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為何成為50年代美國的活博物館
自1959年卡斯特羅革命推翻獨裁者巴蒂斯塔之後，美國和革命的古巴斷絕外交關係，經過豬灣入侵與導彈危機後，制裁與敵對在一水相隔的兩個鄰邦之間划下似乎無法跨越的紅線。隨著冷戰的結束，菲德爾的古巴成為為數不多的冷戰遺迹，所有專家都認為美古之間的解凍與和解只是早晚之事。沒想到在蘇聯解體後將近三十年，美國一方的當事人已不在人世，年輕的菲德爾與勞爾兄弟也垂垂老矣，這場預期中的重逢才姍姍來遲。2015年7月，美國和古巴恢復外交關係。
對熟悉切格瓦拉與革命古巴的中國讀者來說，美國和古巴之間的複雜關係也許難以把握。實際上，正如美國和菲律賓之間有著前宗主國和前殖民地之間說不清道不明的歷史淵源一樣，美國之於古巴也並不僅僅是兩次軍事佔領（1898-1901, 1906-1909）和冷戰的頭號大敵。北卡羅萊納大學古巴史名家Louis A. Pérez 教授的 《On Becoming Cuban》就通過細緻入微的歷史梳理深入了1959年革命前百年，從殖民地到共和國的古巴，如何藉助 「北美」 這個 「他者」 塑造出自己的民族身份。而這一民族身份與民族自覺的成熟，又如何反過來催生了對美國的怨恨。
革命的「殘酷」嚇壞了古巴的奴隸主，讓他們更願意接受西班牙提供的合作方案。
古巴在席捲19世紀初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獨立浪潮中維持了西班牙皇家殖民地的地位。自法屬聖多明戈的奴隸爆發起義，成立海地共和國並擊敗拿破崙派遣的干涉軍之後，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蔗糖產地的糖業就一蹶不振。世界製糖業的重心遂轉移至臨近海地，但仍然維持奴隸種植園制度的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根據約克大學歷史教授Gillian McGillivray的《Balzing Cane》一書的分析，在拿破崙戰爭下分崩離析的西班牙美洲帝國解體浪潮中古巴仍然維持殖民統治的秘訣，在於西班牙統治者收買古巴種植園主，用維持奴隸制現狀為籌碼換取了他們的合作。海地革命中發生了克里奧爾人（黑白混血）、白人和黑人奴隸之間的殘酷廝殺。沒有逃跑到路易斯安娜或英屬西印度殖民地的白人與克里奧爾人幾乎死傷殆盡。革命的「殘酷」嚇壞了古巴的奴隸主，讓他們更願意接受西班牙提供的合作方案。
但是十九世紀是浪漫主義的世紀，也是民族發明的世紀。美國作為透過反殖民主義革命獲得獨立的最初也是最成功的榜樣，激勵著南美洲的玻利維爾和聖馬丁們「發現」（發明 ）自己不同於西班牙的政治和民族身份。這一浪潮不可能對與美國咫尺之遙的古巴毫無影響.在進步的古巴精英看來，美國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完美的共和國。
美國內戰之後開啟了工業化和資本積累與輸出狂飆突進的時代，北美的在經濟、文化甚至道德上的痕迹都逐漸在古巴小小的殖民地上生根發芽。大批的古巴人去美國工作，有錢的種植園主把他們的子女送去哥倫比亞大學和耶魯這樣的美國名校學習。他們在大學中不但折服於「進步」、「文明」的現代性，也深深沉迷於美國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和美國的近距離接觸讓古巴人感受到了自身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落後」與不完美，而母國西班牙更是成為進步和改良的敵人。
在代表工業革命的電報、鐵路蒸汽船出現在西班牙之前的十幾甚至二十幾年前，藉由美國，古巴就率先享受到了這些工業文明的成果。在進步的古巴精英看來，美國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完美的共和國。她廢除了奴隸制，婦女享有最好的自由，人民享受著充分的民主權利、科技進步以及經濟富裕；古巴將要屬於、也應該屬於這一進步的榜樣，而西班牙則是舊大陸上閉塞、保守、反動的代表。古巴和西班牙共同的語言和宗教本來是塑造「大西班牙」的天然紐帶，但是在北美強有力的輻射之下，也不再能讓殖民當局安枕無憂。
西班牙或許可以對古巴臣民頤指氣使，但面對美國公民時絕不敢大意。
美國的新教各宗派在古巴積極的建立教會，美國的報紙、體育競技（棒球）在古巴各地開花。英語成為最時髦的外語，西班牙殖民當局對新教教會極盡打壓之能事，也對古巴精英推崇「文明」的棒球，反對「野蠻」的西班牙鬥牛深感憂慮。許多古巴革命者同時加入了美國國籍，因為美國國籍可以為他們的革命行動（比如發行地下報紙）提供最好的掩護和保障。西班牙或許可以對古巴臣民頤指氣使，但面對美國公民時絕不敢大意。
