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誰的奇蹟？誰的陷阱？——拉美過早去工業化之殤（海通宏觀姜超、顧瀟嘯、秦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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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超團隊
導語：以史為鑒，對美國家進行簡要分析。
跨越中等收入：誰的奇蹟？誰的陷阱？——拉美過早去工業化之殤
摘要：
中等收入水平意味著什麼？他們為何可以創造奇蹟，他們又為何長期落入陷阱？我們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系列報告，為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問題提供借鑒。本篇為系列報告的第一篇，主要對拉美國家進行簡要分析。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增長陷阱，指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可能面臨經濟發展動力減弱、增速放緩、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分化擴大的現象。中等收入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至關重要。世界銀行的絕對收入標準掩蓋了新興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潛在的增長分化，我們採用「相對標準」，即實際人均GDP與美國之比，來反映經濟體之間收入水平的收斂或分化趨勢。
「陷阱」困住了誰？拉美的增長困境。過去半個多世紀，亞洲經濟體的趕超進程此起彼伏，拉美國家卻彷徨不前。日本和韓國成為趕超經濟的典範；東亞經濟體（「亞洲四小龍」）自60年代起經歷20餘年發展進入高收入行列；主要東南亞國家自80年代中期開始趕超，但速度慢於「亞洲四小龍」，目前仍在路上；中國80年代以來的趕超進程是最新一輪亞洲增長奇蹟，趕超速度與早期的日、韓接近。而拉美國家整體收入水平持續下降，與高收入經濟體差距不斷擴大。把時間輪廓拉長，我們發現拉美國家滑落陷阱的時間可能長達百年，阿根廷成為滑落陷阱的典型。
「過早去工業化」之殤。亞洲國家趕超過程中工業化程度不斷加深，拉美則表現為「過早去工業化」。日本的工業化進程自戰後持續至70年代初，與第一輪快速趕超時間一致，峰值製造業佔GDP之比達到35%，佔比開始下降時已經是高收入國家。韓國工業化程度至今仍在提升中；中國製造業佔比自80年代至今已由25%大幅提升至40%的高水平；馬來西亞、泰國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也經歷工業化提速。而拉美國家平均工業化程度自90年代中期起已經低於上述全部亞洲主要經濟體，去工業化過快。歷史經驗表明，去工業化開始時人均GDP水平越低、製造業佔比越低，去工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越大。
低儲蓄與資本積累的滯後。資本的快速積累是實現工業化和快速趕超的基礎：從時間上來看，投資水平較高的時期往往趕超速度較快，投資的重要性甚至在高水平經濟體中仍持續體現。過去50年拉美國家投資佔GDP之比僅在18%-22%左右，普遍落後於亞洲趕超經濟體，甚至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拉美國家投資的持續低迷，其根本原因是長久以來的低儲蓄率，而巨大的收入差距、高收入群體對高消費的偏好，以及脆弱的貨幣和金融體系，是導致持續低儲蓄的結構性原因。
勞動力結構：拉美的潛力未能實現。農業剩餘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大規模轉移為工業化提供重要支持，工業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與趕超速度成正比：工業部門就業佔比拐點越低，趕超速度越慢。與亞洲經濟體截然相反，拉美國家的剩餘勞動力未能實現向製造業部門的轉移，工業部門就業佔比尚未提升至較高水平，即已經開始趨勢性下降，目前維持在20%以下。農業剩餘勞動力未能進入製造業，而是直接進入非正規的低端服務業，令技術升級和擴散過程難以實現；同時，勞動力難以通過生產率增長最快的工業部門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長期來看對國內需求的培育極為不利。而這一現象的根源是拉美過度偏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畸形發展路徑。
正文：
百年以來，按照收入水平分類，中等收入經濟體始終是全球數量最多的一個群體，也是發展過程分化最顯著的群體。二戰以後，東亞、東南亞趕超型經濟體和中國相繼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蹟，同為新興經濟體的拉美國家卻長期陷入增長停滯的泥沼難以自拔，中等收入國家所呈現出的巨大差異令進入中等收入水平本身即成為一種增長風險。
