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P：玩遊戲看懂世界貿易變局

初玩者都期望能一次拉攏足夠多的國家，共同商定一個一攬子貿易協定，但你很快會發現這很難。尤為嚴重的是，這裡還存在著很多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分殊和地緣政治的影響。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正式宣布了他上任後將退出TPP的意向。儘管兩黨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都多少表示了對這個新貿易協定的「不待見」，這一宣示仍然引發不少輿論震蕩。

我是個戰略遊戲愛好者。戰略遊戲，多半免不了「地命海心」之嫌，搞得似乎天下大勢操控在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不過，閑暇的時候，打幾盤遊戲，從中管窺這個複雜多變的世界，也不失為一種有益的理解視角。

一

最近一年，常玩的一款戰略類遊戲是《SuperPower2》（超級大國2），遊戲的主要內容大概就是「治國理政」吧。這其中，也涉及到貿易協定的反覆拉鋸。

在自定義狀態下，遊戲的起始時間設定在本世紀之初，2001年1月1日。彼時，中國正處於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持續經濟衰退的谷底。遊戲的數據設定充分反映了這一狀態：利率趨近於零但經濟增長仍然乏力、失業率高企、貪腐高發、通貨緊縮。

遊戲中可以觀測到的宏觀經濟數據包括通脹率、GDP增長率、人均GDP、各大類產品的產量和貿易額，可以調控的變數包括利率、總稅率、個稅率和分類產品稅率，此外，還包括人口控制、政治體制改革等定性層面的政策工具。

如果遊戲的亮點僅止於這些內政要素，那它與真實的開放經濟環境還是相距甚遠。難能可貴的是，它還真的設計了一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的外交、外貿政策體系，玩家可以通過不同的外事活動來達成雙邊或多邊的政治、軍事、社會或經濟協定。

遊戲中對於條約的分類，在經濟和社會領域大致有幾種類型：社會發展協作、經濟援助、承擔外債、經濟夥伴、共同市場。

前面三種大體上是承擔義務多於享受權利的，旨在邀買人心，是從陌生關係逐漸改善、走向熱絡的必由之路。但要達到「全天候」，必須向後兩種晉級。

經濟夥伴大概相當於現實中的各種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起先，這種partner的關係比較金貴，後來越搞越多，也就失去了意義，沒有了價值。再後來，發現對方國家還可以人走茶涼、人亡政息，前一任總統剛宣布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後來者走馬上任就可以宣布廢止，或者用諸如競爭性夥伴關係、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不對抗不衝突的新型大國關係之類替代，實際上是對雙方經濟夥伴關係降級的共同確認。在遊戲中，經濟夥伴條約的效用，在於使所有簽約成員國的資源生產得到加成，而生產力較高一方獲得的產出加成（在數據上表現為GDP增長）要高於生產力較低的一方。這意味著，經濟夥伴關係的主要目的是促進經濟增長。

共同市場是經濟外交的最高級形式，相當於現實中的自由貿易區協定。遊戲中的設定是，簽署共同市場的各成員國之間將分享其資源，在正常交易前，優先滿足其國內需求。如果仍然存在過剩或缺額，資源將優先與共同市場內其他成員分享，通過正常貿易進行調劑。這意味著，共同市場關係的主要目的是促進要素在共同體內部的自由流動，以此不僅實現「保增長」，更重要的是擺平國內各生產者、消費者集團訴求，實現保民生、保就業，達成某種分配效果。

遊戲的設定是，可以單獨拉攏一個國家簽約，這就是雙邊協定；也可以夥同一大批國家（上限是全部國家）共同簽約，這就是多邊協定。初玩者都期望能一次拉攏足夠多的國家，共同商定一個一攬子貿易協定，但你很快會發現這有著相當的難度。

