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經濟扒底褲系列（一）——田畝

這是一個系列性質的讀書筆記，主要內容是針對宋朝這個在中國歷史上評價兩極分化的朝代從經濟的角度進行一個粗略的考察。

宋朝，有人說他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巔峰，雖然軍事上羸弱，但是經濟文化成就冠絕世界，是中國古代最美好的時代。但也有人說他積貧積弱，內殘外忍，民生凋敝，是中國歷史上倒數第二差的大一統王朝（倒數第一肯定是西晉啊）。從很久之前開始我就對於前一種觀點持有深切的懷疑態度，富而不強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是一種完全不能解釋的狀態，國家不是個人，自古以來，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一個富裕的國家，尤其是中國這樣的具有龐大體量的國家，不可能寄希望於外部勢力保衛自己的安全，如果宋的經濟真的如此發達，為什麼宋在軍事上的能力如此羸弱。直到後來開始安安分分的讀一讀歷史材料的原文，才發現了一些端倪，也許，那個富庶繁榮的大宋，只存在在史學家的史論里吧。

一，田畝上

首先要明確一個問題，在工業時代之前，中國的經濟結構一定是以農業為主的，小農經濟為主要形式的——一切商品經濟、市民生活都是建立在繁榮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的，只有農民們生產出足夠多的剩餘糧食和農產品，才能供給商品流通，供養非農業人口，才能生產足夠多的鹽鐵、織物、陶瓷以及各種紛繁複雜的其他產品，在此基礎上才能談得上商品經濟和市民生活。

在那個沒有金坷垃的時代，農業不發達，一切都扯淡。

而宋朝恰恰就差在這個問題上。

坦白說，同樣作為大一統的漢人王朝，同樣以經濟成就為人所稱道。宋人在貨幣金融、專賣許可等間接方式調整國家經濟的手段上遠超過明人（實際上是明人實在做得太差了，在明朝的時代，現代金融已經在亞歐大陸的另一頭初露端倪，而明人的紙幣居然還是不限界、不回收、不嚴守準備金的，到最後乾脆往地上一躺，放棄國家貨幣主權，任憑白銀作為自然的一般等價物流通。）

但是要輪到紮實的農業生產，宋人就真的很差了。

許多朋友都提到宋代四川經濟的發達，有多發達呢？

按照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記載的一則數字：

宋神宗時候，大宋的中書戶房檢正公事（中書省負責與戶部對接的主管，你可以把他理解為國務院辦公廳負責財政、貨幣、經濟和人口工作的分管副主任）畢仲衍寫了一本工作筆記叫《中書備對》，其中記載熙寧年間的天下各軍州耕地與賦稅細數。

其中成都府路的耕地面積是二十一萬多畝，而宋畝一畝合0.865市畝，百畝為頃自古皆然，換算下來宋代成都路的耕地面積是1816.6萬畝，比成都平原的面積（9000平方公里，合1350萬畝）還要大。

我之所以選擇成都路作為例子，是因為地理環境的特殊性，成都平原四面環山，地理環境封閉，自古以來其行政區劃都是以自然邊界劃分，周圍的山地也不可能提供耕地，因此成都平原的面積就是成都府的耕地上限了，除非大宋發明出了土地多層利用技術，否則唯一的解釋就是國家統計在冊的耕地田畝數量遠遠高於現實數量。

關於宋代田畝的總數，宋代史料記載差異極大，且反覆變動，很不靠譜。

開寶末（976），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

至道二年（996），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

天禧五年（1021），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

皇祐中（1049-1054），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

治平中（1064-1067），四百四十餘萬頃。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內民田四百五十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頃六十一畝，官田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三頃。右此元豐間（1078-1085）天下墾田之數，比治平時所增者二十餘萬頃。

即便是給大宋算最高的數字，四百六十餘萬頃，這個數字也遠遠低於前代大一統王朝盛世的田畝數量：

前代混一之時，漢元始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餘頃，隋開皇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其數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餘。

而同樣作為漢人王朝的明王朝，經歷了元朝中後期連年內戰和元末大亂的摧殘，在開國第一代皇帝任內的洪武26年耕地數量就已經暴漲到了850萬頃左右（明代採取特殊的地方行政結構，各地軍事衛所所轄的田畝和人口不歸戶部管理，所以會出現同一時期田畝數量相差近半的情形，順便要吐個槽，洪武24年僅戶部所管的民戶田畝數量都有將近400萬頃，這可是開國時代），更別提在人口增長壓力下瘋狂墾田的清朝了。

