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十五章 蘇聯援助與國際縱隊

第十五章 蘇聯援助與國際縱隊

蘇聯跟義大利和德國一樣，都把西班牙當成了試驗場。它們在西班牙測試的主要是各種裝備。蘇聯的武器與法西斯國家的武器在實戰中交手——比方說，蘇聯的「拉托」飛機[1]同德國的梅塞施密特飛機交手——使蘇聯獲得了珍貴的數據。蘇聯從戰爭中學到了寶貴的經驗教訓：炮兵齊射的運用；根據新的作戰技術而進行機動的方式；利用游擊隊對付有組織的軍隊的方法。大批蘇軍幹部在西班牙拓寬了眼界，增長了見識與才幹。

另一方面，也應該指出：如果沒有蘇聯提供的物資，共和國就不可能撐過一九三六年。

斯大林的蘇聯與西班牙內戰

蘇聯提供的援助物資雖然是不可或缺的，但總是不夠用。在整個戰爭期間，共和軍始終缺乏足夠的航空裝備、防空武器乃至輕武器。考慮到這一點，就不能認為蘇聯的援助是全心全意、毫無保留的：蘇聯提供的援助，使西班牙共和國堅持鬥爭了很長一段時間，但如果它能更慷慨一點，內戰的結局就一定會對西班牙共和國更為有利。不少政治家，特別是一些前西共黨員，將其歸咎於蘇聯領導人的極端馬基雅維利主義，結果，他們把斯大林的政策看得過於簡單，以為斯大林的政策都是始終如一的[2]，但內戰期間的各種情況恰好與此相反。

只要認真地思考西班牙內戰提出的各種問題，就能看出：在西班牙內戰期間，蘇聯政策的態度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在內戰剛開始時，它在事實上處於中立，但對西班牙共和國抱有明顯的同情與友善之情；從一九三六年十月開始，它向西班牙共和國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並在不干涉委員會內積極維護共和國；最後，從一九三八年夏季開始，它逐漸減少了軍事援助，最終徹底拋棄了共和國。

初期的中立

在內戰的頭幾個月里，蘇聯沒有明確支持西班牙革命中的任何一方。在這一階段，全勞聯—伊無聯和統工黨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們對蘇聯的政治體制並沒有多少好感，斯大林政府也沒有理由去鼓勵或支持這些革命組織。進一步來講，西班牙當時還沒有與蘇聯建交。雙方為了建立外交關係，進行了談判，但在共和國成立後的五年里，談判沒有取得絲毫進展。最後，在斯大林眼中，西班牙僅僅是紛亂不安的國際局勢中的一個很不重要的因素。蘇聯不打算捲入任何衝突。它擔心陷入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匈牙利革命和德國革命的失敗，導致西方列強聯手干預「布爾什維克主義」，它對這件事依然記憶猶新。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放棄了世界革命，企圖在一國範圍內建成社會主義，同時，它企圖通過與外國結盟來保護自己。一九三四年，法國與蘇聯簽訂了《法蘇互助條約》（拉瓦爾[3]—斯大林條約），這是蘇聯為了建立國際安全保障體系而使出的第一招。但是，法國和蘇聯的同盟關係仍是不牢靠的，如果英國不參加這個同盟，它實際上是沒有用的，而英國對參加法蘇同盟根本沒有興趣。在西班牙問題上，萊昂·布魯姆政府猶豫不決，最後採取了謹慎中立的立場，斯大林也就不願意冒險捲入西班牙內戰了。因此，當法國發起不干涉運動時，蘇聯馬上就參加了。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蘇聯政府和西方國家宣布，禁止「向西班牙出口、再輸出、運輸一切種類的武器、彈藥、戰爭物資、飛機和軍艦」。各方遵守這個禁令的時間，充其量不過一個月。十月中旬，載著蘇聯物資的蘇聯船隻與外國船隻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地抵達西班牙。

一九三六年秋季的轉折點

在多種因素的影響下，蘇聯政府最終改變了自己的政策，這是它在西班牙問題上的態度首次出現轉變。首先，叛亂與人民的反抗，在全世界，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左翼運動內，激起了強烈的反響。在民意普遍傾向於援助西班牙的時候，「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置身事外，否則它就很可能會失去國外的支持者。在義大利和德國的左翼力量連遭失敗後，西方國家的左翼激進分子對西班牙人民陣線寄予厚望，他們非常擔心西班牙人民陣線會遭到失敗，西方國家的共產黨領袖，特別是莫里斯·多列斯，反覆強調這種危險。

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儘管蘇聯政府表現出了溫和的態度，但各方勢力已經深深地捲入了西班牙內戰，蘇聯政府不能繼續坐視不管。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都干涉了西班牙內戰，法西斯義大利尤其明目張胆。所有人都會把弗朗哥的勝利，當成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的勝利，以及蘇聯政策的失敗；考慮到蘇聯當時正竭力在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面前澄清自己，把自己的干涉解釋為維護民主與和平、維持歐洲現狀之舉，它的政策就顯得更加失敗了[4]。

蘇聯的國內政策，是它改變了自己對西班牙問題的態度的另一個原因，這種觀點也許是比較合理的。當時，斯大林正在進行大清洗，西班牙的傳奇史詩，正好可以幫助轉移蘇聯國內的激進輿論的注意力[5]；另外，它還可以用幫助西班牙共和國為借口，要求蘇聯工人加班加點，提高產量，儘快完成一九三三年制定的五年計劃定下的目標。

總之，據克里維茨基[6]記載，一九三六年九月初，在盧比揚卡（Лубянка）的一次高級幹部會議，干涉西班牙的決定就是在這次會議上宣布的；蘇聯特務機關駐西班牙全權代表奧爾洛夫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參加了不干涉委員會的各國，包括蘇聯在內，都接受了不干涉的原則，因此，這個決定是與不干涉原則相悖的，所以必須儘可能謹慎地執行這個決定；九月初，為了購買蘇聯軍火，並將它們從敖德薩運往西班牙，成立了幾家私營企業。

援助物資

從一九三六年十月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和三月，每月都有三四十艘不同噸位的貨船抵達西班牙。在「國際援助西班牙人民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Aid to the Spanish People）的大力活動下，運抵西班牙的布料和糧食不斷增加，早在一九三六年十月之前，這些貨物的數量就已經十分可觀了。蘇聯提供了一些汽油和卡車——不干涉協定中事實上並沒有對此加以禁止——但提供的主要是武器和飛機。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這段時間裡，共和軍的飛機大半來自蘇聯。根據美國國務院的一份檔案（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五日）記載，共和軍的四百六十架飛機里，有二百架蘇聯戰鬥機、一百五十架蘇聯轟炸機和七十架蘇聯偵察機。這些飛機主要是「卡秋莎」轟炸機[7]、伊—15戰鬥機和伊—16戰鬥機，它們的性能優於德國干涉軍初期使用的飛機，但遠不如梅塞施密特飛機。共和軍幾乎所有的坦克都來自蘇聯：十二噸坦克和十八噸坦克[8]速度快，火力強[9]。儘管這些坦克的性能與叛軍使用的德國坦克和義大利坦克不相上下，但它們的數量不足，而且在大部分戰鬥中都沒有得到正確的運用。蘇聯提供的火炮數量比較少，主要是共和軍缺少的七十六毫米野戰炮和重型火炮。

另外，蘇聯提供的援助物資並不是全都通過蘇聯貨船運來的，而且也不一定是蘇聯生產的。它們的質量也並不都是最優秀的：阿吉雷主席曾提到一些步槍「是克里米亞戰爭時期的舊貨」；克里維茨基也介紹了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德國採購物資的情況，他說：「一些物資雖然陳舊，但還能派上用場。」這並不算什麼：在內戰爆發後的頭幾周里，法國提供給西班牙的物資也是舊貨，有一些質量也很差。西班牙不只是新武器的試驗場；它還是一個以優惠價格處理陳舊軍事物資的好地方。蘇聯提供的西班牙的武器並不是免費的，就像德國也沒有免費給弗朗哥提供援助一樣：從最早的談判開始，蘇聯就一直要求西班牙銀行為這些援助物資付款。

將西班牙的大部分黃金儲備運往蘇聯一事，後來在共和國領導人中間引發了激烈的爭論。現在，這些爭論凝聚為一個問題：這一行動的責任，應當由當時的財政部長內格林一人承擔，還是應當由內格林、總理拉爾戈·卡巴耶洛和陸軍部長普里耶托共同承擔？當叛軍逼近馬德里時，內閣召開會議，決定將西班牙銀行的黃金儲備保存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這批黃金起初從馬德里轉移到了卡塔赫納。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四位西班牙官員的監督下，這批黃金（總重量為五億一千〇七萬九千五百二十九克）運抵敖德薩。普里耶托將責任全部推給了內格林。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答覆說，這個決定是由拉爾戈·卡巴耶洛和內格林作出的，普里耶托也知曉此事。可以確定的是，最初將黃金轉移到卡塔赫納的決定，得到了全體部長的一致贊同；如此重大的決定，如果沒有總理的許可，幾乎是不可能做出的[10]。

當這批黃金抵達蘇聯時，蘇聯對西班牙的援助也達到了高潮。事實上，大部分的黃金很可能被用來在國外購買武器了。另外，對於外貿額不算太多的蘇聯來說，西班牙內戰創造了大量的貿易量：西班牙成為了蘇聯的第二大貿易夥伴，兩國的貿易額是戰前的二十倍之多。

