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

上古時期：輝煌的南方文明

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個傳統的觀念，就是所謂的「中原文明一元論」。古時候的「中國」只指位於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當時的華夏民族認為這裡是四方的中間，所以才有「中華」的說法。孔子修《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除華夏正統之外，周圍的民族都被冠以西戎、東夷、北狄、南蠻的蔑稱。

浙江在古時候就屬於「南蠻之地」，在春秋戰國時期主要屬於越國，有一小部分屬於吳國。不過，近年來考古工作者一再地在浙江這塊土地上獲得令人震驚的發現，讓我們對「南蠻」刮目相看。

1936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杭州市郊發現了良渚文化遺址，1959年，良渚文明正式命名。良渚時期的玉器符號，已具備單個原始文字的性質，且在不同地點通用；而良渚時期的陶器符號，已達到記載簡單語句的程度。輝煌的「良渚文化」，讓我們看到了浙江從5000多年前就已經具備的南方文明特質，良渚高度發展的玉文化正是浙江溫潤如玉的氣質的絕佳體現。

1973年，浙江餘姚發現了一個世界文明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姆渡。

1974年，杭州建德的烏龜洞里發現了一顆古人類牙齒的化石，證明早在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已有人類在今天的浙江繁衍生息。浙江「建德人」比北京「山頂洞人」要早3萬多年。

1977年秋天，考古工作者在河姆渡進行了大規模的發掘，出土文物近7000件，發現了大量的人工栽培水稻、大片的木構建築遺迹和豐富的動植物遺存。大面積的稻穀堆積層，以及出土的代表性的農具——骨耜，意味著早在7000年前，浙江的先民們已經種植水稻了，這是長江文明的重要標誌。河姆渡文化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改寫了歷史教科書中長江文明的分量，並向世人宣告：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樣，都是中華民族的偉大搖籃。

2001年，浙江杭州蕭山「跨湖橋」新石器時代遺址被發現，併入選「全國十大考古發現」，浙江的文明史提前至8000年前。

從5萬年前的「建德人」，到8000年前的跨湖橋文化、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再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浙江在遠古的文明史不可謂不輝煌。然後就是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了。

古人云：「古有三聖，越兼二焉。」所謂的「三聖」，就是堯、舜、禹這三位上古的明君。其中，傳說舜姓姚，號有虞氏，浙江餘姚、上虞的地名，就是從舜的名字來的；夏舜晚年，曾到東南一帶來巡視，並且在會稽開部落首領大會，論功行賞。大禹死在浙江，也葬在浙江。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千車萬騎，從咸陽（今長安）出發，直到大越，「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秦始皇此舉開了皇帝祭大禹的先例，而司馬遷也在他的三次漫遊中，「登會稽，探禹穴」，來採集上古的史料。

大禹的第五代後裔少康，就是夏後帝，封他的小兒子余罕到會稽，建立了一個叫「于越」的國家。當時這個國家很小，主要任務就是「奉守禹之祀」。一直到越王勾踐的父親允常手裡，越國國力才漸漸的強盛起來。

歷史上，關於「春秋五霸」是誰，不止一種說法。在其中一個版本中，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都榜上有名，吳越爭霸的歷史留下了一段循環的復仇故事。

當時越國趁吳國出兵楚國時，偷襲吳國的都城姑蘇，大獲成功，從此脫離了吳國的轄制，吳越兩國反目成仇。10年後，吳王闔閭趁著越王勾踐剛剛繼位，前來複仇。這一仗吳國一敗塗地，吳王闔閭也受了傷，臨終前把復仇大業交給了兒子夫差。吳王闔閭死後兩年，夫差就大敗越國。當時伍子胥力主滅掉越國，但夫差聽信讒言，賜伍子胥自刎謝罪。伍子胥臨死前要人在他死後把他的眼睛掛在姑蘇城的東門上，他要親眼看著越國人是怎樣攻進國門的。

因越國答應稱臣的條件，而且勾踐夫婦吳宮做奴隸，夫差沒有消滅越國。勾踐入吳後給夫差當了3年的馬夫。公元前491年，夫差親自將勾踐送上馬車，為勾踐駕馬車的是越國的范蠡。在勾踐淪為吳王馬夫的3年里，他一直陪在勾踐的身邊。