中等收入水平意味著什麼？他們為何可以創造奇蹟，他們又為何長期落入陷阱？對於正在邁向中上等收入水平的中國，在增長轉型的十字路口，應該選擇怎樣的宏觀經濟政策？我們推出中等收入陷阱的系列報告，為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問題提供借鑒。本篇為系列報告的第一篇，我們對全球主要新興經濟體進行橫向和縱向掃描，並從過早去工業化的角度對拉美國家進行簡要分析。
1. 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1.1 中等收入經濟體的「增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實質是增長陷阱，指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可能面臨經濟發展動力減弱、增速放緩、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分化擴大的現象。這一概念首見於世界銀行2007年題為「東亞經濟復興（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的報告，用以描述發展中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後，發展阻力加大，增速放緩，可能長期陷入中等收入水平，難以實現進一步趕超的風險。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主要包含三個方面：
1）指經濟增長減緩或停滯，分化擴大的風險：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現是發展中經濟體趕超進程停滯，與高收入經濟體之間的差距擴大，是一種增長陷阱；
2）同時面臨產業鏈低端和高端的壓力，令中等收入國家更容易陷入增長陷阱：低收入經濟體在低端產業具有成本優勢，高收入經濟體則憑藉出眾的創新能力維持在產業鏈高端的競爭優勢，而中等收入經濟體則在兩端同時面臨壓力，更易陷入增長陷阱；
3）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至關重要：中等收入階段的國家往往在市場機制方面仍不完善，政策選擇對經濟的潛在走向具有更加深遠的影響，如何避免或走出陷阱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選擇問題。
1.2 絕對收入標準
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之前，首先應明確中等收入經濟體和陷入增長陷阱的劃分標準。
世界銀行採用「絕對標準」對全球經濟體的收入水平進行分類。世界銀行1989年提出基於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絕對水平的分類標準，將高收入、中上等收入、中下等收入基準分別確定為人均GNI在6000美元、1940美元和480美元（1987年價格）；其中高收入基準接近1987年全球人均GNI的2倍，且所有工業化國家均包含在內；中等收入的下限確定為高收入基準的1/12.5。此後每年世界銀行均根據全球通脹和匯率水平對分類標準進行調整，以保證其當前值與1989年標準等價。最新的2016年標準中，人均GNI在1046美元至12735美元之間（2014年價格）的是中等收入經濟體。
1.3 相對收入標準
「絕對收入標準」具有兩大缺陷：其一，無法反映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因而掩蓋了新興與發達經濟體之間潛在的增長分化。長期來看，全球經濟持續保持實際正增長，這意味著絕對收入標準本身即與發達經濟體收入水平之間產生分化。1989年，高收入門檻為美國人均GNI的30%，至2016年，這一門檻已降至美國的23.3%，這意味著即使某個新興經濟體增速低於美國，仍有可能進步至高收入國家，潛在的差距擴大被掩蓋。
第二，絕對收入標準對增長陷阱的甄別方法存在爭議。在絕對標準下，在某個收入階段滯留多長時間應作為陷入增長陷阱的標準，在研究中存在很大爭議。同時，絕對標準意味著正增長的經濟體一定可以進入高收入行列，令對「陷阱」的判斷更為困難。按照世界銀行標準，智利、阿根廷2014年人均GNI分別達到1.49萬和1.35萬美元，已經跨過高收入門檻，拉美整體情況似乎遠好於金磚國家和東南亞國家，與主流觀點相悖。
如果一個經濟體在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後，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仍無法跨越高收入基準，則認為該經濟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以下部分我們將會看到，不同經濟體在進入更高收入群所需時間方面存在巨大差異，令增長停滯的國家極易被識別出來。
2. 「陷阱」困住了誰？拉美的增長困境
2.1 50年全球增長路徑：進步的亞洲，彷徨的拉美
我們首先對1960年代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相對收入變化情況進行一個全景掃描。為便於橫向和縱向比較，我們採用世界銀行公布的2005年美元價格人均實際GDP數據，考察特定經濟體實際人均GDP與美國之比在過去50餘年間的變化，以對全球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長產生一個輪廓性的認識。
