒體在報道偷竊時，還陳述了孩子的無助，那麼民眾很可能會給這個小偷捐款；如果媒體在報道偷竊時，還提到了被竊超市的冷漠無情和為富不仁，那麼民眾甚至就會認為這個小偷是無辜的（因以前工作的關係，此案件中的輿論轉變，本人就親歷過）。其他案件同樣類似。

事實上，由於缺乏在灰色邊緣社會中的生活經歷，大多數知識分子與民眾往往對完美的道德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嚮往，其情感既敏感又脆弱，他們常常因震撼人心的感動瞬間而痛哭流涕，或者為了那些令人憤慨的隻言片語而義憤填膺，卻極度缺乏對法律規則的基本堅守。

這種單純又愚昧的政治特性，往往使得那些輿論優勢者能夠輕易支配他們的情感。就像上述案例中所看到的那樣，輿論上取得優勢地位者只需要在講述案件過程的時候，刻意放大或者縮小某些細節（考慮到現實人物和故事的複雜性，並不缺乏這樣的素材），就能輕易煽動起民眾的道德情懷，並主導案件的審判：事實上，大多數現代專制或者暴民政權的構建，就是從以道德凌駕法律開始的。

現代文明的先賢，為何要以法律而非道德來判斷是非罪無？就是因為經過無數前人經驗的積澱，法律在制定的過程中，儘可能地完善了可能被扭曲的細節，兼顧了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努力維持最大程度的公正。只要法官對法律的尊敬，能夠嚴格防止個人（親情友情）或者公眾道德（平等、博愛、多元文化）的侵蝕，就可以確保不出現最糟糕的結果，並保證國民的基本利益不受損害——因為，真正的法治是最不容易被扭曲的制度。

實際上，那些最糟糕的行政措施、最嚴重的社會災難、最惡毒的政治體制，之所以能夠超越法治屢屢出現，所依託的恰恰是輿論操縱下的道德力量。

在美國，奧巴馬政府之所以能夠違背基本的法律常識，將大量非法移民堂而皇之的合法化，將是通過媒體不斷鼓吹「平等博愛」，以道德的名義最終迫使最高法背叛了自己本應維護的法律，這反過來激發了美國國內的白人民族主義，造成了國家的不穩定；

在2015年，西方政府之所以能夠違背基本的難民法律，大開國門，不顧後果地吸納了數百萬難民，靠的就是媒體對一張難民兒童照片的不斷渲染，掀起了道德的海浪，淹沒了西方社會的法治堤壩，最終導致了極右翼政治的崛起，並使得整個歐盟陷入了分崩離析的窘境；

同樣，國內東北、山西等地，在招商引資的過程中，屢屢以「為富不仁」、「瓜分國有資產」等道德借口，製造群體事端或者撕毀契約，最終使得投資者將這些地區視為雷區，再也不敢輕易涉足，這些地區的經濟也一路破落（俄羅斯、拉丁美洲類似，充滿道德狂熱的地區，往往不尊重法律和契約，也很難發展起來）

道德破壞法治最糟糕的惡果集中體現在暴民和專制政治上。羅伯斯庇爾恐怖體制之所以能夠建立，就在於1792年雅克·丹東以「愛國道德」號召巴黎的暴民，摧毀了法國的立憲法律體制，為後續血腥至極的道德暴政鋪平了道路；列寧在俄羅斯的紅色恐怖之所以得以構建，就在於他以平等道德為旗幟，摧毀了該國的憲法會議（1918年1月）；而納粹政權摧毀德國《魏瑪憲法》的時候，恰恰是以「拯救德國」道德旗號，在國會通過了《消除人民和國家痛苦》令（1933年3月）。

「讓立憲會議見鬼去吧！沒有平等就沒有一切！……蘇維埃將拿出國家擁有的一切給貧農和戰壕里的士兵。資產者有兩頂帽子，那就要拿出一頂給戰壕里挨凍的士兵。你有暖和的靴子？那就在家呆著吧，工人兄弟需要你的靴子……」

——1917年10月，在涅瓦河右岸人民宮，托洛茨基要求彼得格勒士兵發動革命（隨後彼得格勒的經濟情況更加糟糕，以致於列寧不得不封鎖訊息和人口流通穩固體制）

「就我個人看來，法國、俄羅斯、南美洲相比於英美，之所以在現代化中動蕩不安，就在於他們的國民和知識分子，崇尚道德而不是法律，缺乏對憲法的尊重，沒有維繫共識秩序的憲法權威，這種國民享受動蕩和專制乃是其天生特性決定的。」——王陶陶《無可匹敵的力量——群眾運動》《論法治》

事實上，一部真正維持公正的現代法律，必然是不近人情的，也必然是凌駕於道德之上的。她的威嚴不僅僅要超越私人的道德（親情友情，腐敗的來源），更需要超越公共的道德。只有這樣，國家的治理才能維持法治的根本，至上而下的公權力才能得到真正的限制（專制政治），至下而上的民權利才能不超越應有的極限（防止福利政治、暴民政治），各階層的利益才能得到基本均衡，國家的長治久安才能得到保證。

我從不認為法律能夠帶來絕對的公正、絕對的完美和絕對的滿意，畢竟現實世界就是不完美的，但是我相信真正的依法行事可以帶來最均衡、最穩定、最持久的相對公平。中國缺乏法治觀念，不僅僅在於手握權力的政府，也在於民眾自身的認知，更在於那些標榜法治和文明的知識分子。

就像1792年的布里索、雅克 丹東（律師出身）、1917年的普列漢諾夫和馬爾托夫、1946年的黃炎培、馬寅初、儲安平一樣，知識分子們往往口頭標榜追求法治，內心卻充盈著不可遏制的道德衝動，無時無刻不以理想國的標準苛求現實，將民粹鼻祖布里索、丹東式的道德腔調置諸於法律的威嚴之上，卻不知，這只是鼓動暴民政治的蠢舉。

據傳記作家描述，「他（雅克 丹東）的身形高大，他的性格活躍，他的五官鮮明，粗曠，和令人不快，他的聲音可震撼大廳的穹頂，他曾是人民心中公認的道德代言人」——前律師丹東最終死於不道德的罪名之下

親愛的讀者，如果您真正熱愛這片土地，那麼不如從尊重法律的權威做起，少談點道德，多講點法治，一步步改善當前的現實，使之成為一個尊重契約、許可權分明、不做蠢事的國家。這或許不是一個讓人完全滿意的選擇，但卻絕不會是一個讓人悔恨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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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於歡的先生命運，交給法律裁決就好，聊城的案件，不幸的不僅僅是於歡一家——與其他事情一樣，當輿論的焦點聚於某一個瞬間時，就很難不出現偏頗，這就是為何法律的威嚴更為重要。（我極其同情於歡，但我更尊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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