即便考慮到不同朝代計量單位的差距，這個耕地田畝的數量對比也顯然是不正常的。更何況根據我們剛剛以成都路為例的計算，宋朝官方統計的田畝數據遠遠高於實際田畝的數量，因此宋朝耕地數量實際情況只怕更加不堪。

面對這樣殘酷的現實，大宋的官僚們也發現了問題，但是他們的解釋簡直令人瞠目結舌：

《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祖宗重擾民，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

「賦稅不加者十居其七」這種近乎玄幻的政策，相當於國家放棄百分之七十的農業稅，在那個農業作為國家支柱產業的時代，你是在騙鬼嗎？

更何況三千餘萬頃……三千餘萬宋頃是什麼概念呢？

合市畝25.95億畝。

今天共和國的耕地紅線是多少？

18億畝。

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我們的祖先在我們這片多山的國土上，不靠農業機械和基礎工業，僅靠人力和畜力開墾出了比今天共和國還要多40%的耕地。

要麼宋人擁有了天頂星文明的農業科技，要麼是宋朝的官僚士大夫們把皇帝當猴兒耍——騙鬼啊！

所以，諸君，面對現實吧，大宋的耕地面積就是只有這麼少。

按：也許有讀者會認為，古代田畝統計的手段很粗糙落後，基本上就是照著魚鱗黃冊數，不可能準確的反應現實的耕地狀況。

筆者在此無意詳細探究宋代耕地面積的具體數字，只是進行縱向的對比，在我國古代封建王朝對於田畝的統計技術沒有實質性變革（這一變革要到明清時代結合賦稅變革展開，那是一片更大的文章）的情況下，宋的田畝數量相較於漢唐明的巨大差距顯然不在誤差容許範圍之內，這是客觀事實。

大宋的耕地面積為什麼只有這麼少？

二，田畝下

中國是一個多山的國家，傳統上漢族聚居的核心地區通常被認為與農耕區化的上等號，但是事實是，我們的美麗祖國相當一部分的國土是由眾多的山脈和丘陵構成的，適宜農耕的平原地區屈指可數。

概括來說，漢人王朝的糧倉自西向東主要有這麼幾個：

1，關中平原，不必多說，秦漢舊都，隋唐帝居，古來佔據關隴而不能一統天下的從來是小概率事件。

2，成都平原，從秦滅巴蜀之後，李冰築都江堰，自此兩千年水旱從人，不知饑饉。與關隴地區地理上的臨近使得這二者在歷史上具有天然的聯繫，同時佔有巴蜀和關隴而不能一統天下者，從未有過。

3，江漢平原，指的是漢水和長江流域的沖積平原，西北到襄陽，南到洞庭湖，是水資源極其豐富的千湖之國，土壤肥沃，魚米之鄉。

4，中原地區，狹義上的中原地區，比今天的河南省恐怕還要小一些，西起虎牢關和滎陽，東到歸德（今商丘），南到襄陽，北過黃河到河內郡（今焦作）。中州之地，古來是華夏農耕文明的核心。

5，河套平原，漢稱河南地，唐稱朔方，黃河百害唯富一套，這裡是今天中國最主要的商品糧輸出來源之一。

6，華北平原，不必多說，北到燕山，南到黃河，沃野千里，一馬平川，水系交織，極其利於農耕。

7，淮河流域，雖然淮河地區在明清時期以窮苦多災著稱，紅巾軍、朱元璋、白蓮教和捻軍都與此有關，但是在宋以前的歷史上，江淮地區是極其富庶的，到中晚唐甚至有「天下以江淮為國命」的說法，江淮地區提供的租賦為唐朝中央政府控制藩鎮維持統治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

8，江南地區（狹義上的，以太湖流域為核心的錦繡江南在明清幾乎佔據了中國的經濟半壁，其富庶繁榮就不再贅述）

剩下的一些例如珠江流域、河東地區等由於自身土地面積或者地理阻隔的原因，雖然富庶但是很難作為支撐一個王朝的經濟重心，在這裡不做討論。

而我們看看這些糧倉在宋朝時候都是一個什麼情況：

1，河套平原——落於敵手

北宋作為一個開國才幾十年的「大一統」政權居然在開國之後，在沒有大規模內亂的情況下，眼睜睜的看著党項人從自己治下獨立出去建立了西夏政權，割據河套這樣一片重要農耕區，後來又吞併甘涼，截斷了絲綢之路。這簡直就是中國古代漢人王朝的奇恥大辱，雖然党項人已經在陝北河套經營聚居了百年，但是在李繼捧納土歸降的大背景下，居然還能讓李繼遷帶著幾百人的部族，活活在眼皮底下發展壯大，搞出了一個西夏，用了一代人的時間走完了從部落到帝國的躍遷。