發達國家：日本二戰之後持續趕超長達40余年。二戰結束後，日本很快開始恢復和趕超，趕超路徑分為前後兩段，1946年至70年代初，相對收入水平由約17%飆升至75%；70至80年代，趕超速度有所減慢，相對收入水平在90年代初達到95%以上，此後增長停滯，相對收入下降。
韓國：20年間由中上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行列。「亞洲四小龍」是東亞增長奇蹟的代表，其中韓國於60年代起增長提速，1972年達到中上等收入水平，20年後即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成為趕超經濟的典範；同樣經濟規模較大的中國台灣也於90年代成為高收入經濟體。香港和新加坡則是小型經濟體轉型國際金融中心的成功案例，人均收入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
東南亞：趕超仍在路上，但速度慢於日本和東亞經濟體。泰國、馬來西亞於80年代中期至1997年快速趕超，2000年後增長再次提速，整體趕超速度慢於日韓。1960-2014年，泰國相對收入水平由2.5%升至8%、馬來西亞由6.5%升至15%以上，並於90年代中期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越南自90年代以來加速，逼近中下等收入水平。
拉美國家：彷徨的50年。與亞洲經濟體此起彼伏的趕超進程形成鮮明對比，拉美國家在過去的50年中彷徨不前，甚至有所滑落，目前相對收入水平收斂在10%-20%這一較低的區間內。1960年，委內瑞拉、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相對收入水平分別為36%、24%、15%和11%，此後30年拉美不僅未能趕超，差距還有所擴大。至1990年委、阿、巴西三國相對收入水平分別降至16%、12%和12%，至今也僅有小幅反彈。50年內，拉美從充滿希望的區域淪落成為經濟動蕩、增長乏力的代表。
2.2 滑落陷阱可能更早：阿根廷的百年孤獨
把時間輪廓拉長，我們發現拉美國家滑落陷阱的時間可能長達百年，阿根廷成為滑落陷阱的典型經濟體。我們把時間拉長至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基於歷史統計數據，考慮通脹和匯率因素，估計出阿根廷和美國自20世紀初至今百餘年的實際人均GDP序列，對比後發現，早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阿根廷已經開始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淵。
阿根廷人均GDP：持續增長，但並未收斂（converge），而是分化擴大（diverge continually）。我們的估計結果顯示，以2005年美元價格計算，阿根廷1900年的實際人均GDP約為1730美元，到2014年，這一數值增至7764美元，年均實際增速為1.32%；同一時期，美國實際人均GDP由約4700美元增至46405美元，年均實際增速為2.03%。也就是說，在長達114年內，阿根廷平均每年增速都要比美國低0.7個百分點。
相對收入水平：114年中從36.8%下滑至16.5%，降幅達到55%。阿根廷人均實際GDP在20世紀初約達到美國的36.8%，按照相對收入水平標準已經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此後在20世紀頭10年和1916-33年間有所增加，「大蕭條」後開始漫長的持續下滑，40年代初跌至30%以下，80年代初跌至20%以下，2002年跌至10.9%的百年低位，此後有所反彈至2014年的16.5%。一百餘年間相對收入水平下滑超過55%。
經濟增速：在大多數年份中阿根廷增速均低於美國。將1900年以來的實際GDP增速按照每10年進行平均來看，阿根廷在20世紀初和20年代曾經增速高於美國0.8-0.9個百分點，此後自30年代起至80年代增速持續落後於美國達60年，90年代至21世紀初的20年中增速高於美國，近年來增速下滑，有再次落後的傾向。此外，阿根廷增速波動較大。總體來說，阿根廷在大多數年份中經濟增速均低於美國。
百年前就進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群體的拉美國家，為何經濟止步不前？在過去的一百餘年中，拉美國家並未實質性地受到二次世界大戰和民族獨立運動的戰爭衝擊，優越的地理位置、富饒的資源稟賦和良好的起步也為拉美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在此背景下，為何拉美國家經歷了經濟增長的彷徨、停滯和衰退？
3. 「過早去工業化」之殤
3.1 供給側：趕超成功的必由之路：從要素投入到生產率提升
從供給側的角度，較快的資本積累、剩餘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以及產業結構的高級化是趕超的必由之路。人均收入的增長由三大因素所驅動：勞動力結構、投資增長和生產率提升。勞動力結構和資本投入增加是要素投入，反映外延式增長；生產率的提升則體現經濟活動的效率改善，反映內涵式增長。從供給側而言，「中等收入陷阱」問題很大程度上表現為要素投入增速放緩和生產率增長未能持續。
