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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科研工作者的疾呼:非得把為國效力搞成比慘大賽嗎? | 袁嵐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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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如果我們做一個藝術的誇張,把各種倒霉事集中到一個假想的中國科研人員身上,就會出現這樣的荒誕劇:主持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疲於奔命應付各種表格、評估和評獎。國家只給設備費,不給勞務費,只得借錢給下面人發工資。雖然整天講豪言壯語,也有人不負眾望地積勞成疾英年早逝,但由於收入太低,還是有許多人被其他行業挖走。在做出重大成果的前夕,審計發現大筆款項使用不規範。抓起來審判,憤怒的群眾高呼打倒蛀蟲。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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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16年5月發表於觀察者網 作者:袁嵐峰

一台印表機折射出的價值觀問題

最近,全國的事業單位都在進行實物資產清查。摸清家底固然是好事,不過這個系統.頗能給人些「小驚喜」。要報廢一台用了10年的印表機,就引出了一個長長的序列:填申請單,自己簽字,部門領導簽字,三個人組成的鑒定小組簽字,學校資產管理部門簽字,校領導簽字……一台印表機報廢,居然要國家實驗室副主任和校領導簽字!經辦的國家實驗室秘書都大搖其頭。我不禁想到一個問題,以人為本的意識不足,是不是已經成為我們科研體系的瓶頸了?

發了一條吐槽的微博,引出下面許多人的苦水。例如@裝甲師就是我:採購一台電腦都要經過幾道關卡,還要報政府採購,等了半天電腦到手,還不是需要的類型,並不好用。@晴耕雨讀樂隨緣 :很多十多年前買的電腦還需要清查,大量消耗老師們的時間。@里希特小霍芬:很多本身就有使用壽命的東西,就應該設定自動報廢時間,從人力時間成本看,很多設備報廢后殘值都抵不上處理廢品的錢。@Jr暴 :我很崩潰,報廢一台電腦,顯示器還是可以用的,比如接雙屏什麼的,因為是一套,必須搭著顯示器一起報廢。@孟寧V5:這些雜活應該是管理人員乾的,搞得教授們成干雜活的了,出差報銷搞得像孫子一樣找這個找那個簽字。

相聲《小偷公司》:「副組長拿過來一看,先畫了個圓圈:基本同意,請組長酌定。組長畫了個圓圈:請副科長酌定……請科長酌定……請副經理酌定……請總經理酌定,總經理拿來一看——五個圈兒。」

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很有趣:你不是最喜歡鼓吹中國科技成就的嗎?(參見《中國科技實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國》,袁嵐峰:中國科技實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國)怎麼也來吐槽中國的體制問題了?

回答很簡單:我並不是永遠都捧,也不是永遠都貶,而是有一說一,該贊就贊,該批就批。用鄧小平的話說,「我是實事求是派」。而且從一個更大的圖景上看,以前我們的科技成就太少,所以總以造了哪些東西為榮,兩彈一星夠自豪幾十年的;現在具體的成果遍地開花,所以該上層次了,多考慮考慮體制、文化的問題。

崔院士的頭號煩惱

其實我和諸位微博朋友的吐槽只是小兒科,早有重量級的珠玉在前。2016年4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崔院士的三個煩惱》(袁嵐峰:崔院士的三個煩惱引人深思),敘述中國大天區面積多目標光纖光譜天文望遠鏡(LAMOST,簡稱「郭守敬望遠鏡」)首席科學家、中科院院士崔向群(!)的煩惱。她的三個煩惱,第二個是外國在迅速追趕(是的,郭守敬是世界領先的),而項目難以得到持續支持,第三個是一些人總是認為中國人做的不行,應該老老實實跟著國外做。這些無疑都是嚴重的煩惱,不過在本文中,我們打算主要討論第一個煩惱。

郭守敬望遠鏡(LAMOST)

崔院士的第一個煩惱是什麼呢?居然是沒錢發工資!

崔向群說:「LAMOST建成後至今,國家每年都會給一筆運行費,但是卻沒有相應的人員經費,我們只好借錢來發薪。2014年,我們就已經欠了2000多萬元,到現在只會更多。」……

目前,LAMOST每年從國家獲得3000萬元運行費,但是其使用範圍受到嚴格限制,比如備件更新、消耗品、水電費等,用於人員的只能是出差、開會,不能發工資,甚至不能用於大科學裝置所在地工作出差。

「不僅LAMOST有這樣的情況,大科學裝置基本上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崔向群說,更讓她擔憂的是,由此造成科研隊伍不穩定,高水平人才留不住。「科研工作的本質是高強度、高水平的人類腦力活動。即便再重大、再先進的科研裝置,缺少了具體人員的設置、操作、維護乃至後續的數據採集和分析,就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