總有為宋朝辯護的人說，党項人聚居河套是唐朝的錯，但是我想問一件事，誰規定了党項人就一定要支持李繼遷了？他不過就是個銀州防禦使的兒子，銀夏地區比他地位尊貴的党項貴族一抓一大把，在真正的帶頭大哥李繼捧都入朝納土的情況下，李繼遷竟能成事，可見宋朝對新附國土控制力之羸弱

2，河北——大水漫灌

宋遼對峙，宋朝實際上只掌握了一半的河北平原，宋初與遼在河北大平原上連番大戰，打的河北的經濟基礎受到嚴重的破壞，「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衄之後，河朔之民，農桑失業，多閒田。」《文獻通考》

而澶淵之盟之後，宋遼進入對峙，河北一馬平川，無險可守，宋軍後勤羸弱，馬匹短缺，無力與契丹在廣闊平原內進行機動會戰，於是採取了以水為壑的防禦手段。

　瓦橋關北與遼人為鄰，素無關河為阻。往歲，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橋，始議因陂澤之地，瀦水為塞。……自此始壅諸淀。慶曆中，內待楊懷敏復踵為之。至熙寧中，又開徐村、柳庄等濼。皆以徐、鮑、沙、唐等河，叫猴、雞距、五眼等泉為之源，東合滹沱、漳、淇、易、淶等水並大河。於是，自保州西北沈遠濼，東盡滄州泥沽海口，幾八百里，悉為瀦潦，闊者有及六十里者，至今倚為藩籬。——《夢溪筆談》

換句話說，從以雄州瓦橋關為核心，從保定到滄州，河北平原的中部被從西北到東南綿延了一片巨大的人工沼澤地，除了以水淤積之外，宋朝還命令在河北延邊各地禁止採伐樹木，圍湖造田，興修水利等等，凡是有暴雨導致的水災任其泛濫，以阻滯遼軍騎兵馳突。總而言之就是在河北中南部構建了一道以大量耕地為代價的人工沼澤防線。

說起來，今天我國正在籌劃建設的雄安新區選址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於白洋淀地區豐富的水資源，雖然不能說白洋淀的產生於宋代壅塞塘陂的邊防工程有絕對的關係，但是豐富的水資源仍然是這一地區不變的自然要素。只是在當時這一點被用于軍事目的，而犧牲了農業生產。

事實上，不僅僅是河北，在河東地區宋遼對峙的前線，宋朝照樣以犧牲耕地為代價。「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為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為明鎬阻撓，不得行。及琦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跡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敵，後且皆為敵有矣。」

在任何一個時代，充實邊防的措施當中都不曾少過屯田，而潘美身為朝廷大將，為了防止自己因為遼人入寇而被牽累受責，居然能想得出這種自廢邊防的極品招數——把塞下土地空出來，遼人入寇搶無可搶，自然也就不會再來，真是無敵了。

此外，不僅河北中部被大水漫灌，河北的南部也因為宋廷愚蠢的回河行為屢受戕害，具體的問題我們將在後面具體闡述。總而言之，河北道的農業基礎幾乎被破壞殆盡，百姓幾乎無法生存，不得不大規模逃亡，逃向哪裡呢？過河，去中原。

三，中原地區——荒僻無人

看到這個我想很多人會差異，什麼鬼？中原？荒僻無人？！

請各位打開地圖，找到開封市，會發現開封市雄踞於狹義上中原地區的北部，在西面，過滎陽是伊洛之間的古都洛陽，南面就是曹魏的舊都許昌，西南邊是南陽、鄧州、新野，之後再往南就到了被稱為天下腰膂，古來就是南北方對峙戰略要點的襄陽，過了襄陽就是江漢平原了。而許昌南面現在被稱為駐馬店的那個地方，就是漢之汝南郡，唐之唐州蔡州。這些光照中國史冊的地名，曾經有無數英雄豪傑以此為基業上演過跌宕的英雄史詩，從西漢開始，汝南就以人傑地靈多出名士著稱，更別提流譽兩漢的潁川士族，而南陽郡是劉秀的故鄉，是東漢的經濟首都，一個郡的人口高達243萬，為天下第一郡，須知當時東漢的總人口也就是五千多萬，徐州刺史部也不過就是297萬而已，這片土地的富庶和豐饒可見一斑。