當然，如此之大的貨運量是隱瞞不住的：來來往往的大批貨船很容易就能發現，地中海中部的義大利潛艇可以輕易觀察到貨船的活動。德國和義大利藉此大做文章，在不干涉委員會裡反擊蘇聯，並企圖離間蘇聯與西方國家。英國也藉此佯裝中立，它聲稱這樣會使交戰雙方維持均衡。斯大林所擔心的蘇聯代表在外交談判中遭到孤立的情況，在不干涉委員會裡經常發生。另一方面，隨著叛軍在馬德里周邊遭到挫敗，國民軍迅速獲勝的希望破滅了。戰爭的延長對蘇聯的政策比較有利，它想利用西班牙內戰來慢慢地消耗德國和義大利的力量。

所以，蘇聯繼續向西班牙共和國提供援助，但又減小了援助的力度。另外，不干涉委員會各成員國對海上禁運實行了監督措施，也妨礙了物資的運輸，導致一九三七年春季運抵西班牙的援助物資大幅減少。由於蘇聯的海上力量比較薄弱，它不想輕率地動用，所以，蘇聯拒絕參加海上禁運，但這樣一來，西班牙共和國掌握的地中海沿岸就都被德國和義大利的軍艦控制了。最後，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起，義大利為了徹底封鎖西班牙，開始用武力攻擊蘇聯船隻和任何可能載有蘇聯軍事物資的船隻。「共青團」號可能是第一艘遭到攻擊的船隻，儘管很難分清楚擊沉它的究竟是叛軍的潛艇還是義大利海軍的軍艦[11]。

蘇聯提供的軍事人員

蘇聯雖然從一九三七年開始減少援助，但不應忘記：不管它提供的援助多麼有限，要是沒有它的援助，瓦倫西亞政府就不可能繼續抵抗。即使是在一九三八年，特別是阿拉貢戰役期間，蘇聯仍是唯一一個能夠給共和國提供大量援助物資的國家。明白了這個事實，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蘇聯顧問能對共和區的政治演變與軍事演變產生巨大的影響。共和國的敵人也利用這一事實來指責內格林是蘇聯的代理人。內格林做出了一個政治抉擇，他的理由是：他不能同當時唯一一個向西班牙提供大量援助的國家鬧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國民政府在宣傳中系統地「誇張」了蘇聯的援助。即使忽略掉那些過度的誇大，叛軍一方仍有不少人認為共和國一方得到了成千上萬的外國兵員。然而，蘇聯派到西班牙的兵力是非常少的。布拉西亞克和巴爾戴什在一九三九年估計蘇聯軍事人員從未超過五百人。另一方面，克里維茨基和卡特爾(Cattell)等人也只提供了稍微大一些的數字；總之，前往西班牙的蘇聯軍事人員總共還不到一千人，大多是專業人員、坦克兵和飛行員，他們像叛軍一方的德國人一樣，有著自己的指揮部和基地，與當地平民保持著距離。

當然，這不包括「蘇聯技術人員」。首先是蘇聯外交官，他們似乎都真誠地致力於西班牙事業，但在一九三七年，他們幾乎全都被召回國內，從此消失得無影無蹤——不是坐牢就是被處決了。這些人當中有第一任蘇聯駐馬德里大使馬塞爾·羅森貝格；蘇聯駐巴塞羅那領事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負責磋商軍火交易的商務參贊斯塔舍夫斯基[12][13]；還有米哈伊爾·科爾佐夫[14]，彷彿有人打定了主意：凡是能證明這一政治干預的人都得死；或者說，這些人的消失，是拋棄西班牙所必不可免的前奏。隨著這些外交官（或他們的繼任者）而來的是軍事顧問，他們人數較多，影響力也更大，但卻幾乎不為人知，他們當中只有很少幾個人的真實身份得以披露：戈列夫將軍[15]，馬德里保衛戰的組織者，他身邊的人無不與他意氣相投；格里戈洛維奇[16]將軍；道格拉斯[17]將軍，蘇聯飛行員的指揮員；帕夫洛夫[18]，蘇聯坦克兵的指揮員；還有柯利亞[19]，蘇聯水兵的指揮員。他們中有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成了重要的軍事統帥。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首批蘇聯軍事顧問隨羅森貝格抵達西班牙；第二批軍事顧問於九月抵達，第三批於十月抵達。科爾佐夫對雷格勒[20]說：「將軍們總是換來換去，他們是來這裡研習的，既然失敗比勝利更有教育意義，他們也就不會在這裡呆上太長時間。」總之，除了蘇聯顧問團的總部之外，所有西班牙共和國的高級領導人身邊似乎至少都有一位蘇聯技術顧問[21]。所有軍事顧問時刻都受到權勢滔天的特務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特務的監視，當時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西班牙的負責人是奧爾洛夫[22]。在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運作下，大批在共產國際機關工作的外籍共產黨員從俄國來到了西班牙，比如格洛等幾個人，他們的工作主要是監視、控制與管理，而不是參加政治或軍事活動[23]。

首批國際志願者

由於國際縱隊里幾乎沒有蘇聯人（諷刺的是，倒是有一些白俄[24]），所以，組建和指揮國際縱隊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在蘇聯受過訓練的外籍共產黨員進行的，蘇聯軍事人員在這方面起的作用不大。

當外國軍事人員趕赴西班牙、協助共和國作戰時，這些來自國外的援軍，實際上是由大批以個人名義獨立參戰的人組成的。德國與義大利的領導人組建了專門的干涉軍，將他們派往西班牙支援國民軍；而共和國卻只能孤身苦戰，只有蘇聯政府大力支援它的鬥爭——我們前面講過了蘇聯政府支援的力度。然而，共和國得到的援助，主要是由共產國際出面發動和組織的。

當然，在內戰爆發後的頭幾個月里，在革命民兵的時期，就已經有一小批外國人自願前往西班牙，協助共和國作戰：他們有些是居住在西班牙的外國人，比如義大利社會主義者德·羅薩[25]；或是由於某些原因，在叛亂爆發時正好獃在西班牙的人，比如前來巴塞羅那參加斯巴達克運動會[26]的運動員們，他們在叛亂爆發後立即宣布支持加泰羅尼亞工人。這就是首批外國志願者的來歷，義大利、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等國的反法西斯戰士也紛紛取道法國，前往西班牙，加入他們的行列。在北方戰線，有一小批外國志願者參加了伊倫保衛戰；「台爾曼百人隊」的德國人、「羅塞利縱隊」的義大利人、「巴黎公社百人隊」的法國人和「加斯托內·索奇[27]百人隊」的義大利人參加了瓜達拉馬山脈的戰鬥，保衛了馬德里，還有一些外國人參加了杜魯蒂縱隊[28]。

不過，第一支規模較大的外籍部隊，是安德列·馬爾羅組建的國際飛行隊[29]。在內戰初期，共和軍根本沒有轟炸機部隊，「西班牙」飛行隊至少在這一時期發揮了重大作用。這支部隊雖然沒有多少轟炸機（只有大約二十架），但只有他們的行動能產生一些效果，特別是他們轟炸了梅德林（Medellin）的叛軍縱隊，正如它的領導指出的，這是共和軍在戰爭的第一階段進行的唯一一次大規模作戰。國際飛行隊的戰鬥機部隊（約有四十架飛機）同樣有效地緩解了共和國空軍的燃眉之急，當時共和國空軍只有一些老式的布雷蓋（Breguet）戰鬥機。可是，這支臨時拼湊的飛行隊畢竟不是更為現代化、速度更快的德國和義大利空軍的對手。「西班牙」飛行隊的最後一次任務，是冒著敵軍戰鬥機的機槍，掩護撤退，它完成了自己的任務[30]。

國際縱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首批蘇聯飛機在西班牙參戰，它們的性能與叛軍飛機不相上下。國際縱隊也在十一月參加了戰鬥。記者們和作家們雖然政見不同，但他們總是強調：國際縱隊的參戰極大地振奮了共和軍的鬥志。在一九三八年年底之前的一切大小戰鬥中，國際縱隊都是精銳部隊。十一月七日，國際縱隊參加了馬德里的戰鬥，十一月十三日，他們參加了天使山的戰鬥；他們在十二月轉戰科爾多瓦戰線，參加了特魯埃爾與洛佩拉（Lopera）的戰鬥。在一九三七年二月至三月間，他們參加了哈拉馬戰役、馬拉加戰役和瓜達拉哈拉戰役。他們後來還參加了一切重大攻勢：布魯內特（Brunette）戰役、貝爾奇特（Belchite）戰役、特魯埃爾戰役，最後是艾布羅（Ebro）戰役——在這場戰役中，他們參加了共和軍的最後一次進攻。

國際縱隊在一切戰區都發揮了關鍵的作用，所以人們經常以為它擁有龐大的兵力。時至今日，西班牙都還有人以為國際縱隊有數十萬外國志願兵。國際縱隊的兵力、實際參戰的人數雖然無法準確地計算，但較為認真的研究表明，它的實際兵力要少得多。

國際縱隊的戰士都是什麼樣的人呢？他們都來自哪裡？他們在戰鬥前都做過什麼準備？他們又是怎樣投入戰鬥的呢？起初只有一些外國人零散地參加了共和派的民兵。後來，這些外國人逐步重組為獨立的部隊。這些戰士主要是德國和義大利的反法西斯主義者，他們被本國的法西斯政權趕到國外，他們打算利用這個機會，繼續同獨裁者鬥爭；還有一些法國人，他們人數比較多，這是因為法國緊挨著西班牙，從法國越境前往西班牙比較容易，而且兩國的人民陣線都剛剛在大選中獲勝，兩國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友誼。實際上，這些零零星星地參戰的外國志願兵並不能使軍事力量的對比發生重大的變化，他們往往只會給本已非常混亂的共和軍添亂。