尤為嚴重的是，這裡還存在著很多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分殊和地緣政治的影響，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共同體的認同範圍。比如，根據遊戲的設定，當你試圖把印度、巴基斯坦同時拉進一個共同市場多邊協定框架中時，最終的效果就是，他們的態度都是「有他沒我，有我沒他」，雙雙退出。再比如，當你同時把朝鮮與日、韓兩國的任何一個拉進一個亞洲自貿區協定，三個國家也都會選擇退出。但是當你分別與這些國家簽訂雙邊共同市場時（前提是雙邊關係確實發展到這種水到渠成的高水平），你可能會分別獲得成功。

此外，很多社會政策和很多政治制度的差異，也會影響到雙邊經濟關係的發展。比如，是否實施人口強制控制政策，其出發點往往是人口規模過大拖累了人均GDP的數據；是否允許使用童工，其原因往往是勞動年齡人口不足；是否允許同性戀婚姻和是否允許墮胎，這兩項的經濟效果往往是降低人口自然增長率；是否實施了國家緊急狀態，這意味著選舉遙遙無期；是否是同一類型的民主和選舉制度；等等。基本來說，相同和相近類型的國家達成協定的概率更大。

組織規模越大，內部點對點關係越多、越複雜，達成全體一致的可能性越低，這是一個非常淺顯的排列組合問題。此時，撇開世界人民大團結的烏托邦，拉幫結夥、三五成群地搞一些小圈子、小共同體，就成為一種既可欲、又可行的方案。

既然大規模多邊協定的達成是如此困難，那麼遊戲中一個聰明的辦法就是根據「二八法則」，抓主要矛盾，優先與域內主要大國搞好關係，逐一升級到簽署共同市場條約（自貿區協定），在此基礎上適時推進區域政治經濟一體化進程。

如果很不幸，域內主要大國的關係都搞得很僵，那只有退而求其次，在兩個層面上尋求外圍突破。一個辦法是見縫插針、交叉交友、遠交近攻、建小圈子布點，儘可能多地與域外國家建立廣泛的經濟關聯。遊戲中的非洲、拉美的大部和中東的部分國家，就具有這種備胎性質，只要前期肯於砸錢，慢慢總有機會升級到共同市場。

另一個辦法是自力更生、擴大本國產出、增加其可貿易性，提高本國貿易量在世界貿易總盤子中的份額，讓世界更需要你，更離不開你。這樣做是有代價的，這種增長癖的結果並不必然帶來人均國民收入的增加，相反的風險卻始終存在，即這種量本國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發展模式，可能因大量消耗本國資源以至於竭澤而漁到不可持續的境地。

總之，繞開整個世界另起爐灶，是一條艱苦且存在巨大不確定性的道路。

在這個遊戲中，你可以選擇全世界193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當然，選擇大國與選擇小國，發展的策略是不同的。

選擇大國的好處是，有一個龐大的內部市場、旺盛的增長潛力和優越的資源稟賦。大國的弱點也相當明顯，因為「人口多、底子薄」，基數較大、轉型緩慢、貧富分化問題時不時會凸現出來，如果初始外部環境再不好的話，很難扭轉赤字財政的局面，影響社會穩定和政治合法性。因而玩家也會有很強烈的衝動進行「國有化」或「社會主義改造」，因為當你逐個行業點選或者挑選戰略性行業選擇直接國營的話，根據遊戲的設定，投資驅動的產量加成，其投入產出比要比私營划算。這樣，實現同樣的市場佔有率目標，至少在開始的時候，國營的效率就比較高。在此基礎上再抽取高額資源稅，縮小赤字的速度就比較快。但是長期大規模的國有國營，不可持續，也沒有活力。所以有一個逐步從國有國營轉向私有私營、從資源稅為主轉向個人所得稅和財產稅為主的過程。

選擇小國的好處在於船小好調頭，很快可以實現產出翻番，在人均數據上的表現也會迅速跳脫中等收入陷阱，但局限在於增長後勁不足、市場空間較小、而且暴富之後很容易進入長時期的滯漲狀態。而且玩家以舉國模式扶持本國特定產業、走出口創匯道路時，對於小國而言，其比較優勢的甄別必須十分精準和慎重，否則實現市場佔有率目標所需的投入是沒底的，畢竟規模太小了。在這裡，我們且不去談產業政策的有效性，一旦選擇出錯，對於小國財政而言，絕對是毀滅性的打擊。