然而和古巴精英對美國模範的玫瑰色幻想不同，美國的現實決策混合了理想主義、經濟算計還有文化甚至道德上的傲慢。 1895年的古巴革命戰爭帶來了美西戰爭對古巴的干涉。從西班牙獲得獨立的古巴在三年的時間內被置於美國軍政府的統治下。1901年的《普拉特修正案》作為憲法修正案寫入古巴憲法，把美國對古巴的干涉權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革命戰爭造成了大量破壞，在美國軍政府通過的62號民政命令的要求下，古巴舊有的土地制度下的公地淪為投機和買賣的對象，美國資本趁虛而入，利用革命後的低地價，大肆購買土地，建立製糖工廠，在事實上控制了古巴的經濟命脈。美國力量通過資本、政治、經濟的三重干預，架空了獨立後古巴的國家主權，將古巴精英轉變為美國利益和本土民眾之間的協調者，由此建立了基於外資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正是因為古巴是美國的，古巴才是古巴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刺激了蔗糖的需求，也大大打擊了古巴蔗糖的競爭者——歐洲甜菜糖的生產與運輸。在美國資本的運作，以及保守派總統美諾查的懷柔發展政策下，古巴的「恩庇資本主義」發展到了最完善的階段。在國家提供的公共福利付之闕如的時候，美資公司事實上把製糖工廠的廠區當作市政來運作。公司修建工人住宅，鋪設鐵路，為僱員提供醫療保險，開辦學校、教堂、醫院，甚至組建棒球俱樂部。但是與此同時，這種恩庇制度也導致工人對公司產生了人身依附，大公司對於組建工會、進行罷工的任何企圖都十分警惕，同時通過一些最小程度的改革化解社會壓力。隨著大蕭條的到來，這種資本主義公司主導的「勞資合作」難以為繼。
隨著1933年親美的獨裁者馬查多被趕下台，後來的大獨裁者巴蒂斯塔掌握實權。古巴精英單純充當美國利益代理人的時代結束了。但是此時的巴蒂斯塔卻是一位「民主」的獨裁者，他通過具有進步主義性質的改革，滿足了工人的一些條件與願望，拓展了言論自由和民主權利。古巴在1940年通過了一部民主憲法，巴蒂斯塔通過公平選舉在1940-1944年擔任民主古巴的總統。古巴民眾將剃鬚刀稱作「吉列」，「小轎車稱作「雪弗蘭」
獨立後頭50年的歷史也是古巴被整合進北美大眾文化與大眾消費網路的歷史。美國的流行品牌，不管是衣服、鞋子還是好萊塢的電影，都可以在古巴買到。連鎖的超市（Grocery）取代了傳統的小商店。熱狗（Hotdog）取代了傳統了古巴食物。這些代表美式生活方式的消費文化，連同它們的英語名字一起融入了古巴人的生活。棒球在古巴是最為流行的體育活動，棒球俱樂部直接被稱作Club，棒球運動的術語全部搬運自英文。更有甚者，古巴民眾將剃鬚刀稱作「吉列」，「小轎車稱作「雪弗蘭」，美國的品牌文化實現了對古巴中產階級消費的徹底佔領，甚至深入到中下階層的語言習慣中。古巴人將比如感恩節這樣的美國節日列為官方假日，和新教徒一樣慶祝聖誕老人（Santa Claus）的聖誕節。整整三代人的時間裡，古巴兒童玩著和美國兒童一模一樣的美國產玩具，看著美國來的童話繪本。古巴人同樣相信美國人所推崇的勤奮、忍耐、奉獻、個人責任的工作倫理。他們通過和北美經濟上、心理上、甚至道德趕上的親近性，獲得了「古巴」這一認同的獨特性，將自己和「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區分開來。可以說，正是因為古巴是美國的，古巴才是古巴的。
然而這一美國和古巴經濟與文化上的共生關係並不完美和諧，在「美國化」創造了浮華的古巴社會的同時，這一進程也孕育著他的反面。正是這些反面的力量，將古巴引向1959年的革命之路。首先，由於古巴90%以上的出口是蔗糖，這些蔗糖80%以上又出口到美國；與此同時，古巴人所習慣的舒適生活所需的糧食、消費品、工業製成品幾乎全部仰賴美國進口。作為全身心擁抱美國的代價，這使得古巴的經濟結構非常脆弱，很容易被關稅和國際蔗糖價格的波動影響。
其次，由於古巴蔗糖的單一經濟發展潛力有限，人口從一戰之後到五十年代初已增加數倍，出口換取的外匯維持古巴人所習慣的「體面生活」愈發艱難。大量的工科、法律、醫學、教育專業的高等學生畢業就是失業，不得不在雜貨店當記賬員、餐館刷盤子度日。另外，美國進口的產品比起原價要貴上很多。經濟上的困頓外加在巴蒂斯塔愈發壓迫的統治，於是許多人選擇移民美國碰運氣，在1959年卡斯特羅革命之前，大規模的移民潮就開始了。第三，儘管古巴人接受了美國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是美國人傲慢地總是把古巴當成「小兄弟」 ，當成某種和美國文化相似，但卻充滿「異域風情」的度假勝地。這種近乎東方主義的解讀讓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古巴形象充滿刻板印象。例如美國情景喜劇《我愛路西》中，「古巴」的文化象徵成為製造笑點的材料。古巴精英想要獲得來自老大哥美國的「尊重」與「平等對待」，卻只收穫了受損的民族自尊心。卡斯特羅革命後與美國政府接觸時，美國官員形容他「幼稚的像個孩子。」卡斯特羅革命後與美國政府接觸時，美國官員形容他「幼稚的像個孩子。」