到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底，援助西班牙的工作已經初具規模，尤其是在招募和派遣志願兵這方面。領導班子是由法國共產黨和義大利政治流亡者的領導人組成的。隆戈指出：負責招募志願兵的委員會是由化名「阿拉爾」（Allard）的朱利奧·切雷蒂[31]管理的。另一位共產黨員約西普·布羅茲，也就是後來的鐵托元帥，在中歐招募了一批志願兵，並把他們派往西班牙[32]。化名「加洛」的路易吉·隆戈與法國共產黨的機關共同負責將志願兵帶過法西邊界。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國際縱隊正式成立，但在此之前，已經有大量志願兵在組織安排下，越過了法西邊界，抵達了西班牙。一九三六年十月初，阿薩尼亞和拉爾戈·卡巴耶洛先後接見了一個由三名共產黨人（義大利人隆戈、波蘭人維斯涅夫斯基[Wisniewski]和法國人雷比耶爾[Rebière]）組成的代表團[33]。最後，馬丁內斯·巴里奧接見了這個代表團，當時他正在負責組建共和軍的第一批旅。雙方很容易就達成了協議。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國際縱隊的頭幾個旅就投入了戰鬥。

國際縱隊的招募工作

當然，國際縱隊的招募工作仍是獨立進行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兵先在法國會合，然後他們再分成小組，越過比利牛斯山脈，前往西班牙。事實上，儘管負責徵募志願兵的組織有很多——徵兵辦公室設在工會或左翼政黨的辦公地點裡——但主持招募工作的是共產黨。共產黨還負責把志願兵運到西班牙。此外，儘管法國當局明令禁止志願兵穿越法西邊界，實際上並沒有人阻攔他們[34]。在佩皮尼昂（Perpignan）有一個為國際志願兵而設立的兵營，那裡的志願兵可以隨意出入城鎮。僅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就有至少三十五輛卡車順利越過了邊界。法國共產黨還利用「法國航海公司」（France-Navigation）作掩護,在邊界上組織了一支船隊，通過水路把志願兵運往西班牙。隆戈指出，首批志願兵中，有五百人取道費蓋拉斯進入了西班牙，另有五百人在馬賽乘坐「巴塞羅那城」號（Ciudad de Barcelona）郵輪抵達了阿利坎特。國際縱隊在西班牙各大城市均設立了辦事處，迎接新來的志願兵。運送人員的問題雖然得到了解決，但是，由於國際縱隊是由各國志願兵組成的軍隊，所以，在組織方面便出現了一些特殊的問題。

我們前面講過，要想準確判斷國際縱隊究竟有多少兵力，是很困難的；大部分檔案都已散失，就連國際縱隊以前的領導人也對它的兵力各執一詞。誇大國際縱隊的兵力無疑是最常見的傾向：法西斯國家企圖系統地誇大它們所謂的「赤色」志願兵的數量，而各國的反法西斯政黨和團體也會誇大自己的貢獻。比克托·阿爾瓦[35]估計，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國際縱隊里有二萬五千名法國人、五千名波蘭人、五千名英國人和美國人、三千名比利時人、二千名「巴爾幹人」以及五千名德國人和義大利人，總兵力不少於四萬五千人[36]。考慮到兵員的損失與補充，以及在一九三八年年初之前志願兵都在不斷地抵達西班牙，國際縱隊的總兵力應該不少於五萬人；這個數字可能大大超過了真實的數字。一個滿編的旅應有三千五百人，按照這個編製來計算的話，由於國際縱隊很少有滿編的時候，所以它的總兵力應為三萬人。它的實際兵力可能沒有這麼多。馬爾羅認為志願兵的總人數不超過二萬五千人。維塔爾·蓋曼[37]經過仔細的考證，也認為二萬五千人是比較合理的數字。他認為國際縱隊的可用兵力從未超過一萬五千人，在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當國際縱隊的兵力達到最大值的時候，它擁有約一萬名作戰人員。此後，作戰人員的數字就開始下降了：國際縱隊承受了重大的傷亡（有二千人犧牲），許多志願兵因負傷、疲憊或氣餒而離開了西班牙，但他們留下的空缺卻沒有足夠的人員來補充。

在這二萬五千人當中，法國人無疑是最多的，但他們的戰鬥力往往不如德國人或義大利人；德國籍和義大利籍的志願兵是從流亡者中間招募的，在參加國際縱隊之前，他們就已經參加了自己國家的反法西斯鬥爭，為此不得不背井離鄉，流亡國外。儘管在軍工生產的刺激下，經濟略有起色，但震撼了歐洲的一九二九年大危機仍未完全消退，它在法國造成了大批的遊民無產者，有一些遊民無產者出於私心，前往西班牙參戰。這些人往往並不清楚自己有幾斤幾兩，到了西班牙後，他們很快就被殘酷的戰鬥給壓垮了，於是他們便離開了西班牙，回到了法國，在法國的親弗朗哥報紙上有時能看到這類人發表的聲明。法國志願兵究竟有多少人，他們的貢獻究竟有多大，向來是分歧最大的問題。國際縱隊第XIV旅和重建後的第XIV旅[38]的戰士大多是法國人，但其它旅也有由法國人組成的部隊：第XI旅有「巴黎公社」營，第XII旅有法國—比利時營，第XIII旅有「昂利·維耶芒」[39]營。要想算清楚這些營各有多少人也是不容易的，因為出於一時的需要，或是由於傷亡太大，這些營總是不斷重組，反覆與新部隊合併。西班牙共和國志願兵協會（Association des volontaires de l』Espagne républicaine）試圖弄清國際縱隊的準確兵力，它的研究結果表明：大約三分之一的志願兵是法國人，人數約為一萬人，而且法國志願兵往往會跟比利時志願兵搞混。在這批法國籍—比利時籍志願兵當中，還有一部分波蘭人，他們主要來自法國和比利時的礦區[40]。算上這部分波蘭人的話，在西班牙參戰的波蘭人的總數肯定超過了四千人。

志願兵當中還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德國和義大利的流亡者。他們在國際縱隊中擔任了許多重要的領導職務。他們中間有一些是政治幹部，主要是共產黨員。義大利黨和德國黨派出的幾乎都是「全國性」的領袖：義大利社會黨的皮耶特洛·內尼、義大利共產黨的路易吉·隆戈（化名「加洛」）和迪·維托里奧（化名「尼科雷蒂」）、共和黨的帕恰爾迪[41];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尤里烏斯·多伊奇[42]；德國共產黨的漢斯·拜姆勒[43]與弗里茨·達雷姆[44]。其它國家的黨派出的「全國性」領袖就只有安德列·馬爾蒂，不過它們派遣了大量「中層」幹部，尤其是法國共產黨，它把共青團的許多領導人派去了西班牙。

其餘的志願者來自盎格魯—薩克遜國家（英國、加拿大和美國各有數百人參加了國際縱隊，他們被編入了林肯營）和中歐（主要是南斯拉夫人，但也有匈牙利人、捷克人、保加利亞人，甚至還有阿爾巴尼亞人，他們想方設法，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抵達西班牙，甚至還有步行過去的）。最後，還有一些人不遠萬里，從亞洲[45]和非洲趕來參戰。國際縱隊的志願兵總共來自五十三個國家[46]。

國際縱隊的高級幹部與普通戰士一樣，也是由來自世界各國的人擔任的，其中當然有法國人和義大利人，也有德國人、匈牙利人和波蘭人。可能與不少人的印象相反，最重要的一些職位大多是由中歐人擔任的。其中絕大多數是共產黨人，在一大堆共產黨人中間，內尼和帕恰爾迪這兩個非共產黨人就顯得特別突出了[47]。他們中有不少人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些人曾在正規軍中接受過軍官訓練，另一些人是在莫斯科接受軍事訓練的。有的人兩種訓練都接受過：比如漢斯·卡雷[48]（化名「漢斯中校」）、威廉·蔡瑟[49]（化名「戈麥斯將軍」）、匈牙利人佐爾卡·馬泰[50]（化名「盧卡奇將軍」）、波蘭人卡洛爾·施維爾切夫斯基[51]（化名「瓦爾特將軍」），他們都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來參加了共產黨，又在蘇聯上過軍事學院。還有一些有過從軍經歷、擔任了政治地位較低的職務的人，也接受過這兩種訓練：法國人迪蒙[52][53]；德國作家路德維希·雷恩[54]、古斯塔夫·雷格勒；匈牙利人加爾上校，他曾是庫恩·貝拉[55]的同伴；當然還有國際縱隊最神秘、最著名的領袖——克雷貝爾將軍，當時有不少人認為他是保衛馬德里的英雄[56]。

阿爾瓦塞特基地

國際縱隊的組織者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把這些成分複雜的分子給凝聚起來，日後再將他們編入西班牙軍隊作戰。志願者在抵達西班牙後，首先要給他們找個地方落腳，再讓他們接受訓練，然後再根據他們的國籍和能力，把他們分派給各支部隊。阿爾瓦塞特基地起初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設立的。

這個城鎮被國際縱隊選為基地，並非出於偶然：其實第五團在那裡已經有了一個基地。在維達利（即「卡洛斯少校」）的幫助下，隆戈在當地弄到了一些房屋，用來迎接國際縱隊的第一批戰士。在西班牙人的配合下，當地迅速建起了一個總部，它主要的用途是迎接源源不斷的志願者，給他們提供住處和伙食。剛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很不完善，就連洗澡水都不夠用。不過，這些最緊要的問題逐步得到了解決。