二

以上所描述的，只是這款遊戲的冰山一角，實際上它幾乎涵括了全世界範圍內任意國家的治黨治國治軍、內政外交國防、改革發展穩定的方方面面。遊戲之餘，觀照現實世界經濟與政治，琢磨怎樣搞好綜合平衡、實現科學發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也會咸吃蘿蔔淡操心地偶得一些啟發。

2015年10月6日，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達成。消息傳來，舉國驚駭。一旦最終達成，則一個將中國排除在外，覆蓋全球經濟體量40%的巨大經濟圈就將悄然浮出水面。這巨型怪獸差不多是現實版的《環太平洋》。

其實，2001年，中國這頭「大象」蹦進了世貿組織這潭死水，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未嘗沒有過這種驚惶、局促和無奈的感覺。這十餘年來，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八年，是中國利用世貿組織的便利迅速崛起，同時也是與其他國家貿易糾紛齟齬不絕、痛並快樂著的一段時光。

自那之後，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世貿組織的舊船票卻越來越難登上世界貿易的新諾亞方舟。

世貿組織的一項根本規則，就是全體協商一致原則，但凡要制定一項新規則，或者廢除一項舊規則，都必須得到160多個成員國的一致同意。實際上，除非是經由全球貿易談判回合，否則國際貿易規則罕有修訂，兩次修訂的時間間隔往往要長達十年以上。肯尼迪回合在1967年完成，東京回合已經是1979年結束，烏拉圭回合是1994年閉幕，至於多哈回合從2001年（也就是中國入世當年）啟動到現在還毫無結果。

當成員國之間發生貿易糾紛時，世貿組織充當仲裁人的角色。在貿易訴訟中敗訴的一方，有義務按照規定修改本國法律或慣例。但這一點，在常常發生貿易衝突的大國之間，其實並不那麼容易得到遵守。作為被告一方的政府可能接受世貿組織的裁決而做出妥協，也可能不採取任何行動。如果是後者，此時世貿組織無奈地攤手表示，我已經儘力了，你們各就各位，自己解決吧。球被踢了回來，此時原告就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報復，貿易戰開始了。在一旁觀戰的世貿組織另有一套制度，規定了通過貿易壁壘進行報復所造成的損害，應該被控制在何種程度之內。總之，這些約束，都是彈性極大的、富有選擇性的。

這就是當前的世貿組織存在的一個嚴重失衡：軟約束的爭端解決機制、低效率的貿易立法進程。

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中國人上一次絞盡腦汁、黑髮人熬成白髮人歷盡艱辛達成的談判成果還沒捂熱多久，TPP就不期而至，著實悲催得很。

美國是以貿易立國的，貿易不僅是經濟，更是政治。1787年憲法按照三權分立原則組成了聯邦政府。憲法規定國會和總統分享貿易政策決策權，貿易立法權賦予國會，對外談判權賦予總統，對外締約權則有國會和總統共享。具體來說，眾院負責商業政策，有權設置關稅，參院則以同意權的方式參知政事。

美國憲法沒有給任何政黨設定權力，但兩黨政治興起後，政黨通過選舉成為多數黨，進而通過嚴格的政黨紀律統一步調共同行動，隨即奪取各專門委員會的控制權，貿易政策逐漸演變為帶有一定政黨色彩的政治博弈。上世紀90年代後，民主共和兩黨在貿易政策上基本都向貿易保護主義退步。勞工標準和環保政策納入貿易談判議程，實際上成為兩黨默契推動的一項共同事業。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加緊了另立新規的步伐。TPP的三項核心約束背後，都有這種考慮。勞工標準和環保標準的客觀效果，是增加貿易對立方的生產成本，進而限制其產品出口。提高服務的可貿易性並擴大服貿出口，旨在以此增加美方出口項，改善貿易赤字狀況。制定嚴格的知識產權標準，有利於加強美方技術優勢。