真是令人目瞪口呆。說實在的,看到崔院士苦口婆心地解釋「科研裝置不能沒有科研人員」這種小學生級別的常識,我都覺得臉紅。

果德安的白條和頭髮

崔院士的煩惱並不是孤例。2016年5月16日,《解放日報》頭版刊發《中藥標準國際化的拓荒之旅——記中國科學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中藥現代化研究團隊》(中藥標準國際化的拓荒之旅 01-要聞-解放日報)。由首席科學家果德安研究員領銜的團隊,作為中國學者,制訂了第一個進入美國和歐洲藥典的中藥標準,初步實現了國務院提出的「中藥標準主導國際標準制訂」戰略目標。其中出現了這樣一個故事:

不為人所知的是,在拿下這個重要獎項(按:2012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的前後,正是這個團隊最艱難的時候。科研人員的工資長達一年時間沒有著落,果德安天天晚上睡不著,甚至掉頭髮。相比美國高達50%的科研人頭費,當時的這個科研團隊按規定只能拿出5%科研經費作為勞務費,偏偏那時候新葯研發還沒有階段性成果,也缺乏企業的橫向經費支持。為了讓團隊安心工作,果德安一個人扛下此事,「偷偷地」向所里打了一年「白條」。就算在最困難的時候,這個團隊也沒有裁減過一個人。

又來?!不知道記者是把這件事作為一樁佳話還是一個要反思的問題,總之這種「既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現象是有一定普遍性的,足以令人汗顏。

在創業熱潮中鼓吹安於清貧

我在《「國家的人」,就該少拿錢?》(袁嵐峰:「國家的人」,就該少拿錢?)里,指出過這種怪現象。

《大國工匠》的第一(《大國工匠》第一集開播:揭秘中國火箭)、三(《大國工匠》第三集「兩絲」鉗工顧秋亮 「蛟龍號」潛航員以生命相托)、四(《大國工匠》第四集:國產大飛機的首席鉗工胡雙錢)集,分別介紹了給火箭焊「心臟」的高鳳林、在中國載人潛水器的的組裝中實現絲級精密度的鉗工顧秋亮和中國商飛大飛機製造首席鉗工胡雙錢。說到他們的待遇,畫風是下面這樣。「很多企業試圖用高薪聘請他,甚至有人開出幾倍工資加兩套北京住房的誘人條件。」「他原來所在的實驗室一直希望他回去,收入能多一半,這對於他這個單職工、女兒上學急需用錢的家庭來說,能起不少作用。」「私營企業的老闆甚至為他開出了三倍工資的高薪,但是胡雙錢拒絕了。」「老胡沒有給家裡掙來更多的錢,卻帶回了一摞摞的獎狀證書。」

胡雙錢,中國商飛上飛公司高級技師,35年產品無差錯

正如有人總結的,長期的宣傳給人的印象是:好工人停留在髒亂差窮不顧家,好乾部停留在清廉絕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諒寬容倒貼錢。總而言之,不把為國效力搞成最慘的事,就不罷休啊!

更加讓人覺得神奇的是,當今最火的潮流是創業,政府和社會都明明白白地鼓勵大家追求財富。在這種背景下,一宣傳科學家和勞模,卻仍然是淡泊名利,安於清貧,生活儉樸,拿錢少,不顧家,積勞成疾,英年早逝……這是啥效果?同在一個社會裡,如果強行用兩套評價體系,必然毛病百出。

科研經費能否用於獎勵科研勞動?

2016年5月,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部經費監管事務中心(請注意這個單位的名稱)的劉俊責、朱明兩位同志發表文章《科研經費怎麼管才能沒問題》(科研經費怎麼管才能沒問題)。他們開宗明義指出:

近年來,有關科研經費的審計披露問題和貪腐報道屢屢見諸報端,給公眾造成一種「錯覺」,似乎整個科研系統是「壞的」、所有科研機構是「完全沒有效率的」。筆者以為這種「錯覺」對廣大科研人員極其不公,不利於創新型國家的建設。

後面指出了問題的思想根源:

政府方,無論是主管還是監管部門均認為:科研人員有穩定的工資收入,科研經費是用於科研人員從事科學研究的條件保障,因此只能用於差旅、會議、設備購置、專家諮詢等各項科研工作開展所必須的費用,不能轉化為有穩定工資收入的在職科研人員的個人收入。而廣大科研人員認為:工資收入只是基本的低水平保障,科研經費除了保障科研條件之外,有很大部分是彌補自身的勞動,或者說是對科研人員從事額外科研勞動的補償。這也是在媒體刊登「報銷噩夢」,吐槽高校科研經費體制之後能夠迅速引起社會尤其是廣大科研人員廣泛共鳴的理念基礎。

作者們最後建議:

必須從國家戰略層面明確:科研經費究竟是100%科研條件保障,還是有多大比例能夠用於科研人員勞動補償。

科技人員應是社會的中高收入群體?跟誰比?

