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地緣下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內向性。

一、原因

江南地區處在北中國（華北，黃淮海、江淮平原，黃河流域）、南中國（華中，長江中下游平原、長江流域）、第二個南中國（華南，閩粵沿海平原，珠江流域）之間，是「三個中國」的交通要衝之地。

往北看，黃淮海這片帝國最大的平原（中原）通過江淮平原和江南核心太湖平原連成一體，其中又以淮河、長江分別作為南北分界，由此江南是最北的「南方」，又是北方大平原所能延伸到的最南的「極限」，這決定了江南地區是南方直接受到中原政權（通常也是整個國家的中央政權，明清以後其中心為北京）輻射最近也最深的地區，是北中國大陸文化的南端。

往南看，江南地區儘管位於帝國東部海岸線中點，但除了環渤海地區，優良的港口則全部集中於江南及以南的滬浙閩粵四省沿海，這決定了江南地區又是第二個南中國的海洋文化的北端，浙閩粵的東南沿海狹長平原，通過寧紹平原和江南核心的太湖平原對接。

往西看，江南地區位於長江入海口處，包含整個長江下游地區，通過鄱陽湖平原、兩湖平原等共同構成長江中下游平原，最終連接至成都平原，這又決定了江南地區是第一個南中國的大江文化的東端，也是第一個南中國最核心的部分。

「三個中國」交通要衝的特殊位置，使得江南地區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大量人財物資源，同時也意味著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實體都在這裡施加輻射和影響，輸出不同的制度和觀念。這些制度和觀念通常彼此衝突矛盾，甚至水火不容，但在這裡都在本地水土的改造下，卻又能逐漸調整改變，合理揚棄，最終歸於統一和融合，形成江南文化的一部分。

這種「迎來而統一」的狀態，事實上就確定了江南文化的內向性。它並不主動向外開拓，而是靈活的接受外部力量的衝擊。這種柔性的文化觀，無疑是充滿陰性的，它和江南地區的水文化有著微妙的一致，柔軟和順而不失韌性與張力。

二、表現

（1）官商二元結構的社會生態

江南地區始終位於北中國中央政權（北京）所構造的強有力的大一統國家框架之中，對政治相對第二個南中國更加重視，也有更多的人熱衷於參與，本地有著悠久的科舉傳統；但是，江南地區同時也是兩個南中國的起點，其江海文化孕育的商業傳統，和科舉傳統一樣源遠流長，本地對經商依然也有著高度的熱情。

「官商」並舉的二元結構，形成了官商群體，事實上，古代江南的士紳階層，就屬於這類群體，他們亦官亦商，是地方的全能精英（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而古代江南文化特別有別於其他地區的重要特點，就是士紳階層的高度強盛。在今天，儘管傳統的士紳階層已經消亡，但這種官商結合依然存在。商人企圖獲得政治地位，和官員希望獲得商業實利一樣，是這裡的常見心態，也因此衍生了許多灰色地帶。

對「官」「商」二字，本地文化並不偏廢。人們既樂於接受安穩的體制，但也不排斥帶有更多進取精神的商業活動；人們認同從政所帶來的社會地位，但也高度肯定經商活動中帶來的實際經濟效益。

（2）「體面」的財富觀

官員強調等級和地位，而商人強調利潤和物質，前者務虛，後者務實；這兩種心態合起來，便構成了所謂的「體面」。體面是給外人看的，這是務虛的部分，但體面又需要通過金錢來支撐，這便是務實的部分。在「體面」的財富觀指引之下，人們積極創造財富，但卻並不用於個人的世俗享樂，而是將很大部分用於各類婚喪、建房等傳統人情事務以顯示自己的體面，甚至因此形成了嚴重的鋪張攀比之風。

如果說對外人的體面，表現為了「排場」，並進而演化為「攀比」，那麼對內的，對自我的體面，則體現為財富的「積累」，並形成了「勤儉」的生活做派。個人一邊勤勞創造財富，一邊卻在個人生活的享樂方面十分節儉，這些財富通常被迅速積累，一部分繼續轉化為資本；而另一部分則投資於子女的個人成長和教育。財富不會被「揮霍」而浪費殆盡，但不會因為過度的投機而虧空。這種包含適度投機心理的保守做派，正是對內「體面」的本質。

（4）「同化」的文化觀

江南地區儘管地處要衝，具有強烈的開放性，但是同時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本質是一個半封閉半開放的地域。核心區太湖平原之外，往北，西，南都可靈活延拓，沒有明顯界限。這使得江南地區在面對外來力量的衝擊時，一方面謹慎和警惕，一方面則選擇性的進行吸收和容納，並且形成強硬的本地文化。

反過來，這種本地文化對新來的外來者則構成隔膜和同化。外來者往往初始難以融入本地，認為本地文化過於封閉和頑固，但如果深入居住接觸，許多人則會從抗拒慢慢走向適應，乃至全盤接受，被本地文化迅速同化，成為高度認同本地文化的新本地人。這正是江南文化內向性的另一個體現，它並不主動強勢向外部輸出本地文化，對主動前來者也並不熱情，但卻最終能形成潛移默化的高度向心力，改變前來者的文化認同。

（4）「投機」的變革觀

外部力量的紛繁降臨，半封閉半開放的地形，決定了江南地區始終作為地理單元的重要一極，獨立參與到國家的政治歷史生活中，但又不會成為一個足夠獨立的牽頭者，而往往需要依附其他人，這形成了在歷史變革中，江南地區常常存在的「投機」特點，往往左右拉攏，立足地方利益本位進行計算，並且往往在某些時候選擇站隊依附強者。

例如在國民革命和改革開放兩個歷史變革中，最初的風潮總是起於第二個南中國的中心廣東，而江南地區則始終注意著北中國中央政權的變化，在南北的博弈中處於觀望地位。在北伐戰爭中，江南上海的地方精英身處在北洋政府、廣州革命者和歐美西方勢力的漩渦之中，直到最後一刻才向廣州革命者的代表蔣介石表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