對比亞洲和拉美經濟體，我們認為要素投入的短板和生產率提升的停滯都是導致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要素投入和生產率，孰為拉美增長停滯的主要原因？以往研究中未有一致結論。我們對比亞洲（特別是東亞）和拉美經濟體，發現要素投入和生產率停滯均是拉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拉美要素投入的不足體現為「過早去工業化」，生產率增長的停滯則體現為其從未實現的產業轉型升級。
3.2 亞洲vs拉美：快速工業化與「過早去工業化」
「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是轉型經濟體成功趕超的基礎。工業部門，特別是製造業部門的快速發展，是成功轉型的基礎。其原因在於：1）對趕超經濟體而言，工業部門，特別是製造業部門是生產率提升潛力最大、提升速度最快的部門；2）製造業部門生產的可貿易品的全球競爭力是參與國際貿易的決定性因素；3）製造業部門是生產技術傳遞滲透的關鍵環節，製造業發展程度很大程度上決定服務業在價值鏈中的位置。
亞洲國家趕超過程中工業化程度不斷加深，拉美則表現為「過早去工業化」。日本的工業化進程自戰後持續至70年代初，與第一輪快速趕超時間一致，峰值製造業佔GDP之比達到35%，佔比開始下降時已經是高收入國家。韓國工業化程度至今仍在提升中；中國製造業佔比自80年代至今已由25%大幅提升至40%的高水平；馬來西亞、泰國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也經歷工業化提速。而拉美國家平均工業化程度自90年代中期起已經低於上述全部亞洲主要經濟體，去工業化過快。
去工業化是拉美國家的通病，並非個例。阿根廷60年代中期製造業佔GDP曾高達40%，此後佔比持續下降至今，已降至14.5%；巴西、哥倫比亞70年代製造業佔比曾短暫提高至35%和25%，80年代起工業化程度持續下滑。2014年，拉美主要國家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均收斂至12%-15%的低水平。去工業化成為拉美國家的通病，反映區域內經濟體具備一些共同的結構性問題。
4. 過早去工業化的原因：要素投入不足
拉美國家「過早去工業化」的直接原因，是資本投入和剩餘勞動力轉移的不足。拉美國家在製造業佔比較低、收入水平較低時即開始去工業化的現象，被稱作「過早去工業化（PrematureDeindustrialization）」。工業化在發展初期即開始衰退，直接體現出拉美國家在要素投入方面的長期不足。
4.1 低儲蓄與資本積累的滯後
資本的快速積累是實現工業化和快速趕超的基礎：從時間上來看，投資水平較高的時期往往趕超速度較快。日本二戰後至70年代初工業化提升最快，對應的固定資本形成佔GDP之比也一度達到30%-35%；東亞趕超型經濟體在工業化最快的80年代投資佔比也曾達到35%的高位並維持在較高水平直至97-98年危機發生；東南亞經濟80年代末至97年投資水平快速提升至35%，也與快速工業化時期重合。而拉美國家投資水平持續低於亞洲國家，成為其持續去工業化的重要背景。
從經濟體均值來看，過去50年拉美國家投資比例普遍低於亞洲經濟體。過去50餘年中，亞洲「四小龍」經濟體與「四小虎」和越南投資佔GDP的比重最高，分別達到25%-30%和21%-28%；發達經濟體中，日本投資佔比達到28.4%，其他發達國家佔比在20%-23%之間；拉美最大的5個國家投資佔比僅在18%-22%左右，普遍落後於亞洲趕超經濟體，甚至低於發達國家水平。近年來哥倫比亞、智利等國投資佔比略有提升，但仍然較低。
投資的重要性不僅限於趕超初期：日、韓在進入較高收入水平後仍在相當長時間內維持高投資。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和中國在相對收入水平較低時均經歷了投資佔比的大幅提升；中、泰、馬投資峰值佔到GDP的40%以上；但同時值得關注的是，韓國、日本在進入高收入水平之後仍在相當長時期內投資佔比維持在30%以上。趕超後期投資仍將發揮重要作用，而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高投資必須與投資效率的提升相匹配，否則可能最終引發危機。日本、韓國均曾經歷低效投資泡沫危機，但低效投資出清後，整體投資增速並未大幅下滑，並且進一步促進了兩國的經濟增長。
拉美國家投資的持續低迷，其根本原因是長久以來的低儲蓄率。過去的50年中，除委內瑞拉外，拉美經濟體的儲蓄率僅與發達國家水平相當甚至更低，而曾經快速趕超的經濟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泰國、馬來西亞和中國，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維持30%甚至更高的儲蓄率。而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近年來全球經濟體儲蓄率呈進一步提升態勢，而拉美多數國家儲蓄率卻進一步下降。