接下去，就上演了歷史上著名的「卧薪嘗膽」的故事。勾踐為了不讓安逸的生活消磨復仇的意志，睡在柴草上，樑上懸著苦膽，每天吃飯和睡覺前都要先舔一下。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終於國富兵強了。最後越王勾踐於前473年消滅北面的強國吳國，重建了越國，進而吞併吳國，後並遷都琅琊。越王這種揚眉吐氣的日子也沒過多久，3年後，越王勾踐也死了。

吳越爭霸這個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只有范蠡得以全身而退，亡一國興一國，民間財神的原型，美女西施相伴，真正的人生贏家啊。。

由於受到楚國持續打擊，勾踐的子孫越王朱勾被迫把國都遷回到吳國滅亡時的首都——蘇州，此後四代越王都以蘇州為都，直到楚國佔領蘇州。前333年越王效法列國征伐中原，於是發兵向北攻打齊國，向西攻打楚國，與中原各國爭勝。齊威王使說客成功說服越國不打齊國轉攻楚國，遭到楚威王的軍隊反擊，越國大敗，無疆被殺，越國由盛轉衰。公元前306年，楚國佔領越國國都蘇州，在浙西設立江東郡，越國退往錢塘江以東固守。越國從此分分東越、閩越、南海越三個國家，直到秦始皇統一東方六國前，諸侯國不能制服三越。在越國和吳國長期的交往中，並且由於越國最終吞滅吳國，並統治達167年之久，越和吳的文化逐漸由異趨同，融為一體。

秦漢至三國

秦國滅楚國以後，旋即進入兩浙，「降越君，置會稽郡」，兩浙成為秦會稽郡的一部分，郡治在吳、越兩國故都吳縣（今蘇州）。秦二世元年（前209），天下反秦。流亡江南的原楚國淮北貴族項羽在蘇州襲殺秦會稽郡太守，率領8000江東子弟起兵。劉邦建立漢朝後，兩浙仍置會稽郡。浙江東南部的東甌國在吳王劉濞叛亂以後被閩越國滅亡，後來也屬會稽郡管轄。東漢永建四年(129年)，會稽郡治所遷往山陰（今紹興），蘇州成為新設的吳郡治所。

漢末天下大亂，魏蜀吳三國鼎立。吳國佔據了長江中下游的江東地區，又稱東吳；因為是孫氏父子創立的政權，又叫孫吳。史書上提到孫權以及他的父親孫堅、哥哥孫策，都說他們是「吳郡富春人」，富春就是今天浙江杭州的富陽。孫權從富陽走出去，開創了東吳帝國，成為威震一方的東吳大帝，連曹操也曾感嘆：「生子當如孫仲謀！」不過孫權並沒有把浙江當成帝國的中心，他建都建康，就是現在江蘇的南京。期間吳國向浙江西部和皖南等山地仍為山越部落進行征撫，並且大事屯田，以增強國力。直至280年，吳降晉。

東晉：永嘉南渡

真正對浙江產生重大影響的是東晉的永嘉南渡。西晉末年，中原經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八王之亂」，八王混戰，導致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胡人大部落趁機反對西晉政權，史稱「五胡亂華」，黃河流域陷入了大混亂。於是相對平靜的長江流域湧來了大批避難的中原士族和百姓。長江天塹阻隔了戰火的蔓延，飽受戰亂之苦的人們在江南安頓下來。永嘉四年（310），西晉首都洛陽被攻陷，中國歷史上一次重要的民族大遷移達到高峰，這就是著名的永嘉南渡。

唐代詩人劉禹錫的《烏衣巷》一詩中說：「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裡的「舊時王謝」就是指當時的兩個門閥士族——琅玡王家和陳郡謝家。永嘉南渡後，琅玡王家和陳郡謝家都來到浙江，成為浙東最大的土地與財富的所有者。

琅玡王家，我們最熟悉就是「書聖」王羲之了，他的堂伯父王導是東晉的開國元勛。西晉滅亡的第二年，也就是318年，王導等人擁戴司馬睿為帝，重建晉政權於建康，史稱東晉。司馬睿為晉元帝。晉政權之所以能立足江東，並得以延續，全賴王導的輔佐，所以晉元帝拜王導為丞相，號稱元帝仲父。

