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天才猶太人為何能在2000年來四面楚歌下絕處逢生？

縱觀猶太民族的發展史，其存在顛覆了人類對民族的一貫認知，猶如一朵奇葩耀眼於世。

為什麼這麼說？

放之四海而皆準，民族是指具有共同語言、地域、經濟生活及其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共同體。而放眼世界，歷史上和現在存在的民族，其內部構成，也都遵循了對民族的這個定義。

但猶太民族卻是個例外。雖然猶太民族於3000年前形成後，在上千年的歲月里，一直作為一個符合經典標準的民族，生活在地中海東側的迦南地區。但從公元2世紀開始，猶太人便開始進入長達兩千年的所謂「大流散」時期。在這漫長的歲月里，猶太人喪失了共同的地域、以前統一使用的希伯來語也漸漸被各自生活地區的不同語言取代，甚至連種族成分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由以前單一的白種人，變為白種、黃種甚至黑種人，相互間也不再構成緊密的經濟體。

如此一來，常態下猶太人自然面臨著種族滅絕的結果。可在長達兩千年的漫長歲月里，猶太人雖然飄零各方，備受欺凌，但卻始終保持了自己獨立的意識形態，也沒有被其他民族融合掉，並以猶太教這個共同文化為紐帶，將這些分散在世界各個角落的猶太人強力關聯到一起，頑強的猶太人在歷史長河中得以倖存。

猶太人為什麼能創造這個奇蹟？在雲石君看來，這與猶太人著名的謀生方式——商業關聯極大。

關於猶太人與生俱來的商業基因的起源，雲石君之前文中有過分析。簡單來說，在3000多年前，古猶太人生活的迦南地區，身處尼羅河流域與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兩大文明板塊夾縫板塊，承擔起了二者商業貿易紐帶的功能，而生活在其之上的猶太人，則自然而然的在此過程中，積累了充分的商業基因。

公元2世紀，猶太人在被驅逐出迦南這個極具商業價值的寶地後，按理說，隨著時間的變遷和環境的變化，猶太人的商業基因也會逐漸退化。

但猶太人的商業基因，卻並沒有因此消失。之所以如此，與歐洲的政治和經濟結構大有關聯。

與中國的大一統不同，政治上，歐洲自古便是四分五裂的局面。即便在羅馬帝國時，中央政府對地方的控制力也相對薄弱，遠不能與東方的中國相比。待羅馬帝國滅亡後，中世紀的歐洲，政治上更是諸侯割據，大大小小地緣板塊都有自己的勢力，是典型封建社會，與中國式的中央集權制度完全不一樣。

歐洲長期封建割據，政治上的邦國林立，對歐洲——地中海文明圈的經濟結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中世紀的歐洲，地中海雖落後，但畢竟已經進入到文明社會。幅員遼闊之地，地區間的物資交換避免不了。

歐洲的政治分裂，使猶太人有翻身的可能。中世紀的歐洲，通常會分裂到幾十上百個王國。王國之下還有公國、侯國，乃至騎士。這些封建領主雖然因實力的懸殊和地盤大小的不同，對上一級領主雖有一定依附性，但在轄區內的自主權還是非常大的。

權力的嚴重分散的同時，政治對物資交換行為的掌控能力也不會集中。而再看中國王朝的政治權力，已經覆蓋了東亞大陸幾乎所有文明地區，政治對物資交換的介入和掌控程度之高，也縮小了商人的生存空間，地位也十分低下。

再看歐洲文明圈的政治權力，被從上至下，從大到小的封建領主層層肢解，這樣每個領土的權力邊界也變得明顯。如此一來，單一的封建領主就沒有對大規模的物資交換掌控的能力。

這種情況下，封建領主要拿到自己想要的物資，只能假商人之手，也就給商人提供較大的生存空間；同時，因眾多的封建領主存在或多或少的矛盾和競爭，在這種情況下，眾多封建領主便向商人拋出了橄欖枝，通過商業利益來維持自身生存，甚至提升邦國實力。

如此一來，商人生存空間便擴大了，社會地位也有所提升。歐洲封建勢力由於政治權力支離破碎，因商人有足夠的自由空間，不太受歐洲封建主的控制，即使猶太人不受政治權利待見，也不能抵擋其商業的發展壯大。猶太人雖流離失所，但憑藉祖傳經商手藝有足夠的謀生能力，也能繼續從事商業的動力。