從美方邀請參與TPP的一些國家來看，多集中在亞太，而中國的十大貿易夥伴中有八個來自這一區域。中國當然不宜插標賣首，簡單地將之視為一個專門針對中國的經濟組織。相比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對TPP規則的異議以及在多哈回合談判框架內對美國的反對，甚至還要遠甚於悶聲發財的中國。應當說，美國固然有借TPP表達對中美貿易關係的不滿，但更主要的還是對現有WTO架構和多哈回合談判陷入僵局、至少是無法貫徹美方意圖的一種不滿。

換個角度說，中國也確實到了要認真評估和反思現行世貿組織規則對於本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綜合影響的時刻。積極影響無可懷疑：融入世界，大國的規模效應得到充分發揮，外部市場准入條件廣泛改善；推動國內法律體系的重新清理修訂，出台了《物權法》等一批標誌性的市場經濟法規；國內相關產業基本經受住國際競爭的考驗，加快了產業結構調整轉型的步伐（農業、汽車製造業、金融業）。消極影響也不容小覷：深陷外國低端產品市場依賴的陷阱（產業鏈末端）；深陷低工資、低人權、高國際競爭力的陷阱（「資本文明化趨勢」問題）；深陷外國直接投資依賴的陷阱（招商引資）；深陷技術依賴的陷阱（模仿、山寨，創新乏力）；深陷本國資源廉價出口的陷阱（環境、能源作價問題）。

這裡尤其需要說一說創新的問題。熊彼特有一個創造性毀滅的說法。創新，總是蘊含著無數的試錯和失敗。創新成果的市場化、產業化，需要獲得足以抵補之前的摸索和失敗所付出巨大代價的收入補償，這一定體現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相應的定價機制上。所以我們在現實中很常見到的，是一種階梯性的新產品定價模式。打個比方，當蘋果一代出廠時，定價為兩個腎的價格，這時會有一批土豪殺進場來砸錢購買；當蘋果一代賣不動的時候，獲得的銷售利潤已經支撐其研製出蘋果二代，進而，蘋果二代定價為兩個腎，蘋果一代降價為一個腎，並開始走入尋常百姓家。如是往複。

這種局面是在中國沒有進場的前提下達成的。當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以舉國模式山寨和模仿的時候，它不僅會影響自身，也會攪得全世界周天寒徹。所以，當中國的山寨商很快山寨出蘋果產品並遠銷非洲等欠發達國家，美國的蘋果再也無法泰然自若地高位定價了。長此以往，直至創新者獲得的補償不足以抵補創新者研發的投入，創新的源頭活水也就趨於枯竭。這就是為什麼大國需要創新，至少大國不能山寨的外部性原因。

一方面，特朗普對TPP說不，共和黨掌控的兩院也推遲和停擺了對TPP的審議。另一方面，日本國會通過了TPP，紐西蘭、新加坡等國家也表現得十分熱情。「挑頭的」突然擺出了冷屁股，參與的卻熱情不改。這說明了什麼？說明「群眾基礎」還在，對現狀的不滿還在，另起爐灶的需求還在。對於外圍吃瓜者來說，目前這種局面，值得慶幸嗎？恐怕還不能盲目樂觀。

這一年來亞太十幾個國家的這種「異動」，本身就有重大的敲山震虎之意。它至少顯示了對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的不滿，在現有規則之外搶佔了高地，樹立了標杆。反過來，可以據此倒逼多哈回合談判向TPP看齊。如果是這樣，那TPP就將成為多哈回合談判難產乃至失敗後的備胎，世貿組織被架空的命運無從扭轉，世界貿易格局重回各國捉對廝殺、合縱連橫、諸侯會盟、輪流坐莊的春秋戰國時代。到那時再回望2008—2016，我們也許會發現，這可能是一個舊秩序走向衰落、大變局正在醞釀的關鍵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