「風流宰相」謝安是陳郡謝家的人，與琅玡王家相比，謝家屬於「新出門戶」，謝安出山的時候，王導已經去世20多年了。永嘉南渡後，名士在會稽搞起了很多「田墅」——一種有山有水、自給自足的莊園形態。謝安選擇上虞的東山作為他的田墅，有將近20年的時間沒有出仕，時稱「謝東山」。在謝安41歲那年，其弟謝萬出陣未戰而潰，有損國威，被廢為平民。謝安為振門閥，才轉思仕進。他結束東山高卧的生活，住進烏衣巷，成了東晉也是中國歷史上一流的政治家，「東山再起」的典故就出自這裡。

謝安隱居東山時，引來了王羲之等眾多名士，「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東山一時群賢畢至，「東山雅聚」也為歷史文人所稱道。「永和九年」，王羲之在紹興蘭亭發起了那場著名的文壇雅集，謝安也在場。「蘭亭雅集」兩年後，王羲之帶著家人和他最喜歡的白鵝歸隱浙江嵊州的金庭，寄情山水，安度晚年，最後葬在這裡。

當時南移浙江的人口主要集中在會稽郡，《晉書.諸葛恢轉》說：「今之會稽，昔之關中。」可見會稽在當時的地位。東晉士人關心的似乎都是宇宙人生的大問題，還有就是享受山水和文學之美。浙江今天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文化大省，應該說基礎是在永嘉南渡後打下的。永嘉南渡後，南方的經濟實力第一次可以向北方挑戰了，浙江也成了經濟大省。正式從東晉永嘉南渡開始，中華大地上南北人民逐漸融為一體。

隋代：京杭大運河的開通

公元589年，在陳為隋所並後，浙江再次進入中原王朝統治時期。上面我們講到的歷史，主要發生在會稽，就是今天的紹興。紹興市浙江最老牌的歷史名城，至於杭州，則是一個「後起之秀」。

杭州是一個「滄海桑田」的地方，直到秦漢時期，這裡還是處於一片汪洋之中。據說，杭州的「杭」字，是因為「禹末年，巡會稽至此，舍航登陸，乃名杭，始見於文字」。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杭州是會稽郡里一個小小的縣治，叫錢唐縣。會稽郡管轄著春秋時期屬於吳國和越國的地域。吳國的中心是姑蘇，越國的中心是會稽，杭州被夾在中間，地位不尷不尬。到了南朝陳禎明元年，杭州終於從縣治升級為郡治，叫錢唐郡（唐朝時因避諱改成「錢塘」）。從此杭州一路攀升，直到一躍成為南宋國都，躋身中國「六大古都」的行列。

隋代開皇九年（589），錢塘郡改為杭州，兩年後依鳳凰山築城，周長才「三十六里九十步」，這就是最早的杭州城。杭州的發展，得益於京杭大運河的開通。

幾乎所有的古代歷史學家都譴責隋煬帝，為了自己的享樂，不惜勞民傷財地開鑿京杭大運河。京杭大運河開通以後，隋煬帝確實曾經三下江都巡遊。但要說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純粹是為了個人享樂，未免有失公允。作為一個疆域廣大的帝國，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經濟重心卻是在南方。開鑿人工運河溝通南北的物質和經濟，就當是的條件來說，無疑是最經濟、最有效率的方法。大運河除了漕運，在調集軍隊和運輸物資方面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另外，京杭大運河把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和海河五大水系連接成了一個整體。對浙江來說，大運河的開通使浙江得以和帝國的心臟相連，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隨之，杭州迅速發展成一個「珍異所聚」、「商賈並輳」的商業城市。到了唐代，杭州日益繁榮，中唐時人口已達20萬~30萬，在全國城市中排行第19位，稅收佔全國的1/24。從此杭州便以「咽喉吳越，勢雄江淮」的氣勢成為「東南名郡」。

五代：吳越國

唐朝滅亡以後，中國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北方先後出現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五個朝代，歷史上被稱為「五代」。南方和河東地區則先後出現了十個較大的割據政權，歷史上被稱為「十國」。錢鏐的吳越國，就是「十國」之一。