但是到了北宋呢？

太宗末年，陳靖上書稱：「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繞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才二三。」

仁宗康定年間歐陽修講：「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辟者不知其數，非以土之瘠而棄之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

仁宗末年，蘇轍上書稱：「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強大。外抗群蠻，內御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堯角之地？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穎、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跡，迤邐猶在。」

後來到神宗年間的一道策論中，蘇轍繼續狂噴：「自京以西，近自許、鄭，而遠至唐、鄧，凡數千里，列郡數十，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自兩漢以來，名臣賢守，所以為民興利除害，溝洫畎澮之跡往往猶在。而荊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之所嗥，而逃兵罷士之所竄伏。」

神宗年間，王安石反對開墾京西山林發展礦冶的理由也包括：「京西平地尚乏人耕種，縱開闢山林，豈有人治田？

南宋初年，著名主戰派大臣陳亮在《龍川集》中指出：「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頼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為強梁，竟以此伐齊及其氣發泄無餘。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痹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

一個定都在中原的封建王朝，首都周圍的廣袤肥沃的土地開發程度如此低下，以至於到最後河北地區由於水旱災害引起的流民開始往中原地區大規模遷徙，去中原開墾土地，以至於抽空了河北的國防力量的基礎，河北邊帥大為擔憂，上書稱：

「河北流民多得新田於唐鄧許汝之間者，物賤役輕非河北比，今日災歉之民，其心動揺，每遇無年一人投袂而起，負老襁隨之者百十為伍，渡河而南，惴若不及。安得根本之不蹶耶？夫河北之所以重於天下者，非謂太行常山之險，河漳滹沱之阻也，謂有吾民十世之基百年之業，武于山河也，今嵗嵗蹙之去北而南，舍畎畝而就溝壑，則雖有天險孰為之守耶？言之及此可為寒心！」

也是一副人間奇景。

即便是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中也無法掩蓋直到北宋中期京西地區才開始開發的事實：

「……時天下生齒日蕃，田野多辟，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以卒屯田，或請廢為縣。」

「唐、鄧、襄、汝州，自治平以後，開墾歲增，然未定稅額。」

治平是宋英宗趙曙的年號，治平年結束的時候是1067年，距離靖康之恥已經只剩下六十年了，而這六十年中，道君皇帝的大作死還要佔上26年。

我還能說什麼，錦繡中原，光武故里，潁川舊宅，自古以來的大糧倉，漢民族無可置疑的核心區域，被宋朝治理成這個樣子，還有什麼好說的。

四，兩淮地區——回河貽害。

回河——宋代政治無法迴避的一個巨大的痛腳，在歷史上，漢人王朝的政府從來以治理黃河興修水利改善民生為要，挖黃河灌自家老百姓這種事兒，只有兩個半混蛋政權干過，一個是北宋，一個是明末（有爭議，開封之役李自成和明官軍都有決河的行為，開封大水到底該怪誰目前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再有一個就是炸開了花園口的蔣記國黨。

排除有所爭議的明末開封大水，北宋和蔣記國黨決河的理由非常相似——抵禦外侮。鑒於平行河岸的發稿不能說髒話，我就不問候趙官家和常凱申的八輩兒祖宗了。你作為一個國家政權，受百姓賦稅力役供養，不能決勝疆場克敵保民也就算了，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不至於亡於外敵，決河禍害自己的老百姓，還大言不慚的說什麼抵禦外侮——渣滓！

關於宋朝三次回河的過程沒有必要具體論述了，史家對於這種作死行為的評價是非常一致的，各種資料都很容易就能找到，我只是大致的描述一下過程和後果。

原因在於自唐末以來，黃河下遊河道逐漸北移，宋朝廷恐懼黃河河道北移將導致宋對遼失去黃河天險，另外黃河頻繁向北決堤也導致河北地區的農業生產受到了慘重的損失，使得國家邊防不固，因此拼了老命想讓黃河繼續東流，回到故道。但是天可憐見，黃河故道由於多年泥沙淤積早就已經成了地上懸河，加上越往下游水流越緩，泥沙淤積越嚴重，河床越高，所以希望能讓黃河以故道入海在那個時代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面對歐陽修等人以此為理由的苦苦勸諫，而宋朝君臣就是置之不理，做出了這種神奇的操作。