談到這裡,我想起一個說法,「科技人員應是社會的中高收入群體」。有趣之處在於,現在難道不是這樣嗎?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15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2029元(城鎮非私營單位員工去年平均工資為62029元_新聞中心_中國網)。分行業看,年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個行業是金融業114777元,信息傳輸、軟體和信息技術服務業112042元,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89410元。看,科技人員的收入僅次於理財經理和程序員,是不是覺得有點感動……

從日常的觀察來看,科技人員的生活水平顯然也高於大多數人(除了像崔向群和果德安的例子中這樣工資朝不保夕的)。所以中高收入群體這話,有點無的放矢。真正的問題是,跟誰比?

2015年12月6日,中山大學發布《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2015年報告》(我國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28年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政府門戶網站)。報告顯示,2014年我國勞動力受教育年限以中等教育為主,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28年。初中畢業的佔比最高,為46.97%;其他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由多到少依次為小學、普通高中、中專、專科、本科及以上。

從事科研工作的人,學歷普遍是博士、碩士。寒窗苦讀20年,收入超過只受過9年義務教育的,完全沒有懸念,這種比較沒有多少意義。真正的比較對象,是跟自己受過相近程度教育的人。那麼問題就來了,一個班上出來的同學,在企業工作的收入動輒是做科研的好幾倍,人心能穩定嗎?

同樣的問題尤其適用於醫療領域。每當發生惡性傷醫事件,總會有人說醫生是高收入群體。這話真令人寒心,好像高收入就活該被砍似的。別忘了醫生從業之前要訓練多少年,收入難道不應該大大超過初中學歷人士?跟醫療行業的辛苦和風險相比,醫生完全是個低收入行業,好嗎?

基礎研究怎麼辦?

政府其實也注意到了這些問題,所以提出「要創新收益分配機制,讓科技人員以自己的發明創造合理合法富起來」。這當然是大好事,不過這是在創業的語境下說的,只適用於把研究成果轉化成經濟效益的科技人員。還有大量的科技人員從事的是暫時無法轉化的基礎研究,他們怎麼辦?

這裡我想強調一下,在任何科技先進的國家,基礎研究的大部分都是靠國家撥款的。我們現在需要培養鼓勵富人向基礎研究投資的文化,不過這隻能是補充,大部分仍然要靠政府,責無旁貸。如果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清,推卸責任,對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將會造成嚴重損害。

楚漢相爭時,劉邦拜韓信為大將後,問他如何定國安邦。韓信向劉邦分析項羽的缺點:「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看到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就需要實實在在地投入資源,否則說再多都是空談。口惠而實不至,結果必然是「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唐世平的大聲疾呼

2016年5月,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唐世平發表了一篇文章《不要瞎折騰高校和科研機構》(21ccom.net/html/2016/gq),言辭懇切地呼籲改變:

不幸的是,近來國家某些部門出台的一些政策全都是在瞎折騰高校和科研機構。這種狀態如果持續下去,中國將嚴重打擊自己的科研創新能力,等於自廢武功,從而喪失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基礎能力。因此,本文呼籲中央堅決制止這些瞎折騰的政策,還高校和科研機構一個安靜和平靜的科研環境……

對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科研經費的報銷制度一再收緊,但又不允許獲得基金資助的科技人員從基金中提成勞務費,甚至限制能夠發給學生和合作者的勞務費的發放額度。這使得許多科技人員不得不花他們自己或者他們學生的時間和精力來用完這些過期作廢的科研經費。這樣的政策無視科技人員的腦力勞動是科研中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最後,是一個老惡政:那就是高校和科研機構泛濫成災的表格、評估和評獎……

瀋陽機床集團的無為而治

說到這裡,想起最近的一樁喜訊。瀋陽機床集團開發出了世界上第一個智能、互聯數控系統「i5」,這是中國產業升級宏大背景下,中國工業正在發生的具有時代啟示意義的革命性創新事件。面臨爆炸性的市場需求,全廠在為提升產能而奮鬥(路風《在「東北塌陷」核心區,老牌國企演繹逆天創新》,在「東北塌陷」核心區,老牌國企演繹逆天創新)。

習近平曾視察瀋陽機床,圖左一為沈機董事長關錫友

這個系統之所以能開發成功,除了朱志浩領導的研發團隊的奮鬥以及當地政府和沈機董事長關錫友的大力支持之外,還有一條重要原因,是政府和關錫友一直沒有干預項目進程:

2012年,是關錫友最難過的一年:對數控開發項目的投資已經是第5年,上海團隊已經花掉五六億元,瀋陽的庫房裡還有一堆做實驗報廢的機床,但關錫友卻看不到成果。

「老朱找我說又沒錢了,還要3800萬,我問你都花哪去了?這也看不著啊,他那除了計算機啥也沒有。他說廢品都給扔了,我說你得留著啊,審計要查就跟他說花這上面了啊……我不知道老朱承擔了多少壓力,我承擔的壓力就是沒法交待。」

連年投入上億,始終不干預,許多開銷沒有證據……幸虧這是企業,要是像科研院所那樣審計,恐怕早就當貪污犯抓起來了,然後群眾拍手稱快。

計劃外生存的自主創新

路風教授在他2006年的傑作《走向自主創新》中講了很多行業創新的故事,往往讓人百感交集。例如開發出SCDMA無線市話的信威公司當初能存活,取決於一個偶然的原因:大慶電信局的領導寧死不買市場主流的日本貨,買了信威的。為此他還被懷疑受賄,審查了好久。又如1994年的《國家汽車工業產業政策》規定:「國家鼓勵並支持汽車工業企業建立自己的產品開發和科研結構,通過消化吸收國外技術形成獨立的產品開發能力。」居然完全忘記了還有自主開發這回事!難怪中國汽車產業的「市場換技術」成了輿論的箭靶子,一汽、二汽、上汽合資了幾十年都不會自己造車,最終還是要靠自主品牌車企。

這些故事給人的印象是,中國的頂層設計就對創新不夠重視,在規章制度上又有很多錯誤的導向和不必要的限制。成功創新的往往是逆流而上,有很大的運氣成分,如果一切嚴格按照規定來早就沒戲了。

人生如戲

以上舉了很多各個方面的倒霉事。當然實際上這些都是支流,大多數情況下中國的科技人員還是能正常工作的,而且成就斐然,已經讓中國上升到了跟英法德日同級、只跟美國有顯著差距的科技強國(再次安利我的《中國科技實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國》,袁嵐峰:中國科技實力正以多快的加速度逼近美國)。不過如果我們做一個藝術的誇張,把這些倒霉事集中到一個假想的中國科研人員身上,就會出現這樣的荒誕劇:

主持一個重要的研究項目,疲於奔命應付各種表格、評估和評獎。國家只給設備費,不給勞務費,只得借錢給下面人發工資。雖然整天講豪言壯語,也有人不負眾望地積勞成疾英年早逝,但由於收入太低,還是有許多人被其他行業挖走。在做出重大成果的前夕,審計發現大筆款項使用不規範。抓起來審判,憤怒的群眾高呼打倒蛀蟲。卒。

目睹十幾位同事犧牲,心懷憧憬

以上故事純屬虛構。不過「卒」的例子還真不少,媒體特別愛報中國科研人員英年早逝的好榜樣。例如2016年5月的《遼寧艦功臣曝施工細節:目睹十幾位同事犧牲》,本意是宣傳航母特種裝置工程副總設計師王治國的重要貢獻,不過其中有句話怎麼看著這麼不是味兒:「從工程啟動開始到航母正式交付的這段時間裡,王治國親眼目睹了十幾位同事因為工作勞累犧牲在崗位上,他卻沒有因此退縮,而是心懷憧憬地堅持著。」這是要憧憬啥!反人性的宣傳,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現在你去查這條新聞,看到的已經不是「犧牲在崗位上」了,而是「累倒在崗位上」。祝賀,這說明編輯們也是正常人,知道把喪事當喜事報是高級黑。但是標題沒變,仍然是《目睹十幾位同事犧牲》!好吧,全暴露了。

政者正也

講了這麼多壞消息,最後講一條好消息。2016年5月,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將提高兒科醫務人員薪酬待遇。終於走上正路了。

中國的兒科醫生長期以來是「三高兩低」(高風險、高難度、高投入,收入低、滿意度低),拿錢少還經常被醫鬧砍,早已不堪重負。去年衛計委提出的辦法,不是提高兒科醫生的待遇,而是降低兒科學生的錄取分數線。這種政策令人大失所望,兒科醫生出現離職潮。現在政府終於下定決心,實實在在地投入資源來解決兒科醫生的關切,善莫大焉。

希望這種以人為本的正確思路擴展到全國科研體制以至所有專業職務體系的改革,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我們「心懷憧憬地堅持著」。

後記:托學生去交報廢印表機的表格,學生告訴我,系統又升級了,加了一道財務處的章,需要重新申報。

背景簡介本文作者為袁嵐峰,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化學博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微尺度物質科學國家實驗室副研究員,科技與戰略風雲學會會長,微博@中科大胡不歸 ,知乎@袁嵐峰 (袁嵐峰 - 知乎)。

責任編輯:孫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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