錢鏐是臨安人，原來是一個私鹽販子，與黃巢起義軍作戰時嶄露頭角，從此一路高升，當上了地方軍政長官節度使。公園902年，他被封為越王；兩年之後，又被封為吳王；又過了三年，被封為吳越王。自從朱溫在北方建立後梁，天下亂得更加無法收拾，錢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割據一方，做了吳越國王。

吳越國大致包含了今天浙江的全部，以及蘇南和閩北的一部分，分為14個州。錢鏐是一個頭腦非常清醒的人，他一心一意的經營起者「十四州」的膏腴之地，並且向北方中原政權稱臣，與周圍的割據勢力抗衡。浙江本來就富裕，用財富換取和平，對一個小國來說，可以說是失小得大。在五代十國這樣一個干戈不息的時代，只有吳越國平安無事，這對浙江經濟的發展和百姓的安寧無疑是非常有利的。現在杭州錢王祠上有一副楹聯，說「世方喋血以事干戈，我且閉關而修蠶織。」意思是說，別人愛怎麼打仗，那是他們的事兒，我們關起門來好好的抓經濟建設。吳越國的經濟建設卓有成效，蘇東坡在《錢氏表忠觀碑》一文中說：「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

杭州得以躋身「六大古都」，是從錢鏐將它作為吳越國國都開始的，杭州也正是在吳越國時期一躍而起，進入了中國第一流城市之列。俗話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州自春秋時期就是吳國的首都，到唐代已相當繁榮，而杭州這個後起之秀，正是從五代吳越國開始，得以與蘇州相提並論。

錢俶是吳越國最後一個國王。公元978年，錢俶把整個國家獻給宋王朝，這種做法在歷史上被稱為「納土歸宋」。中國的統一是大勢所趨，錢俶再次表現出他祖父錢鏐的理性，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

宋室南渡

北宋時期，浙江富甲東南，經濟在全國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蘇東坡、王安石、范仲淹等都先後來到浙江做地方官，不僅政績斐然，也帶動了浙江文化的發展，確立了浙江的文化格調。經濟的富庶和文化的繁榮孕育了《夢溪筆談》這樣的巨著，浙江造船、制瓷、紡織、造紙、印刷等手工業繁盛一時。杭州在北宋時期超過了蘇州和越州（今紹興），成為當之無愧的「東南第一周」，杭州被稱為「天堂」的時代就此開始。

靖康二年（1127），金兵的鐵蹄踏破了北宋的都城汴京（今開封），宋欽宗和太上皇宋徽宗雙雙成了金人的俘虜，這就是歷史上註定的「靖康之恥」。

山河破碎、風雨飄搖，宋高宗趙構登位，然後就是「巡幸江南」，其實是倉皇逃亡。宋高宗在南京和紹興之間來回折騰了十來年，最後把杭州升為臨安府，定都臨安。他在鳳凰山一帶營造皇宮禁苑，沉醉於杭州美妙的湖山之中。

宋高宗逃到江南時，把年號改成了「紹興」，同時把越州升級為紹興府。這就是紹興現在地名的由來。「紹」是繼承的意思，「興」是復興的意思。其實「紹興」只是說說而已。歷史學家對南宋朝廷的做法有一個很形象的說法——偏安一隅。

其實當時文有李綱，武有宗澤，後來又有岳飛和韓世忠，南宋完全有實力去與金人大戰一場。歷史學家說，宋代有四大痼疾：冗官、冗兵、積貧、積弱。但要說宋朝弱，金國的國力也強不到哪兒去。關鍵在於人心的敗壞，趙高宗除了沉溺於享樂，還另外存著私心：如果把金兵打敗了，收復了中原，被金擄走的徽宗和欽宗也隨之回來，那自己的地位也將不保。所以，南宋的歷史是主戰派和議和派不斷鬥爭的歷史。