亞洲經濟體：農業剩餘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為工業化提供重要支持。趕超初期，亞洲經濟體農業部門集聚的大量剩餘勞動力實現了向工業部門的大規模轉移，為工業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要素投入支持。1980-1991年，韓國農業部門就業佔比由34%降至16%，而工業部門則由29%升至36%；中國台灣地區也經歷了類似的過程，工業部門就業佔比在1980年-1985年達到42%-44%的高位，此後才開始下滑。
工業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與趕超速度成正比：工業部門就業佔比拐點越低，趕超速度越慢。勞動力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向生產率較高的工業部門持續轉移，為經濟整體持續快速增長提供勞動力要素支持和生產率提升的巨大空間。東亞和東南亞趕超速度的差異也鮮明體現在工業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差異上。韓國、中國台灣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持續長達30年，工業就業佔比峰值分別達到36%和44%；而泰國、馬來西亞的轉移過程僅在80年代中-90年代中持續約10年，工業就業佔比僅增長10%左右即開始下滑。
拉美國家剩餘勞動力未能實現向製造業的轉移。與亞洲經濟體截然相反，拉美國家的剩餘勞動力未能實現向製造業部門的轉移，工業部門就業佔比尚未提升至較高水平，即已經開始趨勢性下降。80年代至90年代，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工業就業佔比分別由30%、25%和28%降至20%左右。這段時間表現較好的智利，工業部門就業維持在23%左右，沒有大幅下降，哥倫比亞則持續維持在20%以下。考慮到工業就業中還包括相當比例的建築業工人，製造業就業佔比更低。
沒有進入工業部門，勞動力去哪了？他們正在向非正規的低端服務業轉移。阿根廷和委內瑞拉是拉美國家勞動力結構變化的縮影。阿根廷自二戰結束至1980年，農業部門占就業的比重由26%降至14%，減少的份額與服務業增加的比重相當；委內瑞拉自80年代至今農業和工業部門在就業中的佔比同步下降，服務業佔比2013年已經達到71%。拉美其他國家就業結構的變化與阿根廷和委內瑞拉相似。
工業部門勞動力佔比不足，後果是製造業技術擴散難度加大，同時對國內需求產生深遠的長期影響；其原因則是產業結構轉型過程中的深層次矛盾。過低的工業、特別是製造業就業水平，令工人的技術升級和擴散過程難以實現，阻礙生產率的提升；同時，勞動力難以通過生產率增長最快的工業部門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長期來看對國內需求的培育是極為不利的。這一現象的根源，是拉美國家過度偏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畸形發展路徑。
5. 小結：誰的奇蹟？誰的陷阱？
全景掃描：過去的半個世紀，亞洲經濟體相繼湧現趕超奇蹟，拉美則陷入無盡的彷徨。日本和韓國成為趕超經濟的典範；東亞經濟體（「亞洲四小龍」）自60年代起經歷20餘年發展進入高收入行列；主要東南亞國家自80年代中期開始趕超，但速度慢於「亞洲四小龍」，目前仍在路上；中國80年代以來的趕超進程是最新一輪亞洲增長奇蹟，趕超速度與早期的日、韓接近。而拉美國家整體收入水平持續下降，與高收入經濟體差距不斷擴大。
拉美的過早去工業化之殤。工業部門，特別是製造業部門是生產率提升潛力最大、提升速度最快的部門，「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是轉型經濟體成功趕超的基礎。亞洲國家趕超過程中工業化程度不斷加深，拉美則表現為「過早去工業化」，且這一現象在拉美各國中均非常普遍。歷史經驗表明，去工業化開始時人均GDP水平越低、製造業佔比越低，去工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越大。
拉美國家「過早去工業化」的直接原因，是資本投入和剩餘勞動力轉移的不足。資本的快速積累是實現工業化和快速趕超的基礎，投資的重要性甚至在高水平經濟體中仍持續體現。但過去50年拉美國家投資比例普遍低於亞洲經濟體，甚至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拉美國家投資的持續低迷，其根本原因是長久以來的低儲蓄率，而巨大的收入差距、高收入群體對高消費的偏好，以及脆弱的貨幣和金融體系，是導致持續低儲蓄率的結構性原因。
工業部門吸納就業的能力與趕超速度成正比：工業部門就業佔比拐點越低，趕超速度越慢。拉美國家農業部門剩餘勞動力未能實現向工業部門的有效轉移，而是直接進入非正規的低端服務業。過低的製造業就業水平，令技術升級和擴散過程難以實現；同時，勞動力難以通過生產率增長最快的工業部門提升收入和生活水平，長期來看對國內需求的培育極為不利。而這一現象的根源是拉美過度偏向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畸形發展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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