阿爾瓦塞特總部的工作人員主要是法國人，他們與西班牙軍方保持著不間斷的聯繫。一旦西班牙司令部覺得哪裡的形勢最危險，就會請求把國際縱隊派到那裡去。在人民軍中很常見的軍官與政治委員的雙重領導，自然也出現在了阿爾瓦塞特。軍事方面由以維塔爾·蓋曼（即「維塔爾少校」）為首的一批法國軍官負責，而政治方面則由迪·維托里奧、隆戈和安德列·馬爾蒂領導，政治方面的主要領導人是安德列·馬爾蒂。由於安德列·馬爾蒂是一位享有盛名、久經考驗的老革命，所以他才獲得了「戰士們的領袖」這個關鍵職位。很久以前，他曾是「黑海的起義水兵」，但他的盛名也給他招來了許多災難，有不少人痛斥他是「阿爾瓦塞特的屠夫」[57]。就算您不相信扣在他頭上的大部分罪名，您也必須承認：這個脾氣暴躁、牢騷滿腹的老人並不適合領導這支由各色人等混合組成的部隊。不過，蓋曼卻聲稱安德列·馬爾蒂始終專註於政治工作，從不插手軍官的任命，也從不干預作戰指揮。

沒過多久，接待來自各國的自由戰士，就不是阿爾瓦塞特基地唯一的職能了。它既要負責給前線的部隊或正在組建的部隊補充兵員，還要負責訓練和監督各個兵種與勤務。它在周邊建立了訓練營，還給軍官和政治委員設立了軍事學院。它下設多種勤務部門，有一間可以修理各種設備的車間，後來還建立了一家生產手榴彈的工廠。有一段時間，它甚至還蓋了個牲口棚，裡面養滿了各種牲畜，這些牲畜是從艾斯特雷馬杜拉弄來的，它們在內戰爆發時被拋棄了，在艾斯特雷馬杜拉的野地上晃蕩了好幾個月。不過，最關鍵的是郵政與運輸業務。國際縱隊的戰士們使用的語言將近四十種，對這麼多語種的信件進行審查，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作。在國際縱隊剛成立的時候，幾乎沒有任何運輸工具——「只有三輛摩托車和幾輛舊卡車」——運輸狀況後來逐漸得到了改善。一些志願兵以前曾在雷諾公司和雪鐵龍公司當過工人，在他們的精心維護下，車庫的狀態維持得很好。

衛生勤務是最重要的工作。西班牙當然有醫院，但這些醫院主要集中在馬德里一帶，而叛軍對馬德里的狂轟濫炸給傷員的救治造成了極大的困難。在西班牙醫院裡，國際縱隊的傷員幾乎都不認識身邊的西班牙傷員，這讓他們覺得十分孤單，對士氣造成了不良的影響。起初，馬德里各家醫院給國際縱隊的傷員划出了專門的病房；後來；國際縱隊的傷員被集中到專門的醫院裡。到了十月，在羅克（Roquès）醫生和諾伊曼（Neumann）醫生的領導下，六位醫生建立起了衛生勤務部門，它擁有野戰醫院、急救車和機動疏散隊。女醫生施特魯澤爾斯卡（Struzelska）建立了穆爾西亞國際醫院，這家醫院在該地區有四家[58]分院。國際縱隊還設立了療養院。國際縱隊的急救與醫療設備是從巴黎運來的。為了建立衛生勤務部門，志願者們暫時捐出了三分之二的津貼[59]。

國際縱隊的組織體系

國際縱隊的組織體系，以及國際縱隊在武器裝備方面的困難，與共和軍的其它部隊別無二致，所以，在這一節中，我們只討論那些國際縱隊所特有的問題。我們應該注意的是：國際縱隊除了步兵旅之外，還有一些炮兵群：葛蘭西[60]炮兵連、安娜·波克爾[61]炮兵連和斯科達炮兵連，其中斯科達炮兵連是最早成立的。

在指揮方面，國際縱隊就像整個共和軍一樣，在政治委員與指揮員之間並沒有截然分明的界限。起初，政治委員的職責是監督指揮員：他的制服上有特殊的標記。政治委員的作用因人而異。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政治委員的職責首先是處理人的問題——在國際縱隊里，這類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但政治委員逐漸變成了指揮員的副手，他代替指揮員分擔了物資、撤離傷員、醫療與郵政、食品等方面的問題。在內戰快結束的時候，政治委員與指揮員最終合而為一，從而恢復了經典的一元化指揮體系，這一點在國際縱隊中，比在共和軍的其它部隊中更為明顯。

國際縱隊有一批富有經驗的軍官，他們為西班牙戰士的訓練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們訓練出的西班牙戰士中，有不少人最後又被編入了國際縱隊。這是因為，起初外國志願者的數量不斷增多，到了後來，外國志願者的數量又在不斷減少，所以國際縱隊總是在根據當前的需要而不斷重組。為了便於訓練和指揮，國際縱隊司令部起初想按照志願者的國籍來編組部隊。因此它把德國人（與少量奧地利人）編入了台爾曼營和埃德加·安德列營。加里巴爾迪營是國際縱隊首批能夠作戰的營之一，它在瓜達拉哈拉戰役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它的戰士全都是義大利人。但這種方法有時也行不通，有些國家的志願者數量很少，很難把他們都編進同一個部隊里。另一方面，志願者在抵達西班牙後，立刻就會被編入訓練部隊里。加斯托內·索齊營就是這樣成立的，它由義大利籍和波蘭籍的志願兵組成。國際縱隊第XIV旅的第九營被稱作「九國營」。義大利人彭切尼亞蒂（Pencheniati）告訴了我們關於季米特洛夫營的情況：這個營的營長是保加利亞人格列別納洛夫[62]，政治委員是德國人弗爾曼（Furman）[63]。有時候國際縱隊不得不倉促組建較大的單位，迅速將其派往前線，這樣一來，就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國際縱隊第XII旅就是這樣倉促組建的，它下轄一個德國營（台爾曼營）、一個義大利營（加里巴爾迪營）和一個法國—比利時混合營。後來，國際縱隊又進行了重組，將台爾曼營和埃德加·安德列營轉給第XI旅，而第XIV旅則全部由法國營組成。國際縱隊在初期的戰鬥中傷亡慘重，加劇了這種傾向，迫使阿爾瓦塞特總部對國際縱隊進行全面重組。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巴黎公社營損失了相當於兩個排的兵力。在特魯埃爾戰役期間，國際縱隊第XII旅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這幾天里，就損失了一半的兵力。因此，有些部隊被撤編了：露易絲·米歇爾[64]營在組建後，參加了幾次戰鬥，然後就併入了昂利·維耶芒營[65]。把這些重組考慮進去，再根據AVER[66]提供的部隊表，可以確認國際縱隊有五個旅自始至終參加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戰鬥：第XI旅，旅長為克雷貝爾，政治委員為拜姆勒；第XII旅，旅長為盧卡奇，政治委員為隆戈（化名「加洛」）；第XIII旅，旅長為蔡瑟（化名「戈麥斯」）；第XIV旅，旅長為瓦爾特；第XV旅，旅長為加爾。還有一些由外國人組成的部隊直接併入了西班牙軍隊，而一些西班牙士兵也被編入了國際縱隊。隆戈認為，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後，這種合併是必要的。

所以，國際縱隊在共和軍中發揮了雙重作用。他們英勇無畏，樂觀積極，他們是共和軍的精銳部隊，可以勝任最艱苦的戰鬥。他們鬥志頑強，敢打敢拼，他們既是共和軍的楷模，在某些方面又是共和軍的良師益友。但是，他們兵力過少，使他們只能投入有限的戰線。儘管他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最終卻無力回天，尤其是在北方失陷之後。另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國際上掀起了保衛西班牙共和國的浪潮，然而這個浪潮卻很快就消退了：從一九三七年開始，各國共產黨逐漸放棄了以反法西斯主義的名義動員群眾的工作。但是，國際縱隊畢竟存在過，並且在多次重大戰役中發揮了關鍵作用，這一事實是不可動搖的。因此，古斯塔夫·雷格勒等人後來雖然與共產黨決裂，雖然他們為之顛沛流離、四處漂泊的理想破滅了，但時至今日，當他們回想起國際縱隊的兄弟情誼時，依然能感到衷心的喜悅。

[1]經查證，蘇聯提供給共和軍的飛機中，沒有叫「拉托」（Rato）的型號，作者指的可能是伊—15戰鬥機：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共和軍飛行員給這種飛機起了個綽號叫「查托」（Chato），意為「扁鼻子」。——中譯者注

[2]赫蘇斯·埃爾南德斯就認為，斯大林能夠決定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在哪一天倒台，甚至還能決定最終的失敗在哪一天降臨。——原注

[3]皮埃爾·拉瓦爾（Pierre Laval，1883年6月28日——1945年10月15日），1903年參加社會黨，一戰期間持曖昧的和平主義立場。1920年圖爾代表大會之後脫離社會黨。1931年1月至1932年2月、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法國戰敗後，於1940年7月至1940年12月、1942年4月至1944年8月兩次任傀儡政府總理。法國解放後被判犯有叛國罪，1945年10月15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4]1936年10月30日，馬塞爾·羅森貝格在紀念劇院發表演講，談到了這方面的重要意義：「我並不打算邀請任何人參加反對某個政權的聖戰，這是因為，用武力迫使別人接受我們的思維方式，是與我們的民主概念相悖的。問題只在於各個民主國家應該團結一致，保衛和平。」另請參閱1936年12月1日何塞·迪亞斯在議會發表的講話（《鬥爭的三年》[Tres a?os de lucha]，第277頁及其後），他還向遭到正在擴軍備戰的德國和義大利威脅的英法兩國的民主政府發出了呼籲。西方國家的共產黨也是按照這個基調來進行宣傳的：《人道報》在1936年8月底打出了這樣的口號：「支援西班牙就是保衛法蘭西！」——原注