但南宋並不缺乏熱血與忠魂。1140年，金兀朮大兵壓下，宋高宗起用岳飛和韓世忠等幹將迎戰，不久，韓世忠收復汝州；岳飛則在河南郾城與金兵大會戰，大破金兵，取得了著名的「郾城大捷」。抗金形勢一片大好，直搗金兵的老巢黃龍府指日可待，於是岳飛上書要求宋高宗命令各路大軍北上，齊心收復失地。然而，宋高宗在秦檜的慫恿下，竟然堅持停戰求和，要岳飛撤軍。這是中國歷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歷史事件之一。宋高宗讓秦檜一天之內連發了十二道金牌，勒令岳飛退兵。可憐令金兵聞風喪膽的一代名將岳飛，只能仰天長嘆：「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岳飛被召回後，馬上被解除兵權，被秦檜等人以「謀反」的罪名逮捕入獄。1142年，岳飛因「莫須有」的罪名，在杭州風波亭被殺害。

南宋的國土只有北宋的2/3，財政收入卻遠遠超過北宋。在南宋長達150年的統治時間裡，杭州作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成為當時世界第一大都市，極度繁華。據《咸淳臨安志》《夢梁錄》等書記載，當時杭州的戶口蕃息達30多萬家，人口超過124萬，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口超過百萬的大都市。從南宋開始，杭州成了一個典型的消費型城市，西湖被喚作「銷金鍋」，浙江則成了《紅樓夢》里所說的「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

元朝時訪華的馬可波羅對這裡的繁榮與美麗感到驚訝，稱這裡是世界上最美麗華貴的天城。但馬可波羅是否來過中國南方仍然存疑。

明朝：抗倭與抗清

經過一千多年的預備，在明代進入了「全國化」的格局，成為向全國各地及中央輸出人才的大省。明初，就有四個浙江的讀書人幫助朱元璋奪得天下，他們是大名鼎鼎的劉伯溫、宋濂、章溢和葉琛，被稱為「浙東四先生」。

明朝建文四年（1402），朱棣打著「清君側」的旗號，發起了「靖難之役」。他自北平起兵南下時，軍師姚廣孝囑咐他在攻下南京後，一定不要殺方孝孺，「殺孝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倔強的浙江台州人方孝孺最終還是被朱棣滅了十族，但是浙江卻沒有因此絕了讀書種子。明朝300年歷史中，有不少奇士高人從浙江讀書人中橫空出世，其中不乏「國士」一級的人物，如「兩袖清風」的于謙和「知行合一」的王守仁（王陽明）。從這些鐵肩擔道義、獨臂挽狂瀾的浙江讀書人身上，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上天對浙江這片土地的特別眷顧。

于謙和王陽明都是典型的「走出去」的浙江人，于謙最大的勛業，是「北京保衛戰」，而對王陽明以及中國思想史都極為重要的「龍場悟道」，則發生在遙遠的貴州。明代發生在浙江的重頭戲，當屬抗倭和抗清。

浙江自古以來就是海防前線，特別是元末明初，倭寇在我國東南沿海肆虐，浙東一帶尤為慘烈。當時胡宗憲任浙江總督，全面統領浙江乃至整個東南的抗倭鬥爭。除軍事打擊之外，胡宗憲在外交上對倭寇實施了一些列神乎其技的連環計，這些計謀大多出於一個絕頂聰明的奇人——號稱「天下第一幕僚」、「東南第一軍師」的紹興人徐渭（字文長，號青藤）。此人名聲極大，被人稱為「明代三大才子」之一，與楊慎、解縉齊名。與此同時，明朝軍隊中也湧現出了抗倭名將戚繼光，因肅清倭寇被推崇為名族英雄，而戚家軍更是倭寇的終結者。

明末清初，江南失守，浙東義旗四齣，各地都有人起兵抗清。又有一個浙江的讀書人在危亡之際挺身而出，他本來是浙江鄞縣一個著名的學者，在明朝滅亡後變賣家產，組織義軍，開始了他後半生的戎馬生涯。他就是張煌言，也叫張蒼水。在長達19年的抗清生涯中，張蒼水出生入死，轉戰千里，戰功顯赫。康熙三年（1664）八月，張蒼水因叛徒出賣，落入敵手，在杭州弼教坊英勇就義。臨行前，張蒼水喝下訣別酒，最後望了一眼杭州的山水，平靜地說了一聲：「好山色！」然後「坐而受刃」，從容就義，為明朝的浙江歷史畫上了一個悲壯的近乎完美的句號。