最後，冷戰的開啟改變了美國對待拉丁美洲和古巴的戰略，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的美國不再容忍古巴境內有共產黨的活動了。他們給巴蒂斯塔提供大量軍事援助和軍事訓練，鞏固政權，將共產主義者從工人運動中排擠出去。在自覺選舉獲勝無望時，巴蒂斯塔在1952年政變上台，結束了古巴年輕的民主實踐。他不再是30-40年代那個講求民主作風、回應民眾要求的民粹主義政客，終於成為人們熟悉的那個獨裁者。他架空了獨立自主的工會，將肥差分配給自己的親信。不再試圖和農民、工人、中產階級結成統治聯盟。支撐他的只有他武裝到牙齒的軍隊、以及幾個美國國務院的官員。當卡斯特羅的游擊隊進軍哈瓦那時，巴蒂斯塔拋下國家，匆匆逃入美國。
古巴裔移民把邁阿密變成了哈瓦那的複製品，把英語變成了外語，他們的子孫已經開始競選美國總統。
美國曾經是古巴人塑造自身認同的保護傘，作為標杆一樣的存在鼓勵古巴人從身份和政治上雙重擺脫西班牙的統治。如今，美國作為反面角色，再一次扮演古巴民族意識的催化劑。革命的古巴開始肅清英語和美國在古巴的痕迹。古巴政府國有化了美國公司，關閉了教會與私人學校。商店標牌、產品標籤還有菜單不允許使用英語。連日常生活中一句「OK」都會迎來懷疑和敵意的目光。卡斯特羅的革命政府大幅削減對「舒適商品」的進口，他說，凱迪拉克又費油又昂貴，卻對生產毫無好處，我們為什麼需要凱迪拉克？ 古巴人所習慣的、通過大眾消費文化所建立的與美國的聯繫削弱了。
古巴精英的世界，那個視美國為標杆、英語為第二母語的國家，將很快不會是祖國。大規模的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移民美國，數以萬計美國公司的古巴僱員在公司的安排下在北美找到了新的生活。他們中的很多人樂觀的認為，卡斯特羅的統治不會長久，美國可以容忍言辭上的侮辱冒犯，卻不會允許自己的私有財產被一股腦的徵收。美國人怎麼會允許共產主義分子統治古巴呢？正如美國從來會在關鍵時刻插手古巴事務，恢復「法律與秩序」一樣，這次也不會例外。在邁阿密的流亡者把在福羅里達的生活視作一次長假，隨時準備回到原本的世界和生活中去。哪裡知道這一等，半個世紀就過去了。古巴裔移民把邁阿密變成了哈瓦那的複製品，把英語變成了外語。他們的子孫（盧比奧、克魯茲）已經開始競選美國總統，像所有如假包換的美國人一樣，自豪宣稱自己是美國價值觀的代言人。（注釋）
2016年10月14日，奧巴馬在任期行將結束時取消了美國公民攜帶古巴雪茄入境的禁令。這一肯尼迪時期的制裁措施，終於和冷戰一樣走入了歷史。諷刺的是，正是由於制裁和封鎖，如今的古巴在某種程度上反而成為50年代美國的活博物館。在古巴和美國切斷聯繫的一瞬間，她也把自己所共享的美國放進了靜止箱，讓半個世紀後尋找懷舊情結的美國人嘖嘖稱奇。
無人可以預測卡斯特羅兄弟之後的古巴會走向何處，與美國的關係會如何發展。然而離開美國，無論是對美國的愛還是對美國的恨，古巴就不稱其為古巴。棒球仍然是古巴的第一運動，哪怕在他的發源地美國已經逐漸衰落。奧巴馬作為美國總統在哈瓦那的體育館與卡斯特羅共同觀賞棒球比賽的那一幕，也許正是古巴人開始重新發現美國，也重新發現自己的時刻。
參考文獻
Gillian M. (2009). Blazing Cane: Sugar Communities, Class, and State Formation in Cuba, 1868–1959 (American Encounters/Global Interactions)，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Louis A. P. (2008). On Becoming Cuban: Identity, Nationality, and Culture (H. Eugene and Lillian Youngs Lehman Series).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注釋：文中提到的盧比奧、克魯茲的父母，實際上是1957年左右移民美國，與卡斯特羅時期逃亡邁阿密的古巴移民潮相差兩年。）
世界說 李二
發自 美國 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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