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嵐峰：英雄的傾訴——毛澤東《商鞅徙木立信論》與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英雄的傾訴：毛澤東《商鞅徙木立信論》與王安石《讀孟嘗君傳》

袁嵐峰

【按：原文（英雄的傾訴：毛澤東《商鞅徙木立信論》與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寫作於2015年6月， 2016年5月修訂發佈於知乎專欄「風雲之聲」（風雲之聲 - 知乎專欄）。】

《商鞅徙木立信論》作於1912年，是現存最早的毛澤東的文章。茲錄全文如下：

青年毛澤東

「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最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qi2，極，很）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姦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通奴）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闇（an4，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國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jiao4，呼喊，響亮）舌而譏矣。烏乎！吾欲無言。」

看到這篇氣勢雄渾的短文，我立刻想起了王安石的名文《讀孟嘗君傳》，更是只有90個字：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除了精練和雄偉之外，這兩篇文章還有兩個共同點：邏輯都有不通之處，而不通之處都反映了作者一生的關注、內心的波濤。

王安石對孟嘗君的批評實際上是苛求，因為「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並不成立。齊國的國力遠不如秦國，即使齊國有一個像姜子牙、張良、諸葛亮、王猛這樣的神人，也不見得能勝過秦國。何況秦國也有源源不斷的名臣良將，如張儀、李斯、白起、王翦等人，豈不更是「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齊」？

然則我們不會因此而批評王安石，因為他是在借孟嘗君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王安石在變法的綱領文獻《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痛陳宋朝的積貧積弱，「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癥結何在？「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眾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以人才為本，建立一套合理的教育、選拔、管理、使用人才的體系，變法以實現先王之道（如同今日的普世價值），是王安石的核心理念。至於他自己，顯然是天下最偉大、最有思想、最勇於任事的人才。「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壯哉！

像司馬光這樣的舊黨，最多只是在一些枝節問題上超過王安石，但他們的世界觀是靜止的，方法論是保守的，實際操作是苟簡的，在格局、境界上遠遠落在王安石之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梁啟超稱揚王荊公道：「若乃於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悠悠千年，間生偉人，此國史之光，而國民所當買絲以綉、鑄金以祀也。」遠遠超越了時代的王安石一眼望去，知音少，弦斷有誰聽？他的憤郁悲涼，表現在對孟嘗君的苛責中，令人千載之下，猶為之憮然。

再來看《商鞅徙木立信論》。此文提出了一系列犀利的問題：既然商鞅的變法是有利於秦國百姓的，為什麼還要用徙木立信這樣低級的手段推行？這是不是說明了民眾的愚昧？是不是說明了執政者的煞費苦心？是不是中國幾千年來民智不開、如今瀕臨淪亡的原因？

這裡的邏輯漏洞在於，有利於人民的法律並不見得能立刻得到人民的信任，因為人民可能一時理解不了這些法律的好處，也可能不相信政府真的會這樣做。用化學的術語說，人民需要一個「活化能」。因此，宣傳解釋工作是很重要的。徙木立信就是一種宣傳，效果很好。

但是這些問題還是像子彈一樣擊中了我。因為真正的問題是：在人民的利益和統治者的利益之間，在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間，在人民的真實利益和他們的理解能力之間，在執政者的利益和理想以及推行理想的能力之間，都存在各種各樣深刻的矛盾。毛澤東當時只是一個19歲的青年，就意識到了這些人類社會演化的深層結構，這是何等驚人的洞察力！超過了王安石！而這些矛盾衝突，也成了他一生奮鬥念茲在茲的主題。

毛澤東對自然科學的了解比較有限，但他對群眾運動的認識真是出神入化。當他成功地運用了這方面的天才時，他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從勝利走向勝利，幾乎是以一人之力扭轉了中國的千年頹運，為全世界受壓迫的人民舉起了旗幟，點亮了希望。當他過多地把群眾運動用於他的知識結構不適應的和平建設時，大躍進和文革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他也是出於對人民長遠利益的擔憂，拼上自己一生的聲譽竭力讓階層固化的自然過程改道。他走得太遠了，群眾沒有跟上來。是毛澤東的問題，還是人民的問題，抑或雙方皆有？

1976年春節，毛主席觀看電影《難忘的戰鬥》。當銀幕上出現人民群眾熱烈歡迎解放軍進城的鏡頭時，他失聲痛哭，以致電影放不下去。他想到了什麼？是不是自己年青時提出並糾纏一生的問題？「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安有不信之理？」

王荊公道：同問。

作者簡介：袁嵐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副研究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會長，微博@中科大胡不歸 ，知乎@袁嵐峰（袁嵐峰），知道日報「袁嵐峰」（袁嵐峰_知道日報特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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