清朝

清兵入浙後，於康熙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為浙江省，軍事上由閩浙總督節制。由於浙江曾積極抵抗清兵，滿清對江南文人採取高壓政策，野蠻的文字獄、明史案即發生於浙江，在浙江一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呂留良開棺戮屍、捕殺曾靜等事件。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7月5日，英軍炮轟定海城，鴉片戰爭正式爆發。翌日城陷，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率軍抵抗後陣亡。根據戰後簽訂的中英江寧條約，寧波成為最早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1861年，太平軍從江西進入浙江省，作為當時中國的官員和紳士的主要來源地，江浙地區對於儒教的信仰致使民團不斷與太平軍作戰，以致浙江受太平天國戰爭所害人口損失過半，西部的湖州、杭州兩府各縣尤甚，武康、孝豐、安吉3縣更損失人口在96%以上。戰爭也導致大批江浙人士進入上海的外國租借避難，對上海的開發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戰爭後期，尾隨太平軍入浙的湘軍，在平定太平天國後勢力在浙江迅速擴張，1861年後的多任浙江巡撫均由湘軍把持，一改過去進士出身的文人出任巡撫的傳統。直到葛畢氏案發生後，湘軍的力量才大為削弱。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浙江省參與東南互保，免受戰爭侵擾。

中華民國時期

辛亥革命爆發後，浙江於1911年11月宣告獨立。1916年4月12日浙江省加入反袁護國運動而宣布獨立，但由於局勢動蕩，1917年1月，北洋政府任命楊善德帶兵來杭任浙江督軍，齊耀珊任浙江省長，浙人治浙時代結束。楊善德就任浙江督軍後，浙江省被正式納入皖系軍閥勢力範圍。楊去世後，盧永祥接任浙江督軍。因當時的江蘇省為直系軍閥統治，所以浙江督軍節制同屬皖系的上海地區，導致後來江浙戰爭爆發。歷時個多月的戰爭結束，直系獲勝。直系的孫傳芳任督軍，直至1927年2月底，北伐軍佔領浙江全境，7月27日浙江省政府正式成立。

抗日戰爭期間，浙江是戰爭的主戰場之一，屬於第三戰區。北部的嘉興、吳興、長興等地是前期淞滬會戰的主要戰場之一。至年底，杭州以北平原地區全面失守。為阻緩日軍行動，國民政府對浙江實行焦土政策，形成中日隔錢塘江對峙的浙江正面戰場。浙江淪陷後，先被編入日軍的傀儡政權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到1940年再被編入汪偽政權。至8月28日松陽，麗水相繼克複，省軍政機關、部隊陸續回遷，會集雲和。從此雲和成為浙江省臨時省會直至杭州光復。1945年9月4日第3戰區參謀長張世希與駐杭州的日軍第133師團參謀長樋澤一治在富陽宋殿村（今屬杭州市富陽區銀湖街道）舉行洽降會談，浙江光復。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共4個兵團10個軍分兵數路進入浙江作戰。5月，溫州、杭州、寧波等浙江大陸各城相繼易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浙江省政府遷至舟山，繼續有效統治浙江沿海諸島。1950年5月，浙江省政府等駐舟山各機構及中華民國國軍共12.5萬人及當地民眾約2萬人撤退台灣，省政府因之撤銷。隨後解放軍陸續接管舟山群島各島。國民政府棄守舟山後，仍保有浙江東南的大陳列島（台州列島）、一江山等島而由國民政府控制。1955年1月2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陷一江山島，國民政府見大勢已去，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將大陳島上的軍隊和居民全部撤退至台灣，隨後更撤離南麂。浙江省至此全境易手。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從明朝到今天，浙江一直是一個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文採風流之地。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幹將中，浙籍人士幾乎佔了半壁江山，與此同時，浙江也輸出了蔣介石，以及像蔣百里（錢學森的岳父）這樣的近代軍事史上的傳奇人物。 國共政權交替後，如其他各省一樣，浙江也經歷了歷次政治運動，原來發達的商業文明因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而沉寂。直到改革開放以後，浙江才恢復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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