[5]許多激進分子之所以默認了蘇聯國內的血腥清洗，主要原因便是西班牙革命的存續以及蘇聯對西班牙的援助。安德列·紀德（André Gide）講述了他承受的巨大壓力：有人以西班牙民兵的名義，要求他不要發表《訪蘇歸來》（Retour de l』USSR）。在當時，蘇聯的同路人，比如安德列·馬爾羅和路易斯·費舍爾等人，在解釋自己對莫斯科審判保持沉默的原因時，都聲稱自己這樣做是為了避免破壞西班牙保衛者的團結。——原注

[6]瓦爾特·蓋爾曼諾維奇·克里維茨基（ВальтерГерманович Кривицкий，1899年6月28日——1941年2月10日），本名薩穆埃爾·金斯貝格（Samuel Ginsberg），出身於奧地利加利西亞的一個猶太家庭。1917年參加十月革命，1919年參加俄共（布），1921年進入工農紅軍軍事情報總局工作。1923年曾前往德國協助準備起義。1937年被派往海牙主持地下工作。大清洗開始後，克里維茨基與好友伊格納斯·瑞斯先後逃亡國外，並在巴黎接觸過托洛茨基的兒子列夫·謝多夫。1938年流亡美國。披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1939年在非美活動委員會作證。1941年神秘死亡。——中譯者注

[7]即圖波列夫（Туполев）設計局設計的圖波列夫SB轟炸機。——中譯者注

[8]蘇聯提供給西班牙共和國的坦克只有BT-5輕型坦克和T-26輕型坦克，BT-5輕型坦克重量約12噸，但T-26輕型坦克重量只有10噸。——中譯者注

[9]我們這裡提供的數字，主要來自戴維·卡特爾（David Cattell）編纂的《蘇聯外交與西班牙內戰》（SovietDiplomacy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出版社，1957年）一書。——原注

[10]蘇聯政府聲稱這批黃金被全部用於購買共和軍的補給與武器。內格林死後，似乎是在他的授意下，他的家人將黃金的收據交給了弗朗哥政府。——原注

[11]1936年12月14日，運輸人道救援物資的「共青團」號貨船在地中海被叛軍巡洋艦「迦納利群島」號擊沉。——中譯者注

[12]阿圖爾·斯塔舍夫斯基（Artur Stashevsky，1890—1937），拉脫維亞猶太人，原姓希爾施菲爾德（Hirshfeld）。內戰期間參加紅軍的軍事情報機關。1936年擔任蘇聯駐西班牙大使館商務參贊，1937年6月被召回國內後下落不明。——中譯者注

[13]值得一提的是，馬塞爾·羅森貝格和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以前都是托派分子。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曾是托洛茨基的合作者，曾擔任紅軍總政委（應為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中譯者注），在1923年是反對派領袖之一。他們倆為什麼會被派往西班牙，曾引起了不少討論。斯大林是不是在給他們下套呢？斯大林是不是打算把他們置於嚴密監視下，再搞垮他們呢？（在巴塞羅那，有人說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很害怕格洛。）斯大林是不是對他們倆起了疑心，便藉此來考驗他們的忠誠呢？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被斯大林下令槍斃了，他是赫魯曉夫平反的首批共產黨員之一。

克里維茨基認為，斯塔舍夫斯基是蘇聯的西班牙政策的實際負責人，用內格林來接替卡巴耶洛就是他的主意。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證實了內格林與斯塔舍夫斯基有著非常良好的關係，原因很簡單：在1936年，內格林是財政部長，而斯塔舍夫斯基是商務參贊。——原注

[14]我們在第十章講過，米哈伊爾·科爾佐夫聰慧過人，他在西班牙發揮了重要的政治作用，而且很可能還發揮了重要的軍事作用。科爾佐夫的仰慕者雷格勒（Regler）在自傳中，描寫了科爾佐夫作為一個有些複雜的「明智的斯大林主義者」的心理狀態。科爾佐夫和羅森貝格、安東諾夫—奧夫謝延科一道在1938年的大清洗中消失了，他們未經審判就被處死了。他的名字被從一切官方著作中抹消了，斯大林對他的譴責，是他曾經存在過的唯一證據。赫魯曉夫為他平反後，他的西班牙日記也得以重見天日：關於他的死因，官方的說法是「過勞死」。科爾佐夫和他的整個團隊的死亡，無疑表明反法西斯路線遭到了徹底的拋棄，他在自己的書里詳細解釋了這條路線。——原注

[15]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十章注釋[12]。——中譯者注

[16]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維奇·施特恩（Григо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терн，1900年8月6日——1941年10月28日），生於基輔省斯米拉市（См?ла）一個猶太醫生家庭。1919年參加俄共（布），同年在紅軍第46步兵師擔任連政委。1929年畢業於伏龍芝軍事學院。1936年擔任第7騎兵師師長。1937年1月，化名「格里戈洛維奇」（Grigorovich），前往西班牙，擔任共和軍的軍事顧問。1938年4月回國後，擔任遠東方面軍參謀長，參加了張鼓峰衝突和諾門罕衝突。1939年8月29日被授予「蘇聯英雄」榮譽稱號。在蘇芬戰爭期間擔任第8集團軍司令。1940年6月被授予大將軍銜，並擔任遠東方面軍司令。1941年6月被捕，同年10月遇害。1954年平反。——中譯者注

[17]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十章注釋[14]。——中譯者注

[18]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十章注釋[13]。——中譯者注

[19]尼古拉·格拉西莫維奇·庫茲涅佐夫（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4年7月24日——1974年12月6日），生於德維納河流域的麥德維德卡村（今屬阿爾漢格爾斯克科特拉斯區）一個農民家庭。1919年參加紅海軍北德維納河區艦隊。1925年參加聯共（布）。1926年從伏龍芝高等海軍學校畢業後在「紅色烏克蘭」號（Червона Укра?на）巡洋艦上服役。1932年從海軍學院畢業後，擔任「紅色高加索」號（Красный Кавказ）巡洋艦的大副，1934年擔任「紅色烏克蘭」號巡洋艦艦長。1936年9月，化名「柯利亞」（Kolya），前往西班牙，擔任共和軍的軍事顧問。1938年1月回國後，擔任太平洋艦隊司令。1939年4月被任命為海軍人民委員。1947年被撤職。1951年重新擔任海軍部長。1953年擔任海軍總司令兼國防部第一副部長。1955年12月，因「新羅西斯克」號（Новороссийск）戰列艦沉沒事件，被免去海軍總司令兼國防部第一副部長的職務，1956年2月被勒令退役。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中譯者注

[20]古斯塔夫·雷格勒（Gustav Regler，1898年5月25日——1963年1月14日），德國作家，生於德國薩爾州梅爾齊希鎮（Merzig）一個書商家庭。一戰期間在法國負傷。一戰結束後學習哲學，並於1922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29年參加德國共產黨。納粹黨上台後流亡國外。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參加了國際縱隊，並擔任國際縱隊第XII旅政治委員。1937年在維斯卡戰役中負傷。傷愈後前往美國。《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受到巨大衝擊，開始對共產主義產生懷疑，並最終於1942年退黨。1963年在訪問印度新德里時去世。——中譯者注

[21]蘇聯軍事顧問的真實身份，以及他們駐留的具體時間，一直被嚴密地掩蓋著。克里維茨基指出，蘇聯顧問團的領導人是別爾津（Берзин）將軍，只有六個西班牙人知道他的真實身份。但克里維茨基沒有指出別爾津用了什麼化名。克里維茨基說別爾津在被召回莫斯科後被槍決了。阿爾瓦雷斯·德爾·巴約曾在1936年至1937年提到過一個叫格里戈洛維奇將軍的人。路易斯·費舍爾、阿爾圖洛·巴雷亞（Arturo Barea）和大部分前西班牙共產黨人都特彆強調了戈列夫將軍所起到的特殊作用，科洛德尼甚至認為，「格里戈洛維奇」和「戈列夫」都是別爾津的化名。但是，費舍爾本人認識戈列夫和格里戈洛維奇，他的文章排除了這種可能性。人們只能猜測：那個叫「戈列夫」的人，或許就是別爾津。

有許多人見證了戈列夫在馬德里保衛戰中起到的作用。埃爾南德斯、卡斯特羅、費舍爾和阿爾圖洛·巴雷亞提到的人，明顯是同一個人：阿爾圖洛·巴雷亞筆下的戈列夫「長相英俊，高大魁梧，顴骨很高，長著一雙碧藍的眼睛，表面冷靜，內里緊張。」費舍爾說戈列夫在1937年或1938年被召回國內，然後被槍決了，但這並不能打消他和別爾津是同一個人的懷疑。

蘇聯官方的文件《歷史問題》（Questions d』Histoire）聲稱格里戈洛維奇就是施特恩將軍。在蘇聯官方表態之前，卡斯特羅就曾指出過這一點，他的觀點應該是可靠的。根據費舍爾的記述，格里戈洛維奇後來被格里申（Grishin）將軍接替，格里申將軍後來又被馬克西莫夫（Maximov）將軍接替——這個馬克西莫夫很可能就是古斯塔夫·雷格勒提到的那個「馬克西莫維奇」（Maximovich）將軍。