還是三次！

第一次，宋仁宗年間，六塔回河，宋朝官吏在夏季黃河汛期堵塞既有的商胡決口，強行導黃河水入六塔河，結果「不能容，是夕複決，溺兵夫、漂芻藁不可勝計。」這一次大水直接橫掃了大半個河北道，「急夫暴斂，河北幾無餘生，餘波橫溢，博州首被沖注。」以至於河北最重要的軍事重鎮定州路直接受到重創，仁宗年間兵額十萬，六塔之役放完大水，神宗重造兵籍後只有兵額兩三萬了。至於淹沒田土、百姓為魚鱉者更不可勝計。

第二次，宋神宗年間，王安石激進的支持二股河回河，排斥了司馬光的漸進說的保守意見，結果導致曹村大決堤，「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

此時蘇軾本人就在徐州，差點因為王荊公的這一把大水餵了魚。

第二次回河除了導致嚴重的直接損害之外，還導致了嚴重的次生災害，從二次回河之後的四年間，黃河四次複決，北到大名，南到徐州，屢次為患，甚至最後一次連大名府都被衝破，兵民財產、田畝和生命損失不可復計。

第三次，宋哲宗年間，仍然是堅持要把黃河掰回東流，結果當然還是一樣，已經被摧殘的奄奄一息的河北各軍州又倒了一次大霉。

經過這三次折騰，從宋朝開國以來精心構築的河北軍邊防體系徹底崩潰，以至於當靖康之役爆發，菩薩太子完顏宗望的女真東路軍從燕山洶湧南下的時候，如入無人之境，橫穿整個河北，直衝開封城下。

更糟糕的是，第二次回河直接導致了黃河南下奪淮，黃河水橫漫過河南東部、江蘇北部的廣闊平原，沖入淮河水系，裹挾的大量泥沙直接破壞了的淮河流域的水系，造成了淮河水系的水文特徵的巨大變化，概括來說就是原本通暢的水體被壅塞，排水不暢，淮河原本獨立的入海口被堵，只能南下入江，淮河地區本就靠南，降水相對豐富，再加上黃河水每年的洪峰，致原本溫順平和的淮河屢屢泛濫，對於淮河兩岸的農業生產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

此外還產生了嚴重的積水現象：地表水體不能順利排走的結果就是只能等待下滲和蒸發，而水體中攜帶的大量無機鹽就此留在土壤中，結果就是嚴重的土地鹽鹼化。

更糟糕的是，黃河南下奪淮之後不久就是靖康之變，接踵而至的宋金對立使得兩淮直接成為前線，而蒙元滅宋之後更不可能砸下資源來整頓黃河水利，於是經過宋、金、元三代的破壞，原本在唐代富庶繁榮「天下仰以為命」的淮河流域，變成了「斥地皆鹽滷，無處不蒿萊」的極貧之地。

而殘酷的自然環境也導致了淮河流域民風的變化，原本淮河地區民風近於江南，但是在自然環境變化帶來的殘酷生存鬥爭當中，當地的民俗和民風都開始趨於蠻族化（馬前卒語），狡悍不馴，好勇鬥狠。因此也在元末明初孕育出了淮西軍人集團，驅逐蒙古人，打出了一個明王朝。此後，雖然經過明清的屢次治理，黃河河道北歸，但當地土壤鹽鹼化的狀況和淮河流域已經面目全非的水文系統已經無法挽回。於是淮西淮北魯西南地區仍然成為明清王朝統治核心區最重要的不安定因素，白蓮教、捻軍、義和團都與這片土地有關，捻軍騎兵屠平清江浦，打死僧格林沁的殘暴和強悍令人恍然不覺其為華夏，而事實上在建國以前許多地主的劣跡，例如初夜權為代表的嚴重的人身依附關係，也是多來源於這一地區。

當然了，共和國建國之後，毛主席代表黨中央立下軍令狀要徹底治理淮河，在新生的共和國強大的的國家組織能力之下，龐大的水利工程和系統的土地改造計劃有步驟地展開，今天的淮河兩岸已經逐漸復甦，重新走向富裕和繁榮。但是很多歷史留下來的差距還需要追趕。而江蘇省被徹底改造而喪失良港的海岸線，以及江蘇省內部蘇南人和蘇北人之間的歧視和齟齬只怕就是難以挽回和改變的了。

悠悠千載，此錯為最！！

綜上所述，河套歸於人手，河北大水漫灌，中原荒僻無人，兩淮回河貽害。所謂富庶繁榮，經濟成就為華夏封建社會巔峰的大宋只剩下了江南、四川和關中還算完好，這也完全可以解釋為什麼終宋一世的田畝數量如此低下的原因——華夏幾大糧倉都遭到了各種各樣的天災人禍的破壞，田畝數量要是能搞得起來，才有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