而猶太人商業基因的傳承，又對猶太人民族性的保持有著極為重要的關聯。為什麼這麼說？

這依然與中世紀歐洲的政治格局密切相關。

歐洲文明圈極為分散的政治權利，使得封建領主們不得不倚重商人。但是，這種倚重的前提是：商人的誠信。競爭激烈的封建領主，都在權衡利弊，避免腹背受敵，倘若商人跟敵人勾結，合起伙起來坑蒙拐騙，那苦果只有自己咽了。

這就給歐洲商人提出了要求：

首先，他們必須有商業道德，重視契約精神，將履行契約置於其他利益考量之上。

其次，在身份上，商人最好是置身於政治之外的第三方。因歐洲大大小小的勢力不計其數，政治關係錯綜複雜，地緣矛盾、民族恩怨、甚至宗教傾向等等，這種情況下，任何商人只要與上述問題扯上關係，難免不會對其在歐洲各勢力間的商業活動造成負面影響。

這些要求下，作為商人，就要遠離政治上的勾心鬥角，而猶太人是支離破碎的邊緣少數民族，沒有自己的政治勢力，連信仰跟基督教扯不上關係，這種獨特性的獨立民族，才能夠在歐洲錯綜複雜的政治格局中遊刃有餘。

所以，為了在一個政治分裂嚴重的地區內從事商業活動，猶太人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民族性，甚至隔絕與歐洲本土民族的交往，這樣才能作為一個合格的第三方取得歐洲各方勢力的信任。

而歐洲政治權力與宗教權力的衝突，以及不同宗教間的矛盾，也迫使猶太人必須保持民族獨立性。

中世紀時，天主教廷將自身權力架構覆蓋到整個天主教世界，它也可以像東方的中原王朝那樣，強勢控制天主教世界內物資交換活動的利益驅使。這樣一來，從宗教立場而言，猶太教這個異教必然是被剷除的對象。

但封建領主必定會一致反對。整個中世紀，歐洲（西、中、南歐）天主教世界都存在嚴重的治權與教權衝突。雖然整體上，教權位於治權之上，但王權依然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並不全受教權擺布，二者既相互合作，但又彼此戒備，經常爆發衝突。

對封建領主來說，即使內部紛爭不斷，但對教權的反制，符合所有政治權力掌控者的共同利益。如果讓教廷徹底壓倒猶太人，控制了歐洲文明圈的商業利益，那教會的力量就會威脅到政治權力。兩者相較取其輕，封建領主因政治分裂不能掌控商業，但也堅決反對教廷徹底消滅猶太。

歐洲文明圈雖然經濟上是一個整體，但在宗教上，分為天主教和東正教兩大系統，他們的矛盾，也使得猶太人有更大生還的機會。

作為一個經濟整體，西面的天主教世界與東面的東正教世界，難免會有大量的商業交換。但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勢不兩立的形式，又決定了這種商業活動，不可能由兩大教權中的任何一方把持。此時，猶太商人的存在起到經濟紐帶的作用，不至於因宗教的對立，阻礙商業交流的開展，進而影響到整個歐洲文明圈的經濟運轉。

此等形勢下，弱勢的猶太人更得堅決保證自身的獨立性，在歐洲文明圈中賺取商業利益，讓自己擁有好好活下去的資本。

以上分析，猶太人為何在流離失所的兩千年間，依然能在歐洲維持自身獨立性，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只不過，猶太人的腳步並不僅限於歐洲，在西亞、非洲，甚至在中國，猶太人處處可見。為什麼猶太人在這些地方，依然能保證自己的民族獨立性呢？

答案是「趨炎附勢」幾經歲月的流逝，在很多歐洲之外的地方，猶太人的民族獨立性也漸漸暗淡下來。而在19世紀後，猶太人在美國混出了名堂，掌控了世界上絕大部分的財富。為了加強猶太勢力，猶太——以色列興起了一陣民族意識喚醒的風潮。當今社會，猶太人憑藉其巨大影響力和較高的社會地位，一些本已融入其他民族的猶太人，又力爭恢復自己猶太人的身份，從而謀取物質或精神上利益。

當然，趨炎附勢乃人之常情，誰都想來人間一遭，不說榮華富貴加身，但至少也不要弄得如喪家之犬般可憐。二戰後的猶太人徹底翻了身，在之前的幾千年里，猶太人忍氣吞聲，履遭打壓。這種壓制的頂點，便發展成20世紀納粹對其的種族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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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第88節。喜歡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的讀者，請用微信搜索公眾號：雲石，收看雲石全部系列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