經常訪問蘇聯軍事顧問的費舍爾還提到過另外一些人：瓦盧瓦（Valois）上校，本名西蒙諾夫（Simonov），他是國際縱隊的顧問；尼古拉斯·庫茲涅佐夫（Nicolas Kusnetsov），化名「柯利亞」，他是海軍顧問團的團長，後來當上了將軍和海軍人民委員；以及利斯特爾的顧問「弗里茨」（Fritz）。費舍爾還指出，在1936年至1937年的冬季，朱可夫（Zhukov），未來的蘇聯元帥，曾在馬德里戰鬥過。所有人都提到了庫利克（Kulik）將軍，他是波薩斯的顧問，化名「庫佩爾」（Kupper），但大家都不怎麼喜歡他。「農夫」巴倫丁·岡薩雷斯提到過馬利諾夫斯基（Malinovsky）——他的化名是「馬諾利托」（Manolito）——還有羅科索夫斯基（Rokossovsky）和科涅夫（Konev）等人。馮·托馬（Von Thoma）將軍曾告訴利德爾·哈特（Liddle Hart），他在西班牙同科涅夫交過手——那個人會不會就是戈列夫的副手、留著光頭的坦克專家？「帕夫洛夫」、「帕布洛」和「科涅夫」會不會都是他的化名？有這個可能。《歷史問題》證實了馬利諾夫斯基、梅列茨科夫（Meretskov）和羅季姆采夫（Rodimtsev）——當時是大尉——在西班牙當過軍事顧問。《歷史問題》還指出航空兵首長「道格拉斯同志」就是斯穆什凱維奇（Smushkevich）將軍。阿吉雷主席對「楊森」（Jansen）將軍記憶猶新，這位將軍曾是在北方作戰的蘇聯飛行員的指揮員。——原注

由於本書編寫於五十多年前，當時許多相關資料尚未公開，所以兩位作者對於這方面的具體情況了解得不夠清楚。現已查明：揚·卡爾洛維奇·別爾津（ЯнКарлович Берэин，1889—1938）、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維奇·施特恩（即「格里戈洛維奇」）和弗拉基米爾·葉菲莫維奇·戈列夫都曾在西班牙擔任過共和軍的軍事顧問，但他們分別是不同的三個人；在西班牙擔任軍事顧問的那位「朱可夫」並不是後來的蘇聯元帥格奧爾吉·康斯坦丁諾維奇·朱可夫——他根本沒去過西班牙——而是加夫里爾·瓦西里耶維奇·朱可夫（ГавриилВасильевич Жуков，1899—1957），他在1936年10月至1937年7月為西班牙共和國海軍擔任軍事顧問，1944年被授予海軍中將軍銜；至今沒有發現過硬的證據，能夠證明羅科索夫斯基和科涅夫曾在西班牙作戰。——中譯者注

[22]不過，蘇聯顧問團內的氣氛，深深地打動了古斯塔夫·雷格勒：「這裡沒有絲毫懷疑莫斯科的跡象；關於對著後腦勺射擊的左輪手槍的記憶，關於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搜捕的記憶，全都被法西斯的襲擊給抹去了。革命培養出了信任。英雄的西班牙賦予了這些人黨性」（《偉大的聖戰》[The Great Crusade]，紐約，朗文出版社[Longmans]，1940年，第326—327頁）。一位工程師準備動身回國時——科爾佐夫告訴雷格勒，大家都知道他要被召回國內了，等著他的將是槍決——大家用香檳為他送行，這令雷格勒驚訝不已。科爾佐夫老是把「要是哪天我被槍斃了……」這句話掛在嘴邊（同上）。克里維茨基聲稱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西班牙的情報網是由斯洛茨基（Sloutsky）建立的。艾托雷·萬尼（Ettore Vanni）聲稱蘇聯情報網的高級負責人是維拉耶夫（Velayev）。費舍爾認識維拉耶夫和奧爾洛夫，當時他們兩人都是蘇聯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原注

[23]內務人民委員部對西班牙的干預引發了嚴重的危機，甚至波及到了它的內部，克里維茨基的叛逃只是這種危機的表象之一。在克里維茨基叛逃前，內務人民委員部在西歐最重要的間諜之一、波蘭共產黨員、在組織內部化名「路德維希」（Ludwig）的伊格納斯·瑞斯（Ignace Reiss），就已經公開同斯大林決裂，並參加了托洛茨基的第四國際。瑞斯曾向托洛茨基、維克托·塞爾日和他們的朋友發出警告：莫斯科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徹底消滅西班牙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與統工黨黨員。1937年9月初，瑞斯準備同維克托·塞爾日和他的朋友在法國會面，但他卻在會面前在瑞士洛桑附近被暗殺了。在調查此案時，一些外國共產黨員和蘇聯駐巴黎的貿易代表團官員曾受到訊問，包括莉季亞·格洛索夫斯卡婭（Lydia Grosovskaya），警方故意釋放了她，想放長線釣大魚，沒想到她卻趁機脫身了。——原注

[24]比方說，瓦爾特手下有一個排長，曾是弗蘭格爾（Врангель）白軍的將軍，流亡國外之後當了馬夫，他參加國際縱隊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回國。後來他在戰鬥中犧牲了。——原注

[25]費爾南多·德·羅薩（Fernando de Rosa，1908年10月7日——1936年10月？日），生於義大利米蘭，原姓倫奇奧尼（Lencioni）。出生時即被遺棄，幸被收養，1918年將姓氏改為養父母的姓。1922年開始參加反法西斯運動。1928年被迫流亡法國。1929年10月22日在布魯塞爾行刺義大利王儲恩貝托二世（Umberto II，1904—1983），未能得手。1930年被判處五年徒刑。1932年3月獲釋後，進入西班牙，並參加了1934年10月的阿斯圖里亞斯起義，起義失敗後被捕。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參加了民兵，1936年10月在瓜達拉馬犧牲。——中譯者注

[26]斯巴達克運動會（Spartakiad）是蘇聯為了同資產階級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對抗而主辦的運動會，但作者這裡搞錯了，夏季斯巴達克運動會僅在1928年和1931年舉辦過兩次，這裡指的應該是1936年的巴塞羅那人民奧林匹克運動會（加泰羅尼亞語：Olimpíada Popular；西班牙語：Olimpiada Popular）：人民陣線上台後，為了抵制納粹德國和1936年柏林奧運會，宣布將於1936年7月19日至26日在巴塞羅那舉辦人民奧林匹克運動會，報名參加這次運動會的有來自22個國家的6000多名運動員，這些運動員大多是由工會、工人體育俱樂部、社會黨和共產黨選派的。但由於內戰爆發，這次運動會未能舉行。不過，先期抵達巴塞羅那的運動員中，有200多人參加了工人民兵，同法西斯叛軍戰鬥。——中譯者注

[27]加斯托內·索奇（Gastone Sozzi，1903年3月8日——1928年2月6日），生於義大利切塞納（Cesena）一個貧寒的家庭，父母都是義大利社會黨「最高綱領派」成員。1919年參加義大利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參加義大利共產黨，並參加了反法西斯地下武裝小組的活動。1922年因被指控刺殺法西斯分子而流亡蘇聯。1925年回國後，繼續參加共產黨的地下軍事工作。1927年在瑞士巴塞爾被捕後，被引渡給法西斯義大利政府，在法西斯監獄中因遭受嚴刑拷打而犧牲。——中譯者注

[28]西蒙娜·維爾（Simone Weil）就是參加了杜魯蒂縱隊的外國志願者之一。然而她的民兵生涯剛開始不久，就被一次意外事故給中斷了。——原注

[29]西班牙內戰爆發後，由於共和軍缺乏空中力量，安德列·馬爾羅便通過自己在法國空軍中的關係，弄到了一批舊飛機，並找到了一批飛行員，組成了「西班牙」飛行隊（西班牙語：Escuadra Espa?a；法語：Escadrille Espagne），趕赴西班牙，協助共和軍作戰。這支飛行隊人數最多時有130餘人，總共使用過五十多架飛機，參加過23次戰鬥任務。由於機型落後、補給困難，1937年2月馬拉加失守後，該飛行隊的最後兩架轟炸機也被擊落，該飛行隊不得不解散。——中譯者注

[30]安德列·馬爾羅在《希望》中詳細描寫了他遇到的困難：首先：這些飛機往往是在受損後被軍隊處理掉的淘汰品，質量非常差；其次，部隊中絕大部分是志願兵，他們與僱傭兵經常發生爭執。——原注

[31]朱利奧?切雷蒂（Giulio Ceretti，1903—1985），曾用化名「皮埃爾·阿拉爾」（Pierre Allard）。生於義大利佛羅倫薩。1918年參加義大利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擔任佛羅倫薩社青團書記，1921年參與創建義大利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流亡法國。在1932年3月召開的法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他在巴黎成立了一個負責援助西班牙人民的委員會。二戰爆發後，於1940年被共產國際任命為法國、義大利和比利時等地的負責人。共產國際解散後在蘇聯的義大利語廣播電台工作。二戰結束後回國，在1948年的米蘭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義大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負責合作社運動。1964年退休。1985年逝世。——中譯者注

[32]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指出：儘管不少人——包括國際縱隊老戰士在內——都聲稱鐵托曾在西班牙作戰，但他其實從未在西班牙打過仗。——原注

[33]路易吉·隆戈說，拉爾戈·卡巴耶洛在接待他們時態度非常冷淡。——原注

[34]當然，法國的報紙上經常登出在邊界進行逮捕的消息，但這種逮捕多半是做做樣子而已。——原注

[35]比克托·阿爾瓦（Victor Alba，1916—2003），加泰羅尼亞記者、作家。本名佩雷·帕格斯·埃利耶斯（Pere Pagès i Elies），生於巴塞羅那。曾在巴塞羅那大學學習法律。1932年參加工農同盟。統工黨成立後，曾任機關報《戰鬥報》編輯。1939年被弗朗哥反動政權逮捕，1945年獲釋後流亡法國，1947年移居墨西哥，開始用西班牙語、法語、加泰羅尼亞語和英語寫作。1957年移居美國後，曾在堪薩斯大學和肯特州立大學任教。在流亡期間，逐步滑向社會民主主義立場。他編寫了許多關於西班牙共產主義運動史的著作。——中譯者注

[36]法文版此處為「45000人」，但英文版不知為何變成了「30000人」，上述幾個數字加起來，總數應為45000人，故按照法文版翻譯。——中譯者注

[37]維塔爾·蓋曼（Vital Gayman，1897年4月2日——1985年12月3日），生於法國厄爾省（Eure ）的烏什地區孔謝鎮（Conches-en-Ouche ）。1916年參加法國陸軍。1919年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1920年參加法國共產黨，1923年至1925年、1926年至1929年兩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擔任國際縱隊阿爾瓦塞特基地司令。1939年10月退黨。二戰期間參加地下抵抗運動，1943年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越獄後重新參加抵抗運動。戰後曾擔任報紙記者，1968年退休，1985年逝世。——中譯者注

[38]「國際縱隊第XIV旅和重建後的第XIV旅」法文版原文為「Les brigades 14 et 14 bis」，bis在這裡的意思並不清楚，但第XIV旅曾因損失慘重而重建過，所以推測為「重建後的第XIV旅」。——中譯者注

[39]昂利·維耶芒（Henri Vuillemin）是一位法國共產黨員，在1934年2月的法西斯暴動中被法西斯分子殺害。——中譯者注

[40]這些波蘭移民在法國或比利時住的時間不長，他們對法國和比利時感到很生疏，只有在工會或政黨里才能找到歸屬感。——原注

[41]蘭多爾弗·帕恰爾迪（Randolfo Picciardi，1899年1月1日——1991年4月14日），1915年參加義大利共和黨（Partito Repubblicano Italiano），一戰期間志願參軍。1919年退役後進入大學就讀，1921年獲法學學位。1922年前往羅馬，參加反法西斯運動。1926年被判處五年徒刑後越獄。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當選為義大利共和黨全國書記。1936年在法國組織義大利反法西斯軍團，前往西班牙參戰，並擔任國際縱隊加里巴爾迪營營長。1937年返回法國。1938年前往美國，繼續進行反法西斯活動。1944年返回羅馬，1945年再次當選為義大利共和黨全國書記。1948年至1953年曾任國防部長。——中譯者注

[42]尤里烏斯·多伊奇（Julius Deutsch，1884年2月2日——1968年1月17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政客，保衛共和聯盟的創始人。1934年二月起義失敗後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6年至1939年在西班牙指揮共和軍作戰。西班牙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巴黎。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流亡美國，1946年回國。——中譯者注

[43]漢斯·拜姆勒（Hans Beimler，1895年7月2日——1936年12月1日），生於慕尼黑，當過鎖匠，1913年參加德國五金工會（Deutsche Metallarbeitserband）。一戰期間參加德國海軍。1918年革命期間當選為庫克斯港工人士兵蘇維埃委員，並參加了斯巴達克同盟，1919年參與創建德國共產黨。1919年參加了巴伐利亞蘇維埃起義，失敗後被監禁。獲釋後，因繼續參加革命工作，而多次被捕。1932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同年擔任德共南巴伐利亞區委書記。納粹上台後，於1933年3月被捕，被關押在達豪集中營。同年5月越獄後流亡國外。1936年8月抵達西班牙，組建恩斯特·台爾曼營，並擔任國際縱隊德國營的政治委員。同年在馬德里保衛戰中英勇犧牲。——中譯者注

[44]弗里茨·達雷姆（Fritz Dahlem，1892年1月14日——1981年12月7日），出身於鐵路工人家庭，當過馬夫。1913年參加社民黨，1914年擔任科隆的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主席，一戰期間入伍參軍，1917年參加獨立社民黨，1918年革命期間曾任工人士兵蘇維埃委員。曾在科隆擔任記者，屬於獨立社民黨左派，1920年隨獨立社民黨左派參加統一共產黨，作為萊茵蘭中部的代表入選中央委員會。1921年支持列維，曾在黨報上公開撰文支持列維的立場，不過沒有因此受到懲罰，但後來他又與列維決裂。1922年7月至10月間前往法國。1923年任整個萊茵蘭地區黨組織的書記。後來被法國佔領當局驅逐出境，在黨的報刊和組織部工作。1929年入選政治局，1928年至1933年曾當選國會議員。1933年流亡國外，1936年至1939年曾參加國際縱隊，在西班牙戰鬥。1939年被法國政府拘留，1941年9月被移交給德國政府，在蓋世太保監獄裡被關押了八個月，後被轉到毛特豪森集中營，1945年德國解放後獲釋。後來在統一社會黨與民主德國機關內任重要職務，1953年5月被解除一切職務，1956年平反。——中譯者注

[45]中國也有數十人參加了國際縱隊，關於他們的事迹，請參閱《當世界年輕的時候》，倪慧如、鄒寧遠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國際縱隊還有一名日本人，他就是旅居美國的日本僑民傑克·白井（日文：ジャック白井；英文：Jack Shirai，1900—1937），他於1900年出生於日本北海道函館市，他的日文名已經無從查證，只知道英文名叫「傑克」。五歲被送入孤兒院，十二歲逃出孤兒院後，四處流浪，當過搬運工、水手和廚師。1929年移民美國。在大蕭條期間思想逐步左傾，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日籍工人組織。1936年12月26日隨第一批美國志願兵前往西班牙，1937年1月6日抵達西班牙後，被編入國際縱隊第XV旅的「亞伯拉罕·林肯」營。1937年7月11日在布魯內特戰役中英勇犧牲。——中譯者注

[46]國際縱隊的許多老戰士後來都在自己的黨內身居高位，一些黨成功奪取政權後，他們也擔任了國家的高級職務。比方說，現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導人當中，就有兩人曾是國際縱隊戰士，他們就是海因里希·勞（Heinrich Rau）和施泰默（Staimer）將軍——施泰默現在是警察將軍，在西班牙作戰時化名「里哈爾德」（Richard）。在國際縱隊的匈牙利戰士中間，有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他曾化名「費爾托斯」（Firtos），在國際縱隊里擔任政治委員，並獲得了中尉軍銜，後來他當上了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內務部長，再後來他遭到了誣陷，被判處絞刑；有薩爾沃伊（Szalvai），他曾化名「恰巴耶夫少校」在西班牙作戰，現在他是匈牙利軍隊的將軍；還有曾在1958年至1961年間擔任匈牙利總理的明尼赫·費倫茨（Münnich Ferenc）。在波蘭籍戰士中間，有科馬爾（Komar）將軍，他在西班牙曾化名「瓦切克」（Vacek），當過營長，後來當上了波蘭內衛部隊司令，在1956年發生的一系列最終導致戈穆爾卡（Gomulka）上台的事件中，他發揮了關鍵作用。南斯拉夫籍的國際縱隊戰士，與戈施尼亞克（Go?njak）、蘭科維奇（Rankovi?）和弗拉霍維奇（Vlahovi?）等人一起構成了南斯拉夫游擊隊的軍政骨幹。國際縱隊的法國籍戰士構成了「自由射手游擊隊」（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的核心，這些人有：雷比耶爾，他於1942年遇害；皮埃爾·若爾日（Pierre Georges），曾是國際縱隊的一名中尉，後來成為法國抵抗運動的「法比昂上校」（Colonel Fabien）；堂吉（Tanguy），他曾是國際縱隊的一名政治委員，後來成了法國抵抗運動的「羅爾上校」（Colonel Rol）；弗朗索瓦·維托里（Fran?ois Vittori），他後來在1944年組織了科西嘉國民陣線起義。值得一提的是，國際縱隊的法國籍戰士當中，還有後來曾擔任過法國共產黨總書記、不久前被開除出黨的奧古斯特·勒科爾（Auguste Lecoeur），以及後來的參議員讓·尚特隆（JeanChaintron），他的化名叫巴特爾（Barthel）。——原注

[47]雷格勒把蘭多爾弗·帕恰爾迪稱作「共和黨大佬」，帕恰爾迪後來被解職，並離開了西班牙，這件事被許多國際縱隊戰士當作是共產黨企圖徹底掌控國際縱隊的證據，現在他們的懷疑也得到了證實。安東尼婭·施特恩根據漢斯·拜姆勒手下的民兵提供的證詞，還有他們的指控，認定漢斯·拜姆勒是被內務人民委員部下令殺害的。她收集的文件表明，拜姆勒實際上已經與德國反對派成員建立了聯繫，並對領導進行了毫不客氣的批評，還對特別處表示出了明顯的敵意；在這種情況下，漢斯·拜姆勒死於謀殺的假說，就顯得很可信。然而，這種假說終究還是缺乏有力的證據支持。——原注

[48]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十章注釋[22]。——中譯者注

[49]威廉·蔡瑟（Wilhelm Zaisser，1893年6月20日——1958年3月3日），曾在魯爾當過教師。一戰爆發後應徵入伍，當過中尉，1918年率部參加烏克蘭游擊隊。後來在黨的軍事機關中工作。1924年起在莫斯科的軍事學院學習。1927年至1930年間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化名「戈麥斯（Gómez）將軍」，擔任國際縱隊的指揮員。1940年返回蘇聯，在「反法西斯學校」里對德國軍官進行政治再教育。戰後加入統一社會黨，1950年至1953年間任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部長。1953年6月東柏林爆發起義後被迫退休。——中譯者注

[50]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十章注釋[21]。——中譯者注

[51]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十章注釋[56]。——中譯者注

[52]儒勒·迪蒙（Jules Dumont，1888年1月1日——1943年6月15日），生於魯貝（Roubaix）一個鞋匠家庭。在一戰期間當過法國陸軍的士官。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擔任巴黎公社營營長。二戰爆發後，參加了法國地下抵抗運動，1942年11月被德國秘密警察逮捕，1943年6月15日英勇就義。——中譯者注

[53]漢斯·卡雷曾是軍官，1919年參加共產黨；蔡瑟曾是軍官，他在烏克蘭率領自己的部下投靠了俄國革命者。他們兩人後來都留在了俄國，在德國共產黨的秘密軍事機關內擔任高級職務。佐爾卡在一戰期間是軍官，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期間是庫恩·貝拉的同志，後來又與加倫（Gallen）與鮑羅廷（Borodin）一起前往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儒勒·迪蒙曾是上尉，後來轉向共產主義，他在參加國際縱隊之前，曾在阿比西尼亞抗擊意軍。——原注

[54]路德維希·雷恩（Ludwig Renn，1889年4月22日——1979年7月21日），生於德累斯頓一個貴族家庭，本名阿諾德·弗里德里希·維特·馮·戈爾森瑙（ArnoldFriedrich Vieth von Gol?enau）。一戰期間在西線作戰。1928年參加德國共產黨。並擔任德國無產階級革命作家協會書記。納粹上台後被捕，1935年逃往西班牙。1936年參加國際縱隊，曾擔任恩斯特·台爾曼營營長和國際縱隊第XI旅參謀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墨西哥。1947年返回東德，參加了德國統一社會黨。1979年在東柏林逝世。——中譯者注

[55]庫恩·貝拉（Kun Béla，1886年2月20日——1939年11月30日），匈牙利共產黨創始人。出身於小職員家庭。畢業於科洛日瓦爾大學法律系。當過記者。1902年參加匈牙利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征入伍。1916年在俄國被俘。1917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8年3月創建直屬俄共（布）中央的匈牙利共產主義小組，任組長。同年11月歸國，建立匈牙利共產黨，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1919年2月被捕，在獄中同社會民主黨達成兩黨合併、聯合奪權的協議。3月21日獲釋出獄，立即將匈共同社會民主黨合併為匈牙利社會黨，接管政權，宣布成立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出任外交人民委員，後兼任軍事人民委員。蘇維埃政權被顛覆後僑居奧地利。1920年8月到蘇俄，在克里米亞任紅軍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平定白匪軍的戰鬥。1922—1923年在烏拉爾做黨的宣傳工作，後任俄共（布）中央駐共青團中央的特派員。1921—1936年參加共產國際領導工作。1924年10月秘密抵達維也納，重建匈共，並任主要負責人。1928年4月在維也納被捕，3個月後獲釋回到蘇聯。1936年被指控阻撓執行共產國際七大路線而被解除一切職務，並在翌年6月被捕，1939年11月死於獄中。1956年平反。——中譯者注

[56]在西班牙獲得成功的那個「克雷貝爾將軍」，以前似乎叫拉扎爾·施特恩。據伊普希隆（Ypsilon）記載，施特恩曾是奧匈帝國的一名軍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俄國被俘，後來他接受了共產主義，曾在德國共產黨的秘密軍事機關工作，1927年在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在1935年又指揮遠東部隊抗擊日軍。科克斯（Cox）記載的施特恩的身世與伊普希隆的記載大致相仿，但科克斯認為施特恩原是奧地利人，後來加入了加拿大國籍，在1919年隨聯合遠征軍（Allied Expeditionary Corps）抵達俄國。帕恰爾迪寫道，施特恩曾說自己是加拿大人，但看起來很像德國人。費舍爾認為施特恩在大清洗中遇害，科洛德尼卻認為施特恩曾在1940年的蘇芬戰爭中指揮蘇軍攻破了曼納海姆（Mannerheim）防線。科洛德尼會不會是把他同另外一個沒有在大清洗中遇害的施特恩將軍（化名「格里戈洛維奇」）給搞混了？——原注

化名「克雷貝爾」的是曼弗雷德·施特恩，請參閱本書第一部第十章注釋[20]；化名「格里戈洛維奇」的是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維奇·施特恩，請參閱本章注釋[16]。——中譯者注

[57]比利時志願者尼克·紀郎（Nick Gillain）在他的《僱傭兵》（Le mercenaire，巴黎，法亞爾出版社[Librairie Artheme Fayard]，1938年）一書中，指責安德列·馬爾蒂曾擔任一個軍事法庭的主席，毫無道理地將法國軍官德勒薩爾（Delesalle）少校判處死刑，德勒薩爾少校很可能是因為接觸了全勞聯的民兵縱隊，才被判處死刑的。彭切尼亞蒂（Pencheniati）指責他曾親手槍殺戰士：在坎布里爾斯（Cambrils），他痛罵四名戰士，說他們擅自撤退，這四名戰士反唇相譏，他便槍殺了他們。厄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喪鐘為誰而鳴》（For Whom the BellTolls）中描寫了一個叫「馬薩爾」（Massart）的人物，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在影射安德列·馬爾蒂；海明威筆下的馬薩爾是一個很不討人喜歡的人物：他既疑神疑鬼，又粗暴專橫。曾在安德列·馬爾蒂手下工作過的費舍爾對他的評價也很不好，而雷格勒則寫道：「他的不稱職是完全可以原諒的，而他為了掩飾自己的不稱職，對一切都抱著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態度。」共產黨在把他開除之後，也加入了對他的謾罵，要想弄清楚有關他的真相，就更困難了。——原注

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喪鐘為誰而鳴》中直接將其翻譯為「安德列·馬蒂」，請參閱《喪鐘為誰而鳴》，程中瑞、程彼德譯，王永年校，上海譯文出版社，1982年，第491頁。——中譯者注

[58]英文版此處為「四百家」，但這明顯不太可能，而法文版為「四家」，故根據法文版翻譯。——中譯者注

[59]這一部分的內容主要源自隆戈的書。——原注

[60]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月22日——1937年4月27日），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及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出身於撒丁島的一個小職員家庭，1911年畢業於都靈大學，1913年參加義大利社會黨，1919年4月與帕爾米洛·托里亞蒂、安傑洛·塔斯卡（Angelo Tasca）和恩貝托·特拉奇尼（Umberto Terracini）創辦《新秩序》（LOrdine Nuovo）周刊，1921年成立義大利共產黨（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擔任意共總書記，1928年被法西斯政府逮捕入獄，1937年病逝。——中譯者注

[61]安娜·波克爾（Ana Pauker，1893年2月13日——1960年6月14日），生於羅馬尼亞瓦斯盧伊縣（Vaslui）一個貧苦的正統猶太教家庭，本名漢娜·拉賓松（Hannah Rabinsohn）。1915年參加羅馬尼亞社會民主黨（Partidul Social Democrat din Romania），1916年參加羅馬尼亞社會黨（Partidul Socialist din Romania），1921年參與創建羅馬尼亞共產黨（Partidul Comunist Roman）。1924年因參加革命活動而被捕，獲釋後流亡國外。1927年在莫斯科列寧黨校學習。1934年受共產國際的指派回國，擔任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1935年7月被捕，被判處10年徒刑。1941年獲釋後返回蘇聯，擔任羅馬尼亞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1944年9月返回羅尼亞，1945年10月當選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與中央書記處書記。1947年11月至1952年11月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1948年2月羅馬尼亞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合併為羅馬尼亞工人黨（Partidul Muncitoresc Roman）後再次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1952年2月被打成「波克爾—盧卡反黨分裂集團」首腦，同年7月和9月被先後解除外交部長和副總理的職務，1953年2月被捕，同年4月獲釋。1960年死於乳腺癌。1965年齊奧塞斯庫上台後為她平反。——中譯者注

[62]伊萬·伊萬諾夫·帕烏諾夫（ИванИванов Паунов，1899年4月12日——1937年2月12日），保加利亞共產黨地下軍事活動的重要組織者，曾積极參加了1923年的起義。起義失敗後，在1923年至1925年參加地下游擊活動。1925年4月流亡蘇聯，在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6年10月，化名「格列別納洛夫」（Гребенаров/Grebenarov），擔任國際縱隊的「季米特洛夫」營營長，1937年2月12日在戰鬥中犧牲。——中譯者注

[63]這兩人只有使用俄語才能溝通。——原注

[64]露易絲·米歇爾（Louise Michel，1830年5月29日——1905年1月9日），法國女革命家，無政府主義者。生於法國上馬恩省（上馬恩省）弗隆庫爾鎮（Vroncourt）。當過教師。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投身革命運動。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間，積极參加了革命運動，1871年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後改判為終身流放，1873年被流放到新卡里多尼亞（Nouvelle-Calédonie）。1880年，法國政府對巴黎公社社員實行大赦，露易絲·米歇爾於同年11月21日返回法國，繼續參加革命運動。1905年逝世。——中譯者注

[65]1938年1月，露易絲·米歇爾營由於傷亡慘重，該營的倖存者被編入了昂利·維耶芒營。——中譯者注

[66]即「西班牙共和國志願兵協會」（Association des volontaires de l』Espagne républicaine）。——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